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座橋梁|關于中國如何走向世界

　　內容提要

　　對中國社會發(fā)展來說，外資不僅具體經濟上的意義，更具有政治上的意義。作為對外開放政策的一種具體化形式，外資流入的多少與中國的經濟發(fā)展的快慢成正比，也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相吻合。外資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以及實行這兩種制度的國家之間復雜關系的鮮明體現(xiàn)，也是中國融入全球化程度的鮮明體現(xiàn)。外資大量流入所產生的沖擊效應是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動因之一。

　　關鍵詞 外資 中國 橋梁 對外開放

　　社會主義的中國是一本厚厚的書，專家學者、文人墨客抑或普通百姓都試圖從各種不同角度來解讀它�；仡欁约旱倪^去，審視自己的現(xiàn)在，展望自己的未來，這是中華民族進步的表現(xiàn)。那么，用什么作為切入點和基本線索來打開這本書的每一章呢？有人認為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變化，有人主張是政治上的變動，有人提出是經濟上的變革，也有堅持說是文化上的變型，還有人強調是社會上的變遷。我認為，在變化、變動、變革、變型和變遷的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那就是對外開放。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就是外資的流入，外資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催化劑，更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座橋梁。

　　一、改革開放前后的巨大經濟反差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坎坷不平，尤其是改革開放前后的反差最大。這種反差

　　是全方位的，體現(xiàn)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個領域的方方面面。單就經濟方面而言，最明顯的反差體現(xiàn)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上面。

　　先看前1949~1978年間每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表——1 單位：億元人民幣

　　年代國內生產總值年代國內生產總值年代總內生產總值

　　1949 4661959 14391969 1937.9

　　1950 575.51960 14571970 2252.7

　　1951 683.51961 12201971 2426.4

　　1952 6791962 1149.31972 2518.1

　　1953 8241963 1233.31973 2720.9

　　1954 8591964 14541974 2789.9

　　1955 9101965 1716.11975 2997.3

　　1956 10281966 18681976 2943.7

　　1957 10681967 1773.91977 3201.9

　　1958 13071968 17231978 3624.1

　　再看改革開放后每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表——2 單位：億元人民幣

　　年代國內生產總值年代國內生產總值年代總內生產總值

　　1979 4038.21987 11962.51995 58478.1

　　1980 4517.81988 14928.31996 67884.6

　　1981 4862.41989 16909.21997 74772.4

　　1982 5294.71990 18547.91998 79552.8

　　1983 5934.51991 21617.81999 82054

　　1984 71711992 26638.12000 89404

　　1985 8964.41993 34634.42001 95933

　　1986 10202.21994 46759.4

　　對比這兩個表格，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改革開放前30年國內生產總值累計總量只有50846.5億，平均每年為1694.88億。第二，改革開放后23年國內生產總值累計總量高達710561.7億，平均每年為30893.99億。第三，改革開放前3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累計總量僅相當于改革開放后23年累計總量的7.16%，改革開放前年平均的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改革開放以后年平均數(shù)的5.49%。第四，1995～2001年每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都遠遠超過了改革開放前30年國內生產總值的累計總和，分別是其1.15、1.34、1.47、1.57、1.61、1.76和1.89倍。第五，在761408.2億累計國內生產總值中，前30年的只占6.68%，后23年的則占93.32%。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統(tǒng)計，尤其沒有將許多學者時常強調的外部條件考慮進去， 只是想用來形象地說明改革開放前后經濟發(fā)展上的巨大反差。

　　這種反差說明是新中國真正的快速發(fā)展和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在對外開放以后。當然，這里也需要補充說明，我并不是一個歷史虛無主義者，絕不否認新中國成立頭30年在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我只是想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即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之后并沒有取得它應當取得而且也能夠取得的更大的進步。

　　二、對外開放集中體現(xiàn)在直接利用外資上面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反差呢？或者說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之后的頭30年為什么沒有取得它應當取得而且也能夠取得的更大的進步？

　　人們可以從多種角度尋找其中的原因，但歸根到底不外是改革和開放兩大方面。改革是內部運作體制上的調整，開放則是與外界的聯(lián)系。這兩方面又是緊密相關聯(lián)的，真正有效的改革一定要以對外開放為前提條件，而積極的對外開放又必須以改革為基礎。不過，我認為，對于一個封閉的、落后的國家來說，對外開放似乎更為重要。彼得大帝18世紀初繼位后先組建了250多人的外交使團出訪西歐，詳細地考察西歐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和文化，然后再進行全面的改革。對于敢于阻止改革的人，不論是大臣的胡子還是自己兒子的腦袋，他都毫不留情地割掉。彼得大帝的改革取得了成功，馬克思說他用東方的方式推行了西方的文明，“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

