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野百合到野草莓：２０年臺灣青年學運反思_野草莓根的功效與作用

　　[編者按] 　　“五四”運動的兩位北大學生領袖，率隊游行高舉大旗的總指揮傅斯年和親筆起草了《五四運動宣言》的羅家倫，在1949年皆選擇隨國民政府遷往臺灣。那一代“新青年”中，同樣選擇的人并不少。然而，遷臺之后的國民黨在總結大陸失敗的教訓時，自然地想到了青年學生運動對其政權的威脅性，在長達40年的時間里，蔣氏從未放松過對臺灣校園和臺灣青年思想的鉗制。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大學，最具影響力的青年導師，胡適之外，便是殷海光。生于1919年的殷海光先生自稱“五四之子”。他從不過任何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卻只在“5月4日”這天放鞭炮與學生慶祝并紀念。正是他及同代人在國民黨鉗制下以付出生命的代價所傳導并培育下來的“五四”精神，在臺灣經(jīng)數(shù)十年的醞釀，最終于80年代末期生長為改變歷史的又一女青年力量。除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思想外，左翼思想在70、80年代的臺灣流傳于更隱秘的地下，這一“五四”運動的另一脈絡在臺灣青年當中，同樣具備相當?shù)奈�引力，并直接構成�?980年代臺灣學運與基層民眾緊密關聯(lián)的另一譜系。
　　經(jīng)歷如上的發(fā)酵，涌動的社會思潮和學生運動最終引發(fā)了改變臺灣歷史的“野百合學運”，1990年3月和5月，在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中，發(fā)生在臺北中正紀念堂前廣場上的學生大規(guī)模靜坐抗議行動，改變了臺灣的歷史，也改變了中國學生愛國運動往往遭遇暴力鎮(zhèn)壓的宿命。
　　臺灣世新大學社會發(fā)展研究所副教授陳信行先生，生于1960年代，在學生時代便積極參與校園及社會抗議運動。1990年野百合學運時，他曾任廣場總指揮之一，他的口述清晰勾勒出1980年代迄令，獨立思考并自主行動的臺灣青年學生運動的脈絡與細節(jié)。
　　
　　我是1985年上大學的，學的工科，上課沒幾個月就覺得特別乏味。當時的高中和現(xiàn)在大陸的高中可能很類似，高中的老師會說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就是考大學，上了大學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結果上了大學也發(fā)現(xiàn)非常悶。關于社會上的事務、關于當時的政治的變化，老師大致都非常保守，常常站出來為國民黨辯護。
　　臺灣整個時代的氣氛到了1985年的時候，各種國民黨外的社會運動正在發(fā)生當中。我讀的是臺南的成功大學，大部分是工學院。當時我在的學生社團叫西格瑪社，是50年代就成立的讀書社團，到了80年代的時候，這個社團流傳地下的異議性書籍，我也跟著讀了一些。
　　很快的，1986年民進黨就成立了，大學里面仍舊很少有公開性的政治活動，除非是國民黨的活動。當時因為民進黨力量的介入，整個立法院已經(jīng)開始鬧哄哄，但校園還是一片沉寂。我們就搞了一些社會調(diào)查活動，做農(nóng)民與原住民問題的調(diào)查，把一些重大的農(nóng)村抗爭事件的調(diào)查，在學校里公開揭露，示威反對。到了1986年底，許多學校都出現(xiàn)了像我們一樣的學運社團，當時在我們學校里有兩三個這樣的社團，當然各自有不同的意見，但對打倒學校里面的思想鉗制，大家是沒有任何分歧的。
