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達：龍應臺的啟示

　　我和龍應臺同年。當龍應臺在海外旅居十年，回到臺灣，一邊當教授，一邊一篇篇地寫她的《野火集》時，大陸文革結束，大學恢復招生。我在遺漏了中學、失學十余年后，終于有機會上完大學。80年代的中國大陸比臺灣更封閉，當時我的狀態(tài)，恰好處于應該受龍應臺啟蒙的位置。多年以后我移居美國。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之后，再回看中國，又有了類似龍應臺當初從國外回臺時的體驗。所以很巧，我有如此兩頭的感受。

　　龍應臺從小生活在臺灣，去國一程將近十年，初次回去定居，她變得“容易生氣”。這讓我想起自己的經(jīng)歷。在離開大陸兩年多以后，回去了一次。兩年多的時間很短，可是，一切以前感覺理所當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變得難以接受。我非常驚訝：中國還是原來的樣子，我怎么了？我后來明白，兩個不同源頭的文明，若選擇在一個小人物身上沖撞，發(fā)生的事情，就可能叫作悲劇。但是，龍應臺在把它化為一種積極的力量。

　　這個世界很大。資訊的開放，使得和國際接軌變得容易。逐漸知己知彼，就會自然作出調(diào)整，面對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緊張。這是很關鍵的一步。曾經(jīng)有過的過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對世界的陌生。因此我相信，當年龍應臺讓人感覺驚訝的一些話題，已經(jīng)在今天的臺灣成為常識常情�？墒�，我也相信，龍應臺話題背后、她在傳達的那一個世界，人們?nèi)匀恍枰�了解。這就是龍應臺始終不會過時的原因之一。

　　今天臺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現(xiàn)代社會規(guī)范，其實是移植于異文化。這樣的制度在它的原生地，也經(jīng)歷千年磨煉、經(jīng)歷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斷互動，是一個與歷史俱進的漫長過程。這種制度在中華文化圈的移植是“一朝落地”，難以馬上生根。因此，需要象龍應臺這樣，有強健胃口能夠消化異文化、又土生土長熟悉本土文化的人，擔當一個過渡橋梁。

　　我們常�？吹剑�象民主這樣的概念，會成為非常奇怪的東西。雖然那是大家耳熟能詳、張口就來的名詞，在討論中頻頻地運用，可是，這并不是說，大家在講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民主和民主、自由和自由、政黨和政黨之間，可能存在很大的認知差異。所以，在爭論的時候，有時就是雞講雞的，鴨講鴨的，似乎在使用同樣的語言和名詞，實際上講的卻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來自外來文化。當它引入中華文化、用“漢字”來表達時，這些“字”攜帶著它本來已有的靈魂，又輸入一些外來的血液，以一個新的面貌，開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們腦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輪的概念。它們和原來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現(xiàn)代政治的政黨概念，進入中華文化，常常會出現(xiàn)一種同生共死、忠誠不二的組織壓迫感，而在它的原生地，卻是輕松自如、隨意切換的個人觀點選擇，而它的基礎，又是文化上價值的個人取向。那種散漫和疏離，和中華文化中傳統(tǒng)的家族、小團體的緊密聯(lián)系，完全不同。而那些離散的個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響、結合從市民走向公民的傳統(tǒng)，形成了具有公民責任、公民權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約束的社會細胞結構。如此走向一個法治的自由社會，乍看上去，一盤散沙各行其是，實際上卻是有章有法。這是民主制度的基礎。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圍內(nèi)，大部分殘存的集權制度，已經(jīng)窮途末路。一個學者，要有能力理解和指出集權制度的不合理，已經(jīng)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預警制度變更之后，社會適應的難點，卻并不容易。在一個集權社會，推出一個反對黨似乎是重要的�？墒�，在民主社會誕生的一刻，社會面臨的難題馬上就截然不同。人們會發(fā)現(xiàn)，反對黨的生存不再需要呼吁，相反，可能是突然冒出的一百個政黨面對如何共存而束手無策。新的政治家們、包括學者們本人在內(nèi)，也立即面臨一個學習過程。如何塑造自己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作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權利和責任；
如何拒斥權力誘惑，在一個公民社會平等地生活。每一個從集權社會脫胎出來的人，可能都必須經(jīng)歷一段時間之后，才能夠漸漸學會。然而，唯不同觀點的平等交流成為社會常態(tài)，不同政黨才可能擺脫你死我活的爭斗文化，成為各種民意正常表達的渠道。民眾唯有成為一個個具有良好素質(zhì)、獨立意識的個體公民，才不會輕易被政治家調(diào)動，成為他們手中任意操縱的工具。

