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學校

　　又一輪的打工子弟學校整治行動席卷北京，孩子們長年生活在失學的動蕩與恐懼中， 　　猶如他們父母時常遭遇的被驅(qū)逐的命運 　　 　　汪曼突然蹲下來哭了，她的母親駱軍珍一個勁兒向記者道歉，“她性格不好，心里有事也不愿意說�！�
　　“這孩子以前很聽話，成績也好。這幾年一會從老家轉(zhuǎn)學到北京，一會兒又轉(zhuǎn)回去，來回折騰了幾趟，成績掉下來了，性格也變了，不聽話得很�！�43歲的汪貽團是一家之主，8月18號一大早，他就跑到附近的火車站售票點排隊，“學校拆了，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學了，干脆打張票，讓他們回去讀�！�
　　12歲的汪曼和弟弟汪軾在租住房旁邊的海淀新希望實驗學校上學，自6月中旬起，包括這所學校在內(nèi)，分布于北京大興、朝陽、海淀的24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涉及學生一萬四千余人。沒有辦學許可證、房產(chǎn)證，校舍為違法建筑，存有安全隱患，是主管部門告知這些學校將被關停的主要原因。
　　學校沒了
　　“我們學校在這兒辦了8年了，上面要我們咋做我們就咋做，從來不敢走樣，”朝陽區(qū)東壩實驗學校執(zhí)行校長楊勤攤開一摞文件：
　　2010年2月的房屋安全鑒定報告和當年5月的加固修繕鑒定；2010年12月朝陽區(qū)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所（簡稱社辦所）下發(fā)的“關于開展自辦學校五年來發(fā)展變化照片、文章征集活動的通知”；時間最近的是今年5月31日由東壩鄉(xiāng)文化教育衛(wèi)生科下發(fā)的安全大檢查告知書……
　　他說自己這些天沒法睡，“夜里睡不著，我就跟老伴兒嘮，咱們這學校這么多年都辦得好好的，我和郭校長還被評上過鄉(xiāng)里的優(yōu)秀黨員，每人發(fā)了800塊獎金，說我們辦學有貢獻，跟著鄉(xiāng)政府領導上各處的名勝古跡，吃啊喝啊住啊，啥都不用管，就跟一家人似的，咋現(xiàn)在就‘非法’了呢！從紅的變成黑的呢！”
　　從報紙上看到新希望實驗學校一天時間就被推土機夷為平地的消息，距離東壩實驗學校不遠的育英學校早早應上級要求遣散學生，關門大吉，只求保住校舍等固定資產(chǎn)。
　　副校長何家鵬是這所學校的投資人，他自1997年開始辦學，前兩所學校都曾遭遇政策性拆遷。
　　“這是去年剛投了將近200萬建的，”老何指著校園里兩棟新建成的教學樓，樓外還有鄧亞萍捐贈的單雙杠、籃球架。他說如果和政府因為辦學的事情鬧翻了，學校很有可能作為違章建筑而被拆除，“那我所有投入全都打水漂了。”他不敢抗命，率先關停了學校。
　　北京南城大興區(qū)被點名要求關停的學校也是倉皇一片。
　　大興區(qū)西紅門鎮(zhèn)田園學校里一個人都沒有，校長張明瑞和妻子兩個人守著占地6畝半的三十多間教室。
　　田園學校這個名字并不是張明瑞自己取的，不過倒是挺貼合的――校門對面就是一片綠油油的農(nóng)田，學校也是2001年跟隨著菜農(nóng)遷過來的。
　　2005年3月15日，張明瑞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在這個“打假”的日子里，區(qū)教委主任和鎮(zhèn)主任來他的學校檢查之后，也得出了不安全的結(jié)論，但也還和善，只是要求他必須找個安全的地方，譬如廠房。
　　廠房辦學并不合適，張明瑞覺得非得自己租地蓋房不可，于是到老家借錢、貸款，花了七八十萬。
　　2009年，汶川地震后區(qū)教委開會，要求學校加固到能抗8級地震。剛把上一批欠款貸款還上的張明瑞，2010年又花了130萬來建符合新要求的校舍，其中高息借貸80萬。
