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平：深入研究村落公共權力

　　農村研究和農民研究在新時期的社會學研究著述中占相當大比例。在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現(xiàn)階段中國研究農村和農民的部門也相當多。在多種類型對于農村和農民的研究中社會學居于什么地位，有什么特點？

　　農業(yè)是國民經濟發(fā)展的基礎產業(yè)，農民是農業(yè)發(fā)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農業(yè)生產水平不僅與農業(yè)生產的投入規(guī)模、農業(yè)生產的社會條件有關，而且是農民由生產動機決定的社會行動的結果。在現(xiàn)階段的中國農村發(fā)展過程中，有必要在關心農業(yè)生產的資源投入和社會環(huán)境條件的同時，也深入了解農民從事農業(yè)生產和在農村的社會生活。不僅是對農民行動形式和過程的了解，而且是對農民之所以必然如此的社會交往和互動意義的了解。后者是解釋農民行動的主要依據，也是分析社會結構的基本角度。這樣獲得的資料才能較全面地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總體水平作出解釋。

　　重視農民是由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所決定的。農民中國社會的主體，農業(yè)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從消費需求看最大的市場在農村，從社會流動看農民對中國的社會地位的重新分配和社會資源開發(fā)分配影響都很大。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主要是農民問題。正是因為農民問題在中國社會發(fā)展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不僅是經濟增長問題，而且與社會結構變遷密切相關，因此引起普遍注意和持續(xù)的深入研究。現(xiàn)在很多部門從多方面展開對農民的研究說明了農民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性，如從農產品供求關系角度研究農民，從社會流動角度研究農民，從農民的有支付能力的現(xiàn)實需求方面研究農民，從文化習俗角度研究農民等等，即使要推銷化肥也需要研究農民，不僅要研究農民的需要，而且要分析農民內部不同群體對這類產品的需求差異，更為深入的市場調查還包括農民形成該類需求的動機和文化背景�？梢哉f，對于農民的研究已經成為當代學術研究中的顯學。

　　單純從瞄準機制來定義農民研究并不全面，這樣不能體現(xiàn)社會學研究農民的學科特征。真正體現(xiàn)學科特征的是圍繞對象和問題形成的課題設計：即研究目的、研究角度和研究中使用的分析工具。工具的應用劃分了人類歷史進化的不同階段。近十年來，社會學領域研究農村和農民在研究力量和發(fā)表的論著中占很大比例，比較而言對于方法論探討相對弱。脫離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固然是不結果實的花朵，但是如果實證研究沒有方法論的指導，這樣的調查甚至不能稱作實證研究，只能稱作不加入知識背景的直觀描述，說白了就是侃山聊天。這種沒有結構化特征的材料不能用于分析，有分析能力的學者使用這些材料進行抽象也受到質疑，因為合理的邏輯并不能從證真和證偽兩個角度同時證明材料的真實意義。社會學有句名言：沒有理論框架的任何實證資料都是無效的�，F(xiàn)在社會學界有人力圖將社會調查排除出社會學領域固然缺乏根據，但也不是所有的社會調查都必然有資格納入社會學范疇。我覺得可以納入社會學范疇的農村社會調查必須同時具有如下特征：以社會學范疇發(fā)展史、現(xiàn)代化理論為學術基礎，以中國農村和農民群體的社會地位、社會功能為研究對象，以規(guī)范化研究概念為分析工具，進行實證性應用研究。這里的實證性不僅指從具體到抽象的邏輯建構，而且包括意義解釋。農村社會學的重點領域是從群體行動層次積累資料，描述和了解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農村社會結構變遷，了解中國農民群體的社會地位和內部分層特征。社會學的特點在于瞄準行動者和行動機制，農村社會學以農民的社會行動為分析單位。農民的行動與社會體制文化背景和個體動機的形成和變化都有關系，從宏觀角度研究農民的社會地位，從微觀角度研究農民以村落為中心幅射到社會各個方面的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網絡特征。

　　研究農民需要對社會學理論發(fā)展史及其范疇認真研讀細心體會。但是現(xiàn)在許多研究農村和農民的學者更注重深入農村，強調“在場感”，從數(shù)量和質量上出活的也是這些人。這兩種傾向在優(yōu)先性上是否存在矛盾？

　　政府職能部門研究人員對于這兩者有優(yōu)先性之分，因為政府工作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預先設定不容討論的。對學術研究機構人員來說二者關系不構成優(yōu)先性沖突。這在認識上分歧不大，但在研究操作中沒有完全解決。現(xiàn)在研究農民取得了相當成果[1]，但是還沒有達到對30-40年代一些富有意義描述和解釋的農村社會調查資料深入研究的水平[2]，在理論預設和村民意識形態(tài)對村落內部社會關系解釋方面還顯薄弱，特別是在調查研究方法上沒有設項檢驗研究結論的代表性以及結論是否得到研究對象的認可。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和農民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調查設計、分析概念和調查員素質要認識到和努力適應這種變化。80年代后期陸學藝導師帶我們幾個學生到山東農村駐村入戶調查，農民稱我們?yōu)椤吧厦鎭淼娜恕盵3]，見我們又問又寫又記感到很神圣，1995以后再到農村調查，農民的態(tài)度已經變了，普遍反應是不再好奇，有的農民甚至這樣提問，（你們）干嘛不去掙錢，干這活有啥意思？前后對比反映出農民自致性導向的積極主體意識和已經具有了相對性的開放眼界�，F(xiàn)在農民的流動空間加大了，農民收入提高了，農民生活的一些表面現(xiàn)象與過去研究確認作為本質表現(xiàn)的關系已經發(fā)生了一定程度的分離。當時自己總結了一些心得體會，現(xiàn)在再到那些農村去調查，發(fā)現(xiàn)有些十年前的總結有的已經過時了，有的是起點一樣邏輯一樣，但結果不一樣，有的是起點一樣結果一樣，但過程和邏輯不一樣，說明農村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因果關系已經由線性向多元發(fā)展，社會條件變了，不能刻舟求劍了。

　　本世紀以來對于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研究積累也相當豐富，有較成熟的范式和規(guī)定。今天研究農村和農民已經有條件將以往的學術積累與現(xiàn)實發(fā)展聯(lián)系起來，脫離當前時代背景和當代農村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任務，簡單重復以前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農村調查方法已經不適應了�，F(xiàn)在研究農村和農民首先需要從認識上重視農民，從感情上貼近農民，但是這些僅是基本條件，僅有這些已經不夠了。當代社會發(fā)展提出的新的要求就是，在前兩個條件仍然有效的基礎上，還需要從學理上反映和達到時代條件所許可的認識深度，才能夠準確描述現(xiàn)在中國農村和農民的變化�，F(xiàn)在社會上對于農村研究確實很重視，研究和調查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取得的成績與時代要求相比還有差距。原因有觀念上的，投入上的，技術上的，但是主要問題已經不是這些方面，而是在于問題意識和調查方法�，F(xiàn)在的中國農村已經不同于本世紀初的傳統(tǒng)中國農村，僅僅有一個善良的愿望和吃苦的決心下到農村，未必能有所發(fā)現(xiàn)和了解實情。農村職業(yè)分化和農民流動增加，僅靠縮小空間距離，甚至面對面，也不能保證必然會得到深刻準確的知識。認識和了解農村需要理論指導，提高研究農村和農民的理論水平以達到準確深入認識農村與農民的目的。

　　你是在強調社會學研究農民的研究對象重要性，還是在強調社會學研究農民的方法和規(guī)范的重要性？

　　黑格爾哲學認為目的和工具是同一層次的東西。研究農民不能簡單描述農民的行為，要深入研究農民行動的意義，社會學在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目的上強調研究農民的重要性，就要在方法上強調社會學的工具重要性。研究農民的社會行為如果不是僅在于表達道德同情，而是研究社會規(guī)律和內在聯(lián)系，就需要社會學的專業(yè)意識。農村社會學研究能夠從自己的獨特視角詮釋農民問題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性。

　　有人認為學者表述觀點的職業(yè)方式應該是論文和專著，其次是學術研討會上的專題講演。參加這樣的訪談不應該是學者的工作方式。你怎么看？

　　問題不在于學者是否應該介入交談，而在于學者是否以自覺的學術意識介入交談。認為社會分工給學者的發(fā)言權是專著和論文如果局限在規(guī)范表述學術成果領域是準確的，論文和專著的格式化特征使主題明確，易于學界同行之間的內部交流。但是從社會接受便利方面看就不一定了，由于專業(yè)刊物、專業(yè)規(guī)范、專業(yè)話語表述的職業(yè)規(guī)范性，多少限制了社會其它界別成員的閱讀興趣。理論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不應該是沙龍內自娛的玩物。學術的真正意義在于對于社會發(fā)展有所貢獻，必須要關注社會，與社會現(xiàn)實發(fā)生關聯(lián)。美國社會學家默頓在《理論的社會功能》一書中說過，學術對于社會貢獻率的考核指標就是閱讀率以及由閱讀率決定的引用率。這就需要兩極主動地互相靠攏，一是提高大眾對于學術的接受興趣和理解能力，二是學術要承擔這樣的職能，在沒有意義缺失前提下，將規(guī)范的學術文本“轉譯”成大眾能夠理解的日常話語。論文反映學者成熟成型的思想，但是由于論文和專著的嚴密邏輯和主題核心，那些與構造邏輯相關而與表述邏輯不太相關的細節(jié)和思路往往被忽略，結果就是從著述中難以深窺大家的底蘊。與規(guī)范表述的論文和專著相比，交談構造了“表述”和“質疑”直接互動的的共時性情境，互為客體的雙向建構有利于破除“表述”的偽自圓其說和“質疑”的似是而非，這樣的雙向交流增強了學術的內在構造能力和親和性。這種語境也構成一種閱讀，即“內在性地閱讀”。

　　讀有啟發(fā)性的理論著作時，我常有如此感受，一方面為大家的見解而贊嘆，另一方面又想知道大家是如何達到精辟認識的。作為讀者，前一問題屬于類型學意義的接受，后一問題屬于發(fā)生學意義的關注。錢鐘書先生對看了他的著作后慕名而來的采訪者的經典回答是，既然你吃了雞蛋覺得不錯，就沒有必要關心母雞如何了。錢先生的回答固然有目的論的道理，但是吃了雞蛋還捉摸母雞的人則有工具論的道理。就論者是怎樣發(fā)現(xiàn)這一問題的研究思路，哪些觀點是開始作為基本思路但后來舍棄了，舍棄的原因是什么，至少對于學科建設來說有意義，這樣的研究有利于挖掘論者的全部積累，盡可能全面地為后續(xù)研究提供參考。如果沒有訪談，顯學鴻儒的學術積累除過已經公開發(fā)表著作外，其思想精華難為后人所全窺，許多深刻的思想碎片只能沉積在個人體驗的深層，難以形成規(guī)范文本保存，同時代小范圍圈內人也許心領神會，但圈外人難以識見，往往只能將前輩成果歸結為人格魅力，從而在統(tǒng)計意義上削弱了學術積累，遲滯了應有發(fā)展。這種探討在學界以課題有核心的研究小群體內部并不陌生，許多相同或相近主題的學者之間的非正式交談和討論往往正是以這種形式展開的。通過這種方式，有利于向社會學前輩學習，有利于同行交流心得。在明確知識產權的前提下，這樣的訪談有利于學術思想擴散并超出本學術范圍接受社會的檢驗，這種互動式檢索有利于防止在同代學人和前代學人已經達到的學術水平上簡單重復，這樣的比較和梳理有利于明確學術的主流框架和內在邏輯構造，有利于學術積累和進步。

　　你研究農民側重哪個方面？

　　村落公共權力。隨著農村經濟發(fā)展和農民分化，村落公共權力越來越重要。

　　一．村落公共權力在農民研究中的位置

　　研究村落公共權力？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按法律，你是研究村委會選舉和村民代表會議的，強調依法治村四個民主；
按現(xiàn)實，你是研究村黨支部的，強調以村黨支部為核心；
按傳統(tǒng)，你是研究家族的，要論證傳統(tǒng)組織資源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是可以利用的；
講到人格，你要發(fā)現(xiàn)無私奉獻鞠躬盡粹的村干部典型作楷模。講到財政，你要研究形成和發(fā)展村級集體經濟，痛斥“服務就是收費，管理就是開會”；
也許你重視社情民意，你要列出若干村名、有縱橫對比，用分類數(shù)字、餅圖、直方圖證明現(xiàn)在農村干部太多了，老百姓養(yǎng)不起了，干部要錢都要得“人生了，狗熟了”。最后要形成政策建議，財務規(guī)范化、村務公開化，三監(jiān)督雙代管一上墻，依法減負、減人增效，云云。

