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偉：關于98洪災的沉思

　　這是我在98•洪災發(fā)生不久寫的一篇文章。時間轉眼過了7年，又到了了2005年汛期，把當年這篇反思文章發(fā)表在燕南評論上，或許不是一點意義都沒有吧。

　　驚心動魄的1998年的洪水和抗洪搶險過去了，但這場洪水和抗洪的余烈人們仍能感受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這場洪災，我們這個民族的優(yōu)點和缺點才進行了一次集中的暴露。當不少人對洪災和治洪正在行了大量反思，許多新的治水抗災措施已經陸續(xù)出臺，似乎該做的都做了。但我們還需要透過所有這一切進行更深層的思考，換句話說，需要對反思背后的東西進行再反思或者說對早已反思過的東西再進行后發(fā)性反思，以便更加理智、更加平和地得出一些可能更加有用的看法。

　　由于中國的地理氣候特征，江河水患可以說與生俱來。根據(jù)《史記》，黃帝是開創(chuàng)中華文明的始祖，但中華初具國家規(guī)模是大禹治水的直接成果。當堯舜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禹受命治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準繩，右規(guī)距，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于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清楚地表明中國九州開通于大禹治水，九州者，冀、允、青、徐、揚、荊、豫、梁、雍是也。中華既從治水中立國，而水患又一直伴隨著中國發(fā)展的歷史。單是黃河，2500多年間就潰決過1590次，大改道26次。治水成為歷朝歷代必須重視又十分頭痛的“國之大事”。所以，1998年的水災不管多么聲勢浩大，至多不過是幾千年來較大的一次水患而已。但這次水災又確有特殊性，它是在世界性氣候異常的大背景影響下發(fā)生的，是在降雨、流量未破紀錄而水位屢創(chuàng)高新的情況下發(fā)生的，是90年代以來幾乎是連續(xù)四次大洪災后的第五次大洪災。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怎樣看待98•洪災的發(fā)生，換句話說，98•洪災發(fā)生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從一方面看，如果沒有我國易引發(fā)洪水的地理氣候特征，沒有先是厄爾尼諾、后是拉尼娜世界性異常氣候的影響，沒有持續(xù)集中的降雨，長江及嫩江流域的洪水是肯定不會發(fā)生的。從這個角度看，98•洪災的主要原因是自然，是天災。

　　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不是江河中上游的森林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如果不是下游湖泊被大量圍墾，如果不是水土流失的猛增造成河道嚴重淤積，如果不是分洪區(qū)被盲目占用無法啟動，就不可能出現(xiàn)降雨、流量未破紀錄而水位屢創(chuàng)高新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現(xiàn)洪水兩月不退、洪峰八次肆虐的超級洪情，就不可能在1995-1998四年間連續(xù)發(fā)生四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就不可能出現(xiàn)中災以上發(fā)生的頻率從20世紀50年代的12.5%提高到20世紀90年代80%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說，98•洪災人禍占相當因素甚至要承擔主要責任也不能算夸張。

　　與此相聯(lián)系就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即如何全面看待98•抗洪搶險，換句話說，在肯定和弘揚98•抗洪搶險精神的同時，對這次抗洪搶險是否還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從一方面看，面對這場洪水，如果沒有軍民團結一致、眾志成城的頑強拼搏，如果沒有解放軍、武警官兵舍身忘死的搏斗，如果沒有全國人民對抗洪救災的大力支援，如果沒有幾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巨大物質基礎，如果沒有從中央到地方的統(tǒng)一調度和密切配合，那么就不可能取得這場抗洪搶險的勝利，這場超級洪情就可能釀成超級災情，甚至造成江漢平原的滅頂之災。從這個角度講，98•抗洪搶險勝利的意義是巨大的。

　　但從另一方面看，在這場抗洪搶險中，一百多個將軍、433萬人次武裝部隊的出動，大批飛機舟艇的投入起了關鍵作用。據(jù)說這是繼抗美援朝后最大的一次部隊行動。然而這不正是沒有建立起正常防洪體系的反襯嗎？別的不論，假如長江大堤能達到50年一遇，又能做到科學分洪，還需要如此大規(guī)模的部隊日日夜夜嚴防死守嗎？事實是，包括長江大堤在內的江河堤壩大部分在明清時代修建，荊江大堤已有1600年歷史，十分老化，以后的加高加固多用小圍連接，前一個圍和后一個圍交錯而成，沒有連貫性和整體性，九江大堤還存在“豆腐渣”工程，所以大洪到來險象環(huán)生，長江干堤各種險情到9月上旬達6181處，除了嚴防死守沒有別的選擇。從這個角度講，98•抗洪搶險實在是不得不打的險中之險之戰(zhàn)。這次戰(zhàn)役經過上上下下的艱苦努力終于險勝，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勝利中包含著苦澀的教訓。