　　學校眼瞅著越來越像個模樣了，可他的日子并沒有安生。6月16號上午9點，張明瑞和大興區(qū)其他3所將被取締學校的校長和代表被鎮(zhèn)上召集起來開會，要求簽署一份保證書：10日之內(nèi)關閉學校，否則拆房。
　　“我害怕拆房子�！睆埫魅鸷灹吮ＷC書，“什么狗屁事！”
　　這個在老家也是民辦教師的校長不知道如果不教書自己還能干什么，“你們也別采訪了，公立學校要是能接收這些孩子，我們也就自生自滅了�！�
　　楊勤的閨女看了新聞，擔心65歲老父親的安全，“趕緊回家吧，別叫推土機推倒了墻，給你們壓里面�！�
　　楊勤很篤定地寬慰閨女，“那不能夠，我相信黨相信政府！”這些天，他沒少見記者，每撥記者走的時候，他都會特別誠懇地送別、道謝。
　　學校生死懸于一線，他深知媒體介入的重要，但還沒忘記內(nèi)外有別。
　　路透社記者問他，“你對政府關閉打工子弟學校怎么看？”他說，“這是好事，我支持！”
　　對方追問，既然支持，你們?yōu)槭裁床环�從�?guī)定，而是提前開學？
　　“我說，咱這是為政府分憂，因為學生一時也分流不完，不能耽誤孩子學習�！�
　　對方繼而要求他幫助聯(lián)系學生家長，說沒別的意思，就想了解打工子弟的生活情況�！拔覜]答應，我還跟他們那個翻譯說了，咱們都是中國人、炎黃子孫，有些東西可能是落后的、黑暗的，但是不能讓外國人知道�！�
　　《人民日報》記者提出了相同的采訪要求，楊勤一點磕巴沒打，趕緊給聯(lián)系，并且陪著他采訪，“《人民日報》怎么拍怎么錄都行，這是咱們內(nèi)部的。我是個老共產(chǎn)黨員，絕對不能賣國。”
　　只是堅強的黨性原則似乎也不足以鼓舞他的必勝信心，送我們出門的時候，他望著隔著馬路蹲守的聯(lián)合執(zhí)法人員，自顧自地念叨，“就怕周末學生放假，他們上來就把校門給推了……”
　　拆了好
　　汪貽團18號早上沒買到票，“我排第一個，還是沒打到票�！�
　　在北京東郊，東壩鄉(xiāng)火車票代售點這兩天也排出了長隊，買火車票把孩子送回老家的一撥接著一撥。
　　汪貽團沒買到票，心里正發(fā)愁，“奇跡”出現(xiàn)了，“孩子媽媽打電話給我，說不用辦‘五證’了，只要有身份證跟小孩的學籍證明，就可以繼續(xù)在北京安置校上學�！�
　　所謂“五證”是指學生家長或監(jiān)護人的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yè)證明、戶口所在地鄉(xiāng)鎮(zhèn)政府出具的在當?shù)貨]有監(jiān)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
　　北京市教委此前公布了“三先三后”的工作原則（先拆遷民居，后拆遷學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后實施拆遷；先分流學生，后拆校舍），并承諾不讓任何一名隨遷子女因?qū)W校拆遷而失學。
　　但一些本地公立學校要求學生家長出示“五證”才能接收孩子報名，絕大多數(shù)學生被攔在門外。
　　35歲的河南人郭華來北京十多年，一直靠賣水果為生，他辦不下固定攤位，開輛貨車拉著瓜果打游擊做買賣，“前些日子在城里賣瓜，讓城管把車抄走了，找老鄉(xiāng)花了三千多塊錢才把車‘撈’出來�！�
　　他不敢再進城，就在租住的城中村內(nèi)賣西瓜，“讓我開工作證明，咋開��？”
　　媒體介入之后，有關方面松了口，辦不齊“五證”的學生可以進入教委備案的“分流安置學�！�。這些學校有些是取得了辦學資格的打工子弟學校，有的是利用騰退公立學校校舍，招募民辦教師辦學。
　　汪貽團給兩個孩子都領到了“北京石油附小北校區(qū)”的報名通知書，臉上終于露出了笑容。
