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和當代中國的謊言癥

　　人世間的事，如王國維先生所說：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罕有人愿意自揭傷疤，罕有民族愿意自揭傷疤。日本民族如此，中華民族亦如此。自揭傷疤，就要面對自己的罪惡，這實在是精神“自虐”的痛苦旅程。然而，一個民族如果拒絕面對自己的錯誤乃至罪惡，它就必定屬于自作孽不可恕的一族。日本對亞洲欠發(fā)達國家的經(jīng)濟援助并不少，但始終被人厭惡。原因何在？沒有勇氣自揭傷疤。中國在國際社會也屢屢被批評。對此，國人往往以憤怒的情緒相向，除了“反華”、“妖魔化”之類簡單的回敬，少見理性的“有則改之”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人間常識，群體里誰最令眾人厭惡？無疑是永遠拒絕自我批評的那位個體。一個永遠拒絕自我批評的民族，不僅在國際社會中難以被真正尊重，更使自己老大無長進�！蹲呦蚬埠汀凡⒎菄烂C的史實之作，但它表達的一個上位觀念卻是我們人人感同身受的普遍歷史事實：百年了，三代人都走進墳墓了，連紅衛(wèi)兵一代都走近墳墓了，卻沒有能力走近共和，這個老大的民族，太不長進了！

　　倘若我們真正熱愛祖國，就應該有一點心平氣和的自我反思。

　　中國有許多傷疤。其中之一，是多少愛國主義豪言壯語都掩蓋不了的基本事實：當代中國是患了謊言癥的“民族”。并非中國人個個天生喜歡說謊，而是制度長期強迫百姓不說真話，誰說真話誰就要被追究“責任”，小則砸碎飯碗，大則家破人亡；
久而久之，謊言成為當代中國人的新“建樹”新傳統(tǒng)。無論SARS事件還是孫志剛事件，以及同時期悲慘程度不低于SARS的遼寧海城上千學生中毒事件等等，人們從官方渠道得到的最初消息常屬謊言。這個滲透全社會的謊言當代新傳統(tǒng)，不僅令官吏出身的首善之都的屢新市長，習久無察地向全世界坦然說謊，就連幾十年訓練以尊重事實為第一原則的醫(yī)學“科學家”，一旦坐上共和國衛(wèi)生部長的高位，同樣“代表”全體中國“人民”談笑風生地向全世界人民謊話連篇。試問，當某國向世界輸出重癥傳染病、國際組織的高層官員都為此客死該國的同時，代表該國市民形象的首都市長和代表該國專家形象的衛(wèi)生部長，仍舊聯(lián)袂盛情邀請各國公民來傳染病肆虐的地區(qū)放心旅行，那么“友邦”對此該做如何評價？話說重了固然難聽，可拿人命關天來撒謊且拒絕反省的民族，還需要他人來搞什么“妖魔化”嗎？（www.yypl.net）

