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學德：“啞巴”：失去了名字的人——文革懺悔錄之二

　　我是在“劉家大院”長大的，它留下了我童年和青少年的許多記憶。二十三歲那一年，我離開了故鄉(xiāng)，到長春上吉林大學，從此告別了“劉家大院”。只有寒暑假回家探望父母時，才在這個老院子里，住上十天半個月的。我的母親自從一九五六年搬到鳳凰城后，在“劉家大院”的兩間老房子里，一住就住了四十六年。

　　去年我回國探親，看見整個“劉家大院”都被拆除了，在廢墟上正在蓋著一個大市場。八十一歲的老母親多次跟我說，怎么住了大半輩子的房子，這說扒就給扒了。

　　其實是“動遷”，但母親不習慣用這新詞。

　　我們家的老房子，是“劉家大院”的東廂房，原來的馬房。到我記事的時候，“劉家大院”已經只有房，沒有院墻了。聽大人說，原來的大院墻挺氣派的，高高的，從墻外頭看不到墻里頭的人干什么。

　　五八年那年“大煉鋼鐵”，就把大墻給扒掉了。

　　這樣，我眼睛中的“劉家大院”就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正房，和東西兩排廂房，還有一個與正房相對的“門洞子”，但那時的“門洞子”已經不是人自由通行的“門洞子”了，它被堵上了，改造成了一個小民房，正擋著我們家的太陽。但也有補償：我們家靠著“門洞子”的那扇大墻，蓋了一個小廈子，省了許多的磚。

　　“劉家大院”住了十三、四戶人家，老老少少六十多口人，除了一個人外，都會說話。這個從來沒開口說過話的人，大家都叫他“啞巴”。

　　“啞巴”是男人。

　　我懂事的時候，“啞巴”大概二十多歲，現在我推算，他大概是一九四四年或者四五年前后生的，就是我上學時讀的教科書上所說的“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后。要是按照我母親的說法，那叫“光復”前后。

　　母親在日本侵略者的壓迫下過了十多年，對當時的“中央軍光復東北”印象深刻。所以，她計算日子有時就成了：“光復那年”，“光復后頭一年”，以此類推。教了她許多遍，她還是記不清四幾年，就像我不習慣“光復”幾年一樣。在我所看到的歷史課本中，沒有見到過“光復”這個概念。

　　“啞巴”生年不詳、無父、無母、無名。

　　姓倒是有的，但大家很少提到。一提起他，就是“啞巴”。在我們的大雜院中，“啞巴”就是他，他就是“啞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從中學畢業(yè)，回鄉(xiāng)務農。六天后，二十九日，我當上了園藝五大隊二小隊的記工員，每天早上干活前，七點半鐘準時點名（農民不使用“上班”這個詞，“上班”是城里人的權利），遲到一分鐘，罰款一個“工分”。我那時一天也就掙八個工分，總共合人民幣一元兩、三角左右。當我點到“啞巴”時，紙上寫的就是“啞巴”。所以，我不像點別人名那樣，喊張三、李四，而是大聲喊：“啞巴來了沒有？”通常都會聽到：“來了！”當然了，是旁人代替他回答的。

　　我不但點名時叫他“啞巴”，就是在平時和別人談到他時，也是“啞巴”長，“啞巴”短的。我從來沒有用他的名字稱呼過他，就是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了。

　　我從來沒有想到一點：即使我把“啞巴”當成了一個“殘廢人”，但我至少應當尊重他是一個有名字的“殘廢人”。不，我對這個可憐人的連這么一點可憐的尊重都沒有。城郊的人樂意排街坊輩，我對其他的人，都稱呼什么“叔叔”、“大嬸”、“大哥”、“大嫂”的，但我也從來沒有用一聲“大哥”來稱呼他或者代表他。

　　這也說不上是蔑視，我就是沒感到需要用人名來稱呼他這個人。別人也是如此。

　　“啞巴”被眾人變成了一個沒有名字的人。

　　但他有姓。

　　他姓“劉”。

　　雖然全國有五、六千萬人姓“劉”，但“啞巴”姓的“劉”與我們住的“劉家大院”的每一戶都有關。他是“劉家大院”的主人的后裔。我們住了幾十年的房子，都是他祖上當年的財產。