　　我的研究包括你說的內容，但并不是依據你所說的村級組織形式分類來定義村落權力類型。我在1994年開始研究農村基層組織時也是首先從農村現(xiàn)有組織的形式分類入手，但在后續(xù)研究中感覺對于村落權力的形式分類不利于說明村落權力的整合和各自組織的實際功能。在目前研究中我對村落權力的定義是：以村落為單位反映的中國農村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體制性權力與村落內生性權力的互動和整合。我說的村落是以自然地理為基礎的經濟地理和人文活動中心概念；
我說的權力包括權力的類型，關系及其生成。我力求在分析的起點上能夠和村民日常生活的常識對話，在研究的終點上體現(xiàn)為規(guī)范的理論建構；
分析的邏輯過程來使用規(guī)范的概念分析工具來解構農村日常生活中的權力構造和運行，了解村落內具有哪些資源，其中哪些是有重要意義的資源，哪些重要資源和村民權利發(fā)生關聯(lián)，哪些重要資源受村落權力支配；
村落權力是如何動員資源，如何決定村落資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規(guī)則的。研究村落權力要對比制度規(guī)范和生活內在邏輯的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對自己研究的要求是：資料和結論必須對現(xiàn)實有解釋力，研究必須建筑在科學的領域之內，方法是要對村落權力實行奧斯汀所說的“哲學的實地考察”[4]。上述的意思是要回答你：農村現(xiàn)有組織的形式分類只是我分析農村權力建構的切入角度，我的任務是最終要說明它，而不是在研究一開始就作為論據來使用它。

　　研究農民一般以農戶為分析單位，村落公共權力屬于結構，結構研究與農戶研究是什么關系？

　　研究傳統(tǒng)社會的農民多以農戶為分析單位，但并不局限于農戶，也涉及到農戶與村落權力的連續(xù)譜系，本世紀以來對于鄉(xiāng)紳在農村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和保甲制度的研究，對于家族、氏族和房（自然村）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就農戶與村落權力關系而言，解放前、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有質的變化。解放前農村的制度特征是城鄉(xiāng)經濟二元結構和農村土地地主所有制，土地買賣兼并；
計劃經濟時期的體制特征是公社體制對于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和生活要素的全部控制，農民沒有流動的合法性。改革開放以后，農民有了生產經營權，依次開始了資源選擇、效率選擇、職業(yè)選擇，村落權力對于農民的意義和與農民的關系就展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互動深度。當農民面對非農產業(yè)發(fā)展時，當城鄉(xiāng)生產要素跨區(qū)域流動時，農村中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的使用價值就增加了，農民對于村落權力支配各類資源的傳統(tǒng)、方式和規(guī)則就敏感起來，村落權力對于農民發(fā)展的意義和重要性就突出出來。

　　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和社會轉型進程中，對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都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之一，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體現(xiàn)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個維度的構造，村落權力成為透視農村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良好視角。在現(xiàn)代化的國家發(fā)展進程中，國家對鄉(xiāng)村的滲透引起了理論界的重視，長期以來對從上到下方向的研究，整理分析了各種規(guī)章制度，建立了大傳統(tǒng)分析模型。相對而言對于自下而上的權力構造研究比較薄弱，對于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缺乏了解，對與文本規(guī)則相對應的生活規(guī)則的了解從研究設計、資料收集到意義解釋都很缺乏。本世紀以來中國農村保甲制度研究的一個難點就是已經掌握了基本的制制度規(guī)定，但是對保甲制度的實際運行狀態(tài)則缺乏詳細文獻資料[5]。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個人和法人行動者的理性動機對于提高社會的資源配置和生產效率方面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法人行動在社會機制方面納入主流必然重構新的生活規(guī)則，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在人際互動層面構成現(xiàn)實沖突，社會公益和個人利益對于資源邊界的確定對公共權力的需要和依賴更為迫切。市場經濟體制對于社會激勵的導向是強調個人和法人行動的利益和效率激勵，在此社會背景下，自下向上的社會權力構造更有意義。

　　中國傳統(tǒng)社會就是農業(yè)社會，研究中國農村地方權力和地方勢力以及地方勢力得以形成的基礎的宗族、家族的成果很多，怎么能說積累的資料不夠呢？

　　這個感覺是從對已有資料的系統(tǒng)整理中發(fā)現(xiàn)的。這里要區(qū)分文本規(guī)則和生活規(guī)則[6]。文本規(guī)則容易收集，而生活規(guī)則需要了解比較解構和篩選，生活規(guī)則的意義在于說明文本規(guī)則的形成，并且對行動有直接解釋力。1858年3月30日，馬克思在《馬志尼和拿破侖》一文中寫道：“現(xiàn)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成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才取得的”[7]。解放前陳之邁先生在《中國政府》第三冊序言中就指出，“特別是在法治精神尚未十分發(fā)達的今日，講求實際尤為必需，因為法令與事實是不一定相符的，而我們所要知道的是事實”[8]。錢端升也指出，研究問題必須法律和實施并重，而歷史的演進為必要的基礎。在受到地域傳統(tǒng)定義的社會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生活規(guī)則�；鶎诱�權作為一種政治秩序，一個各種統(tǒng)治手段綜合運用的調控系統(tǒng)，生活規(guī)則才是它最本質的內容。村落權力運作的實質就是村落內生勢力建立生活規(guī)則以積極適應或消極敷衍文本規(guī)則的動態(tài)過程。典型就是根據分析案例建立的研究模式“依附－庇護”關系理論。解放以來，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發(fā)生了變化，政治地位提高，改革開放以后，農民的流動空間加大，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一個重要群體。在中國社會進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F(xiàn)在研究農村也需要哲學背景。更深刻地作用在于農村社會結構的變化，研究農民的一個重要難點是缺乏對權力運行方面生活化石的分析。

　　農民研究的魅力在于提供了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社會過渡的連續(xù)譜系。不能只是泛泛地講農民是小生產者，要用農民的群體分化和社會行動特征來證明這一理論標簽。行動構造關聯(lián)，行動賦予生活世界以意義。研究農民是一個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有很強實踐性，指導意義，也很有意思的題目。不僅需要從感情上接近，從資料上整理，而且要從文本規(guī)則與生活規(guī)則的參照比較中發(fā)現(xiàn)不足和缺失之處，在現(xiàn)實生活中去發(fā)現(xiàn)、還原和再現(xiàn)。因此需要深入地研究農民生活要引入人類學的“深描”概念，僅使用概念分析工具和應用以往的邏輯是不夠的，需要在事物的動態(tài)成長和歷史背景中來看問題。

　　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對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已成共識，由此可以推論，只要給農民放權，農村經濟社會就會發(fā)展。

　　這樣表述沒有準確和完全反映現(xiàn)象事實與內在規(guī)律之間的關系。這樣的歸納在方法論上是個體主義，在思想史上屬于民粹主義[9]。雖然將農業(yè)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給農民是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質，但是不能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僅歸結為對農民放權，經濟體制改革的放權只是構成農業(yè)生產的家庭經營的動力基礎，并不構成農村整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動力基礎。以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固然提高了農民勞動生產積極性和提高了農業(yè)產量，但根本意義在于奠定了優(yōu)化資源配置效率至上的產權關系和社會基礎，使農民對自己的生存價值和社會位置與自己的追求和努力聯(lián)系起來，這正是社會學所說的社會地位與財富的積累由先賦性向自致性轉變，這樣使農民的生產生活擺脫了村落的自然地理局限和種植業(yè)局限，農民的社會地位和發(fā)展空間開始以整個社會為舞臺，這個舞臺改變了農民思考問題和對自己生活意義定位的傳統(tǒng)狹隘眼界，促使農民的勞動在與市場需求更密切的結合方面尋找和開拓可能的和潛在的發(fā)展空間。當使村落內部資源適應市場的深度開發(fā)，當以自己已有的資源存量與村落外部要素結合從而走向農村以外的社會時，農民會立刻感受到村落權力對于農民發(fā)展的重要性。正是有了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一步，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建設性關系才真正提上日程。今天探討和研究農村村落公共權力不僅有了理論的重要性，而且和農民的個人體驗有了溝通和交流的現(xiàn)實可能。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個人行動者和社會結構的關系，社會結構影響又是通過組織權力和體制約束表現(xiàn)出來的，因此要分析農民對于社會學來說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瞄準農民行動和行動所嵌入的社會背景，透過村落權力揭示和反映農民行動和體制約束的關系變化。

　　八十年代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特征是社改鄉(xiāng)鎮(zhèn)、聯(lián)產承包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
九十年代中國農村社會變遷可以概括為三個基本方面：農民對社會生活的全面參與；
資本對鄉(xiāng)村生活的全面滲透；
國家權力對村社[10]組織和權力的制度安排和規(guī)范建構。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已經18年了，中國農村的現(xiàn)代化道路已經明確。中國農村現(xiàn)代化在形式上和發(fā)達國家農村現(xiàn)代化道路有相同之處，但是本質原因則在于中國農村社會的內涵性變革，核心因素就是市場經濟發(fā)展、城鎮(zhèn)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11]，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指的就是在村落社會內生性權力的構造和人格化代表的生成。1987年以來，以《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為標志的國家權力對農村組織和村落權力的制度安排和規(guī)范化建構就是國家意志適應和促進農村內生性現(xiàn)代化的生動體現(xiàn)。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固然是農村現(xiàn)代化的內在需求，但是農民流動和資本對鄉(xiāng)村生活的滲透都對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和干群關系有重要影響。獲得農業(yè)生產經營自主權的農民自己也切實感到：在農村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中，農戶經營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但是農戶與社會的聯(lián)系、農戶與村落公共資源的聯(lián)系在發(fā)展中已經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和意義，而且在農民個人可以感覺的社會行動中已經明顯表現(xiàn)出來。

　　你是說現(xiàn)在的村落權力建設既受到體制制約，也受到農民素質的影響。

　　當代中國農民既不同于傳統(tǒng)農民，也不同于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農民，已經不能從單一維度定義，而是和農村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結構變遷具有深刻內在聯(lián)系的社會群體。理論分析模型表明現(xiàn)在農村的社會結構已經和傳統(tǒng)農村社會結構有所變化。傳統(tǒng)農村的基本因素包括：1．以農業(yè)生產為主業(yè)形成的產業(yè)結構；
2．村落內部以家庭生產經菅和生活一體化的基本互動單位；
3．以家族長幼秩序為基本格局形成的權威結構；
4．以差序格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
5．以村落家族和自治組織形成的對村內公共資源的占有和支配狀況；
6．傳統(tǒng)農村社區(qū)的封閉性以自給自足的內在生活結構和缺乏社會流動和要素流動的外部制度環(huán)境為條件。我國農村發(fā)展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是農村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現(xiàn)在農村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發(fā)展，改變了農村原有的血緣和地緣為依托的社會結構基礎；
農村村落利益共同體的作用強化或者弱化，農戶家庭參加到更廣泛的產業(yè)結構分化中，其作用和功能已經具有多種類型；
隨著農村開放和社會流動，農民個人的行動空間和流動自由度也在增加；
農村村與村之間的勞動力轉移，對于流入地來說是要素增加，對于流出地的農民來說是要素生產率增加，結果導致“非國家空間”的生成[12]，形成“國家－市場－傳統(tǒng)網絡－資源及其使用規(guī)則”的互動鏈條。農村產業(yè)結構變化影響到農村勞動力占有資源的類型和規(guī)模，改變著農村原有的長幼有序的權威結構，使農村以家庭為主要生產經營單位轉變?yōu)楹匣锘蛘咂髽I(yè)經營；
改變著差序格局的利益分配結構，效績評價逐漸成為主導趨勢；
改變著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村落民意表達形態(tài)，在當?shù)卮迕衽c包括外來勞動力資源的生產要素組合在規(guī)模和結構上都體現(xiàn)出巨大差異的情況下，由制度保證的村民自治在實際操作中已經發(fā)生了深刻變化，農村勞動力流動帶來的增值已經使農民家庭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不均衡，在決定村落公共事務方面的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表決雖然仍然采用一人一票制，但是票所代表的權重已經發(fā)生變化，即同樣一票的影響力已經在決定村落公共事務中有所區(qū)別。上述特征的總和反映著農村社會結構的變化。在這樣的農村社會發(fā)展背景下，在社會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中準確地把握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和干群關系就成為研究當代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的重要內容。

