謝辰生：我已決心以身殉城|以身殉什么

　　很多人熱愛謝辰生，說他就是中國的一件珍貴文物；也有很多人恨他，恨他的人多半也覺得他像文物，或許更像時代洪流中一塊格格不入的頑石。 　　 　　2009年4月20日，謝辰生再次住進了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特需病區(qū)病房，接受癌癥治療期間的例行檢查。
　　記者前往拜訪時，是他進院的第三天早晨。
　　病房里陽光很充足，老先生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看書，聽到敲門聲，溫和地說，“請進”。陽光下他的頭發(fā)已全然灰白，臉上縱橫的歲月痕跡提醒著來訪者，面前的老人已經87歲了。
　　雖然看上去精神不錯，但年前他曾因癌癥進行過兩次手術，此時以任何名義去打擾他的休養(yǎng)，似乎都是不合時宜的。然而對于謝辰生來說，窗前翻書的閑適狀態(tài)并不是他生命的常態(tài)。
　　1995年從國家文物局離休時，他已經73歲。恰恰就在他本應安享晚年的這些年里，中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卻四處告急：北京皇城要拆，無錫要拆，秦淮兩岸要拆……
　　每一道拆遷令，每一條胡同的命運，無一不牽動著老人的心。
　　
　　垂暮之戰(zhàn)
　　
　　從表面上，其實看不出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是一位癌癥患者，他看上去甚至比很多同齡的老人更有精神。即便在醫(yī)院病房里，他的手機也總是開著，一個足夠震撼力的電話過來，87歲高齡的老先生馬上就會進入一級備戰(zhàn)狀態(tài)。
　　“拆啊，北京在拆，南京在拆……到處都在拆……”
　　“中國對文物破壞最嚴重的時期不是‘文革’，而是90年代以后。今天對文物的破壞比‘文革’嚴重一萬倍，你要我說實話就這么同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一切向錢看。人心，壞透了。”老先生喃喃地說著。
　　文物保護界的專家、志愿者，甚至很多住在老胡同里的普通北京老百姓都知道，古建筑出事了，老房子被拆了，找謝辰生最好。因為他是最積極的保城死硬派，而他說的話，做的事，也最有敲山震虎之效。
　　2000年，北京出臺危舊房改造5年計劃，一片片老城胡同在輾土機的轟鳴中倒下，謝辰生聯同20多位專家學者上書中央，直斥拆除行為違反北京人文奧運，將會成為千古罪人。這封信導致5年拆除計劃只執(zhí)行了兩年多就停了下來。2002年，北京南池子改造工程以修繕為名，將位于故宮東南側的“南池子歷史文化保護區(qū)”內200多個院落打散重建，謝辰生再次起草聯名信對改造工程進行批評，阻止南池子試點方式推廣。
　　2005年，他上書溫家寶，推動了《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和中國第一個文化遺產日的出臺。2006年，他就南京、常州保護問題上書溫家寶，推動了《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保護條例》的出臺。2009年，他就北京長安街六部口拆遷改造，再次上書胡錦濤和溫家寶。
　　老城改造幾乎每到一個關鍵時刻，都會聽到老先生的聲音。他不惜耗盡晚年所有的時光與精力，為這令他痛心疾首的一切打一場垂暮之戰(zhàn)。
　　
　　立法之筆
　　
　　“沒有誰像他這么堅定，也沒有誰像他那么執(zhí)著�！北本┑奈奈锉Ｗo志愿者這么形容謝辰生。這份堅定與執(zhí)著并非沒有因由。雖然自嘲一世無權也無財，但老先生在中國文物保護史上有著特殊的位置，他一生的經歷寫下來，就是半部新中國文物保護立法史。
　　“我從解放前開始跟隨鄭振鐸先生從事文物保護工作。1949年中國解放，鄭先生又把我引薦進文物局。那時候中國文物外流情況非常嚴重，所以我在文物局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起草新中國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文物輸出，同時草擬關于考古發(fā)掘及古代建筑保護的辦法。
　　
　　“1951年法令頒布后，很快就把情況控制住了，這標志著我國文物大量外流的歷史時代的結束。之后我又陸續(xù)起草了《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中國文物法》等�！�
　　可以說，從事文物保護工作60多年，謝辰生一生都在致力于推動中國文物保護的立法完善。然而，盡管筆下書寫了不計其數的法律、法規(guī)、文件，晚年的他卻不得不面對一個無奈的現實：中國經濟發(fā)展起來了，法制建設也號稱越來越完善，但他終身為之奮斗的文物保護事業(yè)卻在“倒退”。
