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緣何不為那些逝者降半旗？

　　報載，當地時間2001年12月29日晚上7時30分，秘魯首都利馬一個出售煙花爆竹的商場突然爆炸起火，到當地時間30日，已知有276人死亡，20人失蹤，另外有200人嚴重燒傷�；馂陌l(fā)生時，秘魯總統(tǒng)阿萊簡得羅·托萊多正在秘魯北部地區(qū)視察，聞知消息，他立即決定縮短行程，返回利馬。當得知死亡人數數以百計后，托萊多也非常吃驚，他隨后宣布，12月30日和31日為全國哀悼日。讓全國人民悼念火災中的死難者，以寄托哀思，表達對已逝生命的惋惜和敬畏。

　　可以說，幾乎是同一時間，我國江西萬載縣黃茅鎮(zhèn)發(fā)生特大煙花爆炸事故，當場造成9人死亡（后核實為14人），60人受傷。但我們的社會管理者卻并沒有安排什么全國悼念日，也沒有舉行其他悼念儀式，以表達對死難者的敬畏和痛惜之情。也許有人說萬載爆炸造成人員傷亡規(guī)模不及秘魯的大。但這絕不能構成不舉行哀悼儀式的理由。如果我沒記錯的話，2000年12月25日圣誕之夜，一場發(fā)生在河南洛陽東都商廈地下二層的大火，無情吞噬了正在大廈四層娛樂城進行歌舞活動的309人的生命，消息傳來，舉世震驚，死亡人數規(guī)模與這次秘魯首都利馬相比不可謂不大吧。但那時除了遇難者的親人沉浸在悲痛之中外，全國不是照樣歌舞升平，仿佛什么也沒發(fā)生過嗎？；
去年（2003年）中石油川東鉆探公司發(fā)生的“12.23”特大井噴事故(死亡243人),又有多少人為之動過真情?相反,在過后的事故賠償中還引發(fā)了更加撕心裂肺的道德危機!（2004年1月5日“人民網”）；
今年（2004年）2月5日，北京市密云縣發(fā)生了特大踩踏慘案（死亡37人，傷15人），事故后的第3天，當記者又去密云縣城時聽到的卻是“砰！咚咚！”的響聲，天空中彌漫的則是絢麗多彩的禮花和人們的歡呼聲，云虹橋畔人們的談興甚濃，似乎什么也沒有發(fā)生過……（2004年2月17日“新華網”）

　　如果再往前推到1994年的12月，新疆克拉瑪依市的一場大火，造成325人喪生，同樣也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向死難者致哀。一九九九年冬天，全國只有飄落在膠東的千山萬壑的白雪皚皚，為永遠消失在距離海岸僅僅1500米的冰海中的“大舜”號上的200多條鮮活的生命致哀。現(xiàn)在時光已經推到了2004年最后的一個月，但死神好像與我們過不去似的，仍在加班加點緊張工作，絲毫沒有因為2005年即將到來而放慢吞噬生命的步伐。仍然毫不容情地繼續(xù)剝奪國人已經十分脆弱的生命。這不，陜西銅川陳家山礦難一下子就奪去了166人的鮮活生命，把一個月以前的河南大平煤礦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的148人的全國紀錄再次刷新。