　　進一步看，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只有正確對待98•洪災的發(fā)生，才能全面看待抗洪搶險的勝利。不能否認98•洪災的自然原因，這種原因其實是不言自明的；
同時也不能貶低引發(fā)這次洪災中的“人禍”原因，只有這種原因對我們才真正具有意義。其實，在人類活動高度密集化的當代，引發(fā)災害的自然原因和人禍原因常常很難分清，所以也很難判定哪個占得比重更大。同樣，我們在肯定這次抗洪搶險勝利的同時，也不能回避透過勝利暴露出的問題。須知，抗洪搶險勝利只是相對于沒有造成更為可怕的災害而言的。況且這次洪災的經濟損失已超過了2500多億元，因災死亡4150人，是建國以來歷次洪災中損失最大的一次。

　　遺憾的是，能認識到這個道理的人并不很多。相反，在災害問題上，有些人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夸大“天”的原因而壓縮“人”的因素；
在抗災問題上，又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夸大成績而回避教訓。單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洪災的判斷就多次使用“百年不遇”這個字眼了，1995—1998年的洪水幾乎年年都要冠以“百年不遇”，好像不如此就說明不了洪情之大，有的地方甚至使用過“千年一遇”的說法。

　　怎樣評價災害，表面看只是對災害的判斷問題，但實際上反映了深層思想方法，這種思想方法又直接影響著實踐活動。例如，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把當時農業(yè)嚴重減產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困難主要歸結為自然災害的影響，后來雖然在一定范圍內總結了“人禍”的教訓，但仍然認為錯誤和成績相比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特別是對當時人民遭受的苦難諱莫如深，卻繼續(xù)強調和“特大自然災害”作斗爭的堅強性，進一步肯定“三面紅旗”，結果在左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越走越遠，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后來才證實，所謂的“特大自然災害”實際上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和災害進行“堅強”斗爭的代價就是大量人口死于饑餓。

　　多少年來，不少人已經習慣于這樣一種思想方法，當評價工作時總是把成績擺在第一位，總是肯定“成績是主要的”前提下才談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常常是作為成績的陪襯才有存在的價值，所以擺成績是目的，談問題其實成為一種套話——所談的問題不是無關痛恙，就是淺嘗輒止。這樣一種思想方法在一定情況、一定范圍內存在還可以，但如果成為一種社會性、民族性、常規(guī)性的思維方法，久而久之就會導向一種既可怕又可笑的局面。

　　不少反思98•洪災的文章談到：上游生態(tài)植被遭到破壞是引發(fā)洪災的重要原因，但許多人卻未必注意到，生態(tài)植被的破壞和片面宣傳林業(yè)的成就有直接關系。

　　根據(jù)國家林業(yè)局公布的資料，到1993年，我國就已經擺脫了森林面積和蓄積量雙雙下滑的局面，進入“雙增長”時代。全國的森林面積從建國初的0.8億公頃增加到1.37億公頃，森林覆蓋率從8.7%提高到13.92%，1993年以來還保持著每年植樹360多萬公頃的業(yè)績，1994年，繼廣東、福建、湖南宣布基本消滅宜林荒山后，安徽等省區(qū)也宣布消滅了宜林荒山。

1994年前后，有關森林的喜訊經常見諸新聞媒體，據(jù)此，普通人只能得出我國森林形勢一片大好或正向一片大好邁進的結論�？墒熘獌惹榈膶＜覅s憂心忡忡。而1995年以來連續(xù)多次洪水特別是98•洪災將森林形勢一派風光的形象終于捅了一個窟窿。