　　“從建國后頒布一系列文物保護條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再到80年代初，國內沒有文物犯罪，沒有文物走私，也沒有文物盜掘。那都是非常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利益第一。壞了，沉渣泛起，偷盜、走私都出來了。
　　“90年代的盜墓風氣，不要說建國以來，就是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那么嚴重過，很多地方都被挖光了。拆毀歷史文化建筑的問題也是從那時開始出現的。
　　“根源是指導思想上出現了許多矛盾：文物工作是保護為主還是利用為主，或是保與用并重?比如趙紫陽提出‘以文物養(yǎng)文物’，那就是完全從經濟的角度考慮，要把文物變成產業(yè)了，要賣文物啊。新任的文物局局長也問我，能不能賣兵馬俑。我說這不行，絕對不行!后來在我們的強烈建議下，中央才把‘以文物養(yǎng)文物’這句話從文件里去掉了。
　　“但話是去掉了，這個思潮始終還是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古城危機
　　
　　令老先生最切齒痛恨的，是90年代后各地政府紛紛與房地產開發(fā)商聯手進行的老城“改造”行為。
　　所謂改造，無非是拆毀古舊的道路建筑，蓋起高樓大廈；又或是像南池子改造工程那樣，打散原有的舊城結構，建起仿古的新建筑。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商業(yè)價值為主導。這樣的老城改造工程，既能為當地獲得財政收入，又能產生政績。在利益既得者眼里，老城古建在這個過程中的犧牲，也許不過是順應時代和經濟發(fā)展的一點點副作用。
　　但對于畢生都在從事文物保護工作的謝辰生來說，則痛徹心扉。
　　“文物是什么?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載體，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歷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毀了，依附在其上的珍貴價值也就不復存在了。我們怎么能讓自己的國家民族斷根丟魂?保護文物只能保守，不可粗暴。保守如果錯了，不過是多保留了個文物，隨時可以糾正；但如果毀了個珍貴的文物，你永遠無法糾正，損失是不可彌補的�！敝x辰生在聲嘶力竭地疾呼。
　　然而，不要說90年代前他身在其位時也未曾掌握過什么實權，如今他更只是一位退了休的老專家，欲以一家之言阻擋經濟和政績雙重驅動下的政府行為，無異于螳臂當車。
　　北京的胡同，南京的老巷，廣州的騎樓和西關大屋……全國各地的歷史文化建筑都在開發(fā)商與地方政府聯手的“改造”旗號下搖搖欲墜。
　　“一開始我毫無辦法。”老先生嘆著氣�！爱敃r唯一的轉機是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看到這個情況，提出皇城應該整體保護。我馬上去找劉淇，說很贊成他的看法，并給他出了一些主意，他也很滿意，接受我的意見。
　　“但是，劉淇剛做了這個決定，就碰上‘非典’了�！�非典’前北京市長是孟學農，對皇城保護計劃配合得很好，如果他一直配合這 個工作下來，北京應該可以保護得很好。但因為非典，孟學農下臺，王岐山來了。王岐山其實也還好，也是接受保護意見的。
　　“問題是‘非典’結束后，開發(fā)商又開始肆無忌憚地干起來。我說這樣搞絕對不行。但開發(fā)商很厲害啊，他們誰都不怕。北京市市委雖然說了話，但區(qū)里根本不理你那一套，照干不誤啊。那時候，拆得真是夠嗆的。”
　　話到激動處，謝辰生有時會邊說邊揉著左邊胸口，那是心臟的位置。
　　令他痛心的，不僅是只能眼睜睜看著文物、古建被毀壞而無能為力；同時，他也清楚地看到，時至今天，面對猖獗的文物走私，以及對歷史文化建筑肆無忌憚的破壞，那些由他親手起草的法律法規(guī)，能起到的掣肘作用竟是微乎其微。
　　“半生立法，法是立起來了，但面對目前的形勢如何執(zhí)法?現在表面上是開發(fā)商法人犯法，但背后的靠山是地方政府。文物局管不了政府啊，我是市長、區(qū)長，你局長跟我唱對臺戲，我把你撤了，你有什么辦法?國家文物局也沒轍，權不夠大，人家市里不理你�！�
　　
　　以身殉城
　　
　　“我只好給中央寫信。”那時是2003年9月。
　　當年文物局里一支筆，伏案數十個春秋書寫法典文件，那是在推動整個社會的立法建設，人是雄心勃勃，滿心愉悅的；而如今提筆給中央寫信，是因為終其半生建立起來的秩序已然一朝崩壞，他只能試圖用個人的影響力左右時勢變化。
　　心里不是不悲哀。
　　與謝辰生有近10年交情的《城記》一書作者王軍回憶，這封信送出前他曾看過，信中一句話讓他至今想起來依然有揪心的感覺。老先生在信里說：我現在已經80多歲了，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情(文物保護)，現在我已決心以身殉城!