　　然而，我們的街市依舊歌舞升平，我們的媒體依然歡歌笑語。

我們有國旗；
也有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國旗法》；
《國旗法》中也有在“發(fā)生特別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志哀”的規(guī)定�？墒牵�在歷次“發(fā)生特別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傷亡時”的罹難者卻從未享受到這項“規(guī)定”的禮遇。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因普通公民在不幸事件中遇難而舉行各種悼念儀式，以隆重追思和禮贊逝去的生命。如，1998年6月3日，德國一列高速列車出軌，造成100人死亡的重大鐵路交通事故。事故發(fā)生的第二天，德國就全國降半旗致哀；
2001年8月19日，烏克蘭的頓涅茨克州的扎夏德科煤礦發(fā)生瓦斯爆炸，造成至少36人死亡，40多人受傷。次日烏克蘭總統(tǒng)庫奇馬與副總理在頓涅茨克點燃蠟燭，紀念扎夏德科煤礦發(fā)生瓦斯爆炸的死難者；
2001年美國“9·11”遇襲后，美國迅即就將9月14日定為全國哀悼日，美國總統(tǒng)呼吁國民在午飯時，為這次在遇襲事件中遇難的人祈禱。一個星期到來之際，美國在當地時間18日上午8時48分，舉國為死難者默哀，總統(tǒng)布什與官員亦在白宮進行默哀。三周月到來之際，又舉行紀念儀式，于中午12時，全國教堂鐘鼓齊鳴，一起為紐約和華盛頓遭遇恐怖分子襲擊的罹難者哀悼；
再看看西班牙2004年的“3.11”爆炸案件（死亡202人）吧，2004年3月12日，1400萬西班牙人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游行，在馬德里230萬人的隊伍前列，出現(xiàn)了歐洲各國領導人的身影，他們與首次游行的西班牙王室成員一起，并肩行進在風雨中。3月15日歐洲各大城市的建筑物都降半旗以示對“3.11”事件死難者最深切的哀悼，3月24日西班牙又給死難者舉行了隆重的國葬。（2004年3月15日《環(huán)球時報》）

　　兩相比較，不難看出，我們的社會管理者在處理重大傷亡事件時，與世界上許多國家比，著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對此，人們不禁要問：我們的社會管理者緣何不為那些逝者降半旗呢？我想，我們的社會管理者除了對在災難事故中不幸喪失生命的人未免有些薄情和漠然的蟻民觀外，大概是他們已經牢記了第一代領導核心的教導：“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fā)生地�！倍�中國又是一個擁有十二億人口的大國，當非正常死亡事件越來越經常發(fā)生，越來由小概率事件發(fā)展成為較大概率事件，越來越執(zhí)著地成為“中國特色”時，如果都要降半旗，那國旗豈不是永遠定格于那一點，再也升不起降不下來了嗎？倘若始終飄在旗桿的“半腰”上，那隨風飄揚的鮮艷的紅旗豈不讓我們的社會管理者非常汗顏、尷尬和難堪嗎？

　　然而，“金玉有值，生命無價�！� 實踐證明，前文所援引外國在處理重大傷亡事故時的一些做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生動體現(xiàn)。毫無疑問，是頗值得我們的社會管理者學習和借鑒的。事實上，社會管理者如果真的能像他國的社會管理者那樣，以國家的名義，對在災難事故中喪失生命的人，根據不同的情況，舉行諸如降半旗等不同形式的哀悼儀式，不僅是對死難者生命的悼念、敬畏和禮贊；
不僅是對死難者親人的精神慰藉；
不僅能體現(xiàn)出社會管理者對普通老百姓生命的珍惜和敬重，敦促自己增強其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感和義務感，從而盡其所長盡心盡力“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而且更能激起人類對生存的熱戀和渴望；
更能激起人們之間的親密合作和情感交流；
更能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珍惜、尊重和呵護；
更能昭示人的生命的頑強和永恒。有鑒于此，社會管理者緣何而不為呢？

　　況且，第一代領導核心在說了那句“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fā)生的。”話之后又說：“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zhàn)士，只要他是作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當時，共產黨尚沒有執(zhí)政，當然只能做到這一步。）而在改革開放后的黨的最高領導人也都說過，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都應當受到同樣的尊重……我想，所有這些，不應當只是口號和宣傳語，說過宣傳過就拉倒；
也不應當只是人們的心聲和美好愿；
而應該體現(xiàn)在社會管理者的切切實實的具體行動上。

　　2002年1月29日一稿

　　2004年12月3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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