　　只要稍微深入分析，便知道林業(yè)宣傳的問題所在了。擺在我們面前的有這樣兩組數(shù)字：一組即國家林業(yè)局公布的數(shù)字（見上述），按1993年全國森林面積和覆蓋率分別達到1.37億公頃、13.92%計，比解放初增長71.25%、59.77%；
另一組是國家水利部水土保持司發(fā)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數(shù)字：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長江流域12個省區(qū)有林地面積年均下降0.6%-0.8%。假如國家林業(yè)局的數(shù)字是對的，那么森林增長的幅度的確可喜，假如水利部水土保持司的數(shù)字是對的，那末，林業(yè)局公布的1993年全國森林面積達到1.37億公頃、比建國初增長71.25%的數(shù)字就值得推敲。因為長江流域12個省區(qū)占全國總省區(qū)數(shù)（不包括直轄市）的42.86%，據(jù)水利部水土保持司發(fā)表的資料，取1950年到1985年、下降率為0.7%計算，三十五年間，這12個省區(qū)的森林面積即減少24.5%，那末，到1993年，全國森林面積怎么可能比建國初增長71.25%呢？退一步，我們就假定林業(yè)局的數(shù)字確鑿無疑，可透過這種增長背后又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呢：可采伐成過熟林面積由1981年的2188萬公頃減少到1993年的1349萬公頃，蓄積量從建國初的20億立方米下降到6.4億立方米，分別減少38.45%、68.0%。換句話說，砍掉的是蔭天蔽日的老林，栽上的卻是稀稀拉拉的中幼林。所以即使面積有所增加，可森林質量、林業(yè)生產力卻絕對大幅下降，以至森工抱怨難以找到像樣的林材。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分布在我國東北、西南、中南等江河中上游被稱為生態(tài)寶庫、動物樂園的大量原始森林被毀壞留下永遠無法彌補的欠帳，即使今后百分之百的綠化了也還不上這個帳。因為原始森林是地球幾億年演變的綠色結晶，原始森林的綜合生態(tài)功能是人工林根本無法比擬的，原始森林及其功用是不能復制的。單就持水這一項，發(fā)育較好的天然林林冠持水能力就比人工林高7-8倍，林地土壤有效貯水能力比人工林高6-7倍。從建國初期到現(xiàn)在，我國的原始森林究竟被砍伐、毀壞了多少，這個數(shù)字恐怕成為不解之謎了，而時至今日天然森林還剩余多少，這個數(shù)字也不詳。有關人士對這些數(shù)字歷來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只是植樹造林的面積，每年增加多少，多少年共增加多少，然后宣傳“輝煌成就”。如此等等。所以人們也只能通過其他渠道了解一鱗半爪。據(jù)湖南某林業(yè)專家透露，從1957年-1995年，該省天然林面積占森林總面積的比重下降近40%0。另據(jù)有關資料，四川天然森林建國以來減少了一半以上，森林采伐與更新的比例11：1，其中大涼山地區(qū)的原始森林基本都被墾作農田。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三峽兩岸的森林面積減少了一半，李白筆下“兩岸猿聲啼不住”、杜甫筆下“無邊落木簫簫下”的景色早已不復存在了。筆者的故鄉(xiāng)在滹沱河畔，五六十年代，滹沱河兩岸林木還郁郁蔥蔥，到八十年代就幾乎都變成了農田或沙地。這期間，故鄉(xiāng)造林的數(shù)字卻是逐年增加，但真正能看出成效的就是道路和灌渠兩旁栽的樹木。

　　正是由于多年來片面宣傳植樹造林的業(yè)績，甚至有意無意地夸大這種業(yè)績，不少人醉心于對營林面積、覆蓋率、增長率、幾大造林工程以及諸如此類業(yè)績的追求，而對“業(yè)績”后面的問題卻采取回避或淡漠態(tài)度，結果就誤導了輿論，使一些本該早出臺的措施（如停止采伐天然林、封山育林、加大林業(yè)投入）遲遲未出臺，從而加速了森林植被的惡化。

　　98•洪水平息后不久，林業(yè)專家匯聚在中國林業(yè)科學院進行反思研討，北京林業(yè)大學教授沈國舫直抒胸臆：1998年特大洪水的深層原因是，在植被建設方面近40年來有過重大失誤，而近年來采取的彌補措施速度太慢了，力度太小了，使我們難有適當控制洪魔的主動權。只有在痛定思痛的大災之后，類似沈教授這樣的觀點才能從林業(yè)界透露出來。

