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wèi)平：把儒學從儒學家手中解放出來

　　我同意這樣的看法——鄭家棟這件事情與儒學本身沒有關系。但是，鑒于鄭家棟先生儒學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享有一定的聲望，所以他與儒學學者即儒學家還是有關系的。因此需要對于儒學和儒學家之間作出進一步區(qū)分。

　　“儒學家”是研究儒家學說的專門家，他們是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在一個小圈子活動，遵循自身特定的學術傳統(tǒng)，運用著嚴格的學術語言，為大多數(shù)人所不具備。我們知道有許多這樣的專門家，比如一位電影學家、一位符號學家、一位考古學家。他們所從事復雜的工作以及工作成果，不是外行人一下子能看明白的。在當今多元化的社會中，儒學學者與其他學者一樣，都要在勞動力的市場上給自己賣一個好價錢——在大學或研究院工作，獲取一份生活資料。

　　在這個意義上，就和人群中都有“左、中、右”一樣，儒學家當中必然是良莠不齊，各色人等俱全。人們對于鄭家棟的行為自不必大驚小怪，每個領域中都有這樣的舉止不當?shù)娜恕Ｈ绻�不是出了這樣的事情，平時人們也不追究的。我們大家早已學會以平常心對待這樣那樣的學者。

　　問題在于儒學這門學問的全部特殊性。與電影學、符號學不一樣，儒學是包含了一套價值信念的傳統(tǒng)學派，在漫長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它和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聯(lián)系在一起。它已經(jīng)不單純是一門學問，而且還和個人德行的修養(yǎng)，乃至經(jīng)國救世的要求或想象聯(lián)系在一起。也就是說，它遠遠超出了學科范圍，變成了對于人的一種要求，涉及民族未來的期盼。尤其是儒學家自己，他們最愿意把自己的學問、做人以及救國救民混做一處。因此，一般人們衡量接近這種美好學問的專家，便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標準，這也是有道理的�！敖�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但是鄭家棟事件再一次告訴人們，必須嚴格把儒學和儒學家區(qū)別開來，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F(xiàn)代社會分工造成了這樣的事實：人們不必為了追求價值而接近某門有關價值學問，不必為了信仰而深入某門有關信仰的學說。即使接近和深入了也未必一定需要信任和認可其中的價值信仰部分。如今對于這門儒家學問了解多少的考察標準，不是身體力行的程度，而是這個人寫了多少字數(shù)的論文，發(fā)表在什么刊物上，出版了多少研究專著。

　　這樣的儒學家，我們能夠信任么？我們能夠把他們當作我們自己精神上的導師么？能夠讓他們引領我們民族走上道德精神上的重建和再生么？回答是否定的。

　　我們甚至都不能把儒學這門美好的學問交到他們手里！儒學是我們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瑰寶，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財富，不能被這幾個吃儒學飯的人所掌握和控制，讓他們以儒學的權威自居，仿佛就把握了我們這個民族當今精神上的命脈。他們是其他也搞儒學研究的儒學家同行們的權威，但不是儒學的權威，也不是我們的權威。需要把儒學從儒學家手中解放出來，變成人民群眾手中的精神財富。用一個現(xiàn)成的比喻來說，就是信“圣經(jīng)”，不信“教會”。

　　這樣說是基于對于儒學這樣的理解：它是“身心之學”、“為己之學”、“受用之學”、“性命之學”、“安身立命之學”，是一門自我關注、自我技藝、自我實踐的學問。它是一種修煉的途徑，是一種生活方式。經(jīng)過這樣儒學的訓練，我們的身心會更加健康、精神上會得到升華，道德上會得到提高，做人更加穩(wěn)當，品質(zhì)更為優(yōu)秀。不妨想想我們的父輩，他們基本上是由儒家精神培養(yǎng)出來的精神人格，他們對外部世界、現(xiàn)代文明一點也不拒斥。我從我的父親那里繼承了新思想和吸取新思想的興趣，而83歲的他目前掌握的新技術——DV拍攝與電腦非線剪輯，我還沒有學會。

　　包括儒學往哪里去，都需要聽聽儒學家之外的廣大公民們的意見。（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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