　　國家權力深入農村所反映的社會進步在村民自治組織建設中已經有深刻表現(xiàn)。1996年冬天到1997年春天正在進行的第四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最突出的特點是國家權力以嚴格細致的程序法保障有效實施實體法。村級自治權力是農村社會發(fā)展的內在需求，是農民的自主選擇，但是農村自治權力的生成卻不是農村能夠自發(fā)完成的，就本質即選舉程序而言是現(xiàn)代化國家意志的體現(xiàn)，需要國家通過合法性權威領導農民構造自治權力，并且使農民通過合法性程序完整、準確、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意志。從領導體制看，首先要發(fā)揮農村基層黨支部的核心作用，但是從國家權力和農民層次看，基于現(xiàn)在農戶經營規(guī)模和農村集體資產的格局，在農村村民自治組織權力的建設、村委會領導人的選擇、自治權力對鄉(xiāng)村公共資源的持續(xù)公正的開發(fā)利用方面，國家權力對鄉(xiāng)村社會秩序的有效規(guī)范管理舉足輕重。

　　在九屆全國政協(xié)會議上，董輔仍委員認為經濟體制改革必然要求相應的政治權力結構變革，村落權力建設也反應了這種關系。那么農村公共權力建設在前后兩種體制下有什么不同特點？

　　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下公共權力從社會需求到精英進入渠道都有區(qū)別，最根本的表現(xiàn)是公共權力吸納精英的方式、重要資源的配置方式和使用規(guī)則。市場經濟不僅需要個人的贏利動機，而且需要使這種動機具有合法性的社會環(huán)境，公共權力就是象征和保證公共資源得到有效管理不受破壞和社會秩序的合法性。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發(fā)展表明，農業(yè)產業(yè)化才能實現(xiàn)優(yōu)質高產高效，需要相應的分類指導和社會化服務；
農村產業(yè)結構調整需要對農村公共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和開發(fā)，實現(xiàn)農村經濟、社會與資源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農村城鎮(zhèn)化建設需要發(fā)展公共事業(yè)，農民生活需要文明引導和法制宣傳教育；
國家政策深入農村得到貫徹落實，都需要有效的村級管理。農村是黨和國家的政權基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關系到黨的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落實，關系到基層政權的鞏固，關系到農村的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沒有有效的村級管理，惡勢力就會乘虛而入，農村社會就難以穩(wěn)定，農村經濟發(fā)展就受到損害。1995年到1998年一些農村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農民安居樂業(y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社會管理秩序良好，村級組織領導人素質過硬，能夠起到引導、示范和帶頭作用。一些農村地區(qū)社會矛盾嚴重，直接原因是村財務不公開，農民負擔重，實質問題是村干部違紀、作風不民主，多吃多占，自私自利，不但不能發(fā)展農村集體經濟，而且賣地毀地嚴重，使農村發(fā)展的資源受到嚴重破壞。村干部選不好，已經不僅是使農村經濟難以發(fā)展，而且成為農村現(xiàn)有社會資產和財富的敗家仔。1996年農村吃土地的干部為數(shù)不少，成為動搖基層政權的一大隱患，村霸、惡棍、把頭已經成為新形勢下出現(xiàn)的大問題，而且有向體制內滲透的趨勢[13]；
有的縣近三成村干部父子世襲[14]。1997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縱橫中講到山東贊皇縣農村土煉油廠破壞掠奪國家石油資源的事件，村干部表現(xiàn)出對中央級新聞單位的蔑視，限制新聞采訪記者的人身自由，在現(xiàn)象上這是目無法紀的個人行為，在結構上這是個別村落權力開始與社會公共權力對立的征兆，這對于一個走向現(xiàn)代化和民主法制的國家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穩(wěn)定有很大破壞性。研究農村公共權力建設中的的體制性因素和內生性因素有助于分析和解決類似問題。

　　一方面有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現(xiàn)在農村經濟社會發(fā)展也為從事這類研究創(chuàng)造了條件。農戶經濟、農村基礎建設和集體經濟已經和村落權力結構具有內在聯(lián)系；
農村村落權力的形成和對農村公共資源的管理對于農村可持續(xù)發(fā)展已經具有重要意義；
農民對村級自治組織權力與農戶生產生活發(fā)展的相關性經過多年實踐已經具有了感性和理性的雙重認識；
這三個條件促使農民對1996年冬天第四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參與的積極性增加，參與規(guī)模擴大，關注更為認真，對選舉程序是否合法更為敏感，對選舉程度和選舉效果相關性的判斷也更為理智。這些表明農民對農村自治權力已經有迫切需求。我作為1996年第四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國家觀察員實時實地觀察了四個村的村委會換屆選舉全過程，有這樣的切身體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村民自治是農村內生性權力的有效表達形式和渠道，內生性權力建設隨著改革的深入而凸顯。在農村生活實踐中農民已經認識到，民主選舉是實行有效的村民自治的基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和市場體系不斷完善，農戶經濟、農村基礎建設和集體經濟，已經和村落權力結構具有內在聯(lián)系；
農村村落權力的形成和對農村公共資源的管理對于農村可持續(xù)發(fā)展已經具有重要意義；
農民對村級自治組織權力與農戶生產與生活發(fā)展的相關性經過多年實踐已經具有了感性和理性的雙重認識；
這三個條件促使農民對1996年第四屆村委會換屆選舉參與的積極性增加，參與規(guī)模擴大，關注更認真，討論更深入，農民在選舉前就開始收集和學習文件，對選舉程序是否合法更為敏感，對選舉程度和選舉效果的判斷也更為理智[15]。這些特點都在第四屆村委會換屆選舉中表現(xiàn)出來。

　　1996年冬第四屆村民換屆選舉最突出的特點是以程序法保障有效實施實體法。即以《憲法》、《村委會組織法》、省《村委會組織實施辦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頒布的《村委會選舉辦法》、《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規(guī)定》為依據，嚴格依法進行。具體就是堅持九條原則：一是直接選舉的原則；
二是差額選舉的原則；
三是村民權利的原則，在村委會選舉中，一定要尊重民意，尊重選票，尊重選舉結果，不能代民作主，而要由民作主；
四是選舉權平等性的原則；
五是無記名投票的原則；
六是民主競爭的原則；
七是秘密劃票的原則；
八是“雙過半”的原則，即依法享有選舉權的村民過半數(shù)的選舉有效，候選人獲得參加選舉村民的過半數(shù)選票始得當選。九是公開唱票計票，及時公開選舉結果的原則。這九項原則有價值判定，操作程序，也有操作技術路徑，農民能夠理解、參與、執(zhí)行，也能夠監(jiān)督。1996年村委會換屆選舉和1993年相比出現(xiàn)了四個突破：一是直接提名方式，二是設立秘密劃票間，三是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委員全部差額選舉，四是競選演說。這樣的選舉既是普法教育宣傳，也是民主素質訓練。農民在村委會選舉中的覺悟，是中國鄉(xiāng)村民主建設的成果，也是中國農民具備民主素質的證明。從學理分析來看，1996年第四屆村委會換屆選舉使村委會權力具有了體制性權力和內生性權力的雙重特征，即在表達意志上體現(xiàn)了村落內生性權力特征，在程序合法性上體現(xiàn)了體制性權力特征。

　　1996年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有的村在候選人提名形式上有爭議，有的村選票分散難以集中，這往往與村里原有矛盾沒有解決匆忙進行選舉有關。程序合法性并不必然保證結果有效性，但是不能為了結果有效性而破壞程序合法性。選舉中出現(xiàn)的問題往往是村中其它復雜問題的間接反映，需要采取針對性措施，不宜于有問題就簡單歸結為選舉本身或選舉程序的問題。通過村委會選舉，農村村鎮(zhèn)建設的制度化規(guī)范在成長，以村委會組織建設為內容，農村紅白理事會、村民理財小組，村民代表會議等村級組織都在形成并逐漸規(guī)范化。體現(xiàn)了農村現(xiàn)代化的方向。

　　農村權力建設應該屬于社會結構，你引用的例子則是農村干群關系，這樣用人際互動指代農村結構中的權力關系是否合適？

　　從農民行動到農村社會權力結構的聯(lián)系正體現(xiàn)了社會學研究的基本特征：即社會結構對個人體驗有解釋能力，個人體驗具有結構化特征。這種聯(lián)系在社會學研究中已經給出了理論基礎。吉登斯提出結構二重性理論[16]以來，如以往那樣將宏觀與微觀截然分開靜態(tài)分析已經不適應從內在本質上深刻認識當前社會發(fā)展的縱深方面。使用理論概念并不是理論研究的外在象征，本質上理論研究的品格是發(fā)展事物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即規(guī)律。對于實際行動中內在規(guī)律的研究就具備了理論研究的品格，從已經形成的規(guī)范的理論范疇到日常生活中被文化構造并具有統(tǒng)計意義的社會行動之間，存在著一系列從現(xiàn)象逐步深入到本質的范疇，這樣的抽象是有質的規(guī)定，但在抽象的邏輯上則是連續(xù)的過渡曲線[17]。因此研究不能只是在對于行動敘述之后簡單貼上相應的理論標簽。

　　深入研究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和干群關系是社會轉型研究中的重要內容。農村中的干群關系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與農村經濟發(fā)展和農村社會穩(wěn)定有直接密切的關系，這已經成為中國學者和政府部門的共識。近期對中國村落案例的深入研究也發(fā)現(xiàn)：是來自上面的政策和農村內在傳統(tǒng)兩重因素構造和制約著村落40年來的變化過程，土改過程才促進了中國農村的行政村的結構形成[18]。民政部基層政權司農村處在村民自治組織建設方面承擔直接業(yè)務指導，在村委會選舉、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村規(guī)民約方面有長期深入的理論與實踐積累。1996-1998年山東和河北農村已經開始了鄉(xiāng)鎮(zhèn)政權規(guī)范化建設試點，試圖通過調查研究總結，形成功能類似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條（修正草案）》（1961年6月15日）那樣的指導鄉(xiāng)鎮(zhèn)政權規(guī)范化管理的政策文件。進行這樣的制度建設需要完成文本合法性和生活合法性的雙重論證。現(xiàn)在對于村委會建設從理論研究和國際比較已經做了很多工作，1993年以來吉林、河北、河南、山東、福建農村的村委會建設在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山東濰坊寒亭區(qū)從1993年開始實行村務公開，民主監(jiān)督，依法減負，合同管理，到1998年3月已經形成了對農民和國家職能部門各自權利義務的雙重約束，村干部及標志農村村落權力建設已經開始進入通過法律監(jiān)督來雙向制約的新階段[19]。農村社會發(fā)展迫切需要理論對生動的社會現(xiàn)實做出有針對性和解釋力的分析論證。現(xiàn)在中國農民對于農村村民自治的衷心擁護，不是農民對村委會組織法的文本有特殊的偏好，而是由于農民的生活環(huán)境，農民在村落社會中的個人權利和發(fā)展空間與村落公共權力密切相關。深刻的利益驅動使農民在村落公共權力建設方面表現(xiàn)出極大的積 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與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相比并不遜色。

　　這與其說是學術研究，不如說更象農村政策研究和操作，這樣的工作由政府職能部門或黨的組織部門來承擔更為合適。

　　政府職能部門的工作也要以理論為基礎。部門工作的優(yōu)勢是對于問題的解析有一個完整的操作和責任系統(tǒng)，對一規(guī)則和民眾的反應了解深刻，材料豐富詳細，局限是工作責任邊界明確，專項性強，任務有時間要求，雖然政府部門同志有工作敏感能力和相當濃厚的理論分析能力，但是在工作中由于角色定位和社會分工局限，即使有分析能力也不能有效發(fā)揮出來。理論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結合有助于彌補這個缺陷，同時理論研究注重整體性和內在邏輯，不受短期任務影響，有條件將歷史資料和現(xiàn)實發(fā)展中的聯(lián)系起來，放在整個事物發(fā)展全過程中從內在關系來分析其地位的意義。

