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世人都成了魯迅可不好”—從王蒙的魯迅觀說起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討論”中，“批評痞子文學”與“尋找人文精神”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一些堅持人文精神的學者批評說，王朔的痞子文學成為一種精神迷幻藥，有效地慰藉了九十年代初中國社會普遍的幻滅感。對于這樣的批評，王蒙站出來為王朔辯護，在辯護之余還對魯迅順刺一筆：

　　“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嗎？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在《小議大師》一文中，他更是以一種王蒙式的排比和戲擬的修辭手法來消解魯迅的價值：“例如人們認為魯迅是大師，提到這個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親，大師是楷模，大師是先行者，大師是英烈，大師是光輝的旗幟，大師是某種終極關(guān)懷與絕對理念的象征，；
大師是權(quán)威，大師不容毀損不容褻瀆不容不敬，大師是天一樣遼闊的崇敬與熱愛的對象，闡釋和表達對大師的崇敬本身也是偉大崇高和不容茍且的事業(yè)�！蓖趺刹幌矚g崇高，遂有“躲避崇高”之說，但還是朱學勤說得好：“本來就未崇高，又何必‘躲避崇高’？”王蒙將攻擊魯迅作為一種“破除偶像”的工作，卻假裝不知道今日中國真正的偶像崇拜并非魯迅崇拜，而是領(lǐng)袖崇拜、金錢崇拜和權(quán)力崇拜。

　　王蒙一方面否定大師崇拜，另一方面卻對別人將自己當作大師來崇拜心安理得地接受。有一個在美國開中餐館的“文學中年”，在美國組織了一個所謂的“海外作家協(xié)會”，每年都發(fā)起提名王蒙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活動。王蒙本人從來沒有加以制止或者聲明拒絕，相反這名“作家”卻因其欽點而以惟一的海外作家的身份回國參加作協(xié)大會。最近坊間還出現(xiàn)了一本王蒙的夫人寫的名為《我的先生王蒙》的暢銷書，極寫老公王蒙如何關(guān)愛小貓小狗，此種將老公當大師的寫法真是肉麻之至。

　　那么，魯迅身上究竟有哪些地方讓王蒙先生渾身難受呢？在某種意義上，王蒙的作品確實代表了“浮出水面”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較高水準，王蒙本人的地位也幾乎代表著“文而優(yōu)則仕”的最高成就——文化部長、作協(xié)第一副主席等官銜不可謂不讓大多數(shù)文人眼紅。王蒙的創(chuàng)作，用文學評論家李建軍的話來說就是：“他幾乎始終置身體制之中；
他平正、通達、熱乎、幽默，樂于把事往好處想，樂于把話往好里說，雖然幽默也含有反諷的鋒芒，但那鋒芒決不越過寬平中正的界限，知道止于所當止；
王蒙不寫那種大悲大痛的文字，也很少直接寫暴力與死亡的慘痛場面；
他的筆是‘止于流血’的�！蓖趺傻臑槿耍�用評論家王彬彬的話來說則是“知道什么時候該前進，什么時候應后退；
什么時候該發(fā)言，什么時候應沉默；
什么時候說話應多加謹慎，什么時候說話不妨稍加放肆。知道什么時候既應說話又應顧左右而言他，什么時候既應說話又應單刀直入、痛快淋漓。知道怎樣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獲，怎樣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報償”，堪稱“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的典型。王蒙以“寬容者”自居，他寬容貪官污吏，寬容社會不公，寬容痞子文學，寬容下半生寫作，卻批評不能寬容魯迅。王蒙嚴厲批評魯迅的“不寬容”，他本人卻從未寬容過那些針對他的批評意見，王蒙曾經(jīng)將批評過他的王彬彬侮辱為“黑馬”生出來的“黑駒”，誰批評他誰的動機便是想出名。如此誅心之論，哪里有半點紳士風度？由此可見，王蒙以“反魯迅”來“爭自由”的說法，其實無比虛偽。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王蒙從來沒有對中國急劇變化的社會現(xiàn)實發(fā)言，從來沒有對社會不公和弱勢群體有任何的關(guān)心。相反，他自得其樂地寫了不少“噴嚏散文”和“睡衣散文”，對于不愿寫作此類文章的作家則統(tǒng)統(tǒng)斥之為“極端主義”。正是在此維度上，王蒙的作品在思想和藝術(shù)兩方面直線下降，“季節(jié)系列”和《青狐》等作品，僅僅是一時的暢銷書而已。王蒙的人格缺陷、思想缺陷與藝術(shù)缺陷，都深切地表明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內(nèi)在危機。所謂“過于聰明”，其實也就是一種已經(jīng)不自覺的奴才人格。從一九五七年因“誤會”而被打成“右派”，到九十年代初卷入另一場“誤會”——“堅硬的稀粥”事件，王蒙一度被人們認為具有一定的自由傾向，然而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讀。當甘肅夾邊溝數(shù)以千計不知名的右派在饑荒中悲慘死去的時候，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卻因有高層的照顧而“瓜果飄香”。此右派不同于彼右派，畢竟還被偉大領(lǐng)袖親自點過名。對于王蒙來說，“文化部長”和“作協(xié)副主席”的頭銜比“自由作家”的身份更加“光榮”，這意味著權(quán)力階層的認可。與此同時，王蒙還時常作出某種“體制外”的姿態(tài)，扮演輝煌的“成功人士”與清高的“隱士”的雙重角色。其策略有兩個：其一，大談“人生哲學”，教大眾如何“做人”，其“人生哲學”無非就是經(jīng)過精美的語言包裝的“厚黑學”；
其二，為以王朔為代表的“反智主義”文化叫好，以獵取所謂“親民”之形象。正如余秋雨對趙本山的欣賞，王蒙對王朔也大加贊揚。從骨子里看，此四人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而魯迅恰恰對中國文人身上的奴性進行了最為深刻地揭露和最為猛烈的批判，魯迅說的很多話，都說到了王蒙的痛處。因此，不否定昔日之魯迅，則無以成就今日之“王蒙”。王蒙不僅難以面對魯迅，就連魯迅欣賞的古人嵇康也看不慣，經(jīng)過王蒙的一番闡釋，嵇康因反抗專制統(tǒng)治者而被殺害也成了自討苦吃——誰讓你的性格“太認真”、“和世俗對立起來”、“以世俗為污濁”呢？

　　王蒙擔心世人都成了魯迅，也擔心中國若有“五十個魯迅”會發(fā)生“地震”。王蒙的擔心是一種杞人憂天，今天的中國不是“魯迅過剩”的中國，而是“魯迅精神極度匱乏”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不缺少王蒙式的寬容和中庸，不缺少王蒙式的聰明和智慧；
缺少的恰恰是魯迅式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缺少的恰恰是魯迅式的肩起閘門的擔當和鐵屋里的吶喊。王蒙精于盤算的性格近于官僚和商賈，而遠離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正如學者房向東所論：“王蒙是幸運的，他沒有生活在三十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聰明，以他對無聊無恥的精神贊助他若生活在三十年代而不被魯迅‘罵’得狗血噴頭，那肯定是文壇奇跡，那魯迅也將不成其為魯迅，那魯迅便成了周作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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