斯大林去世后的蘇聯(lián)歷屆領導人，如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也都進行過經濟改革，但都是在相對封閉的圈子里把一些具體運作方式變來變去，最后都以失敗而告終。

再比如，東歐其它社會主義國家?guī)资�年經濟改革不斷，也因同樣的原因沒有能擺脫劇變的命運。

　　中國的經濟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中國打開了大門，中國人的目光轉向了外部世界。1978年10月下旬，也就是在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開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 召開之前2個月，鄧小平東行幾千公里對日本進行了一周的考察訪問。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1個月，鄧小平又西行幾萬公里對美國進行了一周的訪問�！霸卩囆∑匠鲈L前后，中國的最高層在尋求進入世界的種種方式，一個又一個考察團派往國外�！� 當時的鄧小平雖然只一個副總理，但后來卻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所見到的和通過對他訪問、考察的新聞報道中國老百姓見到的，都成為改革的重要推動力。

　　從內容上說，標志著中國與世界聯(lián)系的對外開放是多方面的，如人員交往、技術引進、對外貸款、商品貿易等等，但最能集中體現(xiàn)對外開放的還是利用外資。

　　什么是外資，什么又是利用外資呢？

　　外資，也就是外國的資本。不過在中國，由于大陸與港澳臺地區(qū)之間的特殊關系，所謂的外資，則特指來自中國大陸以外的、包括外國和港澳臺地區(qū)的資本。

　　利用外資，也稱引進外資，就是指一個國家有選擇性地使用或引進另一個國家的資金、機器設備、技術以及其它無形資產。

對中國來說，利用外資，實際上泛指使用大陸以外的，包括外國和港澳臺地區(qū)的資金、機器設備、技術以及其它無形資產。

　　利用外資的方式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叫間接利用外資，即向外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外國銀行貸款、出口信貸和對外發(fā)行債券等等，也就是舉借外債。一定時期的和適當數(shù)量的外債，可以促進債務國家或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但是，外債必須還本付息，長期得不到解脫和數(shù)量過大的外債，則會使債務國家和地區(qū)背上沉重的負擔，阻礙其經濟的發(fā)展。因此，國際上通行一種債務警戒線，即債務國家或地區(qū)每年還本付息的總額不能超過當年外匯收入的25%或出口額的15%。

另一類叫直接利用外資，即資金的持有者（外商）前往資金使用或引進國家或地區(qū)，以貨幣、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等方式投資，創(chuàng)辦企業(yè)。與反映借貸關系、不參與貸方的利潤分配并需要按時還本付息的間接利用外資不同，直接利用外資是資金持有者的移地經營，參與東道國家和地區(qū)的利潤分配。相比之下，直接利用外資的一方沒有債務負擔，一般說來可以多多益善。

　　如果換一種說法，間接利用外資就是外商間接投資，是一種債權的轉移；
直接利用外資就是外商直接投資，是一種移地經營。外商直接投資的英文是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為FDI或ＤＦＩ。在國際經濟學中，F(xiàn)DI已經成為一個專門概念，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發(fā)達和發(fā)展快慢的重要標志。作為本書主題詞之一的外資，就是指外商直接投資，即FDI。

　　直接利用外資的結果，就是投資國家和地區(qū)的企業(yè)、經濟組織和個人獲得東道國家和地區(qū)企業(yè)的參與經營權或者股份控制權，建立起跨國家和地區(qū)的企業(yè)。這種企業(yè)在國際上稱多國性企業(yè)， 在中國稱外商投資企業(yè)或涉外企業(yè)，即外方（外國的或港澳臺地區(qū)的企業(yè)、經濟組織和個人）以資金、機器設備、技術以及其它無形資產等方式出資，中方的企業(yè)或組織也以資金、機器設備、原材料或輔助材料、無形資產等方式出資，中外各方在中國有關法律、法令、法規(guī)和政策的許可的范圍內，共同投資、共同經營、共擔風險和共同獲益。

　　外商投資企業(yè)可以分為初級形態(tài)和高級形態(tài)兩大類。屬于前者的包括“三來一補”和合作開發(fā)；
屬于后者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è)、中外合作經營企業(yè)和外商獨資企業(yè)，這三種中的前兩種合稱中外合營企業(yè)，而三種一起則稱“三資企業(yè)”。