　　雖然，與記者談話的過程中，他極少描述自己內心的悲壯感。
　　王軍說，謝老上次檢查時，發(fā)現體內癌細胞已經開始擴散，身體每況愈下。然而一些跟他已經很熟的志愿者根本不知道他最近的身體情況，有事還是習慣打他的電話，請他想辦法。因為他的身份，也確實能比別人多說上幾句話。
　　“他通天。”一位北京文物保護志愿者形容。
　　“我寄信給溫總理，他經常都是當天馬上批復的�！敝x辰生說。也許現在也只有這一點，能成為支撐他繼續(xù)戰(zhàn)斗下去的力量了。
　　“2003年的信寄到中央，胡錦濤和溫家寶很快就批了。胡錦濤批得很明確：注意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和主城網，關鍵在于狠抓落實，各方面都要大力支持。溫家寶也說：保護古都風貌和歷史文化遺產，是首都建設的一件大事，各有關領導都必須提高認識。那都是說得非常好的，所以一下把北京這事給壓住了。當然個別事件還有，但大規(guī)模拆建總算是壓下來了。
　　“根據中央指示，要把保護古都風貌提到日程上來。中央重視，劉淇重視，同時正好首都總體規(guī)劃要出臺，于是2004年出臺的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第七章，專門提出了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保護原則，并列出了很多具體實施細則，都非常好。特別在奧運的時候，北京市政府撥出10億，從此北京危舊房的改造堅持政府主導、公益性優(yōu)先，總算把開發(fā)商通通趕走了。
　　“所以說，還是有些成效的，慢慢地有所改善吧�！敝链耍�老先生臉上激憤的神情終于漸漸和緩了下來，露出微笑。
　　
　　喜怒無常
　　
　　王軍形容，這些年他認識的謝辰生“喜怒無�！薄１３枪ぷ髦灰�稍有成果，80多歲的老人能像孩子般樂得手舞足蹈，但鬧心的事情一旦發(fā)生，他又立時沮喪得無以復加。
　　保下北京的成績雖然令人鼓舞，但實際上歷數老先生這些年傾盡全力進行的名城保衛(wèi)戰(zhàn)的成與敗，殘忍地說，敗是徹底的敗，勝，也總是打點折扣。
　　“文物古建保護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拆了，就永遠恢復不了。一聽說要拆，我們就去保，最后保下來一部分，但一開始拆掉的那些總是無法恢復了�！倍�即使是現在，北京老城保護依然存在危險：北京市總體規(guī)劃劃定的33片保護區(qū)，只占老城面積的29％，保護區(qū)里又分了重點保護區(qū)和建沒控制區(qū)，這重點與非重點之間，控制區(qū)和保護其之間，彈性很大。至于其他城市，有時更是鞭長莫及。
　　“現在有很多地方還是開發(fā)商在搞……唉，很難說到底怎么樣，我也說不清楚，只能說有事發(fā)生了，我知道了就去呼吁。但很多時候都是市長帶著干，我也沒辦法……”
　　就在老先生準備住院檢查的這段日子里，南京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再度告急。
　　秦淮河自東向西，橫貫南京老城南，自東吳定都始，至明代煌煌大成，曾成就了中國古代最繁華的都市。1980到1990年代，歷史街區(qū)曾因舊城改造被嚴重破壞，只有數塊孤立的明清街區(qū)仍點綴在秦淮河邊，更是彌足珍貴。
　　然而2006年，南京市“建設新城南”城市改造項目啟動，僅剩的明清街區(qū)面臨著被拆建一空的局面。南京文物保護志愿者姚遠得知這個信息，曾致函數百位文物保護專家及政協(xié)委員、人大常委，希望他們能挺身而出，阻止拆毀老城。
　　謝辰生是第一個做出回應的�！凹某龊蟮牡诙�天早上8點多，我剛開手機就接到了他打來的電話，”姚遠說，“他說，我是謝辰生啊。我一聽，眼淚都快下來了，因為我知道南京有救了�！焙髞�，也是他上書溫家寶，促使總理派人到南京調查，把事件暫時壓了下來。但時隔兩年，風聲過后，南京的拆建工程又再抬頭。
　　在醫(yī)院里的謝辰生聽說了這件事，緊閉著眼，久久才呼出一口氣：“都是這樣的，就算是總理說的話，當時答應得好好的，過陣子又干起來�！彼�又陷入了焦慮和沮喪中。
　　
　　法治，人治
　　
　　這種時常激烈的情緒起伏，對老先生的身體狀態(tài)造成了一定影響。每談到激動處，他原來清晰的思維就會陷入暫時性混亂，隨后臉現疲憊，需要停下來休息半日。
　　訪談因此不得不斷斷續(xù)續(xù)地進行了3天。