　　林業(yè)的宣傳存在片面問題，水利建設包括水土保持的宣傳何嘗不存在類似問題。多少年來，人們已經聽膩和看膩了這樣的文字：某某地區(qū)投入多少資金和人工，完成多少土石方，搞了多少工程，治理了多少小流域，水土保持面積增加了多少，成效有多么大。如此等等。卻很少看到這樣的文字：某地區(qū)有多少條河流瀕枯，多少個湖泊消失，多少綠山成了裸山和泥山，多少萬畝良田被水沖沙壓，多少萬畝草原沙化，多少山青水秀的地方變成童山惡水的環(huán)境，更絕少對幾十年來水利建設和幾十年來水土破壞進行具體對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弄清究竟孰大孰小、孰多孰少。98•洪水剛剛平息不幾天，《經濟日報》發(fā)表了專訪水利部領導的文章，文中寫道：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已累計治理水土流失面積74萬平方公里，其中興修梯田、溝壩地、治沙造田1.7億畝（其中新增耕地3000萬畝），栽植水土保持林和經濟林果6億畝，種草保存面積6000多萬畝，還興修了大量的蓄水保土工程。各項水土保持設施，每年可增產糧食160億公斤，平均攔截泥沙15億噸，蓄水250億立方米，極大地改善了生態(tài)環(huán)境”�？墒蔷驮谶@前不幾天水利部水土保持司發(fā)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文章卻寫道：“從建國以來到1989年，長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積已從36萬平方公里猛增到56萬平方公里，年均增加了約5000平方公里。土壤流失量也從10多億噸增加到22.4億噸，僅長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積達35.2萬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量達16億噸”。又寫道：“1949年長江中下游共有湖泊面積25828平方公里，至1977年僅余14073.5平方公里，減少近一半，年均減少420平方公里。長江原有的22個較大的通江湖泊，因大量不合理開發(fā)建設已損失容積567億立方米�！�千湖之省’的湖北省80年代湖泊面積比50年代減少了61%”。同是來自水利部的數(shù)字，《光明日報》的數(shù)字就打了《經濟日報》的數(shù)字一耳光。根據(jù)《經濟日報》，新中國成立以來，“已累計治理水土流失面積74萬平方公里”，根據(jù)《光明日報》，“從建國以來到1989年，長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積已從36萬平方公里猛增到56萬平方公里”，就是說，截至1989年，僅長江流域就增加水土流失面積20萬平方公里，按此推算，全國治理的74萬平方公里根本不足以補償增加流失的面積；
根據(jù)《經濟日報》，全國各項水土保持設施“平均攔截泥沙15億噸”，根據(jù)《光明日報》，單長江流域“水土流失量也從10多億噸增加到22.4億噸”，很顯然，水土保持設施攔截泥沙的成績遠不足以補償水土流失量的增加；
根據(jù)《經濟日報》，全國各項水土保持設施“蓄水達250億立方米”，根據(jù)《光明日報》，單“長江原有的22個較大的通江湖泊，因大量不合理開發(fā)建設已損失容積567億立方米”，非常明顯，人工蓄水設施的蓄水量遠不足以補償被破壞天然湖泊的容水量；
根據(jù)《經濟日報》，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極大地改善了生態(tài)環(huán)境”，根據(jù)《光明日報》，從長江流域看，幾十年來水土流失面積增加了55.6%，土壤流失量增加了120%左右，湖泊面積減少近一半，森林面積和森林質量大幅下降，水土保持工作“巨大的成效”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極大地改善”并沒有體現(xiàn)出來。另據(jù)資料，從全國中災以上發(fā)生的頻率看，20世紀的50年代12.5%，60年代43%，70年代60%，80年代70%，90年代100%。這說明生態(tài)環(huán)境是明顯惡化而不是改善了，更不是“極大地改善”。

　　其實，宣傳的片面性、強調夸大成績的誤導性何止林業(yè)和水利，還有不少領域也存在類似問題。如搞農業(yè)的只說擴大耕地增產了糧食，不說墾了多少森林、湖塘、濕地和草原，搞工業(yè)的只說增加了多少產值利稅，不說負了多少債，浪費了多少資源。而且方方面面各強調各的工作和成績。農業(yè)說增產多少，林業(yè)說造林多少，水利說搞了多少水庫，土地說保護了多少耕地，環(huán)保說治理了多少污染，有多少領域就有多少機構，有多少機構就出多少政績，而不少政績又是用平面遞進推算法推出來的。諸凡植樹面積、水土保持面積、人均純收入、產值產量，都可以用這種辦法推出來。還有的“政績”是不計代價“干”出來的，但宣傳或匯報時卻往往不提付出的代價，而只說干出的“政績”。就像宋朝蘇軾批評當時一些官員邀功請賞的辦法：“用一頭牛換五只羊，一頭牛的損失，隱瞞而不說，五只羊的收獲，卻指為功勞成績”。諸如此類的一些做法加上一級抓一級、一級向一級負責的體制，是不可能不出政績、又是不可能不掩蓋問題的。從一定意義說，98•洪災就是有關方面長期突出政績、掩蓋問題積累的苦果。