　　“三來一補”是四種初級形態(tài)的外商投資企業(yè)的統(tǒng)稱，即來樣加工、來料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其中前三種也叫對外加工裝配。來樣加工，是外方提供產品的款式樣子和花色品種，必要時還要提供加工所需技術和原材料，中方使用自己的機器設備、國內的原材料和輔助材料，加工出來的產品交給外方或由外方在境外銷售。外方按事先簽訂的合作合同或達成的協(xié)議付給中方加工費。來料加工，是外方提供加工所需的全部或部分原材料、輔助材料、包裝物料，必要時還要提供有關的機器設備，中方根據雙方事先商定的質量、規(guī)格、款式和花色品種進行加工。外方不僅要在境外銷售加工出來的產品，而且要按事先簽訂的合同或達成的協(xié)議付給中方加工費。來件裝配，是外方提供零部件、元器件、機器設備以及相關的技術，中方按照外方的要求進行裝配，產品全部或部分由外方在境外銷售。根據事先簽訂的合同或達成的協(xié)議，外方付給中方加工費或者用其所提供的機器設備來抵償。補償貿易，是外方向中國提供（進口或輸入）機器設備、原材料或輔助材料、技術和勞務等等，中方對此則不必付現(xiàn)款，而是在約定的時間里，用外方所提供的各種條件生產出來的產品或者用雙方約定的其它產品或勞務分期償還。

　　合作開發(fā)，也稱近海和陸上石油合作勘探開發(fā)，是國際上在開采自然資源方面通常實行的一種經濟合作方式。在中國，通常是由政府或國家企業(yè)與外方投資者簽訂協(xié)議，在國家指定的開采區(qū)和在一定的時間里，外方投資者與中方合作，對自然資源進行勘探、開采、生產，然后按約定的比例分享產品或利潤，對于風險也共同承擔。

　　在三種高級形態(tài)的外商投資企業(yè)中，中外合資企業(yè)也稱股權式的中外合營企業(yè)，是中外合營者根據有關法律并經過政府批準而在中國大陸建立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國際性聯(lián)合經營企業(yè)，即中外雙方或各方在商定的期限內共同投資、共同經營、共擔風險和共同受益的有限責任公司。中外合作企業(yè)也稱契約式的中外合營企業(yè)，是中外合營者根據有關法律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在中國大陸建立的國際性合作經營企業(yè)。外商獨資企業(yè)也稱外資企業(yè)，是外國和港澳臺地區(qū)的投資者依照中國有關的法律并經過政府批準而在中國大陸全部自行投資創(chuàng)辦的具有法人地位的企業(y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對外開放正是通過這些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實現(xiàn)的，以它們?yōu)檩d體，中國與世界之間開始有了聯(lián)系，而且這種聯(lián)系隨著光陰的流逝也變得越來越緊密。發(fā)展到今天，“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觀念，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

　　三、外資是中國經濟發(fā)展主要推動力之一

　　1989年美國出版了一本由諾曼·J·格里克曼和道格拉斯·P·伍德沃德合著的書，《新競爭者——外國投資者正在如何改變美國的經濟》。時為美國國會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德克薩斯州參議員的勞埃德·本森對這本書評價說，“格里克曼和伍德沃德超越了對外國投資者的誤解和恐懼，指出外國投資從長期來看，對美國經濟意味著什么，他們提出了一些創(chuàng)新的解決辦法。” 與當時的美國一樣，今天的中國也面臨著外商投資對中國經濟發(fā)展意味著什么的問題。

　　外商對中國經濟發(fā)展意味著什么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還是先列一個表格，直觀地看一下對外開放以來外的流入和涉外企業(yè)建立的情況。