　　“新希望這學校是真不行，讓孩子在這兒上也是湊合，沒辦法，公立學校不收我們農(nóng)村孩子�！背踔袥]畢業(yè)的他對孩子的學習很上心，時常檢查孩子們的作業(yè)本，“有的題我一看明明寫錯了，老師還給打?qū)�勾，”讓孩子改，孩子嚇得直哭，死活不敢改，“她講，這是老師打了對勾的，改了老師要打我……”
　　駱軍珍說女兒汪曼這學期有進步，語文考了九十多分，數(shù)學考了八十多，汪貽團手一擺，“那是他們老師亂打的，算不得數(shù)�！彼麄兝相l(xiāng)中有個孩子在這邊念書，成績中上等，“回老家一考才知道，成績差得很，門門不及格，寫個好分數(shù)純粹是糊弄家長。”
　　他們一家四口租住在一間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里，房子不隔音，隔壁幾家鄰居聞聲都擠了進來。一個家長很氣憤地說，“這種私人辦的學校說白了就是想掙錢的，小學四五年級的學生買包煙在教室門口抽，老師看了都不管。催孩子交學費倒是抓得緊，孩子交遲了都在家哭著不敢去上學。”
　　農(nóng)業(yè)部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呂紹青曾對北京一百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做過普查，在《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基本情況》一文中他寫道，一些學校“辦學條件極其簡陋，學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學器材，諸如三角板、圓規(guī)等等�！�…65%的教師是以前沒有任何從教經(jīng)歷的，其中有10人是剛從職業(yè)高中、高中或中專畢業(yè)的學生，年齡最小的18歲。”
　　東壩實驗學校執(zhí)行校長楊勤和老伴兒周玉珍都是退休教師，10年前從黑龍江綏化市來到北京，“俺倆一輩子沒離開學生，天天閑待在閨女家也悶得慌。”他倆走遍京郊，想找個合適的民辦學校打打工。
　　“找工作那陣兒，啥樣學校都見過了”，在京北昌平，他們見到一家夫妻店學校，“就一間小窩棚，開小學一年級到五年級的課，那夫妻倆輪流教”，楊勤問他們?yōu)樯恫婚_六年級的班，“他倆說他們教不了……”
　　楊勤搖頭感嘆，類似沒資質(zhì)、“誤人子弟”的學校太多了。東壩實驗學校的投資人有3個，楊勤遇到他們時，學校還在莘莊，“他們一看我的教師證，一把抓過去，問我，‘你當校長行不行？’”
　　“如果這些孩子們都能上北京的正規(guī)公立學校，我特別高興，”楊勤說自己說白了也就是一個打工的，“咱跟投資人看重的不一樣，我當了一輩子老師，我就看重孩子，我們這學校在打工子弟學校里無論硬件、師資都算得上一流的，但平心而論，甭說跟北京的學校比，就是跟我們綏化比，也差著一大截子，最多打個75分吧！”
　　他上北京市教委組織的小學校長高級研修班時，去北京育才學校和三里屯小學參觀過，“受老大刺激了，那里的孩子太幸福了，那么好的辦學條件，如果不好好學習，對不起國家的投資，真的�！�
　　在育才學校的禮堂，他聽了一堂北京市高級語文老師的公開課，“就是講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聲光電全用上了，那個課上得好啊！課上完了，整個禮堂鴉雀無聲……我的眼淚都出來了。”直到現(xiàn)在，他還保留著那堂課的教學資料，在他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旁邊，是東壩實驗學校的電腦教學室，“36臺電腦，只有幾臺能夠打開……具體啥原因，咱也不清楚�！彼�老伴周玉珍接手這所學校的數(shù)學教學時吃了一驚，“學生基礎太差了，有些四五年級的孩子乘法口訣都不會�！�
　　生意
　　讓楊勤氣憤擔憂的是，自己的學生們并沒有多少能夠從此次關停中受益，到公立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大多數(shù)學生將被分流到臨時搭臺組建的安置校。