　　你覺得當代學術界提供的有哪些資料和成果對于農村基層權力建設研究有較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世紀以來對于中國農村村落社會和國家權力的關系研究是本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經積累了豐富資料，取得了富有意義的成果。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對農村社會的權力結構的研究突出了村落權力是家族權力的泛化和延伸；
張仲禮在《中國紳士》中指出中國農村中鄉(xiāng)村紳士居于農村權力結構之中具有兩個原因，一是家庭財富的積累規(guī)模，二是鄉(xiāng)紳和官府的個人密切聯(lián)系；
杜贊奇在《文化、國家與權力》中研究了近代中國農村的權力結構，指出國家政治權力對于鄉(xiāng)村社會的延伸是現(xiàn)代化中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現(xiàn)象，并且利用30-40年代對華北農村的調查資料通過對農村村落個人生活史的分析和社區(qū)研究提出了“贏利經紀”和“保護經紀”的二元鄉(xiāng)村政治模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鄉(xiāng)村自治與贏利經濟模型的對立，突出了鄉(xiāng)村發(fā)展對國家權力的需求。他在鄉(xiāng)村社會史研究中區(qū)分了文化和制度，又注意二者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并且將Clifford Geertz的“內卷化”(involution)概念引伸來定義沒有提高賦稅效益的國家政權擴張，由此解釋國家政權對鄉(xiāng)村社會的榨取。對于40年代陜西關中農村地主類型的研究表明，在國家權力難以有效抵達的鄉(xiāng)村，雖然租佃關系并不發(fā)達，仍會形成惡霸直接以暴力來“虛擬”國家權力職能。惡霸并不是以財產所有制關系為基礎的階級概念，而是以人身依附關系即統(tǒng)治服從關系為基礎的等級概念[20]。這些研究的一個共同背景是當時農村的社會結構還缺乏分化，村落邊界主要是地域邊界，村落內部群體主要是小農，農民對于國家權力的需求還比較狹窄，對“差序格局”和國家權力的關系還沒有提出在農民和國家都能認識到的利益沖突和整合中的深刻質疑。但是上述研究的分析方法已經開始將農村中的個人行動和制度安排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已經注意到農村內部對于國家權力的需求和虛擬行為，由此形成的分析思路和研究結論對于理解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權力結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和啟示意義。

　　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是本世紀以來在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進行了長期深入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在理論上不斷深入，調查工具不斷系統(tǒng)化。農村社會實際上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概念，農村社會在與國家的相對關系中獲得自身的規(guī)定性。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的變遷現(xiàn)在已經不是只是來自于國家體制層次的壓力，而且內生性因素已經越來越居于重要地位和發(fā)揮重要作用�？姞栠_爾指出“非經濟因素”中的制度分析對于解釋南亞國家農村的貧困具有重要意義。對于村落權力的社會關系類型研究也揭示了“庇護－依附”有獨自的定義域和與市場交換關系不同的解釋范圍。在市民社會研究中，黃宗智通過研究中國近代農村認為應該從國家和社會的交匯點“第三域”來認識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亨廷頓則認為經濟發(fā)展與政治穩(wěn)定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目標，并不必然體現(xiàn)為正相關。從哲學、政治學、社會學角度開展的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的深入探討也為研究現(xiàn)階段農村基層權力建設提供了較全面的分析視野和理論背景[21]。

　　UNDP《1994人類發(fā)展報告》指出：發(fā)展概念的表述并非僅僅是收入，也包括生產率、公正、持續(xù)性和權能授與；
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社會資本”的積累，而不是對個體代理商或部門的投資；
在國家發(fā)展中要特別注意政治資源的使用能力。目前國外對于現(xiàn)階段中國農村的農民分化已經進入到“假設－驗證”的理論模型建立階段。如維克多．尼(Victor Nee)1996年1月在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對于中國農民分化的分析已經由經濟結構分化深入到政治權力結構的分化及其原因的解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將中國農民和國家權力及市場的互動關系分為內地，沿海的私營企業(yè)、地方企業(yè)、農業(yè)產業(yè)化四種類型，從外在顯性特征類比描述進入內在因果關系分析。美國著名中國發(fā)展研究學者帕瑞思(William L. Parish)也通過分析匈牙利社會體制改革研究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過程中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關系，其中也涉及到農民的變遷。還有一種是從市場與家庭、合作組織與國家關系的內在規(guī)律性上，探討農民再組織的合理形式問題，關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型”組織和“合作型”組織哪類更適合于中國國情（馬克．謝爾頓）。這樣的分析對于研究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和干群關系具有深刻啟示。

　　村落權力屬于農村社會結構，對于各種各樣的農民行為的描述又有什么意義呢？是用規(guī)則來規(guī)范行為，還是無休止地聽取農民對村干部的抱怨和評頭品足？

　　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分析單元就是人們的社會行動。我感覺難點不在于根據規(guī)則來約束農村干部的行為，而在于發(fā)現(xiàn)農村干部與農民監(jiān)督各自合法性之間的沖突。日常生活中行動的沖突來源于內在的合法性的沖突。干群關系和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有內在聯(lián)系，這種內在聯(lián)系可以說是本質和表現(xiàn)形式的關系。農村基層政權是體制建設，形式是程序的規(guī)范化，實質是整合的合法性。干群關系是人際互動行為，干群關系是國家與農民關系在人際互動層面的反映。干群關系涉及農村干部的道德品質，對農村基層組織的研究主要是確定干部應當具備什么素質，但是不能將干群關系的實質和解決歸結為個人品質。農民的角色總是處在一定的價值前提和事實前提的規(guī)定之中，農民對干群關系的評價也在動態(tài)調整。圍繞某一事件形成的“干部－農民”互動關系，隨著生產經營條件和生活條件的改變、收益形式和收益率的改變、生產要素稀缺性和替代彈性的改變、機會成本種類和大小的改變，農民對干群關系的具體評價在程度上甚至在方向上都會有前后不一致的變化，具有明顯的動態(tài)特征。農民對干群關系的評價固然表現(xiàn)農民自身的局限性，同時也表現(xiàn)農民對基層政權的價值判斷。體制對個人經驗具有直接解釋力，人際互動具有結構化特征，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和干群關系因此成為一個具有豐富社會學意義的研究視角。

　　當代對于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調查研究積累了豐富資料，也通過歸納和演繹在新的背景下對農村村落權力結構類型的變遷提出了一些有待驗證的新的理論命題。由出發(fā)點不同可以劃分為兩個基本類型：第一類以農民的個人本位或者農村的基本單位農戶本位為出發(fā)點，從家庭經營主體地位提出了農戶家庭自組織機制的內生型權力結構；
即以傳統(tǒng)農村差序格局以中心的利益分配機制所論證形成的家族中心主義的權力格局。第二類從農村社會的制度安排切入，從社會體制轉變角度提出了由行政泛化權力向社區(qū)權力轉變的基本趨勢，這類研究從兩個角度展開，其一是由局部歸納形成結論，如對于經濟發(fā)達農村地區(qū)典型村的調查得出以農村黨支部為核心的“中心-邊緣”組織依附理論，認為農村精英通過制度組織體系表現(xiàn)其才能，這種觀點與其說是得到驗證，不如說只是理論的初級形態(tài)，只是對部分發(fā)達農村地區(qū)的一種外部特征分類概括。理論對于“概括性結論”的基本規(guī)定就是：“原有事實”沒有資格承擔對概括性結論的“驗證”功能，否則則為循環(huán)論證。其二是鄉(xiāng)村民主自治建設，在鄉(xiāng)村政治操作中相關部門提出了民主選舉決定的社區(qū)精英理論，在農村經濟發(fā)展的中部地區(qū)得到村民的廣泛認同，但是在農村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村民直接民主選舉的村民委員會在現(xiàn)有事實上既不能對農村精英形成強大吸引力，也難以進入現(xiàn)行村落組織體系的核心，而且不能解釋中國現(xiàn)階段經濟發(fā)達農村地區(qū)的權力形成狀況。將上述兩種理論結合起來，從中國農村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定性出發(fā)，將農村發(fā)展中的權力結構和功能變遷抽象成為一種有內在邏輯、對不同類型農村地區(qū)權力建設有解釋力并且可以驗證的理論結構，是研究要完成的任務。是研究農村村落權力的重點和難點所在，也對中國農村現(xiàn)代化建設能夠從理論上作出有實質意義的貢獻。

　　這種研究的難點何在？

　　當代農村改革的一個突出特征是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導致農村社區(qū)一體化管理體制的消解，但是其功能在農村村落內部由何種組織的權力結構如何替代，在農民已經具有生產經營自主權的條件下，如何確定農村村落權力在生產要素和公共資源分配方面所具備的社會功能，則成為社會結構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問題。

　　對于農村基層政權和干群關系已經有相當多的調查和研究，對于農村村與村之間經濟發(fā)展水平和農村權力結構和機制的相關性已經引起重視。一些調查研究往往在強調農村經濟發(fā)展重要作用的同時，相對忽視了農村權力對重要資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規(guī)則以及相應的社會后果。隨著社會發(fā)展，村落自治權力和國家權力的解釋力會越來越突出。農村的經濟增長和農村基層權力建設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不能將農村的社會發(fā)展僅僅歸結為建立在追求投入產出效率的理性動機基礎上的個人行動的效果，在學術研究意義上就是將個人行為作為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解釋原因，這種分析的一個基本缺陷就是對于制度安排在農村發(fā)展方面的作用和意義缺乏解釋，對于個人行動和社會結構的關系沒有能夠有效說明。在現(xiàn)實的社會互動中，個人努力和制度安排對于權力結構都有影響。社會學理論已經對此有理論分析框架，認為個人以及群體互動努力構造權力結構并且決定權力性質以社會學理論中的交換論為代表，認為制度安排在農村權力結構構造中起主導作用可以歸結為社會學理論中的結構功能論為代表。在當代中國農村權力結構分化和各種類型中這兩種理論都能得到相應的支持論證；
問題在于各自有限合理性的根據和社會約束條件是什么，這對于中國農村發(fā)展的理論和現(xiàn)實都是難點。

　　深入研究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和干群關系是社會轉型研究中的重要內容。農村中的干群關系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此項研究與農村經濟發(fā)展和農村社會穩(wěn)定有直接密切的關系，有助于深入研究國家和農民關系的現(xiàn)實矛盾，有利于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干群關系協(xié)調與沖突的問題和原因所在，總結中國農村發(fā)展在農民分化基礎上有效實施社會整合的規(guī)律，為中國農村現(xiàn)代化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及實施做出貢獻。我的研究將制度變遷和個人行為聯(lián)系起來，從價值和意義上說明國家權力深入農村內部結構的條件、階段和技術路徑，以及和農村傳統(tǒng)社會組織資源的關系。這樣的研究對于理解本世紀以來中國農村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化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在社會調查方法上也體現(xiàn)了社會學“理解”和“歷史”的特點。

　　你對目前村落權力建設的建議是什么？

　　一是注意村落權力的內生性建設。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合法性由國家授與，表現(xiàn)形式是良性的制度安排及其制度化，但是農村基層政權的有效運作本質上是國家體制性權力與農村內生性權力有機結合的結果。忽視農村內生性要素的權力建設在現(xiàn)實中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只能是合法性象征，成為“形式上組織起來的社會”（哈貝馬斯）。形式上的合法性權力與實際支配資源的村落內生性權力二元運行，必然在農村社會人際互動層面的局部領域形成沖突。

　　二是充分利用傳統(tǒng)的組織資源。差序格局是傳統(tǒng)農村的基本特征，在社會轉型時期，隨著社區(qū)開放、收益形式多樣化、要素流動，農村農民的社會生活根據經濟理性原則可以實現(xiàn)差序格局和交換原則的兼容及替代，這種替代隨著條件變化是可逆的。其實證意義在于說明，傳統(tǒng)村落制度對于轉型社會具有內在的適應性，可以平穩(wěn)過渡，傳統(tǒng)村落組織資源在現(xiàn)代化合法性權力建構中并不必然具有消極作用。

　　二．研究方法要創(chuàng)新

　　你談到課題設計時好象很重視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特點體現(xiàn)在哪里？

　　研究工具和研究對象相匹配是反思社會學的基本要求。社會學研究農村村落權力的規(guī)范化不僅在于使用規(guī)范的分析概念和調查方法，而且對調查者的價值判斷標準和使用的分析工具的針對性、適應能力和局限都要有自覺的認識，后者體現(xiàn)了布爾迪厄的反思社會學的特征，反思社會學對自己使用的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局限性都要有清醒的自我認識。今天所講的調查方法的創(chuàng)新不是說對于過去的調查方法的反對，而是說隨著時代條件的改變調查方法要作相應的調整，要根據調查對象的變化和調查目的作相應的調整。研究方法要適應研究對象的變化。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村調查提出的開調查會的方法，現(xiàn)在對于調查農民對村落外部事物的評價仍然有用，但對于了解村落內部事物這種方法就并不太合適了，用這種辦法未必能了解真實情況，重要原因在于農村內部出現(xiàn)了分化，所以不能教條地搬用過去成功的經驗。