　　1986年底，我們在開始搞社團時，各校的學運社團就在秘密地串聯(lián)了，到了1987年初，我們就把串聯(lián)公開，臺灣各高校的一些學運社團形成了一個聯(lián)合組織，民主學生聯(lián)盟。之后幾年，到1990年，我一直在民主學生聯(lián)盟的南區(qū)，主要做的工作是跟臺灣各大學來的學生下到基層的社會運動里面，尤其是在農(nóng)村，有非常多的抗爭。我負責組織這些工作隊，另一方面我也漸漸變成南部一些地方環(huán)保運動的專職工作人員。
　　
　　學生的訴求其實蠻低的
　　
　　1987年，小蔣解除戒嚴，然后他就死了，之后“副總統(tǒng)”李登輝接任“總統(tǒng)”。那時臺灣還有“萬年國代”存在，大陸去的，天曉得這些“國民代表”在于什么，總之他們每個人匿名投票都是毫無異議地投給姓蔣的人當“總統(tǒng)”。1989年底，國民黨的宮廷內(nèi)斗也開始顯化，國民黨內(nèi)分成了兩派，主流派的李登輝、宋楚瑜等人；以及原來比較保守的一派，非主流派的李煥、郝伯村。兩幫人斗爭得很厲害。
　　剛好那年，1990年3月要開“國民大會”，要選舉“中華民國第七屆總統(tǒng)”。這些“國民大會”代表，雖然也都已經(jīng)七八十歲了，幾十年來在臺灣也沒干什么事情，但他們覺得自己的利用價值似乎開始沒有了，就做了些很荒唐的事情，譬如給自己加薪兩三倍，這個事情就引起了爭議。不只是黨外的，民進黨本來就會說國民黨貪得無厭，也包括國民黨里面的人，正在斗爭的兩幫人也會覺得這些老家伙太過分了。
　　這些事，媒體都給掀了出來，當然那時候我們都很習慣說，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媒體，要歪著讀，倒著讀，但那次確實非常大的一個意外，因為包括國民黨控制下的媒體，也會把這些內(nèi)斗給掀出來。
　　野百合3月學運，最開始的時候就是臺灣大學的幾個學生，自己決定說我們到中正紀念堂靜坐吧，訴求就是要求老“國大代表”下臺。然后幾個學運派系看到有人去了，也就過去看看�？吹綄Ψ接腥藖�，我們也就要上去，大家就這么吆喝著都來了，所以第一天規(guī)模就起來了。那時我所在的民主學生聯(lián)盟已經(jīng)蠻成熟的，運作得挺好了。一開始，我沒有管臺北的事情，我是負責南部的工作，我們也沒有覺得那是個特別重要的事情。靜坐進行到第二天，臺北的朋友打電話給我，說我們的人在現(xiàn)場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了，讓我去臺北替換，我就上去了口然后，從第三天開始接了廣場總指揮的位置。
　　這樣靜坐的事情我們之前看過非常多，但是那次確實很意外，因為電視臺來了，竟然都報道了，并且第二天都是頭版頭條。事實上整個動員都是媒體動員。我們之前透過學運組織系統(tǒng)動員的人每次最多也就是三四百人吧，那次電視甚至允許我們的人發(fā)言，剪掉的也并不太多，所以這一下子就來了幾千人。當時我們有點緊張。跟我們打?qū)ε_的臺大的一些負責人，我后來知道他們也緊張，想法跟我們差不多，就是擔心有些人是不是國民黨派來的，要不然為什么從來不知道這些人對政治有任何意見，卻一子都出來了，全臺灣有能力一下動員幾千個學生的，除了國民黨好像沒有別人了。
　　當時的學運組織本身還有一些派系的爭斗和彼此不信任，但正如我在那篇《我的野百合》提到的，我們之間的訴求，事后看來差別并不如我們當時想象的那么大，當然訴求的關鍵點都是不約而同的。運動開始發(fā)動時，訴求就是老國大代表下臺，大家就把它加在里面了。
　　其余三條訴求則是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制定政經(jīng)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與整個國民黨體制外的訴求非常吻合。而且這四個訴求從50年代末，就不斷地涌現(xiàn)出來，不斷有人出來抗議斗爭，不斷有人被抓被關。所以到了1990年，對于我們那代人來講，這個訴求根本上不需要動員，自然而然。
