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利益分化利益博弈的機制建立更根本

　　內容提要：目前貧富差距實際上仍然在擴大�？赡苁且驗轶w制里面有某種結構性或者制度性的東西存在，現(xiàn)在即使采取了一些政策方面的調整，但仍然有一些慣性使貧富差距拉大。和諧社會與經濟增長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即便僅僅從經濟增長角度來說，也必須調整社會當中的一些矛盾沖突。中國開始進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的時代，但是我們缺少制度化的利益分化、利益博弈的機制。利益格局失衡背后的東西就是權利的失衡。但在現(xiàn)實生活當中，由于窮人和富人的能量不一樣，結果造成富人對政策有更大的影響。

　　“政策很重要，機制更根本”

　　第一點，怎樣理解和諧社會 ？

　　我接觸過的一些地方官員和企業(yè)家，平時、包括在“兩會”期間，對和諧社會大家的說法基本一致。和諧社會有很多含義，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也各有說法。我認為和諧社會最重要的是解決當前利益格局的問題。所謂和諧最根本的應該是和諧的利益關系。為什么這么講，有一個最基本的背景。過去20多年的時間內，我們建立了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和這個市場經濟體制配套的利益均衡機制幾乎是一片空白。吳敬璉先生講過好市場、壞市場。原來我們的理解比較簡單化，認為市場本身不完善可能是一個壞市場�，F(xiàn)在看，市場本身很完善，但沒有配套的機制，也可能是一個壞市場。中國現(xiàn)在的情況大體就是這樣的，不像西方市場發(fā)育了幾百年的時間，已經有了一個利益均衡的機制。雖然利益均衡的機制下，窮人變不成富人，弱勢群體也變不成強勢群體，但是不會出現(xiàn)太不象話的局面。什么叫和諧？不至于太不象話就是和諧。

　　基尼系數(shù)是反映貧富差距的數(shù)據指標。前幾年有一個調查說中國的基尼系數(shù)是0.53、0.54，現(xiàn)在的數(shù)字雖然沒有公布，但貧富差距所引起的社會矛盾今年也可以看得出來。比較值得強調的是這個系數(shù)有增大的趨勢。去年，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偏向弱勢群體、貧困群體的政策。盡管如此，2004年這一年，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抽樣調查，貧富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國家統(tǒng)計局上半年五萬戶城鎮(zhèn)的調查，最高收入組和最低收入組的對比，2003年是9.1：1，2004年上半年是9.5：1，北京市統(tǒng)計局的數(shù)字也差不多，2003年是4.7：1，2004年前十一個月是5.8：1�？梢钥吹截毟徊罹嗍窃谶M一步拉大，這很值得人們深思。在采取了一系列偏向弱勢群體、注重社會公平的宏觀政策的背景下，貧富差距還進一步擴大，如果沒有這些政策，情況又會是怎樣？

　　走向多元中心的時代：讓社會和諧和經濟增長承載不同的價值

　　第二個問題，也是社會上比較擔心的問題，是和諧社會和經濟增長的矛盾。我所接觸到的地方官員也好，企業(yè)家也好，包括一部分經濟學家也好，我覺得他們對這個問題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甚至有些人表示憂慮，建設和諧社會的政策會不會損害到現(xiàn)在的經濟增長？我個人也有一些說法。首先從理論上來說，和諧社會的提出，確實是社會發(fā)展的整體戰(zhàn)略思想的根本變化，從單一中心時代變化到多元中心時代。改革前是階級斗爭為中心，家庭、工廠、學校等都要以階級斗爭為中心，那個時候整個社會的中心都是統(tǒng)一的。改革開放以后，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中心比前一個中心強多了�？傮w來說，一直到現(xiàn)在都可以說是一個單一中心的時代。單一中心的時代就是整個社會忙一件事。現(xiàn)在市長、經理都像企業(yè)家一樣，目標就是賺錢。我想，和諧社會的提出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從我個人的看法來說，我們現(xiàn)在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但社會上不同的部分還是要做不同的事情，比如政府、社會。不能整個社會忙活一件事情。整個社會忙活一件事情就不可能是和諧的。我用兩句話來概括，進入這樣一個時代，“不同的結構開始承擔不同的職能，不同的職能體現(xiàn)不同的價值”。讓我們看一看目前的社會。前一段討論改黃金周長假，論證來論證去，什么東西是有價值的？有利于經濟的才是有價值的，所以社會的價值非常單一化。我們要進入一個時代，也就是結構多元化、功能多元化和價值多元化的時代。整個經濟時代沒有被超越，但社會當中不同的部分應該做不同的事情，需要體現(xiàn)有不同的價值。

　　和諧社會的提法現(xiàn)在可以一定程度地理解為“咸與和諧”了。但和諧社會面臨著和經濟發(fā)展的關系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擔心不是完全沒有的。

　　如何理解和諧社會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

　　首先，不能忽略一個背景，就是中國開始由生活必需品的時代轉為耐用消費品的時代。這個轉型從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這是發(fā)生在經濟社會當中的一個背景。在30年代的時候西方社會發(fā)生了大蕭條�，F(xiàn)在回過頭來看，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情況是一樣的。當時的西方社會也面臨著由生活必需品時代轉向耐用消費品的時代。但一個社會的轉型是非常不容易的，為什么？因為要形成新的消費模式，形成新的消費模式需要制度和結構的調整。我們看一看西方當時做了些什么。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除了新經濟政策以外，還有就是社會提供了保障和福利。通常給人們的印象是，一個社會要搞社會保障，肯定是在經濟繁榮的時候。錢多得有點花不出去了，才能有社會保障，這完全錯誤。西方的社會保障是經濟大蕭條的時候搞的，正是在經濟最差的時候，美國1935年確定了社會福利框架，為什么呢？沒有社會保障人們形不成穩(wěn)定的消費預期，生活必需品轉向耐用消費品的時候，沒有社會保障的時候人們不敢買東西。