　　以前是別人認為搞不了理論研究的學者才搞農村社會調查，這兩年許多鉆理論鉆的很深的人也開始扎村入戶了，這種現(xiàn)象怎么解釋？是個人研究旨趣的演變還是研究環(huán)境變化的壓力使然？我們面臨著這樣一個悖論：農民本身并不具有學術的深刻自覺，為什么還要求調查者具備深刻的學術素質呢？

　　農民生活確實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富礦。正如植物學家偏愛落差大的山林地區(qū)，不同的海拔線上分布著各種植物類型，易于采集標本進行比較。社會學的魅力更在于，標本的特征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農民請你吃肉并不必然證明他富，只是表明農民或當?shù)氐膫鹘y(tǒng)好客；
農民家里沒有冰箱并不表明他窮，許多農村中小企業(yè)老板不買冰箱，是因為可以節(jié)省請客的飯錢：來人了拿個籃子上街割肉去，你攔也攔不住，轉一圈回來說不巧肉賣完了，那么炒個雞蛋也說得過去了。農民不具有學術意義上的深刻自覺，不等于說農民對自己的生活沒有深刻感受和理解。

　　你所謂的悖論實際上是學界內部人的思想片面性：認為研究材料具有理論形態(tài)才是搞理論，即研究滕尼斯的“社區(qū)”與“社會”是社會學理論；
研究材料是生活現(xiàn)實的便是實證研究而不是理論，即研究中國農村的社區(qū)（村落）與社會不是理論。這種評價不能成立。是否理論研究的界定標準不在于研究材料，而在于研究工具；
使用常識來研究常識不構成理論，說白了叫聊天。現(xiàn)在有一個關于蛤蟆的研究課題，完成的調查報告是“一個蛤蟆一張嘴，倆個蛤蟆八條腿”，調查者確實去蛤蟆窩看了數(shù)了，描述也是真的，但是這樣的調查報告無法進行社會學的理論定位，它沒有反映社會學的問題意識。使用規(guī)范化的概念工具來研究常識就具有了理論的品格，當然是理論研究。研究農民沒有理論背景不行。把握農民對于生活的深刻認識事實上構成了農民研究的學術底蘊。

　　農民對于社會生活的深刻認識往往不是通過學術型的規(guī)范語句來表述的，而是通過農民的思惟和行動來證明的。這種證明不是語句在起作用，而是被深刻認識的社會關系在起作用。當代民族人類學的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思惟角度和表述方式有相應的轉變，要完成從他述向自述的的轉變。從表述方式上就是要從“我認為”轉變到“我發(fā)現(xiàn)”。因此要區(qū)分三種真實：一是農民表述的真實，二是農民行動的真實，三是農民意義的真實。這三個層次的真實都是分析研究的必要資料，但作為形成歸納和分析結論的材料卻只能屬于第三層次。研究者對于農村的參與觀察具有共時性（synchrony）特征，但研究任務是要以共時性的有效溝通與認同為中介進而發(fā)現(xiàn)歷時性（diachronic）對于農村社會生活、分層和習俗規(guī)范的構造和影響，這里的歷時性可以定義為：習俗對個人和群體的影響制約＋個人行動的價值判斷＋被村落文化所校正的生活意義積累。這樣的研究才屬于農村社會學研究。

　　對于農村中已經有的制度積累應該在農村的社會關系和語言中去尋找，1996年我們在河北調查一個村，村中有句話叫作“緊睜眼，慢說話”， 這句話越捉摸越有意思，反映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常識，也是對大村親緣網絡交織形成的社會關系的一種自利性的理性認識。對于村內某人某事的任何判斷評價所引起的連鎖反應都可能遠遠超出評價者的最初預料，評價者必須承擔與此有關的連帶責任，因此村內人平常出言務求謹慎，不但要看聽話者，而且要看到他背后的一級二級三級直到n級關系網，要估計到聽話者可能擴散給何許人，要精確估計聽話者和擴散范圍內所有人的社會關系網絡，要顧及到這個網絡對說話人的反應和形成的利害關系。如果一個城里人到這個村問話，發(fā)現(xiàn)老鄉(xiāng)反應極慢，就告訴咱這個村的人反應慢，只說明城里人不懂這個村的規(guī)矩，他不知道農民回答問題時大腦運算要處理的數(shù)據是PⅡ級的，要比城里人大得多。城里人感覺農民反應遲鈍之日，正是自己犯傻之時。你別看農民張著嘴半天合不上，眼珠轉得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個降調“噢↘”使你永遠分不清他是聽懂了還是沒聽懂，其實只要他有興趣并真下功夫，他能把你裝口袋里賣了。1992年我們到農村調查，縣里干部向農民介紹我們是“中央來的”，只見旁邊蹲著曬太陽的一位青年農民脫兔般躥起，過來抓住手亂搖：“啊呀，中央來的？鄧小平身體好不好，回去給他老人家?guī)�個好噢”。同行的一位大報記者很感慨：農民對鄧小平的感情真深啊！我只是淡淡地回答，我們是中國社科院的，下村來調查。從農民說的話和他的體態(tài)語言（放肆的握手，斜拋的眨眼）構成的完整語境中，我解讀的是如下不屑：“什么中央來的，不知住在北京哪塊旮旯里混事兒，你見過鄧小平么”。對此語境的深入分析當然還需要涉及這位農民的知識背景：如大眾媒介傳播造成信息的同源共時導致了知識水平的平視；
社會流動使他有機會到北京賣菜，從而對首都各個職業(yè)的群體意識乃至群體無意識已經有所了解；
他接觸的一些上級單位或準上級單位下村干部的裝腔作勢已經掃蕩了他對上層的神秘感；
等等。那位記者是認真傾聽的，但確實是在誤讀。不是語言學意義上的誤讀，是社會學意義上的誤讀。這樣的記者干別的可能絕對出色和敬業(yè)，但至少跑農村線不合適。當了解了“緊睜眼，慢說話”這句話的意義生成背景，你還會以此推論來解釋為什么讓農民接受新事物他很謹慎，但你要騙他卻很難，這就是沙寧所說的農民的“疲軟武器”。農民在保護自己方面的智商積累要比城里人發(fā)達得多。這句話與這個大村內部的親緣結構密切相關，這句大白話就很有社會學的理論意味，對這句話的描述、轉譯、分析就可以寫成一篇社會學論文。

　　現(xiàn)在對于中國農村社會學的研究面臨著一個新的突破，方法論的和經驗層面的預設的突破。現(xiàn)在社會各界使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用來研究農民和農村的很多，如1998年3月經濟日報為兩會報導對于農村的調查已經開始采用了入戶的方式，要求記者與農民同住，并以與房東合影為證。因此社會學對于農村和農民的研究不能在低水平上簡單重復。

　　請具體談一下你在研究村落權力中采用的方法。

　　我覺得對于現(xiàn)實問題的社會學研究意義在于：在理論方面給認識和理解有關經濟規(guī)律提出了定理或定律，在應用方面不斷給現(xiàn)實經濟的發(fā)展提出有效的實用模型。我把自己對農村和農民的研究定位為：以規(guī)范性研究概念為分析工具的實證性應用研究。這里的實證有兩重含義：一是以理論假設為支撐，二是以科學研究方法為手段。研究方法是達到研究內容的技術手段和路徑，研究方法服務于研究目的，也反映研究能力。

　　我在調查設計和實施中力求做到：⑴理論設計對研究對象價值判斷、行動空間、約束條件和選擇可能的敏感性；
⑵調查工具對研究對象的動態(tài)適應[22]，要求封閉研究對象價值判斷選擇項的全部邏輯可能；
⑶理論敏感性和分析能力不僅覆蓋課題的設計過程，而且完善于實際調查過程中，在現(xiàn)場調查中動態(tài)檢驗和修正理論假設；
⑷在價值判斷的表述上實現(xiàn)由“他述”向“自述”轉變。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對于農民的研究不能借口客觀性只滿足于學理性質的“他述”研究從而忽視農民具有自我意識意義的“自述”定義�！八�述”更注重總體認同，“自述”更側重于對村落、支系、氏族甚至家庭的個體認同；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自述能夠更準確和有效地反映農民的價值觀念、行動和社會小環(huán)境的關聯(lián)。他述容易表述邏輯的事物，或者說將表述者的邏輯套用于事物，自述才能揭示事物自身的邏輯。弗雷德里克. 巴斯（Fredrik Barth）在研究民族認同時提出一個原則：認同的終極依據在于當事人自己[23]。這一主體確認原則在分析受到行動定義的社會特征時尤其重要，有助于理解分析單位的同質性與異質性�，F(xiàn)階段中國的農民概念已經超出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時代政治管理和行政劃分的色彩，對于農民的認識也同樣需要從階層識別、群體特征、身分確認等多個角度切入。在地區(qū)經濟發(fā)展和社會流動條件下，農民內部在不同區(qū)域，同一區(qū)域內的不同職業(yè)群體，以及同一職業(yè)群體在不同的社會網絡背景條件下的分化都體現(xiàn)出明顯特征。要理解農民，就要準確理解農民動機生成和理性行動的矛盾。

　　這個問題是費孝通先生這一代人在研究歷程中就已經遭遇、提出并且已經回答了的問題。費孝通當時在瑤山的農村社會調查中已經認識到，在人類學田野調查中，理論設計與實際調查脫節(jié)對于認識調查結果的研究和分析會產生嚴重不良影響。他在《花藍瑤社會組織編后記》中指出：文化研究需要親切的觀察，要讓課堂上的理論成為具體認識社會文化的工具。在調查地點的選擇和調查工具基本合格的前提下，對于調查人員的田野調查背景、理論素質和對于分析主題的敏感性就成為完成調查并且能夠分析意義的必要條件。他將這一體會應用于后來與張之毅先生合作的云南三村調查，明顯就上了一個境界。我感到費先生的總結是深刻的。我的具體研究方法如下：

　　1．理論分析方法，體現(xiàn)資料檢索能力和框架建構能力。應用文獻資料，根據已有理論，對研究中國傳統(tǒng)農村村落權力的理論框架進行比較，確定理論框架和適用條件之間的聯(lián)系。在對于農村村落權力的研究中采用社會史研究方法，將國家權力向鄉(xiāng)村社會的延伸與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制度安排與傳統(tǒng)組織資源、機能與結構、歷時性與共時性、敘述與分析有機結合起來�！盎鶎訖嗔εc社會網絡”就是起連接生活史敘述和運用社會學假設不斷作出判斷的分析概念，這樣的概念能夠連接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歷史偶然性，能夠溝通制度規(guī)范與大眾傳統(tǒng)，能夠連接“觀念的普遍性與所敘述的特殊文化”，能夠從價值和意義上說明行動的動機以及所受到的文化約束。這樣的研究方法是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有助于理解社會結構的靜態(tài)形式和社會行為的動態(tài)形式。

　　2．實證調查方法，體現(xiàn)事件敏感能力、現(xiàn)場布置能力和跟蹤能力。利用已有的關于村民自治理論所確定的村民委員會制度和在實際應用中積累的有效事例，分析村民素質以及分析民意和村落權力的認同與沖突程度；
選擇有代表性并且有資料積累的若干個村進入深入訪談，使形成的分析框架接受社會事實的檢驗。