　　當代大陸中華民族已經(jīng)患上了嚴重的謊言癥，這是殘酷的事實。更殘酷的事實是，這個病癥幾乎無藥可醫(yī)。無論是學雷峰學孔繁森，無論是講政治還是精神文明建設，在治療當代中華民族的謊言病癥方面，都沒有表現(xiàn)出多少療效。然而，最荒誕的殘酷是，幾乎無藥可醫(yī)的SARS病魔瘟疫，反過來倒真有一點治療中華民族的謊言毒癮的療效。應了這個民族醫(yī)學傳統(tǒng)中的一句古訓：以毒攻毒。多少次重大事故慘案屢屢被隱瞞，罕有高官為此失去烏紗帽。SARS 病毒來了，只有極個別中國人面對SARS 說了真話，如北京的蔣彥永、廣東的鐘南山。大多數(shù)知情人都被各種各樣的體制因素封上了嘴巴。換了另外任何一種場合，蔣彥永和鐘南山的真話，不但不可能被社會承認，而且會被當作百分百的謊言批駁。事實上，直到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SARS早已在廣東流行并在北京開始迅速傳播的危難時刻，蔣彥永和鐘南山等人說的真話仍舊被國內的媒體當作謊言來批駁或拒斥，媒體向大眾灌輸?shù)氖菚r任北京市長、衛(wèi)生部長等人的“真話”，它代表了政府的喉舌——盡管事實證明，它是謊言。有人贊揚蔣彥永先生“童言無忌”，是指出皇帝新衣的那個“小孩”。此言差矣。蔣彥永先生面對的決不是那個荒唐卻可愛的皇帝，而是一個龐大的制度和一些大大小小的趙高。誰逼迫制度最后不得不暫時放棄謊言的呢？不是蔣彥永、不是鐘南山，他們遠沒有那么大的作用；
甚至也不是許多專家所說的是WHO組織和世界各國的壓力；
作為一個習慣性撒謊的制度，嗤之以鼻地對待國際輿論是其謊言傳統(tǒng)中固有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逼迫這個制度暫時放棄謊言的，是SARS病毒。SARS病毒，不學習三個代表，不懂得講政治，不理解穩(wěn)定的重要性，不服從最高指示，它只知道按自然本真面目頑強行動，它以渺小又渺小的病毒之真，挑戰(zhàn)龐大又龐大的制度之假，那客觀結果就是，病毒以自己的肆虐一再提醒這個民族，你在撒謊，你又在撒謊，你還在撒謊，你怎么好了瘡疤忘了疼，沒完沒了地撒謊…。所以，人們甚至可以預見，只要SARS疫情一旦得到暫時控制乃至基本消除，謊言傳統(tǒng)會立刻卷土重來。（www.yypl.net）

　　一個沒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民族，就是一個永遠不會汲取教訓的民族。

　　在悼念李慎之的一篇文章里，筆者寫過如下一段話，“50多年來這個東方民族的經(jīng)濟發(fā)展，是以淹沒說真話的人士為代價的。在歷史的長河里，從55萬右派開始，它不僅漂亮地干凈利落地大規(guī)模擺脫了說真話的人士，也徹底消滅了一個民族說真話的勇氣。這也就等于說，徹底消滅了一個民族的良知。”

　　請注意，因說真話而遭橫禍，并非是40多年前胡風時代、或30多年前張志新時代的陳年舊事，而是21世紀的今天仍舊鮮活鮮活的現(xiàn)實。我們身邊天天重復著因說真話而遭厄運的慘劇。湖南益陽市仗義執(zhí)言的李尚平老師因說真話而被謀殺，河南平頂山市的小干部呂凈一因說真話而夫婦雙雙被謀殺（妻子被害，呂凈一自己身受重傷）………。幾十年的歷史，我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對這類“新聞”早已麻木。這類慘案了無“新”意，它們不過是幾十年來的一個雖新已舊的社會常規(guī)，一個司空見慣了的當代中華民族的痼疾。（www.yypl.net）