　　其次比較重要的是城市化。一般一個社會要走上這一步，從生活必需品階段過渡到耐用消費品階段，必須要走到城市化這一步。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很好的城市化，我們都知道中國現(xiàn)在的制造業(yè)中心，并不是用產業(yè)工人支撐起來，而是由農民工、短期工支撐的。

　　第三，我認為和諧社會當中要有勞資雙方的斗爭。西方30年的大蕭條走出來是很不容易的，由農村走到城里，當時也買不到耐用消費品，后來勞動階層不斷斗爭，使得工資大幅度提高。工資大幅度提高實際上既改善了工人的生活，也救了資本家。因為造就了龐大的耐用消費品消費市場，否則大蕭條還是度不過去。整個西方社會，如果問一問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干了什么，其實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完成了由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的過渡，而且是用經濟大蕭條的方式來完成的。

　　中國的這個過程進行非常得艱難。進入這個背景之后，一系列重要的邏輯都發(fā)生了變化，我們原來整天說的那些邏輯，80年代可以成立，90年代不見得就成立。我們說不平等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平等和經濟增長的關系，80年代和90年代邏輯就不一樣，為什么？時代背景不一樣了。80年代經濟發(fā)展面臨的主要是資本形成的問題。那時候貧富差距大一點可能對經濟有好處。和諧社會當中提出的最基本的問題，恰恰是經濟增長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人們通常所說，20%的人擁有80%的財富，80%的人擁有20%的財富。原來人們說這個說法好象夸大了，但把城鄉(xiāng)背景放進去這個數(shù)字就差不多。

　　第四，社會保障缺乏也加劇了消費不足。尤其在前幾年，搞房改的時候，人們知道要房改，但終究補貼多少錢不知道；
小孩將來要上學花多少錢也不知道；
將來自己老了，養(yǎng)老國家給養(yǎng)老金嗎也不知道；
老了以后還會有病，社會能不能給治病，給治病的話能解決多大問題，也不知道；
所有的問題都不知道，人們只好能多存點錢就多存點錢。包括政府增加公共投資，有一部分變成了工資，也存到銀行里去了，沒有變成購買力。為什么？人們認為存比不存好。

　　最后，城鄉(xiāng)關系失衡也值得關注。

　　當然，建設和諧社會本身是一個獨立的價值，也不是說一定要從為經濟增長方面來理解它。但如果看到這樣背景的話，和諧社會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我覺得也是一個需要來探討的問題。

　　建設和諧社會：政策很重要，機制更根本

　　第三點，建設和諧社會，我總結為兩句話“政策很重要，機制更根本”。

　　和諧社會肯定是要通過一系列的政策來體現(xiàn)。政策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覺得其實還有比政策更重要的，那就是機制的問題，也就是政府如何形成一個和諧社會的機制？我前面講了，如果從利益格局的角度來說，社會現(xiàn)在處于失衡的狀態(tài)，而且這種失衡帶有不可控的特點。這種局面形成不能看成是偶然政策失誤的結果。我一直在想，社會當中嚴重失衡局面的擴大，不僅是分配制度的問題，不同的群體為自己爭取利益能力的差異也是主要原因，甚至是最近這幾年利益格局嚴重失衡的最基本的原因。為什么這個政策對這部分人不利，那個政策也是對這部分人不利？政策的好處全都集中在一部分人當中，政策的代價、改革的成本也集中在另外一批群體當中，為什么這么巧合呢？關鍵是機制。中國開始進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的時代，但是我們缺少制度化的利益分化、利益博弈的機制。利益格局失衡背后的東西就是權利的失衡。但在現(xiàn)實生活當中，由于窮人和富人的能量不一樣，結果造成富人對政策有更大的影響。這是現(xiàn)在不平衡利益格局形成的原因之一。

　　所以，回過頭來看市場上勞資關系失衡，政府的再分配稅收也基本上是反向調節(jié)。前幾年是城鄉(xiāng)之間反向調節(jié)，現(xiàn)在工薪階層和富人之間是反向調節(jié)。政府再分配，相當一部分是用來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再分配的結果是嚴重傾斜的，為什么？市場關系當中的勞資關系也嚴重傾斜，關鍵就是權利的失衡�，F(xiàn)在我們該面對權利的問題了，該面對利益分化、利益沖突、利益博弈、利益表達、利益表達所需要的權利等一系列問題了。

　　現(xiàn)在存在著一種思路是想用政策來替代機制。過去29年的情況是，我來做大蛋糕，大家都多得點好處，社會進步，利益也和諧。不用國民表達，我自己來弄點偏向弱勢群體的政策，然后用政策來平衡社會當中的利益關系。我覺得這個問題必須給予足夠的正視。

　　我最基本的判斷，現(xiàn)在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好時候，概括為三句話，一是經濟持續(xù)增長；
二是政治基本穩(wěn)定；
三是社會矛盾突出。社會矛盾是突出的，但政治基本穩(wěn)定，經濟持續(xù)增長。這恰恰是冒一點風險來解決為利益表達設立機制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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