　　實證調查方法具體體現(xiàn)為兩個方面：

　　一是認識方法，認識農村和農民要經歷五個依次聯(lián)系的深入階段，即“閱讀→觀察→傾聽→解讀→深描”。閱讀：通過閱讀文本接受一個以敘述形式被賦予意義的事實。觀察：經歷事實，注意現(xiàn)場展現(xiàn)的全部有意義的細節(jié)。傾聽：加入行動者對事實的意義理解，注意賦予意義的行動主體的社會特征。體驗：將傾聽獲得的有局限性的主觀意義放在社會網絡(社會網絡不僅具有共時性，而且具有歷時性)中來理解。體驗=(共時性+意義+背景+網絡)，體驗是“解讀”，也就是哈貝馬斯強調的對于社會事實要“設身處地地領悟”。體驗是接受以多元因果性界定的事實。通過閱讀接受一個以敘述方式被界定了意義的事實和親身經歷這個事實是有重大區(qū)別的。有案例表明現(xiàn)在農村基層政權規(guī)范化建設有一個內在的傾向，在小傳統(tǒng)仍然發(fā)揮作用條件下，行政話語系統(tǒng)中“農村基層政權規(guī)范化建設”可能只承擔合法化語言象征功能，只是村落社會結構對合法體制在形式上的順應。這樣的調查方式便利于全面準確認識研究主題。通過“閱讀→觀察→傾聽→體驗(=解讀)→深描”全面準確認識現(xiàn)階段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意識形態(tài)尤為重要。農民只是一種職業(yè)身分，在本質上農民也是社會人，他的動機、行動和價值觀念受到群體和制度環(huán)境的制約，作為歷史行動的積淀農民又在不斷進行理性總結來適應和改造群體和制度環(huán)境。

　　二是設定農村社會情境，即區(qū)分“日常生活”與“事件”[24]。

“日常生活”可以定義為常態(tài)，“事件”可以定義為非常態(tài)。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編織社會網絡，“日常生活”是農村社會關系網絡的生成和構造過程，也是積蓄能量過程；
在“事件”中，社會網表現(xiàn)為能量釋放過程。常態(tài)可以描述社會網的構造，但是社會網的質量需要有內生性事件來振動、檢測。行動者通過事件中網的作用和預期效果比較從而校正今后的行為，按此邏輯的社區(qū)群體行為積淀形成傳統(tǒng)。通常將傳統(tǒng)理解為大的時間尺度的函數(shù)，其實在科學意義上傳統(tǒng)是一個連續(xù)譜系，從縱向上表現(xiàn)為事件前后更替之間的意義關聯(lián)，從橫向上表現(xiàn)為從個體意識向群體意識的生成和認同。在認識過程中一般存在著兩種缺陷，一種是信息不完備的局限，一種是意義缺失的局限；
信息不完備的局限在任何認識過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是不能從根本避免的，因此在課題設計中要對分析所要求的信息完備程度有一個在資源如時間、人力、經費、客觀環(huán)境允許條件下有一個適度規(guī)定，但是意義缺失的局限對于研究設計和研究操作來說是必須避免的。了解農村社會生活時對“日常生活”和“事件”只了解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所形成的認識都存在“意義缺失的局限”，“事件”的生成會檢驗和重新調整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叭粘Ｉ�活”和“事件”的結合才構成鄉(xiāng)村社會生活的全貌，對這兩方面的完整了解才能全面理解農村社會結構和農民行為。人類學家格爾茨在巴厘島的逃跑就構成了一個有意義的事件，他在事件中的表現(xiàn)使土著人重新調整了他們與他的相互關系。對于中國現(xiàn)階段農村來說，下發(fā)救災款、發(fā)放外出勞動力指標、提供就業(yè)機會、上級考察、授予社區(qū)先進稱號、村委會換屆選舉，都構成有意義的“事件”。這些“事件”都與村落公共權力構造有直接密切關系。

　　3．由類比方法深入到分析方法，體現(xiàn)意義解釋能力。對現(xiàn)象事實進行理論定位，使現(xiàn)象描述具有理論意義，使行動分析具有結構化特征。

　　這個框架如果能夠成立，對于具體的分析工具我覺得沒有多少可說的了。因為這就進入了社會學理論相對已經比較成熟的部分。

　　農村權力本來我也懂，你講了我反而不懂了。農民干的事也有這樣的專業(yè)性？我覺得你是在利用專業(yè)術語構造學術壁壘以期形成壟斷。這對于在下崗危機下提高社會學職業(yè)聲望倒是有益。專業(yè)性越強職業(yè)替代彈性越小，職業(yè)替代彈性越小從業(yè)者的社會地位越高。

　　你其實是說，這些現(xiàn)象你也熟悉，對這些現(xiàn)象的關系你也形成了表述，但是現(xiàn)在你頭腦中的表述受到了我的表述的質疑。至于學術壁壘，有這類情況但不是僅有這類情況，我的研究目的與依靠術語霸權形成學術壟斷無關，目標只是有利于在學術界和在社會各個方面對于農民的研究中發(fā)揮社會學學科的功能優(yōu)勢。這是對社會分工確認后的被動接受，也是角度互補意識的自覺，我理解就是各就各位。現(xiàn)在研究農村和農民的部門很多，從各方面積累的資料也很多，社會學要在這樣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和找到自己的位置，確實需要不僅完成自己的學科任務，也要與其它部門對于農村和農民的研究形成互補，在社會分工中找到自己學科的研究位置和社會需要的定位與價值。當前特別在社會變革中積累生活規(guī)則的有關資料，以和大傳統(tǒng)和政策進行對比分析。學術反映有其規(guī)范性，但是往往注意到了深刻性卻相對容易忽視那些活生生的東西。在那些活生生的東西和事物及關系中表現(xiàn)的正是可感知的結構化世界。

　　三．農民生活：可以感知的結構化世界

　　“可感知的結構化世界”，這一提法有些意思。這與前面所說的“社會結構對個人體驗有解釋能力，個人體驗具有結構化特征”是一個內容的不同表述吧。如果是同一內容，那么這兩種表述又有什么區(qū)別？

　　兩種提法表述同一內容。區(qū)別在于，“結構化世界的可感知”是認識論表述，“可感知的結構化世界”是本體論表述。本體論表述是要強調，感知的特征不是認識者用來認識的工具，不是學者記者為了認識而涂在農村和農民身上的顯影劑，而是農村和農民生活本質的直接顯現(xiàn)。借用一種形象的說法，本質并不是在現(xiàn)象背后，而是就在現(xiàn)象中間，當你了解單個現(xiàn)象時是無法了解本質的，當你確定了現(xiàn)象之間的所有有意義的關系時，也就是說了解了現(xiàn)象系統(tǒng)時，本質就自然出現(xiàn)了。本質并不必然是可感知的，但可感知的并不必然不是本質。至于研究者是否察覺，在于他是否具有這樣的知識準備和敏感能力。說白了，認識本質的充要條件不僅包括考察者的動機和目的，而且包括考察者使用何種工具，是常識呢還是理論。

　　在你的研究中，你感覺哪些理論有助于認識農村權力關系？

　　當代社會學對秩序的研究已經成為一項重要內容。秩序涉及行動，行動涉及動機，動機涉及意義，意義涉及哲學背景。霍克海默講研究任務就是建立哲學與具體學科的密切和富有成果的合作，他反對哲學與具體科學的分離，歷史進程與邏輯進程的分離。認為哲學的功能在于改造秩序[25]。盧曼認為從個體定位研究組織未必恰當，研究組織只能從社會關系和現(xiàn)實互動作為起點[26]。(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吉登斯比較了索緒爾和維特根斯坦的規(guī)則定義，分析了研究系統(tǒng)中規(guī)則，資源，規(guī)則群以及規(guī)則與實踐的共存性，認為規(guī)則是不可能從本身加以描述和分析的，要從生活中發(fā)現(xiàn)其存在的根據。在建構社會系統(tǒng)的歷史過程中，實踐活動與規(guī)則體系是相互關聯(lián)相互滲透著參與到這一過程中去的，而且，正是因為規(guī)則與實踐相互依聯(lián)的這種共存性，規(guī)則不可能完全從它們本身加以描述和分析。這一理論給人的啟發(fā)是：不是社會規(guī)則使人有了互動關系，而是現(xiàn)實的互動關系示范著社會生活的常規(guī)[27]。這樣的哲學術語讀起來抽象，但在農村生活中你會時時體驗到對這種哲學抽象的生動注解。農民在日常生活中潛意識地賦予自己生活以意義和價值，反映在社會調查事件中，就是你對農民的調查和農民的反調查在同時進行。現(xiàn)在的農民不是獨立的個人，而是生活在社會網絡之中。有人認為農民的社會生活并沒有農民自己意識到的意義，這也許是出于對于農民文化和農民生活情境的雙重陌生。羅宏光博士轉述過一個故事，居住在原始森林中的澳大利亞原住民透過茂密的樹葉窺探一片發(fā)黃的水利工地時，酋長對他的兒孫們說，“在那綠色的盡頭居住著一群野蠻人”，由此可見“文明人”和“野蠻人”都扮演了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認知角色。調查農民首先需要理解農民，將自己的調查納入農民的意義系統(tǒng)之中。不結合農民自己的利益和發(fā)展機會，農民在接受社會調查中就很難投入。要了解農民，首先就是要了解他們的交換體系。在此基礎上才能進行社會調查提綱的相應設計。交換不僅是經濟利益的交換，本質是感情的交換，由此才能認同。

　　你講的意義，是指你認為你定義的農民生活的意義，還是你發(fā)現(xiàn)農民有自己定義的生活意義？

　　是我發(fā)現(xiàn)農民有自己定義的生活意義，是自述而不是他述。從調查和訪談中就可以感受到。農村社會調查是互動，你在調查農民的同時農民也在調查你，捉摸你，把調查者納入村落生活世界。費孝通先生曾經用過的石子投水來解釋差序格局，這一比喻也可以用來解釋調查與反調查同時存在同時進行。你的調查成為嵌入鄉(xiāng)村生活的一個事件，圍繞事件形成一個信息圈向外擴散，同時鄉(xiāng)村社會又形成一個與擴散反向的包圍圈來解構你、消化你，將你納入村落社會的生活系統(tǒng)和意義系統(tǒng)。農民在社會調查中反映的基本原則是：在不影響我的生活的前提下，完成你的調查，甚至可以變通你的調查。郭于華博士就舉過這樣的例子，調查者問一位農婦生幾個孩子好，農婦先回頭看看婆婆，然后才回答還是按國家的政策辦好。這樣情境的回答并不完全和真實反映她內心世界的真實想法。當調查者問農民的房子時，農民以為你是來拆遷的；
當看農民的對聯(lián)時，他以為你是文化館的；
當為農民照相時，農民以為你是記者，于是索要照片；
即使問到農民收入，他也要捉摸思忖能帶來潛在收益的對策：他露富，因為他覺得你是銀行的，希望得貸款；
他喊窮，因為他覺得你是扶貧辦的，希望得到救濟。與你的問題同步，農民也有一個無形問卷在其心中不斷地劃勾劃叉，農民也在用自己生活積累的全部關系模式在試圖格式化你，也在不斷地篩選判斷和分析，比較其意義和潛在可能提供的機會。

　　這里要特別強調訪談的意義。現(xiàn)在調查任務很多，很多人經常使用調查問卷，而對于調查者的素質和工作態(tài)度注意不夠，我感覺在問卷設計完成之后，調查員的素質和工作態(tài)度就成為調查資料成敗的關鍵。理論的任務并不只是在于完成問卷設計，而且要貫穿調查的全過程。調查員對于問題的把握和相關提問項的設計和現(xiàn)場布置能力對于完成調查問卷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調查員的智力不能低與被調查農民的智力水平。我在河北農村調查時請農民根據給定的選擇項評價怎樣看待“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典型的就是一位農民（前小隊會計）的反應，他并不立即回答，而是瞇著眼等著調查者（我）的后續(xù)話語，他認為調查者并沒有將話講完。用學術語言表述就是問卷并沒有封閉所有可能的選擇項。他認為對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問題由于沒有設計情境因而無法進行價值判斷，因為這是半句話，并不完整。他認為在這一問項之后應該具有三種可能才構成完整的表述。表述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另一部分人后富起來”，這是老百姓認同的，但是僅僅到此還不夠，還要說明另一部分人后富起來的理論推論條件和社會現(xiàn)實條件是什么；
表述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另一部分人富不起來”，這樣的表述在邏輯上可能，在現(xiàn)實中有例子，老百姓對此就有看法了；
最要命的是表述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另一部分人先窮下去”，這種情況有邏輯可能也有現(xiàn)實例子，老百姓就反對了。這位農民認為，在不分清三種可能的情況下匯總統(tǒng)計分析多少農民贊成或者反對此問項“純屬瞎掰扯”，并補充說“群眾關心的是要求說清楚，現(xiàn)在的政策讓什么樣的人先窮下去[28]。根據調查人員對大樣本戶問卷的深入分析，這里的窮除有以往理解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含義外，還有另外兩重含義：一是收入相對速度下降，二是收入質量低劣，即收入水平不穩(wěn)定。這種情況不僅通過戶問卷反映出來，而且通過農民在選舉中的參與行為表現(xiàn)出來。1996年底我在山西農村調查時，農民在村委會選舉現(xiàn)場公開說，“我們來（參加選舉）已經不是為了選好的（我們信任的人），而是防止選上最壞的（能糟踏集體土地和財產的人）”。農民對村干部的意義和價值判斷的主要標準是干部能否給農民帶來明顯的經濟收益，由此決定了農民的投票傾向。

