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拍好看的電影

　　《月蝕》和《驚蟄》的碰壁（未能公映）以及《白鹿原》的擱淺讓王全安的電影理念發(fā)生了巨變，如今他會說“我有我的表達，但應該潛在電影之下；電影可以有深層意義，但本身必須是好看的”。
　　
　　農歷金豬年，對導演王全安來說是個嶄新的開始。德國時間2007年2月17日，北京時間2007年2月18日凌晨，王全安的《圖雅的婚事》在德國柏林電影節(jié)上拿到了金熊獎。此前張藝謀的《紅高粱》和謝飛的《香魂女》分別在1988年和1993年獲得過柏林金熊。
　　《圖雅的婚事》講述了發(fā)生在內蒙草原上寡婦“嫁夫養(yǎng)夫”的故事。《圖雅的婚事》之于王全安，會像《紅高粱》之于張藝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還是如《香魂女》之于謝飛落得少有人提及的命運呢？事實上，和此前所有“墻內開花墻外香”的青年導演一樣，王全安面臨的現狀是國際影展青睞，國際發(fā)行順暢，但能否在國內找到上映的銀幕卻是未知數。
　　王全安踏入電影圈前是舞蹈演員，為了要“自我表達”而拍電影。但《月蝕》和《驚蟄》的碰壁（未能公映）以及《白鹿原》的擱淺讓他的電影理念發(fā)生了巨變，如今他會說“我有我的表達，但應該潛在電影之下；電影可以有深層意義，但本身必須是好看的”。
　　
　　故事
　　
　　新民周刊：《圖雅的婚事》是發(fā)生在蒙古牧民身上的真實事件嗎？
　　王全安：這個故事里人物關系很復雜，道德沖突也很復雜，就是我們常說的“有戲”。我寫劇本時參考了不止兩三個人物素材。中國本身就有“嫁夫養(yǎng)夫”這個詞，說明這確實是某些地方普遍的解決生活困境的方式。我采訪了很多實例，其中包括西安一個鬧得沸沸揚揚的真實事件。還看了一些電視紀錄片，豐富了整個故事。
　　新民周刊：為什么會選擇內蒙古作為背景呢？你的母親出生在拍攝地附近，所以你選擇了那個地方？
　　王全安：想好要拍這個故事時，一想到放在漢族背景中，馬上就覺得有一種壓抑和沉悶。選擇內蒙是因為我很喜歡內蒙音樂，而且我也很了解那個地方的人，還有一點，我總是習慣在電影中通過故事和人物負載進我個人的表述。
　　新民周刊：那在《圖雅的婚事》里，你想表達什么呢？
　　王全安：那個地方因為過度放牧，草場退化得很嚴重，連草根都吃完了。牧民們整體搬遷出草原，來到城里當農民和小商販。這些內蒙古人因為追求經濟因素而失去了自己的家園，我覺得在更大范圍也經歷著這樣的變遷。急功近利的開發(fā)，常常以犧牲環(huán)境為代價，拍他們其實也是在拍我們。
　　新民周刊：你說過不喜歡在作品中賣弄東方情結。
　　王全安：拍什么地區(qū)，和是否東方情結無關，關鍵是作品中表達的內容。一個電影最重要的就是對人物命運的表達，如果這方面不能做到飽滿的話，只能弄成風格化和情調化。選擇少數民族，不是說我要利用他們的什么特點，相反是他們要幫我宣泄出什么。我一想到內蒙就想到了自由，能夠給我壯幾分膽，故事可以不理性，可以隨著自己的感性走。當時就是這樣的感覺。
　　新民周刊：聽說除了女主角余男，電影中的其他演員都是當地的牧民？
　　王全安：我的電影已經形成一種特點，既有一般藝術片所追求的那種很真切的生活質感，但在其中又附著很強的戲劇性，這就決定了我需要兩種演員。當地的演員首先提供一種質感和氣質，他們帶來的生活背景很扎實，一看就讓人覺得很真實很生動也很有力量。但是當需要戲劇爆發(fā)力時，演員的表演就需要那種經過訓練才能達到的強度和層次感，所以里面也要有余男這樣的專業(yè)演員。但內蒙古的演員依然給我很大驚訝，他們整體好像特別具有藝術天分。
　　
　　發(fā)行
　　
　　新民周刊：《圖雅的婚事》在柏林獲得了金熊，前兩天在廣州放映時也是座無虛席，那什么時候能和全國觀眾見面呢？
　　王全安：目前還沒有確定國內的發(fā)行商，但我特別希望能得到國內觀眾的喜愛。當初拍《圖雅的婚事》時就是以拍出一部好看的電影為目的，我想要拍一部在電影院里放映的電影。
　　新民周刊：獲獎能讓它早日走進電影院嗎？