　　從3月16日到3月22日，6天的時間，廣場上最多時有1萬多人，我估計大概有一半是臺北各校的學生，另外一半是臺灣各地來的。到了晚上，有的臺北學生參與度沒有 那么高，隨時都可以回宿舍去，但晚上大概也還有五六千人。睡覺時，老師和學生是睡在圈子里面的人，圈子外面是更大的密密麻麻的，當時主要是支持民進黨的群眾。
　　作為廣場總指揮，我并不是決策者。我是聽后臺的決策小組，他們說干嘛，我就干嘛，沒說要干什么的時候，我就出來撐場面。有人要演講，就請他上來，講得太激動，就想辦法把他接下來。當時現(xiàn)場的氣氛蠻有趣的是，第一我們不太悲情，“悲情”是臺灣政治抗議運動向來的特征。大概因為很多人，所以興奮，又要表現(xiàn)得和民進黨有一些不同，譬如搖滾樂來做幾首歌唱唱，大家都很高興。如果搞嚴肅音樂的要來個四重奏，大家就會不喜歡，會抗議。另外一個讓我們不太悲情的是，四方群眾送來的東西，多得不得了。各種物資，不斷地有新東西郵寄過來。我們的錢，午飯前只夠管3000個飯盒，另外還缺3000個，然后我就通過我們的廣播，廣播之后3000個飯盒就會出現(xiàn)。感覺很受寵。
　　最詭異的是，我到來的那天開始，舞臺上就架起了一個銀幕，然后我們每天晚上都會看電視新聞，電視新聞就是我們坐在那里的轉(zhuǎn)播，以前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場面。那個狀況更讓在場的人覺得，好像自己是在全臺灣2000萬人面前表演，大家就要好好演。
　　3月學運最后是實現(xiàn)了一些學運的訴求，但這當然不單是因為學生的力量。之前譬如召開“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民進黨那邊跟李登輝的人馬、李登輝的人馬跟國民黨內(nèi)部的保守派就已經(jīng)開始斗了，我們在當時的表演，事實上是讓愿意往這些訴求上走的黨派，都有了很大的力量，后來李登輝也用學生抗議來打壓那些反對他的保守派。而那些國民黨的保守派，因為前一年才剛剛大力譴責過大陸，也不敢說要用武力，在這個狀況下，學生只是在表演，并沒有受到真正的威脅。
　　1980年代末期，世界范圍內(nèi)到處都在民主化，那是一個時代氣氛。對臺灣更直接的影響是1986年菲律賓馬科斯政府下臺，剛好那年是民進黨成立。我們就覺得隔壁國家都發(fā)生這樣的事，那臺灣呢?1989年下半年柏林墻倒塌，1990年東歐國家的巨變，整個世界都在民主化，學生提一些東西，事半功倍。結束之后，我們也檢討了自己的行為，我們只是扮演了局部的角色。而且訴求其實提得蠻低的，最后李登輝接受訴求的方式，也不是說當場答應給一個確定的時間表，而是說他會往這個方向努力，然后學生們順著臺階就下來了。
　　
　　把我搞到一個尷尬的位置上
　　
　　現(xiàn)在民進黨在臺灣威信盡失了，可當時它確實是支持反對國民黨的力量，也不是純粹地臺獨，包括統(tǒng)派的，各個派系在民主這個問題上有共識。但那時經(jīng)過幾年參加民進黨的運動，參加社會運動，我們很快地就對民進黨失望了。在我們看來，民進黨所主張的民主，只是換老板，政策在不斷地告訴人民說你們沒力量，除非你們選我，要不然你們的力量一點用處都沒有，這就是代議制民主的狀況。
　　后來臺灣20年的選舉政治確實是這樣。一般人的力量不斷地被打壓，黨派透過各種說法告訴人民，除非你把當律師，或者有大學學位的某個人物選上，要不然你的個人力量完全不算數(shù)。那時候我們就覺得這套系統(tǒng)實在不對。當然他們所提出來的意見，包括人權的保障，包括公開的選舉，不做票不欺騙的選舉，都是應該要爭取的。但這些目標完全不夠。那時我們想象的一個完全民主的社會，應該是每個公民都可以不只是被允許，而且他也應該有能力，能站出來主張他的意見，而且能夠組織力量去推動他們所希望的社會的變遷。民主就是應該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才能叫民主社會。
