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銳：南都困境與中國新聞人的宿命

　　在中國新聞人從良心到傷心的循環(huán)中，南都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后一個。只有在“第四種權力”得到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新政才成為實實在在的“新政”，而不至淪為空洞的口號

　　“比非典疫情更可怕”的南方都市報終于被“查出問題”，某些人士實現(xiàn)其“好好收拾收拾南方都市報這幫小子”的心愿看來已成定局了。正如在非典之前，就有人大致預見到南都今日的處境一樣，我們不妨再做一個絲毫不費心力的預測：如果南都案的終審結果跟二審相去不遠，喻華峰和李民英很快就會淡出大眾的視線，并最終被曾忿忿不平或掬一把同情淚的多數(shù)人忘記。所謂的“寫入新聞史”，也只是遙不可及的虛幻故事。在中國新聞人從良心到傷心的循環(huán)中，他們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后一個。事實上，以南都的桀驁鋒利，能支撐到今天才陷入此境，已經是一個異數(shù)。

　　南都：刀尖上的舞蹈

　　記得早在2002年上半年，有一次大學同窗小聚，席間無意中提及南方報業(yè)，在某部委工作的一位向供職于南方都市報的另一位說道：“你們集團的報紙很多人喜歡看，但有時候膽子太大了。這么下去，遲早要出事。在大陸做報紙，崛起太快絕不是好兆頭，你同意不同意？”另一位微笑不語。當時大家都勸身在社會新聞部的那位同學凡事多注意，不要冒無謂的風險，但我估計，即使大家都認為南都可能會有麻煩，也絕不會想到代價會如眼前這般沉重。

　　特地找齊了坊間流傳的給南都帶來禍端的幾篇稿子，讀完發(fā)現(xiàn)都算溫和，并無任何刺激的字句，都是再正常不過的報道。又有誰能想到，換一種眼光讀來，它們就成了必欲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釘呢？是因為我不夠敏感，不夠政治正確，還是因為對某些人沒有用“最大的惡意”來推測？南都的悲哀之處在于，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忽略了一旁盯著的陰毒的眼睛；
因此也就難以料到，自己認為的報館權限之內的正常活動，因為某些勢力的精心羅織而險象環(huán)生，在刀尖上跳舞而不自知。

　　揭露孫志剛案也好，率先報道非典也好，并不需要多少“豁出去”的勇氣，只需要作為一個新聞人的基本良知。而良知這種東西，在辦報之時怎樣運用才能恰到好處，實在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半點也馬虎不得。單就做新聞而言，南都諸先生無疑都是優(yōu)勝者，他們知道怎樣最大限度地取悅讀者，向他們報告真相，提供啟發(fā)；
但卻忘了提醒自己，這些恰好就是某些人所認定的與之作對的故意，以及這種認定意味著什么。于是，以他們所掌握的貌似強大的“輿論力量”，和在關鍵時刻的疏忽大意，與權謀機變對壘還太渺小，太不夠資格。

　　避其鋒芒，攻其軟肋

　　某大報一位先做時政新聞、后改做時事評論的資深記者，與各級地方政府打交道多年，多次提及自己內心的恐懼感和小心翼翼。他說，只要是做傳媒這一行，哪怕不是做批評、揭發(fā)性的報道，也得諸事謹慎，最好不要接受錢財、禮物，進發(fā)廊都最好打探一番。否則，一旦被列為“可怕的媒體（人員）”，就說不定什么時候被與傳媒完全無關的理由打入十八層地獄。

　　如此看來，即使喻華峰等人謹小慎微，不犯任何錯誤并時刻堤防算計，也只能暫時加大“取證”的難度，延緩定罪的時間，而無力改變最終的無奈結局。這就像與實力高出自己太多的對手下棋，敗局早已確定，區(qū)別只是輸多少子的問題。

　　在極具中國特色的干部選拔機制中成長起來的某些官員，政績也許無可圈點，迂回包抄、尋找突破口的手法還是很嫻熟的。孫志剛案和非典事件所帶來的巨大抗議聲浪（有人善意地稱之為“網(wǎng)絡民意”）讓各方都始料未及，在此情形下，正面交鋒內心忐忑，助長事態(tài)擴大，搞不好成為靶子，何不避其鋒芒，攻其軟肋？弱點總是能找到的，問題總是能查出的，何況還有“直到查出問題為止”的豪言，還有可供任意使用的行政資源和“合法傷害權”？

　　南都終于步無數(shù)先驅的后塵，成了浩如煙海的類似案例之中的一個。以后這招還將屢試不爽，無數(shù)個南都會接踵而至。既警戒了不識相的小子們，又為具有相同癖好的官員提供經典案例，以滿足其“偏執(zhí)狂心態(tài)”（郭飛熊語），這是何等振奮人心的一件事情�。�

　　流星破空的宿命

　　方向既已確定，要想不查出問題，是不可能的。正是在這種掘地三尺、盡顯國人智慧的貓鼠游戲中，中國新聞人的良知和正義感，注定了只能像流星劃破長空。

　　在大大小小的網(wǎng)絡論壇里，每天都有人對“被閹割的南方周末”表示無盡的失望，但很快就淹沒在無聊的灌水中。南方周末變故雖頻，架子還在，還能像韭菜般不時長出一茬讓人驚喜一回；
今日名流，今日東方，21世紀環(huán)球報道，……卻已幾乎無人憑吊，只能供有心人士在記憶中追尋了。

　　賭氣想來，與其辛辛苦苦寫完一篇稿子，然后被槍斃、被臨時撤版、或者在歷盡曲折發(fā)布之后面臨與之毫無關聯(lián)的調查，還不如把酒言歡，享受“新聞”本身。于是，識時務者在家長里短和花邊新聞中“墮落”，也并不那么令人厭惡。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像王克勤那樣擔當風險，或像方進玉那樣痛苦行吟。

　　幸運的是，一直有人在擔當風險和痛苦行吟。和絕大多數(shù)人一樣，我也選擇了隨波逐流，但請允許我在此向他們表達內心卑微的敬意——即使是剎那間的迸發(fā)，也能照亮人們的行程。

　　緩談自由，爭取立法

　　在為南都案而奔走呼號的人士當中，有人在大聲疾呼不能妨害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以我有限的歷史常識，幾千年來中國這片大地上好像還沒掉過這樣的餡餅，所以愿意暫時擱置這勞什子的自由，再等上若干年。

　　倒是法律的問題似乎還值得一提。7月1日有一部新的法律正式付諸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能看到的評論都顯得很興奮，似乎有限政府和公民社會已指日可待。幾代人為之操勞的《新聞法》卻還是遙遙無期。

　　有人要笑我東施效顰了。西方有的，東方就一定要有？移植過來只怕又會變了調調，成為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即使此種后果難以避免，似乎還不是拒絕法律規(guī)范的理由。只有在“第四種權力”得到制度保障的前提下，新政才成為實實在在的“新政”，而不至淪為空洞的口號。

　　還有人要笑我幼稚了。還《新聞法》呢，已經有的法律先執(zhí)行好了再說，或者，退一萬步，憲法規(guī)定的權利先保障了再說。那我真要逃跑了，但還是希望能先走好這萬里長征第一步，再來討論接下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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