　　不麻木又能怎么樣？有幾人能有這樣的勇氣：為了說真話，讓自己心愛的妻子、兒子、女兒來承擔橫死的厄運？

　　可以斷言，如果當初呂凈一預見到魔爪終究會伸向自己的親人，他一定會選擇沉默。

　　如今間或有知識分子撰文紀念顧準、李慎之說真話。歷史上的顧準，曾經(jīng)為著兒子的飯碗而違心地“悔罪”——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說謊，但在那個時代，這卻是勇士也無法抗拒的命運；
歷史上的李慎之，因為有周公和鄧公的人際淵源和高級干部的身份，而大大降低了說真話所要擔負的風險。對千千萬萬李尚平和呂凈一這樣的小人物，堅持說真話所冒的人生厄運的危險，要遠超過李慎之先生。朱學勤先生在悼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里幾乎用“石破天驚”來描述先生1999年那篇文章（朱學勤先生原文修飾愈為“震撼海內外”、“如霹靂劃破夜空�！保┛陀^地說，李慎之先生1999年之文，放到任何一個現(xiàn)代文明國家，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件事物了 —— 一個公民表達自己的見解，沒有任何驚世駭俗之見，行文如此委婉，善意如此真切，如此普通的一段文字，卻被社會的“良心”群體知識分子們視為石破天驚，什么原因？謊言的制度和傳統(tǒng)早已病入膏肓，使人無法面對平實的真相，也無法面對說出真相的個人。就如同一個積習在皇帝面前下跪磕頭的民族，一旦看到竟然有人見到皇帝不磕頭或不下跪，一定嚇破了膽 —— 不僅是民眾，更包括皇帝。如果我們不諱疾忌醫(yī)，這“石破天驚”，不正是一個民族從上到下猥瑣不堪的寫照嗎？

　　不論一個民族經(jīng)濟上多么繁榮多么成功，如果它沒有良知而謊言成性，那么，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有前途，這個社會就不可能有正義，這個民族的后代必將生活在黑暗之中。大學生孫志剛之死，是一個“小小”的例證。屢屢發(fā)生的成百成千的中小學生中毒案，更是例證。其實，孫志剛沾了大學生身份的“光”，大學生的身份，相對容易地喚起了媒體和知識階層的關注，使他個人之死獲得了鮮血淋漓的“殊榮”。而更多更多的沒有地位沒有身份的農(nóng)民，無聲無息地慘死在這樣那樣的“收容所制度”下和謊言傳統(tǒng)里，根本無法獲得這個社會主流媒體的足夠關注。（www.yypl.net）

　　我們應該考慮一個非�，F(xiàn)實非常真實的社會學“科研”問題：在一個說謊已成為強大傳統(tǒng)的社會里（這很大程度拜毛潤之先生所賜），如何一點點恢復和挖掘出人們的良知，如何一點點培養(yǎng)出人們說真話的“勇氣”，使真話最終成為社會的常規(guī)而非異數(shù)（李慎之是異數(shù)，蔣彥永是異數(shù)，李尚平老師是異數(shù)，呂凈一是異數(shù)，而前衛(wèi)生部長和我們等都是“常規(guī)”）

　　答案既復雜也簡單。復雜的答案，指向制度改革；
簡單的答案，指向個人坐言起行。我們，身為“渺小”的每一個人，應當從簡單入手。我們所需要詰問的是：在這樣一個社會里，要打破說謊傳統(tǒng)的惡性循環(huán)，哪些人哪些群體應該且可能擔負起比較多的責任？

　　這涉及到至少五個方面。第一，責任分布問題：社會正義的脊梁（說真話）應該由哪個（哪些）群體來多幾份擔待？第二，意愿分布問題：哪些人哪些群體多少有意愿追求正義（說真話）？以及各自追求正義的強弱差別？第三，代價分布問題：哪些人哪些群體追求正義（說真話）需要付出的代價相對比較少？第四，獲益分布問題：哪些人哪些群體追求正義（說真話）獲得的利益相對比較多？第五，策略差別問題：對于這些不同的目標群體，應該采取那些差別性的和漸進性的措施，甚至包括贖賣措施，促使他們盡量少說一些假話，盡量多說一點真話。（www.yypl.net）

　　引用李慎之先生《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中的一段文字作為結尾：

　　就在他（哈維爾）出任總統(tǒng)時的就職演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中，他在歷數(shù)國家面臨的問題之后說：這些都還不是癥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huán)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只顧自己（我這樣說時）我針對的是我們所有的人，因為我們全都已經(jīng)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受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

　�。ü�維爾）唯一的主張就是人人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做實事，不過他始終強調要“干”。他說：每件事情堅持或失敗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則上總比“不干”要強。他在給妻子的一封信里說：“我可以以我認為合適的方式行動。我深信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有人會反對說這沒有用處。我的回答十分簡單：有用�！保╳ww.yyp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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