　　表——3 單位：億美元、個

　　 年 代 協(xié)議外資金額 實際到位外資金額 涉外企業(yè)數(shù)目

　　 當年 累計 當年 累計 當年 累計

　　1979～1982 60.10 11.66 922

　　 1983 17.32 77.42 6.38 18.04 470 1392

　　 1984 26.51 103.93 12.58 30.62 1856 3428

　　 1985 59.32 163.25 16.61 47.23 3073 6321

　　 1986 28.34 191.29 18.74 65.97 1498 7819

　　 1987 37.09 228.68 23.14 89.44 2233 10052

　　 1988 52.97 281.65 31.93 121.37 5945 15997

　　 1989 56.00 337.65 33.92 155.29 5779 21776

　　 1990 65.96 403.61 34.87 190.16 7273 29049

　　 1991 119.77 1603.38 43.66 233.82 12978 42027

　　 1992 580.42 2183.62 110.07 343.89 48764 90793

　　 1993 1108.52 3292.14 257.59 477.91 83262 174056

　　 1994 826.80 4118.94 337.67 815.58 47549 221605

　　 1995 912.82 5031.76 375.21 1190.79 37001 258606

　　 1996 732.76 5764.52 417.26 1608.05 24556 283162

　　 1997 510.04 6274.56 452.57 2060.62 21001 285163

　　 1998 521.02 6795.58 454.63 2515.25 19799 304962

　　 1999 412.23 7207.81 404.00 2918.44 17100 322062

　　 2000 623.80 7831.61 407.15 3325.59 22347 344409

　　 2001 691.95 8523.56 468.78 3794.37 26140 370549

　　如果將這個表格與上面的兩個表格對加以對照，可以清楚地看到，GDP的增長速度與FDI的增長是成正比的。不過，這樣說好像還不很明確，我們可以引證幾個權威的說法將這個結論具體化。一是對外經貿部劉向東副部長在中國國際貿易學會1999年新春座談會上講了這樣一段話，“從利用外資來講，投入2500億人民幣，牽動2.6%的百分點，我們現(xiàn)在利用外資去年是500多億美元，直接投資455億美元，如果沒有這個投入，要影響國民經濟多大？” 455億美元相當于3763多億元人民幣，牽動近4個經濟增長點。這就意味著1998年中國7.8%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的一半（約為3.9%）是由外資牽動的。同樣，1999年中國7.1%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中的3.55%是外資牽動的。二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博士在其論文中提出，“外商直接投資（FDI）存量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FDI/GDP），是衡量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重要性的重要標志之一。我國的這一比率，1985年僅為1.55%；
1990年達到4.90%，1991年上升到5.75%；
1992年又增加到7.11%，1993年猛增至10.29%，比1992年增長44.73%；
1994年高達17.68%，比1993年增長71.82%；
1995年起這一比率保持在20%左右，增長幅度在10%～15%之間。我國FDI/GDP比重的顯著提高及其大幅度增長，標志著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重要。” 三是2000年6月當時的對外經貿部部長助理馬秀紅在武漢中國投資研討會上說，改革開放創(chuàng)造的巨大發(fā)展空間和經濟持續(xù)快速的發(fā)展，使我國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區(qū)域，并已連續(xù)七年成為吸收外資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在1999年，在華的外商投資企業(yè)工業(yè)增加值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占全國工業(yè)增加值的比重已經提高到20.6％；
外商投資企業(yè)繳納稅收增長了33.78%，納稅占全國工商稅收的16％，進出口額達1745億美元，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48.38%。

　　除了拉動GDP總量的增長之外，外資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作用還表現(xiàn)在其它許多方面。比如，彌補了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促進了國內產業(yè)的升級，帶來了先進的企業(yè)經營管理經驗，增加了中國的財稅收入，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就業(yè)機會，促進了中國的對外貿易等等，這里就不細說了。當然，大量外資的涌入無疑也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或效應，但從總體上說，外資對中國經濟發(fā)展所產生的積極效應是主要的，這一點必須要承認。

　　四、外資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催化劑

　　還不僅僅是對經濟發(fā)展有推動作用，更重要的，外資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催化劑。打個比方，如果說外國的企業(yè)和資本是鯨魚、鯊魚、帶魚、黃花魚，那么它們的生存環(huán)境就是深深的海水，這海水就是市場經濟�？墒�，對外開放之前，中國的企業(yè)和資本則是鯽魚、鯉魚、草魚、鳙魚，其生存環(huán)境則是淺淺的淡水，這淡水就是計劃經濟。要想將那些海洋生物引到中國來，就必須改變中國的環(huán)境，而不可能指望改變海洋生物的習性以適應中國的環(huán)境。

　　中國對外開放的20來年，也是經濟運行體制從計劃向市場轉變的過程。對外開放、外商投資企業(yè)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聯(lián)系，即對外開放是外商投資企業(yè)出現(xiàn)和發(fā)展的前提，而外商投資企業(yè)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又推動了經濟體制轉軌并最終促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

　　何以見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半年之后，1979年7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二次全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è)法》。對外開放政策和這個法律就像兩把“金鑰匙”，終于打開對世界封閉了近30年的國門，打破了“一無外債，二無內債”陳腐的思想禁區(qū)。昔日“夾著尾巴逃跑了”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派”，又紛紛夾著裝有美元的皮包重新來到中國大陸，但不再是肆意的侵略和掠奪，而是友好的投資和辦廠。1980年5月3日，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yè)在北京誕生，這是一位名叫伍淑清的香港人與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合資創(chuàng)辦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打這以后，外商在中國投資出現(xiàn)了幾次高潮，而每一次高潮都與對外開放范圍的擴大和經濟體制上的變化相適應的。