　　問題是，時至現(xiàn)在，人們也沒有看到那個有關部門在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上作過自我批評，主動承擔過一定責任。相反，卻仍然時不時地看到標榜有關部門為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做出重要貢獻的報道。一些新聞報道仍然圍繞植樹造林面積每年以“多少萬公頃的速度推進、累計植樹造林面積已達到多少萬公頃”、森林覆蓋率已由“某某年”的“百分之多少”增加到現(xiàn)在的“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的水土流失面積和沙漠化面積得到控制等很難得到證實、更難和進一步遭到破壞的生態(tài)面積進行比較的“部門化”的數(shù)字大作文章，繼續(xù)為某些部門的臉上貼金，宣揚其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政績。

　　縱觀建國以來的歷史，突出政績又往往和搞工程連在一起。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水利工程。幾十年來，全國修建了8萬多座水庫，以及建造了難以計數(shù)的泵站、水閘、涵洞、灌渠等。其中一些工程規(guī)模很大，如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長江葛州壩水利工程、在建的三峽水利樞紐，還有不少省級大型水庫。無庸置疑，這些水利工程在抗旱、防洪以及其他方面的確發(fā)揮了大的作用，中國農業(yè)有今天，水利建設功不可沒。但也必須看到：第一，長期以來，上水利工程主導思想是為了滿足生產生活需要，而很少從水是自然基礎、立國基礎角度去考慮，這就容易使水利建設走向片面和追求急功近利的誤區(qū)。多少年來，一方面是年復一年地大上水利工程開發(fā)水資源，另一方面由于不重視節(jié)水造成水資源的巨大浪費，以至于出現(xiàn)水資源開發(fā)得越多、缺口越大的現(xiàn)象。第二，工程性治水自身具有局限性及副作用。如修建水庫對自然生態(tài)的不良影響；
水利設施容易淤積（截至目前，在8萬多座水庫中，廢庫病庫已占三分之一）；
上游大修水庫、中游截潛打井對下游水資源造成大的破壞，是導致涇流干涸、地下水枯竭的重要原因。第三，多年來一些地方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財力上高難水利項目，以顯示“改造大自然”的“雄偉氣魄”，卻往往得不償失。第四，當許多人還仍然癡迷于水庫的功能時，西方國家卻早就開始了治水的戰(zhàn)略性轉移，由依靠工程治水轉向非工程治水。

　　其實，工程治水只是工程治國的一種表現(xiàn)而已，建國以來走的就是一條工程治國的道路。鋪攤子、上項目、搞規(guī)劃，成為治國的主旋律，而且熱衷于鋪大攤子、上大項目、搞大工程、訂大規(guī)劃。這樣一來，工程治國往往又和好大喜功攪在一起。幾十年來，被冠之以“人間奇跡”、“史無前例”、“舉世罕見”、“宏偉”、“偉大”、“跨世紀”的工程、項目、規(guī)劃、藍圖究竟搞了多少，恐怕難以統(tǒng)計。然而細細縷縷，實實在在夠得上這種稱號的又能找到幾個、實現(xiàn)了幾個呢？

　　集幾千年的經驗教訓，中國早就需要兩大“跨世紀”工程。一是能達到“百年一遇”標準的大江大河堤防工程。在日本，一級河流的重要河段、次要河段和二級河流的城市河段已分別達到100-200年一遇、50-100年一遇的標準，在美國，密西西比河達到150-500年一遇的防洪標準，其他河流的城市和重要經濟區(qū)堤防段達到100年一遇的標準。而我國主要江河的主要河段卻只能達到10-20年一遇的標準，一般中小河流的防洪標準更低。近半個世紀河道堤防建設一直沒有擺脫應急性的修修補補，結果累年下來耗費了大量資金，每次大汛、搶險救災再投入大量資金，而被動抗災、疲于奔命的局面始終沒有根本改觀。二是強基固本的全民性節(jié)水工程。對中國來說，旱魔的威脅比起水患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方面因為我國降水的時空分布極不均勻；
另一方面因為水資源嚴重短缺。且由于氣候變化加上水源涵養(yǎng)條件遭到破壞、自然水補給量呈減少趨勢，而用水量的不斷增大又加劇了這種短缺。所以從長遠看，干旱缺水更是中國的心腹大患，因而建立全民性的節(jié)水工程勢在必行。但恰恰是這樣的工程很長時間內未被擺上議事日程，甚至連這種工程意識都缺乏。不缺乏的是耗資愈來愈大、開發(fā)愈來愈難、工程愈來愈宏偉的水資源利用項目。造成越開發(fā)水越少、水越少越要開發(fā)的惡性循環(huán)。在這種惡性循環(huán)中，作為立國基礎的水本條件便越來越薄弱了。