　　總的來說，現(xiàn)在分析農村村落權力常用的社會學理論分析模式是什么？

　　其實就是學者研究現(xiàn)代非極權國家，國家機關組織民間利益，動員與控制市民社會的四種模式：多元主義(pluralism)、統(tǒng)合主義(corporatism)、依持主義(clientelism)、民粹主義(populism)。進一步的研究就是從動員能力、統(tǒng)治精英所受到的非統(tǒng)治精英的壓力、以及中介精英的存在三個維度，來比較上述四種動員與控制的模式。具體的理論綜合介紹可以參見陳明通博士的專著：《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從歷史文化角度看，黃宗智的研究也對權力構造具有發(fā)生學的描述。我的基本觀點：現(xiàn)在中國農村公共權力構造適用有條件的廣義交換理論。其理論根據是：在市場經濟社會，公共權力構造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保護公民的個人權利，這是基礎，是現(xiàn)代社會的根本標志；
二是通過合作分工在市場環(huán)境下獲取比個人工作更大的利益，這里的合作已經包含了廣義交換的概念。這樣的權力構造才能激發(fā)個人和法人行動者的內在動力，這樣的權力生成才能構造市場經濟社會中允滿活力與勃勃生機的細胞。權力當然意味著某種強制，但這種權力強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也要以廣義交換為基本條件，或者說叫作可持續(xù)性條件。即使是主仆關系，在市場經濟中也體現(xiàn)如下邏輯：你要我對你依附，你必須有能力對我提供庇護；
如果你沒有能力對我提供庇護，我沒有必要對你依附。當然這樣的表述只是核心內容的導語性質的簡介，完整的論證就是論文的工作而不是你我現(xiàn)在這樣交談的任務了。

　　權力建構受廣義交換理論支配，廣義交換規(guī)則又受到現(xiàn)在農村農民正在分化和分層的深刻影響。在農民的意識中，已經形成了對村內群體按照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社會威望的綜合水平進行排序的認識，雖然明確地能夠表述的人不多，但是調查者轉述類似表述時能夠得到大多數(shù)村民的認同。如我們調查的一個村的村民對社會分層進行的排序順序為：第一等級：村中的領導核心，即村黨支部的9名支部委員。第二等級：村辦企業(yè)的廠長經理。第三等級：私營企業(yè)老板和個體戶。第四等級：村內負責紅白事的理事“落忙頭”、有的地區(qū)稱“知客”[29]，這類人能夠游弋于村內各類群體之間，在事件和對話時有資格跨越層序等級和各個層次發(fā)生聯(lián)系，在村落傳統(tǒng)的農民內生性日常生活事件中充當主角，為解決村落內部的個人矛盾和層級間的群體沖突提供妥協(xié)和潤滑的機會并進行試探，他們是鄉(xiāng)村社會群體內部認同、網絡的粘結人物。第五等級：家住本村在外地工作的大學畢業(yè)生、技術人員、在外鄉(xiāng)鎮(zhèn)任職的副書記、副鄉(xiāng)鎮(zhèn)長；
在縣直機關任職的副科級干部。第六等級：村內有大中型拖拉機、有大車的農戶。第七等級：現(xiàn)在的村民小組組長，相當于人民公社體制時的生產隊長，由于村內的職業(yè)分化，村民小組的表演機會并不多，主要功能體現(xiàn)在農作物生長需要澆地時管理機井，確定農戶澆地的先后順序，看管電泵，故村民又稱之為“井長”[30]；
他們自己往往有身分榮譽感，但農民并不十分當回事兒。第八等級：是農村中勞動投入時間和收入結構以農業(yè)為主，家庭條件較好的農戶。第九等級：也是農村中勞動投入時間和收入結構以農業(yè)為主，但由于欠債、治病等原因家庭支出巨大，或者由于缺乏農業(yè)生產經營素質，產品難以適應市場的農民[31]。村中經濟收入水平最高的農民戶收入已經超過百萬元，但是也有的農戶家庭生活日漸艱難，1996年將牛賣了，拖拉機賣了，收入結構已經受到了限制[32]。

　　農民現(xiàn)在的收入分化中資本的貢獻份額明顯增加。在現(xiàn)階段農村的經濟社會發(fā)展中，資本包括三種類型：即經濟資本，權力資本，社會資本。由此證明，農民收入提高不僅是生產能力的函數(shù)，而且以貨幣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為條件。在以村落為邊界定義農民的收入分化時，職業(yè)的解釋力在下降[3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逐利動機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轉型時期的特點又使三種資本存在著相互替代。經濟資本主要體現(xiàn)在一部分先富起來的私營企業(yè)主；
主要體現(xiàn)在建筑和機械加工工業(yè)以及特殊礦產資源企業(yè)；
在比較封閉的地區(qū)，主要是由當?shù)丶壊畹刈鉀Q定的第三產業(yè)，如在山東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主要是餐飲業(yè)等[34]。權力資本主要是依據農村體制性權力（如黨支部）和內生性權力（如村委會）對農村社會公共品的支配和積累。這是農村集體經濟發(fā)展壯大的基礎，在此過程中農村干部的影響力明顯增強，農村干部是否會利用這種優(yōu)勢地位造成集體資產向干部個人流失成為農民非常關心的問題。這也反映在我們對15個村的農戶戶卷匯總分析上，在“日常生活”狀態(tài)進行的調查中，多數(shù)農民對調查員表示幾乎沒有參加過村里的村民代表會議，也沒有看見過村財務上墻。但是在“事件”狀態(tài)即村委會換屆選舉時，農民對村里的各項支出的群體記憶講起來是歷歷在目，表述清晰得令外人吃驚。這也許反映了農民對村委會活動的頻率和內容不滿意，村民在回答問卷時更注重反映他們的情緒，而不是反映實際。

　　我講這么多的目的是要說明：一個公章和一個職級稱號只是權力的外在象征，權力的實質而是生活體系中由重要資源擁有量及支配規(guī)則所定義的位置，這就是實力，這個位置和生活的全部意義發(fā)生關聯(lián)。正如貨幣只是財富的外在符號，但以為印鈔票等于增加財富就荒謬了。

　　農村村落權力與農村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農民的經濟理性在村落權力建設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反映了農民的素質在提高。

　　確實是這樣。經濟能力在決定村落內部農民之間的家庭地位和行動能力及社會影響力方面有重要作用。但是即使在相同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條件下，農戶的經濟支配能力和影響能力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主要表現(xiàn)是不同行業(yè)的就業(yè)收入結構對農民收入質量有重大影響。這是激勵農民流動的一個重要原因。一位農民以自己在北京賣菜、妻子在家務農的收入體會為例，比較了“純農業(yè)”和“打工”兩種收入結構的質量差異：設兩農民年收入都是2000元，其中農民甲是純農戶，純粹依賴農業(yè)收入，生產1250公斤小麥折算收入2000元；
農民乙是第二兼業(yè)戶，生產125公斤小麥收入200元，打工6個月收入1800元，總計也是2000元。他論證了甲、乙的收入是有差別的：其一，乙雖然人均年收入與甲的折算水平相等，但由于勞務工資按月穩(wěn)定發(fā)放，可以適時地支持家庭和個人消費需求，而純農戶農業(yè)收入在性質上是“產值收入”，由于農產品賣難往往使農民甲的可支配現(xiàn)金收入（可以定義為農民的生活費收入）低于統(tǒng)計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可以定義為農民的產值收入）。其二，即使假設甲、乙各自收入能夠全部兌現(xiàn)，由于兩種收入結構存在兌付的時間差、次數(shù)差，純農戶收入在時間上是“年終收入”，甲與乙相比甲還是損失了利息收入[35]。因此，在研究農村經濟發(fā)展水平時，不能僅注意農民人均收入的數(shù)量比較而忽視其結構分析。其實農民在考察自己與村落權力關系時，你也會發(fā)現(xiàn)農民進行類似計算的經濟理性。

　　我的基本觀點是，在深入農村的調查中，需要通過傾聽農民了解表述的真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需要通過觀察農民獲得行動的真實，需要通過體驗農民把握意義的真實。這對調查設計、調查過程、調查工具、調查者的理論素質和工作態(tài)度都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這種時代要求為社會學參與農村發(fā)展與農民現(xiàn)代化進程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接口。

　　你參加過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全過程，你的“在場感”是什么？

　　在四個村的換屆選舉中，能夠時時感受到群眾對選舉的積極參與與認真關心程度，反映出村委會換屆選舉已經深入人心。在觀察和了解選舉情況時，農民的反映、評價和判斷深刻震撼著觀察員。在選舉現(xiàn)場，一位村民（女，73歲）指著主席臺上主持會議的前任村干部感慨地說：“剛選的時候都是好人啊！干著干著就變質了”。這是日常話語，但此時就具有了結構化特征，當時確實使我感到震撼。

　　從村里農民評價角度看，沒有選出當選人的選舉也是成功的。只要選舉符合程序，準確反映了絕大多數(shù)村民的意志，農民感到滿意。農民評價角度和現(xiàn)在有些領導評價角度的重要不同在于，農民并不是將村委會選舉看作一個孤立事件，而是將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價值和意義放在農村經濟社會發(fā)展整體背景下評價。農民評價的角度不是孤立片面地對選舉就事論事，而是從農村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秩序整體來看問題。兩種評價角度的根本區(qū)別在于，有的領導只是要求選舉的合法化形式，農民夢寐以求的則是獲得制度安排賦予農民的民主自治權利這一實質。農民具有經濟理性，也追求選舉的投入產出效率，但是農民參與選舉和評價選舉從來都不是從純粹投入產出的經濟效率角度來看問題，而是將其是否能夠準確反映村民的意志、能否準確表現(xiàn)村民的價值判斷作為評價選舉效果的首要標準。換言之，農民的經濟理性有更廣闊的定義域，包括了對社會收益和社會成本的精確計算。通過選舉沒有當選人，不能說明農民不重視選舉，也不能說明民政部門工作失誤，只能說明農村中原有的問題沒有解決，農民對選舉的一些程序不滿意、有看法。各級民政部門負責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同志、各級政府職員、各位參加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工作人員，有責任深入了解和理解農民關注選舉和參與選舉村委會的這一特定角度，然后才有可能不僅是觀察而且能夠體驗農民的動機和行為。從觀察員在選舉現(xiàn)場了解情況看，農民對選舉結果在預料之中，對選舉程序的嚴格性和對他們選舉活動的尊重表示滿意。

　　農民在村委會換屆選舉中的態(tài)度，反映著農民對農戶與政府關系、農村公共資源保護和使用公正性、農村生產要素合理優(yōu)化配置、農村精英在村落社會中的位置等社會結構要素的認識程度，這些社會資源對于農民生存與發(fā)展而言具有與空氣、水源、土地等自然資源同等重要性。問題的深刻性在于，就一場選舉看，沒有確定村委會當選人的選舉對于鄉(xiāng)鎮(zhèn)政府和農民圍繞選舉在人力物力財力精力方面的巨大投入是不經濟的；
但是就現(xiàn)在農村農民反映問題的經濟和社會成本看，在目前農民與國家各種可以利用的溝通形式中，只有村委會換屆選舉在時間、空間和內容上受到農民和政府的雙重重視，也是農民表達自己意志的各種可行的手段中最直接、成本最小、效率最高的手段，這一手段受到制度安排的規(guī)范和保護。現(xiàn)在村委會換屆選舉不僅承擔了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功能，而且承擔了表達民意的有效渠道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村農民由于對原村干部基礎比較滿意，部分群眾的表現(xiàn)反而是對選舉不太重視，如一部分村民急于投票后去參加村內一戶人家的婚禮。對此可以考慮歸納為如下命題：即在下列條件下，農民對村委會選舉的形式不予以足夠重視，⑴在群眾對選舉意義和程序了解不夠，即在信息不完備條件下，村民不重視選舉；
⑵在群眾關于選舉的意義和程序信息了解相對完備，但是由于操作程序不合法或者僅僅是形式化走過場，村民不重視選舉；
⑶在經濟發(fā)展基礎較好、社會秩序相對穩(wěn)定的村，越是群眾放心的村干部，越是群眾滿意的村委會，農民就可能會在形式上相對不重視村委會換屆選舉，村民反而對選舉并不太付出太大的精力。這正反映出農民評價村委會選舉投入產出效率的經濟理性，在產出既定時，農民開始節(jié)約投入了。這也說明，農民在村委會選舉中的行為不是純粹的個人行為，而是具有結構化特征的個人行為。第一、第二因素是負面因素，第三因素是正面因素。

