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主義者 生存主義在中國

　　幾年前超女在上海體育場演出,與李宇春的粉絲大張旗鼓不同,周筆暢的粉絲靜悄悄入場。但是有個朋友當即對我說,那些年輕人是廣州來的,“筆筆”。原來他們的背包泄密了――數(shù)十人一律挎在胸前。當年廣州“飛車黨”肆虐,人們都習慣把背包當成“胸包”,這就是一種生存主義行為。
　　“9•11”之后,美國并沒有多難興邦,反倒是災難連綿:恐怖主義、戰(zhàn)爭、洪水、經(jīng)濟危機……簡直就是古書上寫的世界末日景象。盡管美國人仍然比誰都過得好,但是其中一些人開始寢食難安了。他們認為隨時隨地都有可能遇到極端生存體驗,不是突如其來的天塌地陷,就是不可理喻的恐怖分子。于是他們每天都做好出門再不回家的準備,把自己武裝到牙齒,以便在危險中跑得快、活得久。這種人叫生存主義者或者生存狂。
　　這些生存狂像是心靈受傷的孩子,不再信任自己過去以為繁榮昌盛的祖國。問題在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受挫的美國仍然是世界一霸,因此他們失望之后基本上沒有想過移民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地,仍然奉行“自力更生”的美國精神,學習知識,強健體魄,購置裝備,恨不得去派出所把名字改成“史泰龍”或“史瓦辛格”。
　　中國媒體對生存狂的報道,多少帶有驚訝的態(tài)度,仿佛是給大家介紹一個奇怪的物種。這倒不讓人意外。早在兩千多年前,思想家列子就講過一個“杞人憂天”的故事。那個杞國人是生存主義思想的先進代表,整天擔心天崩地墜,愁眉苦臉。如果沒有人及時給他做政治思想工作,很有可能就會變成行動上的生存狂。好在中國從來不缺少思想輔導員,也就是“憂彼之所憂者”。和現(xiàn)在的思想輔導員一樣,這些人不僅對人生和世界抱持樂觀主義態(tài)度,而且還懂得一些科學道理。他對杞人說,天就是積氣,“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怎么會墜落呢,就是墜落了也砸不傷人嘛;地呢,到處都是土塊,無處不是被土塊填得實實在在的,怎么會塌陷呢?結(jié)果,杞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列子拿這個故事來講道家的理論,叫人們卸下思想包袱,順應自然,淡薄虛靜,無用而用。不過這個故事幾乎合乎所有中國人的胃口。大家都不喜歡那些大而不當?shù)哪铑^,你未雨綢繆值得表揚,杞人憂天就顯得可笑了。這就是所謂的“實踐理性”,用多少想多少,避免浪費。即便是盛世中的皇帝,也只想到萬邦來朝,而不會操心“夷蠻人民”的生活。
　　現(xiàn)代中國發(fā)生過很大的改變,在思想理論上也搞起了“西方那一套”。但很快,人們還是重溫了包括“杞人憂天”等一系列古代智慧,覺得還是“摸著石頭過河”比較踏實。
　　“憂彼之所憂者”的思想工作,看起來是循循善誘,其實是利用政治和社會文化“不許憂天”。慢慢地,大家也就變得不會憂天了。生活有麻煩怎么辦?巴結(jié)權(quán)貴,再找機會成為權(quán)貴。國家有問題怎么辦?到美國去拿張綠卡啊。地球要毀滅怎么辦?美國人不是正在想辦法嗎,世界警察哪有那么好當啊?美國靠不住啊,他們那兒出了一批生存狂人。哦是嗎,介紹一下他們都怎么裝備的,我們也跟著準備一點吧!
　　這倒不是說中國沒有生存主義。如果說美國的生存主義者面對的是不可控制的他者,彗星撞地球之類――即便是恐怖主義分子,也被想象成了外星人――那么中國人的生存智慧,全部都用在了可以操控的鄰居、同事、領(lǐng)導和親戚朋友,當然還有街上的歹徒。因此,我們的生存主義行動,基本上都是“背包變胸包”。領(lǐng)袖的教導記心上:與人斗,其樂無窮。我相信大多在人情世故中已經(jīng)折騰得筋疲力盡的中國人,還真是沒有閑情雅致去搞那些極端的生存準備。很多人甚至會想,2012快快來吧,正好也是一種解脫。
　　解脫是一個佛教用語。世界上大多的宗教,都有面對人類災難的終極關(guān)懷,也就都有世界末日的描繪�；�督教的世界末日是審判日,那一天虔誠信主者有機會跟隨主去往天堂。佛教把世界分為成、住、壞、空四個階段,“壞”的階段并不是菩薩來選人的時機,而是一種難以避免的世道輪回。盡管生存狂有點挑戰(zhàn)上帝的意味,但是宗教讓人可以想象世界末日,或者敢于面對終極恐慌。中國文化本來就部分地化解了外來宗教的這一思想,后來則更是連宗教本身都遭到打壓。近年來人們不那么嘲笑西方的“杞人憂天”,宗教復蘇也是一個思想支持。
　　就世俗文化而言,大眾媒體對“和諧社會”的塑造功不可沒。盡管中國的天災人禍并不比別處更少,但是媒體總是絞盡腦汁地,教會我們化悲痛為力量,變壞事為好事,在災難中看到社會制度的優(yōu)越性。在這種安定團結(jié)的大好局面下,生存狂自然是有點不合時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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