　　《野火集》的出版在當時的臺灣引起震動。那是社會質(zhì)變的前夜，是多年郁結在有待解開的時刻。臺灣民主化以后，人們回想龍應臺帶來的旋風，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社會批判，其實是推動制度變革的一個動力。這也使得一些人讀到《野火集》，常常理所當然地，就把龍應臺單純解讀為“一把野火燒向?qū)Ｖ频亩肥俊薄｝垜�臺出現(xiàn)的時機是一種優(yōu)勢，也是一個容易被誤解的指針。龍應臺的批判性成為令人印象深刻的顯象，人們也因此可能忽略隱隱在下支撐它的基礎。

　　龍應臺在一個尚未“解禁”的集權制度下，不僅是如其他知識分子所做的，直接抨擊集權制度，而更多地是把批評直指社會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會特質(zhì)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個個人的公民意識之淡薄。她批評臺灣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沒有在為公民社會作出準備。龍應臺的眼光在當時是超前的。龍應臺根據(jù)自己對世界和臺灣的了解，或許預見到當時臺灣集權制度的瓦解，并不是那么艱難和遙遠。可是，龍應臺一定知道，在它瓦解之后，一個移植的制度，會立即面對公民社會的單薄基礎，面臨根系深入的障礙。因此，龍應臺不是簡單地沖擊集權政府，促使它的解構，而是提前讓民眾理解，民主不僅是一個政治制度，它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固守中華文化圈傳統(tǒng)社會的許多舊觀念，并不利于這個制度的存活和生長。這個方向的批判，其實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氣。

　　在集權社會的末期，站在民眾的立場，把矛頭直指專制政府，雖然被政府所不容，可是你的身后自有萬千民眾的支撐。龍應臺從一開始就放棄有利地勢，選擇站在一個孤立的位置。不僅批評政府，更多地是尖銳刺向每一個人的內(nèi)心：你有沒有為一個民主的公民社會做好準備，你自己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變你自己。面對中華文化圈，龍應臺不避諱她的思想資源的異文化源頭；
面對民眾，她緊追不舍地指出每一個人的弱點和未盡的公民責任：

　　“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政府，就有幾流的社會、幾流的環(huán)境”，至今讀來令人驚心動魄。

　　這樣的尖銳不僅是在檢驗龍應臺的勇氣，更是在檢驗當時大多數(shù)臺灣民眾的水平，能否消化一劑重藥，激發(fā)出自省的能力。二十年飛快地就過去了。那個舊日臺灣，已經(jīng)成為遙遠的故事�？墒�，《野火集》內(nèi)涵的前瞻性，一些和特殊時代背景相連的政治批判已經(jīng)過時，《野火集》依然生氣勃勃。它不僅是一個歷史記錄，還是仍在燃燒中的野火。因為，龍應臺的預見，在今天的臺灣變?yōu)楝F(xiàn)實。

　　而龍應臺的尖銳并不走向居高臨下。除了個人素質(zhì)，也是在一個平等社會中，長期地接受潛移默化的結果。你感受到平等，她也是和你一樣的一個公民。這種分寸感對一個傳播火種的知識分子，常常很難拿捏。從中華文化圈里出來，很多人能夠做到文字優(yōu)美、內(nèi)容正確、邏輯嚴密，可是，也許是我們習慣了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對自己的定位定調(diào)往往會“開低走高”，作社會批判時，會忘記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斷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維護和讀者對話的平等。因為在這個文化中，歷來缺少平等的概念。對于我們，自己的“低調(diào)”還是理智的產(chǎn)物，而不是本能的反應。

　　相比二十年前，中華文化圈里的知識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臺來表現(xiàn)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夠震撼當時，更能讓人長久回味、影響深遠的文字，就不僅需要扎實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還需要許多其他的東西。龍應臺在給我們啟示。閱讀龍應臺，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靜水面的銳利冰峰，它也許只露出一角，可是，你總是可以在這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穩(wěn)穩(wěn)的一個山座。

相關熱詞搜索：林達 啟示 龍應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