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悼念李慎之先生

　　自5天前得知李先生處于彌留狀態(tài)，就一直揪心地不安。19日和20日上午聽到他的癥狀稍有改善的消息，雖然明知這是一種不可逆轉(zhuǎn)的大趨勢中的小波動，但心中的祈望卻揮之不去：世界上畢竟出現(xiàn)過奇跡，也許，我們會迎來李先生的康復。

　　段躍3月底給我來電話，說4月5日安排一個聚會，李先生和大家見見面。我因為4月4日要出差成都，所以決定聚會推遲到4月12日。緊接著李先生給我打電話，要我赴會時叫上王怡——通過網(wǎng)上的文章，他對這位青年學者有很深的印象。我告訴他，王怡在成都，于是李先生要我到成都后向王怡致意。這一囑托，我是辦到了。但沒有想到，李先生卻在4月2日就因感冒住進了醫(yī)院。

　　我最后一次見到李先生是3月16日，那次是帶領(lǐng)在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任教的馮崇義去拜望李先生。后來又來了5個朋友，整個客廳里熱氣騰騰，李老談鋒甚健，神情興奮�？斓�12點時，我邀他下樓去餐廳與我們一道進餐，他平時很樂意加入我們的飯局，但這一天他不去，說是要陪老伴一起吃午飯。

　　李慎之先生從1985年起任社科院副院長，我從1982年起在社科院正式作研究工作，但我與他長期無交往。我不了解他，我以為他和其他學術(shù)官僚沒有兩樣，直到1989年夏從同事處聽到一些他的言行，然后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他被免職的消息，才對他產(chǎn)生由衷的敬佩。在讀了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后，他成了我心目中極少幾個值得崇敬的當代老一輩知識分子之一，能和他有同等地位的，大概只有顧準、李銳等人。

　　我在90年代后期才與李先生有直接交往，談論、交流的機會很多，見面大多在公共場合：會場上或飯局上。我大約在3年前才開始去他家，總共也只有幾次。他雖然身體不好，行動不便，但不愛邀人去自己家。見面大家都高談闊論，他是有可能就隨意漫談的，但偶爾遇上了嘴上工夫了得的人，李老也只能退避三舍、洗耳恭聽。

　　我們一批中年學者對李先生是恭敬執(zhí)弟子禮的，但他從不以師長自居，更不以學術(shù)思想領(lǐng)袖自命。他經(jīng)常宣稱，幾十年耽擱下來，他沒有多少學問。當我第一次聽他坦然說自己既不是教授（在社科院即研究員），也不是博士生導師時，我的確感到震驚。他哈哈笑著說，他不過一學官而已，他既無大著出版，就不能去申請當教授。我想，以他的學問和地位，換一個人，肯定覺得當院士也不在話下的。

　　我自覺與李先生交流密切，但記憶中他從來沒有叫我替他辦過私事。偶爾向他提到一篇好文章，他找不到，就會囑我復印了放在社科院他的郵箱中，他把好文章的復印件送我也是常有的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他都喜歡這種交往方式。

　　我知道，在中國學術(shù)文化界一部分人中，也有拉幫結(jié)派的風氣，“認碼頭”、“拜老頭子”的習慣。一批后生簇擁著一位老前輩，于是老人成了“領(lǐng)袖”、“泰斗”，年輕人一面跑腿、打雜，一面得到提攜、獎掖。老人出場總是前呼后擁、八面威風；
年輕人有幸經(jīng)常被耳提面命，也長進飛快。我們與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毫無這種習氣。

　　李老生前和我說得最多的，是想為青少年編一本《公民讀本》，他認為這是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百年大計。他多次對人說，他年輕時曾在一個中學當過公民教育的教員，這是最重要、最有意義的事，如果有“下一輩子”的話，他最想做的仍然是當公民教育的教員。當我看到出版廣告，說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公民讀本》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找兩本，送一本給李老�？上б淮蚵�，書尚未出來，緊接著，李先生就過去了。李先生生前未能看到中國的《公民讀本》，這是極為遺憾的事情。

　　我去年11月從瑞典返國，很快就去了李先生的家，他在我出國期間搬到新居。因為有“喬遷之喜”這個話題，那一次我們破例說了一點學理之外的家常話，從李老新居的布置和他的話中，我能感到作為副部級的離休干部，他的經(jīng)濟狀況實在是十分拮據(jù)。當然，他沒有把這點放在心上，我因此產(chǎn)生的是更加的敬重。

　　我現(xiàn)在還來不及思考、總結(jié)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貢獻和思想遺產(chǎn)，回顧以往的交往，我最深的是：他是真正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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