　　王全安：獲獎對它在國內電影院的放映肯定是推動，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國內電影的現狀，觀眾其實不太會被是否得獎之類的宣傳所影響�？峙掠绊懹^眾去不去電影院的，還是電影本身好不好看的問題。
　　新民周刊：雖然國內發(fā)行還沒有確定，但據說《圖雅的婚事》的國際發(fā)行已經很不錯？
　　王全安：電影節(jié)之前，我的經紀公司美國ＣＡＡ公司在全世界各地的發(fā)行商中選中了一家韓國公司做國際發(fā)行，這家公司以發(fā)行優(yōu)秀的藝術電影而名聲赫赫，金基德的電影就是他們做出來的。他們的保底報價最高，達到了30萬美元。這已經超過了電影一半的成本，當時我還覺得會不會有點冒險啊，現在看來它實在是太厲害了。電影在柏林展示期間，國際發(fā)行做得已經非常完美了，意大利、法國、日本、墨西哥、俄羅斯、德國……電影節(jié)結束前3天，發(fā)行商就回韓國了，該發(fā)行的地方都發(fā)了，不該賣的地方也都賣了，之后（獲獎）的結果可能也是他們沒有想到的�，F在光日本一個國家的報價就達到了70萬美元，作為一個藝術片導演，我感覺這哪像在拍藝術片，這簡直就是個生意。大家都有點瘋了。
　　
　　理念
　　
　　新民周刊：你特別強調想拍一部在電影院里放映的電影。是不是之前兩部電影都沒有上映，讓你改變了你對電影的看法？
　　王全安：是，電影理念上發(fā)生了太大的變化。年輕時總有要表達自己的愿望，自我表達是當時最重要的事情，有時比電影還重要。好像世界上就剩下了表達，別的都不存在了，我拍第一部《月蝕》時就是這樣。但是電影拍完后，我媽媽說不好看，不愛看。我還對她說，你不愛看就對了。我覺得這樣說明這部電影文化層次高，現在想想那時很可愛吧。拍第二部《驚蟄》時我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這部電影講述的方式變得比較正常，人物很生動，拍好后我和媽媽說，這個電影你可以看了�？赐晁�還是沒說什么，應該就是“還可以”的意思吧。但是那個電影還是散點敘事，屬于個人電影。
　　新民周刊：你將《驚蟄》送去參加了金雞獎，女主角余男獲得了最佳女演員獎，但評委們并不認可你的題材？
　　王全安：《驚蟄》拍完后，我覺得藝術電影也應該進主流電影圈，回到國內電影院，我就把它送到了金雞獎。果然很刺激，評獎的人說，這種題材的電影怎么能放進金雞獎呢？大家在主題上沒法接受，覺得好像不符合以往的那種概念。但我的電影畢竟有品質很好的部分，特別是在演員表演的部分，已經無法回避。
　　新民周刊：什么時候開始想拍一部好看的電影？
　　王全安：拍完《驚蟄》后就在籌備《白鹿原》。這是個大動作，而且我是陜西人，這是陜西的小說，這部電影會是一個很多訴求包容在一起的作品。這就需要能力，需要力量，而不光是感覺。要情節(jié)性敘事，也就是講故事講人物。當時我就在“練”這個，“練”了一年多，（白鹿原項目擱淺）就受挫了。但是不能白練啊，我就想找個東西把這一年練的拍一下，看一下是個什么成色，所以選擇了圖雅這個題材。
　　新民周刊：下一部作品還會回到《白鹿原》嗎？
　　王全安：《白鹿原》是一個比較長遠的計劃，在目前的環(huán)境中，能夠讓我們松弛地完成作品還是有待時日的。但是我也有其他的計劃，下一部電影打算拍一個工業(yè)背景題材，陜西西安有個紡織工業(yè)區(qū)，里面有很多紡織廠，幾萬紡織女工在里面工作。我去采景時覺得特別震撼，這是另外一個群像。
　　新民周刊：獲獎改變了你的生活，你喜歡這種轉變嗎？
　　王全安：電影節(jié)只是個印證，并不能提升什么。就像去柏林前接受采訪預測時我說的，這部電影讓自己很踏實。我把生活想得特別清楚，首先我確定自己這一生就是要拍電影的，但我還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像我之前的生活就很好，自由自在，隨便去那兒，可以“為所欲為”。但我也知道，改變的一天注定要到來，到時就要過另外一種生活。既然這種生活來了，也不必扭扭捏捏。它有它的好處，它有另外一種意義上的自由。比如原先會為資金發(fā)愁，現在就完全不是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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