　　他的父母是地主，大概是在“光復”前后過世的。所以，死前可能沒有被劃為“地主分子”。搞“土改”（土地改革的簡稱）時，劉家大概也沒有什么地可分了，因為“啞巴”的父母去世后，他們家就分家了。

　　所以，“啞巴”是一個孤兒。

　　“啞巴”和他哥哥住在一起。大家都管他哥哥叫“劉老大”。他們住在“劉家大院”正房的東邊，兩大間。旁邊靠著一個廁所�！皠⒗洗蟆笔且粋�有過老婆的人，老婆還是城里的職員，但六零年前后離了。文化大革命前她回過我們“劉家大院”幾次，帶著個孩子。大人說是來看“啞巴”的。也許，這個“啞巴”弟弟是她從小帶大的，俗話說，老嫂如母，她放心不下他，她心疼他。的確，她來的時候，“啞巴”挺高興的，這我們都看到了�！皢“汀钡哪樕虾苌儆行θ�，他一笑，就令人印象深刻。

　　我也看過兩、三次“啞巴”自己偷偷地笑，不是大笑、嘻笑、傻笑、冷笑，或者開心的笑，而是那種一閃而過的神秘的笑，令我感到神秘，還有些恐懼。

　　文革開始后，“劉老大”的前妻似乎就再也不來了。這樣，這個世界上大概就再也沒有人心疼“啞巴”了，或者說，“啞巴”此后就再也沒有被人心疼過。他哥哥是不心疼弟弟的，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就拿劉家的活來說，大都是“啞巴”干的，從種地到提水、作飯。當“啞巴”低頭向灶坑里添柴火作飯時，“劉老大”一般都躺在炕頭上讀書。

　　“劉老大”愛讀書，不愛干活。

　　要不是文革，“啞巴”的日子雖然不好過，但不會太難過，因為他有一個叔叔，早年讀書時就參加了革命，后來官作到了國務院水電部的副部長，五十年代末期還還過一次鄉(xiāng)。他如何地驚動四方，不是我這個小毛孩能目睹能耳聞的。我只是知道他是我們鳳城縣鬧革命后當官當得最大的。我都為他感到過自豪，并且自豪了四、五年之久，到文革開始為止。但這自豪并沒有延伸到我改變對“啞巴”的態(tài)度。因為我聽說他叔叔從小就獻身革命，背叛了地主家庭。那時官大都是清廉的，所以劉副部長大人還鄉(xiāng)后，沒聽說縣里沾上了什么光，“劉老大”和“啞巴”也沒有沾上，聽說他們的叔叔親切教導他們要的好好務農。下一句話自然是建設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一類的，這是我猜想的。不管怎么樣，一個人能有這樣一個叔叔，在小縣城人的眼睛里是非常了不起的�！皠⒗洗蟆闭f到我叔叔什么的，眼睛也一亮。當然了，“啞巴”是從來不說什么的，他對自己的叔叔有什么感情，我不知道。

　　文革開始后，“啞巴”的叔叔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斗了。這消息當然傳到了鳳城，但在縣里沒引起什么大反應，因為比付部長大得多的官被打倒的、被斗爭的、被害死的、自殺死的，多著了�？稍谖覀兩�產隊，這影響就大了。以前付部長在位時，大家對他的侄兒們還有所顧忌，現在，就什么情面都撕破了。

　　于是，“啞巴”大難臨頭了。

　　首先，他哥哥被劃為“漏化地主分子”，戴上了高帽子，被群眾斗爭了�！皠⒗洗蟆币婚_始還不服氣，老嘟囔說：我們家早在解放前就分家了，我最多就是個中農。但他的招來的不是聽眾，而是打手。打他的是生產隊的年輕人，干農活的，有的是力氣，說出手就出手，手狠，腿更狠，甚至往褲襠踢�！皠⒗洗蟆眹L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后，就服了，人家說什么他都點頭說是、是、是。既然他承認了，他就是地主分子了；
既然哥哥是地主分子，弟弟也不能不是。啞巴就這樣跟著成了地主分子。