　　朝陽區(qū)7所被關停學校聯(lián)名給北京市政府寫了封申訴書，最后一段記錄如下：
　　“我們強烈要求把東壩鄉(xiāng)、將臺鄉(xiāng)所關閉的七所學校學生全部分流到公辦學校就讀，讓進城務工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我們想這也是市、區(qū)領導的初衷，我們也完成了辦學使命。如果讓孩子進入安民學校、博雅學校就讀根本改變不了什么，而是治標不治本�！�
　　朝陽區(qū)教委副主任劉麗彬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朝陽區(qū)今年關停的學校涉及4574名學生，截至8月16日，已有467名學生辦妥了相關借讀證明，可以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對于那些未能辦好五證的學生，朝陽區(qū)已整合了一批閑置的公辦學校校舍，準備了4300多個學位，保證涉及的每一個孩子都有學上。
　　安民學校、博雅學校正是劉麗彬副主任所說的“整合學�！保�但這些學校的“整合”方式讓被關停的民辦學校投資人不滿。
　　周玉珍老師一提這個事情就來氣，學校上學期先后兩次接到朝陽區(qū)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所的通知，“說是要正規(guī)化管理，問我們要學生家長的身份證號、電話號碼、老師的電話號碼，我們?nèi)鐚嵉貓笊先チ�，咱把社管所當靠山呢，還覺得挺美，有人管咱們啊！結(jié)果他們是用這個辦法騙信息，挖學生、挖老師�！�
　　楊勤嘆一口氣，非常無奈地搖頭，學校辦校10年，好不容易積累了四十多位有資質(zhì)的老師，“一下子給他們挖去一半多，我們對走的老師也理解，太理解了，咱這不能辦了，他們還要生存啊�！�
　　他不相信這些個臨時組合的整合校能比他們辦了10年的學校更好，“你看這事可不可笑，有個只有幾百人的打工子弟學校主任，跟我同姓，這回聘到安民學校當校長了；我們學校的一個年級組組長，聘去當主任了。這樣的學校就敢跟家長說自己既合法，又師資雄厚。”
　　“我只是想要一個‘公平、公正、透明、公開’的選拔機制，比得上就辦，比不上就下，倒也痛快。像現(xiàn)在這樣說辦就辦，說停就停，難以接受。”育英學校投資人、副校長何家鵬說。
　　社科院研究員韓嘉玲一直關注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她對現(xiàn)行做法提出質(zhì)疑和批評，“國家政策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是在整個過程里，沒有公開、透明的程序讓別人服氣。什么時候拆、拆的理由是什么、學生怎么辦，包括家長的知情權……這些后續(xù)問題如果解決好，可能爭議就不會這么大�！�
　　朝陽區(qū)7所被關停學校的聯(lián)名申訴書則直指整合學校背后存有利益鏈，并指名道姓地指出分流安置校之一安民學校法人為朝陽區(qū)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所的一位在職人員。
　　自1993年北京出現(xiàn)第一家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八家私小以來，隨著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的大量涌入，打工子弟學校自1998年起呈現(xiàn)勃興態(tài)勢，其后每年以15%的速度激增。2003年，北京市將第一張打工子弟學校的合法辦學許可證頒給了明圓學校。但直到今天，能夠獲得辦學許可證的打工子弟學校仍只有六十余所。