　　然而這20年來，臺灣是個選舉社會，你如果想要這個社會有什么改變的話，唯一能做的，就是4年到了去投一票，選某一個比較不爛的人，除此之外，能做的真是很少。
　　野百合3月、5月學運結束之后，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挫敗。我們當時的政治信念，簡單來講就是素樸的民粹主義的精神�？傊�群眾該自主發(fā)言，不應由知識分子政客律師代替他們發(fā)言�？墒�3月到5月。我們這個運動明擺著就是代表臺灣的群眾發(fā)言。我個人就是總指揮之一，我就是代表著三五千個學生發(fā)言，我做的恰恰正是我覺得最不應該有人扮演的角色。另外，當時局勢就是這樣子，群眾就是要求我們扮演所謂的純真天真可愛的學生，然而結束之后，我非常不舒服，原因就是我之前所相信的那些道理，但也不知道究竟哪里不對勁，怎么會把我搞到那么一個尷尬的位置上。很多民學聯(lián)派系的同志大概都是這樣子。
　　之后我就出國讀書了。我在運動最活躍的時候，覺得讀書這回事是毫無意義的，在象牙塔里讀書，讀了干嘛?但是那次挫敗之后，促使我們開始反思問題出現(xiàn)在哪里，我是1985年上大學的，應該是1989年畢業(yè)，但是因為成績不及格，到1990年才畢業(yè)。所以學運的時候還算學生。1999年，我從美國返回臺灣。
　　野百合學運之后，學運參與者中的一些積極分子很快被民進黨的系統(tǒng)所吸納，但也有一些仍舊在堅持進行獨立的社會運動。實際上，早在1987年，我們雙方就干開了。被民進黨吸納的那些人，主要是臺大幫的，當然臺大學生中，也有一些是我們民學聯(lián)系統(tǒng)的。他們那邊就是愛擺知識分子救世的調(diào)調(diào)出來，非常在意在大大小小的學運團體里爭風頭，花腦筋明爭暗斗，我覺得這種人就是小政客吧，未來就會變成我們非常討厭的、那種代表群眾的知識分子。果然，這批人畢業(yè)之后，非常順利地進入了民進黨。比如林佳龍、羅文嘉、馬永成，扁案爆發(fā)之后，其中不少人現(xiàn)在都弊案纏身，什么時候要去坐牢還不知道。
　　對他們來講，其實開始對學運扮演的角色，他們的定位就是精英知識分子代表群眾發(fā)言，天生有這個權力代表群眾來發(fā)言。對他們來講，爭自己的權力，爭自己的位置，完全正當。他們認為，自己掌了權，才能幫群眾做事、民主才有希望。
　　
　　90年代的低沉
　　
　　整個90年代的學運，野百合有很大的陰影。1991年，學運還有大動作抗議特務進校園抓學生，最終廢除了臺灣的“懲治叛亂條例”，基本上爭取到了政治言論的自由。但到了1992、1993年之后，那一屆的學生，開始覺得他們沒有野百合一代的希望，沒有野百合那樣運氣好。
　　學校里的特務也不見了，特務去學校抓人最后一次是1991年，學者和教授越來越敢講話，我讀書時，大部分教授貪生怕死，1990年之后卻一個比一個講話更激進。學生的角色就變了，好像你講話也講不過教授嘛。1997年我回臺灣做博士論文的調(diào)查，也帶一些學生社團，就覺得學弟學妹們有股怨氣，恨自己生錯時代。戒嚴時代斗爭的目標非常明確，什么事情怪國民黨都不錯。90年代的臺灣，當然還有各種不公平，可它也不能全歸咎于李登輝，因為李登輝表現(xiàn)得，好像他也受到很多限制。對學生來講， 這面臨一個更大的知識的挑戰(zhàn)，就是如何分析一個后威權的社會。