　　有的問題理論論證很復雜，農民干起來則很簡單。如選舉中的秘密劃票間。理論要求是：有利于農民秘密投票，有利于村民監(jiān)督。四縣都設立了秘密劃票間。A縣是利用村部進行投票選舉，秘密投票間是窯洞。群眾對選舉表現(xiàn)出明顯的關注，窯洞門口圍觀者眾，加上在選舉前幾日村內已經有請客等拉選票行為，有的人急于了解別人的填票情況，扒窗戶，在門口探頭探腦，使維持秩序的民警頗感吃力。相比之下，B縣和C縣的秘密劃票間的設置簡便實用，即在村辦學校操場的開闊地帶，用四根木棍繞課桌桌面搭置成三面遮擋的秘密劃票間，遮擋物為紅布（B縣）、瓦楞紙板（C縣）。劃票間之間間隔為2米，距投票箱距離為3米。這樣有利于投票人秘密填寫，視野開闊也有利于監(jiān)督。桌子下面如果有四條人腿則表明投票間有兩個人，會引起群眾警覺并監(jiān)督其是否是代寫員。這樣有利于維持秩序，也有利于群眾監(jiān)督。

　　你的研究最終能得出什么樣的結論？

　　宏觀管理方面往往強調加強體制性權力建設即農村黨支部建設，農戶則行使民主權利積極參加村委會選舉，加強村落內生性權力建設。這兩種傾向受到不同的動力驅使。說明將農村基層組織中干群關系、黨群關系、黨支部和村委會關系的矛盾僅歸因于村干部個人品質至少是片面的�？梢詫Υ寮壗M織構造一個理想化的封閉分析模型，即使假設：(1)制度規(guī)范是適用的和完善的；
( 2)農村黨支部、村委會領導成員的個人品質是無可挑剔的；
(3)村干部忠于職守的精神為極大值，執(zhí)行政策的變通能力為零值；
(4)上級領導、村干部、村民的價值標準和制度倡導的社會主流價值標準完全一致；

完全滿足上述四個假設，僅從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組織建構和運行機制看， 上述判斷所揭示的矛盾依然存在。

　　協(xié)調上述矛盾，僅在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兩種組織類型的“鄉(xiāng)－村－戶”功能空間中上下求索難以找到出路。協(xié)調的關鍵在于將體制性權力與內生性權力有機結合起來。分析有威信和有凝聚力的農村黨支部，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不僅具有體制性組織權力特征，而且實際上也具有村落內生性權力的功能特征，表現(xiàn)就是能夠反映和代表農民群眾的利益和呼聲。而有威信的村委會負責人也往往具有體制性組織權力特點。在中國現(xiàn)階段農村村級組織權力建設中，以體制規(guī)范為方向，使體制性組織權力不是嵌入而是內化進入農村社會結構內部，使體制性權力和村落內生性權力有機地相互結合，而不是僅僅從形式上去討論農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中心和核心地位。

　　村級組織凝聚力和該組織對農民生產發(fā)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貢獻份額和貢獻方式有關。這里發(fā)展是廣義的，不僅包括經濟利益，而且包括農民對生活質量的滿意程度。村級組織對村民的凝聚力包括：(1) 在農民人均收入中集體經濟分配的貢獻份額；
(2)農戶生產經營對農村社會化服務的依賴程度；
(3) 社區(qū)公益事業(yè)和公共服務所代表的農村生活質量；
(4) 農戶生產要素分配和生產競爭中的社會公平感；
(5)村民對村務的參與意識和知情程度；
(6)農村經濟地理區(qū)位所帶來的級差收益。村級組織凝聚力和上述六條標準存在著多維的促進和制約關系，村級組織凝聚力的類型又可以解釋農村經濟持續(xù)增長和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村級組織類型的生成固然需要體制背景，但是由于這兩類組織運作在起點上和農民、農戶、村落的利益一致，在終點上和社會利益一致，因此，以村落為邊界，組織類型的形式可以是引進的，動力則是內生的，會促進農村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也為農村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支持能力。

　　變嵌入為內化的理論認識對于現(xiàn)階段協(xié)調農村村級組織體系的關系具有重要實踐意義。村級組織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管理是當前農村發(fā)展的重中之重，要防止在農村基層黨支部或村級黨委產生天津大邱莊禹作敏式的“莊園主”和書本平陸裴安軍式的“村霸”，要選拔能人進入村級組織領導位置，就不能在理論和實踐上將農村黨支部建設和村委會建設對立起來，即使在邏輯上存在著可能的對立也要在現(xiàn)實社會條件下發(fā)現(xiàn)二者的有效結合點。內化就是一個良好的結合點。在農村黨支部建設中，黨組織建設不能脫離群眾路線；
在村委會村民自治制度建設中，民主自治不是放任自流。協(xié)調好村級黨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關系，是村級組織建設的難點和重點，也是農村經濟和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的關鍵所在。

　　原文載韓明謨等著：《中國社會與現(xiàn)代化》，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出版.補入了發(fā)表時被修改的部分內容.

　　[1] 見邱澤奇對近年來關于農民觀念研究成果的總結分析，《中國社會學年鑒(1989-1993)》，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64-67頁�！吨袊�社會學年鑒(1992-1995)》，1996年出版，第79-87頁。

　　[2] (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
杜贊奇：《文化、國家與權力》，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3]“上面”有兩重含義：一是經濟地理中的城鄉(xiāng)連續(xù)譜系的“中心－邊緣”概念；
二是職業(yè)分工中的非農業(yè)和農業(yè)的職業(yè)聲望等級概念，

　　[4] 包亞明譯: 《布爾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6頁。

　　[5] 朱德新：1994年，《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冀東保甲制度研究》，導論，第1-2頁。

　　[6] “文本規(guī)則”和“生活規(guī)則”是我使用的分析概念，文本規(guī)則對應于大傳統(tǒng)，生活規(guī)則對應于小傳統(tǒng)，也可以說是�？滤�講的地方性知識。小傳統(tǒng)或者地方性知識能夠延續(xù)的工具是：歷時性的共識，有感情色彩的記憶，敘事。生活規(guī)則是農村中個人記憶的綜合。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頁。

　　[8] 陳之邁：《中國政府》， 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

　　[9]所謂“民粹主義”是指沒有經過組織化，而以政治運動直接向都市工人階級和鄉(xiāng)村農民群眾尋求政治支持，或以反對現(xiàn)存體制意識形態(tài)，尋求非勞工部門支持的動員方式。民粹主義通過無組織化的行動來達到集體利益，具有反體制的意識形態(tài)特征。見 Di Tellia, T.S. 1965, “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 Clapham ed. Private Patronage and Public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47-74.

　　[10] 村社定義見“我國村社經濟市場化”, 經濟日報, 1997年4月11日。

　　[11] (美)柯文：《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之間》，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3頁。

　　[12] 項飚：1996年6月,“流動,傳統(tǒng)網絡市場化和’非國家空間’的形成――一個中國流動人口集聚區(qū)的歷史”，農村勞動力流動國際研討會論文(打印稿)。

　　[13] 報刊文摘，1996年11月21日，第1版。

　　[14] 報刊文摘，1996年11月28日，第2版。

　　[15] 村民制定本村“村委會選舉辦法”(成文條例)時的討論已經深入細致到這樣的程度：以投票時對村委會三職成員候選人“同意劃圈，不同意劃叉，棄權不劃”的規(guī)定為例。其一，A縣農民要求明確“不劃的棄權是指票棄權還是指人棄權”。其二，B縣農民問“劃半個圈算什么”，最后討論確定劃半個圈按棄權計算。選舉投票技術上的精細程度反映著農民的重視程度。引自樊平對A省試點村村委會換屆選舉的現(xiàn)場觀察記錄（1996年11月19日至28日）。

　　[16]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22-29. And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London: Cambru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2-84.

　　[17] Ritzer, Geoige 1992, Sociological Theory,(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McGRAW-HILL INC. Pp671. 蘇國勛: 1996年, 《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十卷：社會哲學》，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5頁。

　　[18]曹錦清，張樂天，陳中亞著，《當代浙北鄉(xiāng)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9] “山東省濰坊市寒亭區(qū)合同管理、依法減負”,見中央電視臺第二套節(jié)目，1998年3月20日《新聞調查》。

　　[20] 秦暉、蘇文：1996年，《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第二至第四章。

　　[21] 鄧正來， “國家與社論―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6年5月號，第171-188頁。

　　[22] 本項研究的方法設計受到布爾迪厄(Bourdieu, P.)反思社會學的啟發(fā)。他要求對知識分子和社會學的對象化“關注”方式進行分析，對于方法本身的批判就是清醒意識到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會無意識和學術無意識。哈貝馬斯在分析研究旨趣時也指出代表從虛妄意識形態(tài)束縛下解放出來的批判知識對認識工具本身的批判是絕對必要的。

　　[23] 轉引自彭兆榮：“民族認同的語境遷與多極化發(fā)展”，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第27頁。

　　[24] 在社會情境設定上區(qū)別“日常生活”與“事件”在理論上受到舒茨及哈貝馬斯溝通行動理論“系統(tǒng)”與“生活世界”的啟發(fā)，在分析上受到黃仁宇的啟發(fā)，“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jié)，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fā)生的事件的征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因果關系，恰為歷史的重點”。引自黃著《萬歷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第1版，第1頁。

　　[25] 程志民: “霍克海默”, 見蘇國勛主編，1996年，《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十卷：社會哲學》，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68頁。

　　[26] 盧政春; “盧曼”, 見蘇國勛主編，1996年，《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十卷：社會哲學》，山東人民出版社，第492頁。

　　[27] 黃平: “吉登斯”, 見蘇國勛主編: 《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十卷 當代社會哲學》, 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第523頁。

　　[28] 引自樊平在河北的入村訪談記錄（1996年10月28日）, 采訪對象:男，62歲，原生產小隊長。

　　29] 當?shù)剞r村對村內紅白事牽頭人的稱呼，一般是50歲左右的男子。

　　[30] (美)杜贊奇在《文化、國家與權力》中分析農村的權力結構時已經注意到水利灌溉設施對農戶整合的影響。

　　[31] 引自樊平、龔維斌、陳光金的駐村入戶訪談記錄（1996年11月5日）, 采訪對象: 男，41歲，村辦企業(yè)廠長。值得注意的是村民“自述”性分層和學者對農民分層研究的異同，后者見陸學藝：“重新認識農民問題”，載于《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6期；
關于農民分層的標準，“自述”一是強調農民分層標準的綜合性，蘊含了經濟資本、權力資本、文化資本在村落社會運行中的互補及替代彈性等特殊規(guī)則，在傳統(tǒng)村落社會分層中具于重要地位的“威望”的解釋力現(xiàn)在明顯下降。二是對于層序的確定亦具特色，此村民特別強調了村落內部村民層序的剛性；
訪談中調查員就第四、第五等級的相互位序提出質疑，村民認為勿容質疑，村落意識形態(tài)無論在傳統(tǒng)還是是現(xiàn)代意義上都要求第五等級對第四等級表示出相當?shù)淖鹬��？磥硇枰�以深入的學理分析解讀村民的“自述性”社會分層。村民“自述”的分層標準也超出了學者對農民分層結構演化四個類型（同時也是從欠發(fā)達到發(fā)達依次遞進的四個發(fā)展階段）的概括，相應文獻見陸學藝、張厚義、張其仔：《改革中的農村與農民》，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5頁。

　　[32] 引自樊平訪談記錄(1996年10月31日)。采訪對象：男，31歲，純農戶。

　　[33] 其表現(xiàn)就是在1996年的農戶調查中農民很難籠統(tǒng)地講農村中從事哪個職業(yè)收入最高。

　　[34] 引自錢益兵對山東陵縣四個鄉(xiāng)鎮(zhèn)的調查。

　　[35] 引自樊平訪談記錄(1996年10月28日)。這里已經由訪談的日常話語轉換為敘述文本(在沒有意義缺失條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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