　　沒有辦學許可的“黑學�！痹�遭到多次清理，然而仍有大量社會資金不顧政策面的風雨莫測勇猛入市，北京大興區(qū)西紅門建新莊實驗學校校長羅亮一語道破，“干這行，天天提心吊膽，但比打工能掙得多點兒�！�
　　育英學校投資人何家鵬的座駕是一輛奔馳，他坦言去年學校純利有20萬。
　　羅亮2004年開始辦校，頭一年虧了3萬多。2006年北京市大規(guī)模整頓關閉違規(guī)打工子弟學校，他投建的建新莊實驗學校也榜上有名。
　　他從區(qū)、鎮(zhèn)、市教委一路跑下來，砸出10萬塊錢，辦下了樓房檢測報告和衛(wèi)生許可證，不僅學校得以保全，其他被取締學校的一部分生源也流了進來，學生增加到了600人，學校也開始盈利。
　　此后，他追加200萬投資，給學校配了一部車，有償接送學生；建了兩棟新房子，教室數(shù)量翻倍；換了一些新桌椅，校長辦公室等地方還配上了電腦。
　　1200個學生，22個班級，36個老師，羅亮的學校在西紅門鎮(zhèn)的打工子弟學校里面，頗具規(guī)模。
　　當初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建校舍，羅亮曾經(jīng)騎著自行車從三環(huán)到六環(huán)、再從六環(huán)到三環(huán)地找，磨壞了不下4雙鞋。最終選定西紅門鎮(zhèn)，和村委會簽了20年的土地租賃協(xié)議，當起了校長，開辦了建新莊實驗學校。
　　自打在河南信陽息縣糧食局下崗之后，他就一直琢磨著到北京來創(chuàng)業(yè)�！拔覐男〉酱笠恍南敫牲c大事業(yè)�！闭f這話的時候，坐在教室小板凳上的羅亮，抖了抖煙灰，身體往后一仰，腰頓時都挺了起來。
　　1996年來京之后，他在前門的地下通道擺攤賣工藝品，周圍住的除了大批打工的河南老鄉(xiāng)之外，還有不少河北、安徽、四川、山東的打工者。孩子多，可以供他們上的打工子弟學校卻沒幾個。
　　受到老鄉(xiāng)易本耀的“鼓動”，羅亮開始琢磨這里頭的市場――易是北京打工學校的籌辦先驅(qū)，他在1994年創(chuàng)辦的行知實驗學校如今已經(jīng)成為北京市打工子弟學校的樣本。
　　“祖國的未來”
　　一位前往育英學校辦理轉(zhuǎn)學證明的學生家長向我們出示了朝陽區(qū)教委社辦所群發(fā)給他的短信，“這個短信我一直存著，就怕有什么閃失，孩子就上不了學了�！�
　　他的兩個兒子，大的今年上九年級，小的剛上一年級，按照區(qū)教委的“統(tǒng)一分流安置”，兩個孩子新學期都要到姚家園學校上學，那里不通公交，離他們的租住地還很遠。
　　學校建議“家長接送孩子”，“俺倆都是打工的，咋能早晚去接孩子？”
　　汪貽團和他的鄰居們也在為接送孩子的事情發(fā)愁，他跟著小建筑隊干裝修，給許多北京人的廚衛(wèi)貼過瓷磚，“一接到活兒就得走，天亮出門，天黑了回，有時趕工期，還住在工地上。”孩子媽媽給人做小時工，也是有活就得趕緊出門，“能上正規(guī)學校是好事，多少年都盼著呢，可是孩子上下學怎么辦，這真讓人為難了。”
　　采訪中，不少家長為安置校過于偏僻擔憂，一些安置校已經(jīng)成為城郊土地開發(fā)的孤島，家長擔心一些社會的閑散人員對年幼的孩子“劫錢”、“收保護費”，下雨、下雪時，孩子們上學也很不方便。對此，有關部門給予回應，稱會設置治安崗亭保障學生安全。
　　經(jīng)濟學家許小年則直指打工子弟學校關停背后存有“土地財政”的利益驅(qū)動，“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是新圈地運動的重點，農(nóng)民工又是弱勢群體，阻力小�！�
　　本刊記者所探訪的7所被關停學校，幾乎已全都被在建樓盤包圍。
　　有受訪校長指出，自2005年后打工子弟學校轉(zhuǎn)正的大門越關越緊。而北京地價正是從這年歲末開始飆升，2005年三環(huán)以內(nèi)新盤售價還在七八千塊，到如今，五環(huán)以外也已均價兩萬有余。
