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運之花_加茲洛奇怎么獲得

　　喜從悲來？蕭條時代，讓我們發(fā)掘幸福的哲學源泉 　　 　　金融海嘯正席卷而來，報紙上一片悲觀的論調，人們聊天時談起此事也不免憂心忡忡。這個世界遇到了大麻煩，健忘的人們縱使早把人類歷史上更為凄慘的貧苦和戰(zhàn)亂的年代拋諸腦后了，可是發(fā)生在80年前的那次經濟大蕭條，以及由它引發(fā)的慘景人們多少還有些記憶，人們不禁有些不寒而了。
　　可是世間任何事物都是禍福相依的，當人們身處順境時，多數男女都忘記了他們借以成功的謹慎、中庸、慈愛等等優(yōu)點，他們得意忘形，變得傲慢和揮霍，不久他們即不配享受他們的幸運了，幸福隨即變成厄運，這次金融海嘯本質上也是如此。反過來，當人們身處逆境時，困苦和磨難反倒有可能激發(fā)他的勇氣和智慧，使他有所作為。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逆境和作為之間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一種歷險，少數人之所以最終能夠披荊斬棘成就自我，是因為他們是少數真正理解痛苦并從中獲得教益的人，而更多的人只不過停留在抱怨、怨恨、焦慮和傷感的層面而已，聽憑命運的驅使。正如法國的隨筆作家蒙田所說，生活的藝術恰恰在于善于利用逆境：“我們一定要學會忍受無法避免的苦難。一如世界的和聲，我們的生活是由不和諧和弦以及不同的音調組成的：柔和的、粗糲的、尖厲的、平緩的、輕的和響的。如果一個音樂家只喜歡其中一部分，那他能唱什么呢？他必須掌握所有這些，然后糅合在一起。同樣的，我們也必須把善和惡糅合在一起，因為我們的生活中二者本是同一物�！�
　　同樣，順境或者說財富和幸福也不存在簡單的因果關系，在世俗的眼光里，財富當然地可以產生幸福感，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嘛，可是事實是，臺面上光鮮的躊躇滿志的人物私底下也有痛苦，而精神抑郁癥和自殺現(xiàn)象顯然也不是窮人的專利。對于財富產生幸福的拙劣信念，美國詩人龐德早就在他的詩中痛斥過：“哦自大透頂的一代，/別扭透頂的一代，/我見過漁民在陽光下野餐，/我見到他們一家衣衫破爛，/我見過他們咧嘴笑著，/聽過他們粗野的狂笑。/我比你遠為幸福，/而他們又比我們幸福多倍；/魚在水中樂，/連衣服也沒有�！备F人的幸福，富人往往沒法理解，卻遠比物質塑造的幸福真實，富有“同情心”的人們往往會感嘆窮人們有勇氣不幸地生活，可是他們果真不幸嗎？誰需要同情呢？同情心不過是優(yōu)越感矯情的偽裝罷了。
　　和龐德同時代的詩人桑德堡則以自己的方式闡述了幸福的定義：“我問大講生活真諦的教授，什么是幸福，/我去問那有名的經理，他雇了幾千工人，/他們搖搖頭，沖我一笑，好像我在耍他們，/而一個星期天下午，我沿著德斯?jié)娙R納河閑逛，/我看到樹下一群匈牙利人，帶著女人，帶著孩子、啤酒和手風琴。”有時候，幸福就是這么簡單，它無關物質，它只是一種把心中固有的喜悅傳遞給外界的精神狀態(tài)而已，不幸的事件只有在最初的時候短暫地讓眾人驚訝，然后人們自然會憑藉自己的智慧繼續(xù)幸福，或者相反因為愚蠢而繼續(xù)痛苦，如果我們碰見一個人喋喋不休抱怨命運對他的不公，在有轉機的情況下他仍然會照舊抱怨的，最后他的生活往往“如他所愿”變得更加糟糕。幸福當然不是財富，毋寧說它是一種能力，至少它也算是一種天賦，只有不以幸福本身為目的的人才能真正掌握它。
　　追溯杰出人物個人的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身處逆境并從中迸發(fā)而出的杰出人物，明顯要多于在相對優(yōu)裕的環(huán)境成長起來的杰出人物，這也許是因為在優(yōu)裕環(huán)境中的人多了一重突破自身環(huán)境的先在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拉羅福什科說：“承受好運比承受厄運需要有更多的美德�！倍�逆境帶給人們的沖擊大概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從人內部發(fā)出的，比如人自身的精神危機，戀愛和仕途的挫折以及最明顯的――疾�。灰环N是外部發(fā)出的，更廣泛意義上的逆境，比如時代的衰落、家仇國恨等等。前者帶有普遍性，人們在人生之途多多少少都難免要遭遇幾回難耐的疾病或是難熬的失戀，可是只有少數杰出人物能把這些負面因素轉化為人生的饋贈。多少人得過乳腺癌，只有桑塔格寫出了《疾病的隱喻》；19世紀梅毒是常見病，但是只有波德萊爾、尼采和莫扎特將梅毒的低燒化為瘋狂的詩篇、思想和音樂；在所有的疾病中，也許精神抑郁癥是一種天生的“哲學病”，患者多半會懷著厭惡的情緒，對生命和死亡做形而上的思考，可是只有少數人成為真正的哲學家，比如孔德、羅蘭?巴特和馬克思?韋伯，韋伯因為抑郁癥中斷工作數年之久，他的朋友勸他到風景區(qū)療養(yǎng)，可是在療養(yǎng)區(qū)他整天一樣足不出戶，一小時一小時地盯著自己的手指看。疾病是一種財富，但是多數人并不會善用它。