　　多少年來，中國人已經習慣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從一個輝煌走向另一個輝煌、從一個劃時代走向另一個劃時代、從一個新局面走向另一個新局面。當然也有教訓，有過嚴重挫折，但那差不多都是事過境遷后才總結出來的。就當時看，正面的、公開的提法幾乎沒有一次決策不是完全正確，沒有一次貫徹決策的行動不是取得重大勝利。

　　當然，潑冷水的評論并非沒有出現(xiàn)過，切中弊病、具有重大價值的意見也并非沒有提出過，但由于體制思想的偏好，這些評論和意見不是被公開粗暴的壓制，就是被淡化式的壓抑。馬寅初控制人口的意見曾被粗暴地壓制，壓制的結果是后來人口的膨脹，彭德懷對“大躍進”的潑冷水論調被粗暴地批判，批判的后果是20世紀60年代初老百姓被大批餓死。這還一個是北京大學校長、著名學者的意見，另一個是政治局委員、戰(zhàn)功赫赫的元帥言論。改革以來，對不同看法公開批判、打倒的粗暴壓制很少見了，但對揭露式的言論，對能切中時弊、頗有價值、然而屬于“歧議”式的意見，還是禁忌重重。不是難以說出來，就是只能說一說拉倒（包括發(fā)表）。來自民間小人物的“歧議”更是如此。

　　據(jù)筆者所知，有這樣三篇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有關的文章本來很應當引起社會重視卻被忽視了。一篇是1988年發(fā)表在《新觀察》第2期題目為《伐木者，醒來！》的報告文學，作者是徐剛。1988年第3期《新華文摘》節(jié)選了第一章，筆者看到的就是這一章。單就這一章看，便足以令人驚心動魄。文中描寫了地方官員、有關部門、無知或貪婪的群眾如何肆無忌憚地破壞森林植被，以至“無論在陽光下還是月光下，只要屏息靜聽，就會聽見從四面八方傳來的中國的濫伐之聲，正是這種濫伐的無情、冷酷、自私組成了中國土地上生態(tài)破壞的惡性循環(huán)：越窮越開山，越開山越窮；
越窮越砍樹，越砍樹越窮”�？梢钥闯�，為寫這篇文章，不！為了警醒世人對肆意破壞植被的關注，作者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勞苦，字里行間充滿了憂患感、悲憤感和深沉感。我在十年前看了這篇文章，而十年來每當接觸到有關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問題時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這篇文章。再一篇是1991年12月13日發(fā)表在《中國科學報》上題目為《治理太湖、淮河三大要害問題尚需深入論證》的文章，1992年第2期《新華文摘》摘要轉載。這篇文章對治水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頗有見地的治水思想，如“深淘河，低作堤”的思想，保護天然湖泊、按照自然水態(tài)規(guī)律治水的思想，歷史地、全面地研究各大河、湖建設的思想。更可貴的是明確提出：“國家應該改變重救災、輕防災的精神狀態(tài)。不可救災轟轟烈烈，防災頗覺冷清，以促使我國進入防災勝于救災的科學時代”！據(jù)《新華文摘》介紹，這篇文章的作者楊聯(lián)康曾花費1111天的時間第一個徒步考察了黃河、長江全程，此外還考察過嘉陵江、漢水、淮河、京杭運河、海南三大河流全程、中國沿海全線，涉及全國279個地區(qū)和1065個縣（市）。還有一篇題目叫做《中國林業(yè)：“雙增長”背后的隱憂》，發(fā)表在1996年第7期《了望》上，由三篇文章組合而成：一是《熱忱，還能支撐多久？》，二是《中國林業(yè)的三重窘境》，三是《中國林業(yè)該向何處去？》。作者是浦樹柔、沈照仁。這篇文章發(fā)表之際正是宣布中國森林面積、蓄積量“雙增長”的消息后不久，一些人的自我感覺還在風光之時�？勺髡咴谶@組文章中揭露出來的卻是“憂心忡忡”的內情，“巨大反差”的真相。包括森林職工的慘境、森林生產力持續(xù)衰退和質量大幅下降以至無林可采的窘況，造林運動存在的致命誤區(qū)，林業(yè)投入驚人的低下等。特別是提出中國造林和外國造林的主要差距就是差在種苗上的觀點，更是發(fā)人深省。