　　賣西瓜的郭華一家這些年來一直被高房價驅(qū)趕，從南城新發(fā)地一步步遷到現(xiàn)住的海淀雙清路附近。他原本打算帶著一家老小在安置校附近租房，但“根本找不到幾百塊錢一個月的房子”。
　　在新希望實驗學校采訪時，我們?nèi)チ烁浇鼛讘魧W生家中，都是不到10平米的簡易房，兩張床占去大部分面積，大人孩子中間拉上一道簾子就算是對私密空間的簡陋分割，很多家里，連這道徒具形式的簾子都沒有。汪貽團告訴我們，他的房子一年躉交租金是4800元，“如果按月交，還要貴些�！�
　　“交房租、水電，還有孩子上學，一家人吃飯，一個月剩不下錢，”郭華把兩個女兒的入學通知書裝進一個塑料袋里，把口扎上，算是慎重保管。
　　大女兒郭肖俊在巷子口喊他，“爸，快來，有人買西瓜�！�
　　他把塑料袋往床頭一放就出門，出去時也不帶上門。不只他家，一排住戶的門都開著，很多人家床上都沒有被褥，有的連枕頭都沒有。
　　農(nóng)業(yè)部農(nóng)研中心呂紹青研究員帶領的“流動兒童教育研究課題組”收集了大量的小學生作文，孩子們用筆記錄下了外來人口在大城市的冷峻生活：
　　“我姑姑在北京，后來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難，后來就賣盒飯、賣水果、烙大餅。父母整完了他們的事，又為我的事操心，因為我在北京找不著學校，北京的學校學費太貴了，差不多得兩三萬。后來我們聽人說有一個打工子弟小學，我們就到學校去跟校長說，校長不同意，我媽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學。……過了一個學期，該上六年級了，我又來到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學校跟校長說，后來校長說考試能考上就能念，最后我考上了就在這兒念書了。我媽媽和爸爸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負他們的希望，好好學習。”
　　……
　　“老家的生活條件不行，先是媽媽來了北京，后來覺得北京掙錢還可以，爸爸和哥哥都來了北京。在北京媽媽找了一份掃樓道的工作，爸爸在媽媽單位看車子，哥哥幫別人洗油煙機。后來媽媽和爸爸商量把我也接到北京，不上學了，因為家里的爺爺奶奶都去世了，親戚都離得遠，沒法照顧我。在北京大約呆了半年的時間，媽媽聽說在五棵松有個河南人辦的學校，當這個消息傳到我的耳朵里，我簡直高興得差點叫起來，我聽媽媽說可以去那里上學，我整晚上都興奮得沒睡著覺，我心想這太好了，我又可以重返校園了�！�
　　……
　　我問汪曼，為什么可以留在北京上學了還要哭，她埋著頭抽泣，不出聲。駱軍珍說，“她不想換學校，怕去了新學校，北京同學笑話她有口音�！�
　　學者秦暉曾經(jīng)著文，對這些“社會處境不利兒童”的未來擔憂，擔心今天的教育問題會演化為明日的社會問題，“移民第二代的價值系統(tǒng)、心理狀態(tài)與社會角色肯定不同于上一代，而這些變化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huán)，加劇他們與主流社會的沖突，也可能會形成良性循環(huán)，促進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融合�！�
　　北京東五環(huán)外，即便學校已經(jīng)空空如也，何家鵬還沒有失卻守望之心，他非常了解這所學校的學生和他們的家庭處境，很篤定地說，“一旦學校重新開起來，即便現(xiàn)在孩子們和老師們都走了，到時他們還都會回來。我有這個信心�！�
　　眼下，他最大的任務是保住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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