　　中國歷史上最摳門的皇帝明神宗有一回生病了，長時間不愈給折磨得很厲害，于是良心發(fā)現(xiàn)，下詔書要取消眾多苛捐雜稅中的幾種，沒料到幾天后病竟然好了，這回他可后悔得不行，連忙派太監(jiān)去內閣大學士處討回詔書，連續(xù)派了20名太監(jiān)追討，終于討回。這疾病喚起的良知不過在這位皇帝身上存在了幾天而已，算是典型的好了傷疤忘了痛，然后繼續(xù)想方設法壓榨人民，最后使民怨高漲，奠定了明朝衰亡的基調，到崇禎帝時想要振作已是積重難返。那次疾病帶來的寶貴警示被白白浪費了。世間大多數人本質上也多屬此類，疾病帶來的對自身的觀照和自省，只有最聰慧的頭腦才能真正理解，這同樣考驗天賦和毅力。
　　杰出人物在戀愛上遭遇的挫折也不遑多讓。德國大哲學家叔本華和尼采都堪稱情路多舛，叔本華中年時屬意一位17歲的姑娘弗羅拉?魏斯，向她獻殷勤，遞給她一串白葡萄，后來姑娘在日記中寫道：“我不想要這串葡萄，因為老叔本華接觸過它，我感到惡心�！币苍S這正是叔本華那些惡毒攻擊女人的文章的靈感之源吧。尼采的幾段戀情也是倍感煎熬的單相思，他最愛的美人莎樂美也只是對他的著作有興趣而已，要論情感她當然更喜歡年輕有魅力的詩人里爾克。兩情相悅又怎樣？夭亡會讓曾經的花前月下更形凄?。貝阿特麗奇和勞拉的早逝分別重創(chuàng)了但丁和彼特拉克，也是《神曲》和彼特拉克十四行詩的靈感之核。這些杰出人物在情感上的失意，使他們免受一般家庭的負累，可以將全部精力用在自己鐘愛的事業(yè)上，同時失敗的情感體驗亦賦予他們的哲學和文學更加厚重的質地。失戀的結果是著作，兩情相悅的結果不過是性行為而已，你會選哪一個？相信多數人會選擇后者，這也是杰出人物稀缺的原因之一吧，享樂和幸�？傆兴�平庸的一面。
　　時代的衰落和動蕩雖然不像疾病和失戀帶給人直接的沖擊，但是它籠統(tǒng)地對整個人類施加全局性的影響，它帶給它那個時代的人身心病痛之外的負擔和災難，相較于個人身心的創(chuàng)傷，這是額外的負累。這次金融海嘯號稱“百年一遇”，也就是說這不是每一代人都能“有幸”碰上的，而那種國家分崩離析戰(zhàn)亂頻仍的年代歷史上更是罕見，人在亂世中內心體驗的復雜和豐富自然也是繁華盛世中的人難以想象的，衰落的亂世更容易造就杰出人物也就可以理解了。
　　中國歷史上動蕩年代，比如國家處于割據狀態(tài)或是朝代交替之時，往往是杰出人物聚集的時代。從學術方面看，春秋戰(zhàn)國時代至今無法超越，孔子生于春秋時代，孟子、荀子、老莊生于戰(zhàn)國時代，漢朝最偉大的經學家鄭玄一生正在東漢末年的亂世中，清朝學術風氣很盛，但是要論大氣魄，還得要算明末清初亂世里的那幾個人物――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
　　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大動蕩時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是人才輩出，比如它有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詩人陶淵明，有最好的書法家王羲之，有最好的批評著作《文心雕龍》，有最出色的文學選本《昭明文選》，魏晉人物做派一再被后世推崇也絕非偶然，東晉名臣謝安接到淝水之戰(zhàn)的捷報，仍舊不動聲色和客人繼續(xù)下棋，別人問起何事，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仗打贏了。這種氣度在和平年代里的人怎樣具備呢？我們只有羨慕的份，勉強學也只能學到皮毛和表面的姿態(tài)而已，因為在魏晉人物灑脫的言行背后往往是國破家亡、生離死別，這樣的時代底色才能襯得起魏晉的風骨啊。謝靈運在廣州被砍了頭，謝眺死于宮廷內斗，鮑照死于亂兵之手，難怪他們的詩里有那么濃重的虛無感，有那種“高樹多悲風”、“客心悲未央”的慨嘆。
　　再看看中國歷史上的幾個著名盛世：周代的武丁中興、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都是老百姓安居樂業(yè)、國力強盛之時，可是從中產生過幾個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呢？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反過來說，能讓老百姓安居樂業(yè)少幾個名將未嘗不是好事，可是盛世和亂世一樣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么真的當危難不可避免地降臨的時候，也正是新的希望孕育的時候，時代會通過它選定的人傳達出新的思想新的聲音，歷史也因此而繼續(xù)向前，絕不會受阻于人們功利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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