　　第二天，他的女婿守在病房里，趁老丈人不留意時，悄悄叮囑，采訪時間切忌過長。
　　盡管親人在擔心，但他們對老爺子毫無辦法。熟悉謝辰生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在家，電話打過去，聽到的肯定是他的聲音。他不許老伴接電話，生怕告狀的人被她擋駕了：
　　有時連王軍都看不過去了：“北京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電話，一有事就打電話給他，說我家房子被折了。老爺子一聽，肯定坐不住了，要馬上過去看。所以這幾年我常跟他們說，謝老現在是個癌癥患者，你們不要老打電話給他，讓他歇一下。
　　老先生就像滅火隊，哪里出事了就撲到哪。
　　除了不斷上書呼吁保城外，這幾年，他還致力推動了2006年中國第一個文化遺產日，以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保護條例》的出臺。
　　“如果說《文物保護法》對名城保護沒有特殊的針對性，那么《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保護條例》夠針對性了吧，但實行起來依然困難重重。
　　“建設部牽 頭，找了一批專家開個會，各自發(fā)表意見就完事了，我提意見說這不是在管啊。起碼要在全國召開市長大會，選擇好的典型推廣壞的典型處分，立起標準來。像北京這樣的方式就可以在全國推廣。但人家部里不聽你的啊。
　　“當然也有好的。北京市劉淇很重視，就好了；無錫以前做得不好，后來來了個好人(無錫市委書記楊衛(wèi)澤)，就好了。法律不起作用，保護得好不好要看人。
　　“所以現在我想辦法去鼓勵他們，去年我們把楊衛(wèi)澤評為文化遺產保護的十大杰出人物，他越來越高興了�，F在江陰市也找我，我建議他們按著北京的辦法干。我們現在能做的只有這么一點，用好的典型推廣影響別人。其他還有什么辦法?沒有辦法了�！�
　　
　　有多少人愛他，就有多少人恨他
　　
　　看著他那灰白的頭發(fā)，緊鎖的眉頭，以及因為疲憊而緊閉的雙目，會令人感到驚詫，眼看力保的陣地已經越縮越小，而真正的法治現狀還是毫無改善，他怎么還能夠堅持下來?
　　“很多人都會退縮，因為利益相關，或者因為失望。只有他從不會�！敝驹刚邆冋f。
　　早期，他在文物局任業(yè)務秘書，后來是研究室主任，再后來是班子里的顧問，從未踏上過權力的巔峰；他和老伴所住的家，還是水泥地面，桌上那盞80年代的老臺燈，不知道為什么這么多年都沒有壞。
　　人沒有權色財欲，就沒有弱點。
　　“開發(fā)商給我送錢?有啊，送過很多次。我上交紀委就完事了�！崩舷壬鷶[擺手，覺得這些根本不算事。
　　“我現在在擔心……我是帶病生存的，生到哪就到哪，什么時候完就什么時候完。由不得你啊�！蔽覀兌夹⌒幕乇苤�一個話題，沒有直接說出口。那就是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下老先生滅火隊的角色不知道還能擔當多久。
　　繞了個圈子后他發(fā)現，個人的力量有限，要解決本質問題，還是得回到他的老本行――立法、執(zhí)法。“我現在最希望的是加強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的級別，樹立文物部門的執(zhí)法權威。比如說文物局可以獨立出來，或者提高規(guī)格。不提高規(guī)格也可以，至少要賦予他權力――你真干我真整你，得這樣才行啊。必須動真格的，不動真格沒辦法。文物法2002年修訂，給予了行政部門的一些權力，但還不夠，還得加大力度�！�
　　“我在文件里還提過，除了要樹立文物工作部門的權威，同時要規(guī)定他們的職責出了事情你沒去管，那首先你也要負責任。但我寫是這么寫了，推行起來沒這么簡單，走著瞧吧�！�
　　采訪的這幾天里，他一直在看《毛澤東傳》，有時我感覺他極其不樂意接受這個時代的變遷，還時常懷戀著50年代那種法令之下雷厲風行的社會風氣。
　　“建國以來，我最喜歡的是50年代�！�
　　很多人熱愛謝辰生，說他就是中國的一件珍貴文物；也有很多人恨他，恨他的人多半也覺得他像文物，或許更像時代洪流中一塊格格不入的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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