　　啞巴是地主分子。

　　生產隊有幾個婦女，包括我母親在內，私下里曾經嘀咕，說“啞巴”是跟“劉老大”倒霉的。還說，“啞巴”這個地主作得有點怨，沒有享過幾天的福。這話我是親耳聽過的，就在我們家中講的。我還聽她們說：我們瞎操什么心呵，什么人有什么命。“啞巴”天生就是個苦命。但我沒有去告發(fā)。我只是覺得她們的階級覺悟太低了！“啞巴”哪怕就是沒享過一天的福，他也是地主分子、階級敵人。

　　雖然我確信“啞巴”是地主分子，但就是到了我也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員，并且和“啞巴”一同勞動時，我也沒把這“地主分子”的政治面貌看成很大的一回事。按照當時的流行說法，這是由于我“放松了階級斗爭的警惕性”，其實不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根本就沒有把“啞巴”當成過一個人。不僅我是這樣，我看我周圍的許多人都這樣。

　　但“啞巴”是一個人。

　　啞巴”一米七五上下，五官端正，作什么事都規(guī)規(guī)矩矩的。但我就是沒有把他當成一個人來看待。一個不會說話的人，已經比人低一等了，成了殘廢人，雖然算作人，但畢竟是殘廢的。而一個殘廢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敵人或者敵人的后代，那么，在我和我周圍的人的心目中，他就不是一個人了，而成了一個不會說話的東西、怪物。

　　把“啞巴”當成了一個東西、怪物，這樣，我們就可以任意對待他了。當然，我們沒有斗爭他、也沒有對他施行酷刑，其實，我們如果那么作的話，“啞巴”的心也會好受一點，至少我們把他當成了人，哪怕是敵人。我們沒那么作。我們做的只是逗他，挑理他、戲弄他，耍笑他，拿他逗樂子、窮開心，拿他出自己在別的地方不敢出的氣或者曾經受的氣。

　　比如：我們小的時候，在院子里玩，一看到“啞巴”過來了，大家就互相眨眨眼，明白了了，有的小孩子就從地上撿起個小石頭，說，我要打中“啞巴”的后腦勺，然后就打了。氣得“啞巴”回頭嗷嗷叫，我們卻高興得直跺腳。

　　我沒動手打過，但和他們一起跺腳。

　　也就在“啞巴”被打時，我聽到了他的罵聲：媽的。那是他說的唯一的話。但文革后，他就連這兩個字也不說了，被打了，只叫。

　　又比如，有人拿一塊糖逗“啞巴”，說給你給你。他懷疑地看看，猶豫了一會兒后，伸出了一只手，滿臉是乞求相。可他的手剛要夠上糖，那人就把糖扔到了地上，看著“啞巴”彎腰撿起來，他彎腰時，有人還會照他屁股來一腳。

　　這些事也不是我親手做的，我們只是在一起商量，一起觀看，一起跺腳、高興。

　　我的感覺如果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好玩”。

　　罪孽呵，一個活生生的人，居然成了我和我們“玩”的對象。當我和我們“玩”另一個人的時候，我還算是一個人嗎？當我們根本就不把“玩人”當成一回事，這個世界還能稱得上是人間嗎？

　　“玩人”，這是一個時代的特征。

　　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打倒一個人的過程，也就是那個人被“玩”的過程，這樣的事情大多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就是最大的一個代表。而我們上中學批判前校長兼書記的時候，把他的老婆也拉來配斗，并且，在她的脖子上掛上了好幾雙破皮鞋，不止是為了羞辱她，也是“玩”她。

　　“啞巴”的一生就是這樣被人玩了。

　　嗚乎哀哉。劉先生生于亂世，長于斗爭年代，一生過的日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沒有被當成一個人也罷，居然連個名字也被眾口廢了，只以“啞巴”一名，在人世行走。他現在是活在人間，還是死去，有誰在乎。聽母親說，他被送到養(yǎng)老院了，但那已經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他如今就是死了，又有誰會為他哭泣呢？

　　有時又想，劉先生不會說話，這也許是他的福氣。他年幼時父母雙亡，及至成人，無友、無妻、無子。他即使開口，這心里的話對誰人說。幸喜他有口不能言，所以才逃過了禍從口出，免去了認罪、檢討、和一次次的斗爭。

　　劉先生呵，面對這個把你當成一個怪物的世界，你有什么話要說，你又有什么話可說？

　　而當年的我,如此地作弄一個苦命的人時,上帝啊,我哪里會知道,我侮辱的正是你呵.

　　寫于2002。

1。2

　　修改于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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