　　外商剛剛進入的時候，中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仍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中外合資企業(yè)法通過的時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只批準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某些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實行開放并按照市場經濟規(guī)則運作的只有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4個特區(qū)。

　　國門即開，外資便源源不斷地進入到中國，外商投資企業(yè)也越來越多，表—3所列的數(shù)字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體制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實際上也就是“淡水咸化”的過程、“小魚塘大�；�”，即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過程。

　　第一次變化發(fā)生在80年上半期。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了“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經濟為輔”的原則。兩年之后，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在中國實行“公有制基礎之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與此相適應，1983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將海南島列為第5個特區(qū)，1984年4月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溫州、廣州、連云港、南通、寧波、福州、湛江和北海等14個沿海開放城市，1985年2月又將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州的61個縣市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qū)。

　　第二次變化發(fā)生在80年代末。1988年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計劃與市場都是覆蓋全社會的經濟形式的論斷。與此同時，中央也將沿海經濟開放區(qū)擴大到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以及其它一些沿海地區(qū)。

　　第三次變化發(fā)生在90年代上半期。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前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對外開放進一步向內地延伸，先是開放長江中下游的蕪湖、九江、武漢、岳陽、重慶等5個沿江港口城市，開放吉林的琿春、黑龍江的綏芬河、黑河、內蒙古的滿洲里、新疆的伊寧、博樂、云南的瑞麗、畹町、河口、廣西的憑祥、東興等13個陸地邊境城市，接著又將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石家莊等4個邊境沿海地區(qū)省會城市和合肥、南昌、長沙、太原、西安、銀川、成都、昆明、西寧、烏魯木齊、貴陽等11個內陸省會城市或自治首府列為開放城市，執(zhí)行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

　　經濟特區(qū)、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開放區(qū)都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其特點就是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可以采用更加開放的特殊政策，用減免稅收等優(yōu)惠辦法吸引外商前來投資辦廠，通過外資引進先進的機器設備、技術和管理方式，是最先實行市場經濟的試驗基地。發(fā)育和成長在市場經濟試驗田中的外商投資企業(y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有效的經營和快速的發(fā)展充分地顯示了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巨大能量。相比之下，在計劃經濟體制中運作的國內企業(yè)的生產經營每況愈下，在原有框架下實行的各種改革措施也收效甚微。于是，經過幾番姓“資”姓“社”的爭論以后，市場經濟體制終于在中國正式確立起來了。

　　外資其重要表現(xiàn)形式外商投資企業(yè)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所起的促進作用是不難看出的。正是它們，促使了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人對貼著“社會主義”標簽的單一公有制形式、指令性的計劃、平均主義的分配形式等計劃經濟范疇進行了反思，對曾被貼上“資本主義”標簽的商品、市場、競爭、價值規(guī)律等市場范疇進行了重新認識；
正是它們，促使了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作的中國企業(yè)改變了以往完全依靠國家的計劃而沒有任何自主精神的被動做法，按照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以市場為導向從事自己的經營活動；
正是它們，促使了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使自己權力的宏觀管理部門不得不正視由于外資進入和外商投資企業(yè)出現(xiàn)所造成的更為復雜的經濟生活，改變過去單憑行政命令來管理經濟生活的職能，開始運用利率、稅收和匯率等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和法律手段來管理經濟生活。

　　概括起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在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yè)的典型示范作用的推動下逐步形成和確立起來的。盡管目前學術界仍有利用外資究竟是“招來鳳凰還是引狼入室”的爭論，盡管有人認為外資在中國“搶灘登陸”，壟斷中國的市場、中國的行業(yè)和中國的品牌，正在威脅著中國的“國家安全”。不過，我還是認為，外資是狼也好，是虎也罷，無論如何對自我封閉了許多年的中國所產生的促動、帶動、拖動、拉動等方面的效應是積極的。若干年前，著名相聲演員姜昆在表演時說過一句，“要是后面追著一只大老虎，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爬上喜瑪拉雅山呀！”自我封閉了太久的中國，后面需要追著一只老虎，中國人這樣才能在競爭中時時有著一種生存危機感，在這種危機感中才不斷地努力學習、奮發(fā)向上，最終真正立足于世界強國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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