　　縱觀幾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我們這個民族所以能夠發(fā)展延續(xù)至今，在民族品格上確有他可取的一面，如聰明、自強不息、能忍辱負重等。但也時不時地表現(xiàn)出他弱點的一面，而好大喜功、缺乏自我批評精神、為要臉面不惜文過飾非、甚至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明顯的弱點。從王莽時代的各封國編造民歌、民謠，紛紛頌揚功勞德行到大躍進時代的“六億人民六億詩”、“三面紅旗萬萬歲”，能看出歌功頌德的形式有什么明顯的區(qū)分嗎？從古代的“功德巍巍”、“不世之業(yè)”、“自古以來未嘗有也”到近現(xiàn)代的“豐功偉績”、“人間奇跡”、“史無前例的偉大創(chuàng)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能看出標榜業(yè)績的用詞有什么明顯的不同嗎？從隋煬帝乘坐巨大彩舟巡游江南到現(xiàn)在許多官員乘坐豪華驕車到風景名勝旅游，能看出貪圖排場奢華的風氣有什么明顯的改變嗎？

　　每當危機時刻，我們這個民族確能做到團結起來共赴國難，確有很強的自我犧牲精神，以至于能干出一些“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來。但在危機過后，這個民族在日常建設中卻缺乏埋頭苦干、腳踏實地的精神，而急功近利、得過且過、華而不實、自欺欺人、自我張揚、雷聲大雨點小、虎頭蛇尾、投機取巧的作風卻隨處可見。官員求政績、老百姓求富裕唯恐不及，恨不得有變魔術的手段，卻少憂患意識、遠大目光、博大的胸襟氣度。在抗洪問題上就是這樣�？购閾岆U時領導干部和民工、戰(zhàn)士能共同出生入死，但平時卻疏于搞防洪建設，更不要說建設永久性的防洪工程了。正如水利行政執(zhí)法人員對《中國經濟時報》的記者反映：“他們（指地方領導干部）平時根本不把《防洪法》當回事兒”，以致“有的地方根本不進行防洪投資而出現(xiàn)一座一座不設防城市……”。更難以容忍和值得深思的是，就在98•洪災威脅即將過去還沒有過去、退田還湖已成為災后重建的共識時，長江中部一些地方卻仍在大肆填湖造地，用作招商開發(fā)，建造別墅。而對災后披露出來的水利部門大肆挪用水利建設資金，包括挪用荊江大堤建設資金的卑劣行徑，就不僅僅是深思的問題了。

　　時至今日，我們不能不承認，祖先品格中的一些弱點幾乎以千年一貫制的執(zhí)著一直遺傳到現(xiàn)在；
同時也不能不看到，除了隨著世界性的進步、我國的科技和經濟水平比古代大有提高外，就政治思維、經濟思維、文化思維看，我們至今并沒有超越祖先的水平。我們至今的政治思維仍然在官本位中打轉轉，我們至今的經濟思維仍然在官化色彩很濃的商品經濟中打轉轉，我們至今的文化思維仍然在引經注典中打轉轉，我們至今的治國思維仍然在古代著名的《六條詔書》中打轉轉。南北朝時期北周大臣蘇綽為太祖宇文泰起草的《六條詔書》，第一條就是端正思想，相當于現(xiàn)在的提高思想認識；
第二條是加強教育感化，相當于現(xiàn)在的抓好精神文明；
第三條是發(fā)揮土地潛力，內容相當于現(xiàn)在的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組織好生產；
第四條是選拔德才兼?zhèn)涞墓賳T，相當于現(xiàn)在的選拔好領導干部；
第五條是慎用刑法，相當于現(xiàn)在的依法治國；
第六條是均平賦稅徭役，相當于現(xiàn)在的促進稅負公平，減輕人民負擔。思維水平有什么提高呢？