　　另一個大變化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臺灣的大學生大量增加，大學生畢業(yè)后的薪水不斷減少，大學生兼職打工的現(xiàn)象非常普遍�，F(xiàn)在我在世新大學，我們的學生大概80％都在打工。經(jīng)濟壓力直接壓到他們身上。我們那代人跟臺灣在我之前三四十年的知識分子是一樣的，不太需要去考慮吃飯問題，有余力去講國家大事。到了90年代，隨便哪個張三李四想講話，都可以打電話給電視臺講。學運社團的生存的獨特性完全消失掉。90年代遺留下來的學運社團大概都密集地讀書，大家要做思想上的探討。80年代的狀態(tài)是，我在社團之外的任何生活幾乎都是沒勁的，但90年代的人的生活全然不一樣。
　　1991年之后，有一次比較尷尬的大的學運事件“菅芒花學運”，你如果四處問，參與過的人大概都會矢口否認。1996年，臺灣的藝人白冰冰的女兒白曉燕被歹徒綁架殺害，中產(chǎn)階級走上街頭，要求當時的“行政院長”連戰(zhàn)下臺。1997年，各個學運社團也起來參加，有一個大的動員，說我們應該在里面提出進步的訴求，然后又去靜坐，但后來不了了之。那次運動基本上是中產(chǎn)階級的保守訴求，很難有進步的說法。
　　到了1990年代末，開始出現(xiàn)一個持續(xù)到現(xiàn)在的大學高學費的問題，至少有兩三個跨校的學生組織，一直在抗議高學費。還有知識產(chǎn)權的問題，學生社團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無架構”樂生
　　
　　2000年以后倒是比較有意思，尤其這幾年以青年為主的抗議運動出現(xiàn)了一些，譬如樂生運動，此前的聲援楊儒門運動，以及去年的野草莓運動。
　　位于臺北新莊的樂生療養(yǎng)院是臺灣第一間麻風病院，政府因為修捷運(地鐵)要拆除這座歷史建筑，2004年，一些大學生成立了“樂生青年聯(lián)盟”發(fā)起保留運動。樂生運動是這幾年臺灣影響最大的社會運動之一，而學生扮演了樞紐作用，他們把四面八方的人連接起來，讓各種想要為運動做出一點貢獻的人都可以去。他們非常關鍵，但是樂生這些學生總是喜歡貌似謙虛地說自己沒什么。
　　這些年輕人不再是用社團的組織，而是透過網(wǎng)絡串聯(lián)。他們的運動也不時興選舉一個委員會、確定輪值主席這種正式的組織關系，沒有人會承認是運動的領導人。當然更不會有總指揮這樣的身份。有事情就是網(wǎng)絡上發(fā)布消息，然后大家吆喝一下，從南到北總動員，而不像以前，透過組織管道。當然這也包括科技和互聯(lián)網(wǎng)帶來的變化。此外也看得出來，現(xiàn)在的臺灣人對正式組織有點反感。我懷疑這是不是跟民進黨讓他的支持者徹底失望有關系，民進黨組織能力很強，當政了卻成了這個樣子，現(xiàn)在只要誰登高一呼，說我們起來搞些事情，大家都會相互看看，說這家伙有什么野心。
　　我曾經(jīng)翻譯過一篇1970年代美國女性主義思想家與運動者Jo Freeman的力作《無架構的暴政》，她討論的一些社運團體多半采用“無架構”的組織原則：沒有領導人、沒有發(fā)言人、會議只有協(xié)調(diào)人、沒有主席、人人平等�，F(xiàn)在臺灣的學運組織里，也常常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譬如樂生運動。
　　對這種狀況，我是不滿意的，但我自己現(xiàn)在做事情，也還是得用這種方法。這最后會使得很多事情沒有辦法討論。80年代，兩大派系互相辯論。我們派系里面，當然有不同意見，但總要辯論共識出來，好對外統(tǒng)一。這些是非對錯的辯論很重要，不一定能辯得很清楚，但至少在過程中能開闊視野�，F(xiàn)在網(wǎng)絡式的，有號召，你感興趣就會來，你覺得這個東西有什么不對勁也不會說話，因為誰說話了，他就好像要主導這個運動，你要不喜歡也就走了，也懶得跟他辯論。
　　但也不能說這樣的組織方式會導致乏力。譬如樂生運動，大家都覺得這次行動是最后一戰(zhàn)了，完了就結束，講了4年了�？墒菍覕�屢戰(zhàn)，這其中任何一個人好像都不是特別意志堅強，在主導這個運動，并沒有人扮演做主的角色，但不知道為什么怎么打也打不死，有時候力量還很大，但完全無法預測哪一次會大哪一次會小。
　　
　　野草莓一代
　　
　　2008年11月6日，野草莓學運發(fā)生的時候，我當天就知道了。野草莓的靜坐最開始是親綠學者發(fā)動的，初始有些黨派色彩。但我有一些學生也參與了，他們并不是黨派學生。學生們在運動過程中，超越藍綠是個普遍的心態(tài)，在臺灣要談社會進步的改革，非得要跟這兩個黨有所距離才可以。他們在自由廣場一直靜坐到2009年的1月4日。
　　野草莓運動的起因是二次“江陳會”，臺北警察面對民進黨為首的抗議活動執(zhí)行維安工作時，對基本人權的侵犯，以及《集會游行法》對于集會自由的種種限制引起了臺灣社會普遍的反感。野草莓表面的訴求，是抗議臺灣的《集會游行法》。當年民進黨抗爭，要求國民黨修改這個法律，民進黨當政之后，國民黨又要求去修改，這兩黨當政之后都不修改，都拿這個東西來鎮(zhèn)壓人，這讓很多年輕人不能接受。
　　可惜的是，這些學生以前沒有組織，只能是在現(xiàn)場采取一定的組織，事情結束之后，他們的組織就岌岌可危，倒不是很快就消失，而是面臨僵化，甚至腐敗的風險。他們彼此都是廣場上才認識的，現(xiàn)在必須處理300萬臺幣的各方捐款，后來他們決定開個咖啡館，盡力地花掉這些錢�，F(xiàn)在的年輕人窮啊，手上有個幾萬塊要花，該怎么把它花掉，要花得像樣是很難的事。
　　野草莓這些年輕人比樂生的年輕人，又年輕了幾歲，我進他們靜坐的場子，參與他們私下的討論，他們在開玩笑的時候，如果要激怒一個人，就開說你是領導，然后那個人就會面紅耳赤地必須要辯解，絕對不是、絕對不是�！邦I導”這個字好像是核心，是黨中央，是決策委員什么的，這種字眼是拿來罵人的�，F(xiàn)在大部分學生都是這種狀況，他自己的想法，采用的往往是很低調(diào)的方式，也許在他的部落格里會提出來，然后大家響應，一起去做。而去抗議時，他自己也只是其中一個角色，并不是拿話筒的。他們好像不希望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學生在社會變革中的特點和價值是在改變的。譬如說，我的那個時代，跟80年代中后期的大陸青年一樣，大學生是少數(shù)社會精英，社會大眾一般知識水平不高，關于國家大事大部分人是沒辦法說的，學生這種知識分子常常是很重要的發(fā)言群體。1990年野百合，雖然我們并不是特別滿意，但仍舊必須承認學生的精英性，這角色才扮演下去。現(xiàn)在的學生就比較有趣，現(xiàn)在臺灣的大學入學率大概是90％，大學生普及，很少去被看作某種知識精英。我那個時候持的是反精英主義的姿態(tài)，就很羨慕現(xiàn)在學生的這種身份�，F(xiàn)在臺灣學生的身份與社會的關系是比較正常的。如果他們講的話沒什么道理就不會產(chǎn)生什么影響。我們那時，不管你講的是什么話，反正你是大學生，講出來的必然就有道理。
　　臺灣喜歡用民國幾年級來劃分，野百合世代的大概是五年級，我是民國56年，六年級就是90年代初讀大學的，七年級(近似于大陸的“80后”)的常常會被人家說是草莓族，比較不抗壓，但我并不覺得。他們的生活比我當學生的時候要辛苦，我當學生從來也不用擔心吃飯，我也不覺得七年級的人的理想主義和使命感在淡化。隨著這個時代在變化，關注社會問題開始行動的人一直都有，只是以前那種地下的組織沒有了，但是運動還是存在的。但他們確實不愛出風頭，如果愛出風頭的話，大概當個藝人歌手什么的，他們完全無法把自己想象成知識分子，這4個字對他們極為遙遠。
　　(譚大朝對本文亦有貢獻)

相關熱詞搜索：臺灣 野草 百合 從野百合到野草莓：２０年臺灣青年學運反思 從野百合到野草莓 野百合到野草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