　　沒有提高也罷，問題是在一些方面還比祖先褪化了，特別是和祖先中優(yōu)秀的思維與做法比更是如此。例如在治水方面就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據(jù)《史記》記載，禹治水“隨山浚川”，根據(jù)地理水流規(guī)律進行疏治，“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后代”。大禹治水獲得成功，得益于他按水的規(guī)律進行疏導式治水的方略。大禹之后古代比較杰出的治水者，大都采取“疏堵結合、以疏為主”的治水方法，并十分注意河、湖、“漕渠”的綜合治理，配套發(fā)揮作用，保持自然通達。而建國以來的治水則主要依靠工程性堵蓄，將水庫的調控作用抬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鼓吹“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人水之間展開互爭之戰(zhàn)，不但基本放棄了古代疏浚治水的方法，也無視湖泊森林對水的天然調節(jié)作用，堵河、填湖、毀林一起上，治水思維及行動趨向片面化、極端化和絕對化，洪災焉有不頻發(fā)之理。經濟思維也有褪化的問題。司馬遷認為人民追求享受、榮利、財富是俗成天然，所以治經之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而幾十年來搞計劃經濟恰恰就是采取的被司馬遷列為末流的“整齊之”、“與之爭”的辦法，而且直到現(xiàn)在仍然沒有完全從這種辦法中跳出來。政治思維及機能褪化的問題也很明顯：如對官員的彈劾批評方面，古代彈劾和被彈劾的官員可以說很多，各朝代都有一批，受同僚彈劾和批評被視為平常之事，現(xiàn)在的領導干部罕有彈劾和被彈劾的，同級干部即使相互批評也是難得之事，甚至被視為不正常。許多干部脆弱到經不起任何批評和不敢批評任何人，只能聽好聽的和只會說好聽的。在官員的節(jié)操方面，古代不少正直的官員十分講究為官的節(jié)操，不僅不貪臟枉法，而且勇于挺身而出對朝政提出批評和諫議，即使面對至高無上的皇帝也敢于冒犯，所謂“忠臣不怕死”。有些大臣甚至敢于“駁旨封回”。現(xiàn)在敢于犯顏直諫特別是敢于向高層領導犯顏進諫的干部幾乎找不出來。98•洪災暴露出來的深層問題和這些褪化有直接關系。

　　西漢文帝是歷史上有名的仁德之君。司馬遷曾評價說：“從漢朝建國到孝文皇帝四十多年，德業(yè)興盛達到了極點”�？疾鞚h文帝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和他一生謹慎、謙虛、時時反省自己分不開。他曾多次下詔進行自我批評。例如漢文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連續(xù)發(fā)生兩次日食后，文帝便下詔檢討：“我聽說上天生育了萬民，為他們設置君主來撫養(yǎng)和治理他們。君主不仁德，施政不公平，上天就以災異相示，來告誡他天下沒有治理好。（出乎意料）竟然在十一月最后一天，發(fā)生了日食，上天向我顯示了譴責之意，災異沒有比這更為嚴重的了�！�…我對下不能治理和養(yǎng)育萬物生靈，對上有損于日、月星辰的光輝，我的不仁德實在是太嚴重了。我的命令到達時，都要思考一下我的錯誤，以及我所知、所見、所想都達不到的地方，請求你們告訴我。并且推選賢良方正，能夠直言極諫的人，來糾正我的過失。趁此機會各自整頓自己擔負的職責，力求減少徭役和費用，以便利百姓”。詔書中表現(xiàn)了對日食的無知和迷信，但這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封建帝王，面對災異的自責態(tài)度，和98•洪災中的一些領導干部把災害的主要責任紛紛往老天爺身上推的做法，形成多么強烈的對比！

　　作為盛唐開創(chuàng)者的唐太宗，勇于納諫的美德為后世共知。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唐太宗還曾下詔明確告誡官吏：“天子的詔令如果不適合于時世，就應當堅持上報，不得順旨施行”。正是由于唐太宗這種態(tài)度，才發(fā)生魏征說服唐太宗撤回已下達詔令的事。作為一國之主，這種勇于及時糾正錯誤、不怕喪失威信的胸襟氣概，建國幾十年來曾經看到過嗎？

　　站在新舊千年之交，必須徹底反省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來特別是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直面民族性格中的弱點，清洗民族性格中的污垢，繼承和發(fā)揚那些可以稱得上是有生命力的東西，少一點豪言壯語，多一些腳踏實地。

　　華盛頓領導殖民地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zhàn)，取得了獨立戰(zhàn)爭的勝利，可謂勞苦功高。當人民一致推選他出任美國第一任總統(tǒng)時，他沒有絲毫的沾沾自喜和春風得意，更沒有構思什么未來國家的宏偉藍圖，而是憂慮重重地表示：“我將帶著無異于囚犯走上刑場的心情走上總統(tǒng)的寶座”。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由于在離開弗吉尼亞莊園前還清了所欠的債務，這個堂堂的美國第一任總統(tǒng)東挪西湊才借足一百元現(xiàn)金，勉強能支付到臨時首都上任的路費。

　　我們這個民族要真正在新世紀、新千年煥發(fā)青春，或者換句話說能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就必須像華盛頓當年赴任一樣，懷著深沉的憂患意識和如履薄冰的心境接受新世紀、新千年的檢驗。

　　這個古老的民族需要轉換的決不僅僅是治水的思路，治水的行動，而是整個民族的思維方式、行動方式和體制模式，中華民族背負的精神枷鎖太沉重了，面臨的任務太艱巨了，需要排除的荊棘太多了。

　　哀兵必勝！

　　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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