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玉順：心靈境界：中國哲學的超越闡釋

　　《心靈超越與境界》，蒙培元著，34萬字

　　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責任編輯：王粵

　　何為中國哲學的真面目、真精神？這是本世紀的中國哲學史家、哲學家始終都在關(guān)注思考的一個重大基本課題。然而盡管見仁見智，本世紀的中國哲學研究卻有一個共同點：以西律中。人們是用西方的思維模式來梳解中國的哲學傳統(tǒng)，即便是現(xiàn)代新儒家也未能脫俗。這種狀況直到新時期乃至90年代才有所改觀，人們開始意識到要用中國本身的思維方式來理解中國的哲學傳統(tǒng)，否則終是隔霧看花、隔靴搔癢。在這種“以中說中”的努力中，蒙培元先生的獨樹一幟是世所公認的。而我們面前這部新著的問世，則標志著蒙先生對于中國哲學的不懈探尋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以對“心靈境界”的解讀來對中國哲學作出“超越”的闡釋。

　　這部著作既可看做是對作者自己學術(shù)思想的一次階段性的總結(jié)，同時也可看做是對整個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一種獨特角度的總結(jié)。

　　作為對作者過去關(guān)于中國哲學研究的豐碩成果所進行的一種總結(jié)，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如朱熹所說“豁然貫通”式的徹悟。蒙先生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歷程，似乎可以分為三大階段：（一）“主體思維”階段。1、先是《理學的演變》、《理學范疇系統(tǒng)》，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最高峰宋明理學進行了一縱（歷史的結(jié)構(gòu)）一橫（邏輯的結(jié)構(gòu)）的梳理；
由此突顯了理學的核心——“人”的“心性論”問題。2、接著便是《中國心性論》，慨然應對現(xiàn)代新儒家，由宋明推擴到整部中國哲學史，由理學推擴到儒、道、釋；
由此又突顯出中國哲學的思維特征——“主體思維”問題。3、再接下來則是《中國哲學主體思維》，闡明中國哲學主體思維乃是認知、情感、意志、實踐的統(tǒng)一，而其核心乃是“人生的意義”；
由此又突顯出中國哲學主體思維的終極指歸——“心靈境界”問題。于是開辟了：（二）“心靈境界”階段。其研究成果的最終體現(xiàn)，便是這部《心靈超越與境界》。作者對“心靈境界”的探索，最終揭示了中國哲學“主體思維”的終極關(guān)懷之所在（心靈境界）及心靈特征之所在（情感意向）。于是開辟了：（三）“情感哲學”階段。這是作者正在進行的一項最富獨創(chuàng)性、開拓性的工作。

　　我們發(fā)現(xiàn)，作者的上下求索確有一條很明顯的軌跡在，就是“向心靈問題的探索不斷逼進，以揭示中國哲學的深層意蘊。”（P.447）作者的論題似在不斷地縮小、集中、深入，而其對于整個中國哲學傳統(tǒng)的解釋力量卻在不斷地擴展、加大、增強，正應了老子所說“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無為而無不為”。由本書所集中闡釋的“心靈境界”，既是作者在思想的深度和高度方面“自我超越”的一大樞紐，也是“貫通”地理解中國哲學神髓的一大關(guān)鍵。

　　以作者所揭示的“心靈境界”為尺度來判說20世紀的中國哲學研究，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特定意義的總結(jié)。而這正是該書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作者談到本世紀中國哲學研究中的種種問題，歸根結(jié)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以西律中”的問題。這確實是本世紀中國哲學研究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即便人們是在進行中西比較，并自以為是要揭示中國哲學的特質(zhì)，但說到底，潛意識當中仍然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模式為尺度的。像胡適那樣的科學主義西化派自不消說，即以現(xiàn)代新儒家當中成就最高的牟宗三先生來說，他關(guān)于中國哲學的“道德形上學”闡釋，所謂“消化康德”，仍然是西方的認知主義或理性主義的思路；
至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家，也都在反思自己過去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所進行的簡單化概念化的解說方式。而作者對中國哲學“主體思維”尤其“心靈境界”的闡明，正有助于克服本世紀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這一最大遮蔽。

　　當然，誠如作者所說，中國哲學的心靈境界問題不是作者的發(fā)現(xiàn)；
然而作者在這個問題上卻是超越了前人的，這主要體現(xiàn)在：1、確證中國哲學實乃一種“心靈哲學”，心靈與境界問題實為中國哲學的神髓或精神所在。2、指明心靈的最大功能在于創(chuàng)造一種不同于西方“上帝”式的“圣人境界”；
境界之不同于認知，尤在于它包含情感因素，包括道德情感、審美情感、宗教情感等等。3、尤其是，作者突破了前人用西方理知主義來詮釋中國哲學心靈境界的思維模式，而是用一種中國式的可稱之為“情志”的體悟方法來“以物觀物”，“以中說中”。這是這部著作最大的獨創(chuàng)性之所在，給人一種醍醐灌頂之感。

　　作者橫向比較了中西心靈哲學、中國儒道釋的心靈哲學之異同，縱向比較了諸子、玄學、理學、當代新儒家的心靈哲學之異同，從儒家“樂的境界說”，到道家“道的境界說”，從孔子“仁的境界說”、思孟“誠的境界說”，到馮友蘭“天地境界說”、牟宗三道德形上學的“心靈境界”，辨其毫厘，求其會通，最終突顯了中國哲學追求心靈境界超越的特點，從而完成了作者自己的哲學研究、同時也是整個中國哲學研究領(lǐng)域的一次重要“超越”。

　　“超越性”問題乃是近年哲學研究的一大前沿課題。作者以其中國哲學特有的方式，回答了關(guān)于中國哲學獨特的超越性問題。作者指出，儒道釋心靈哲學所共認，超越是心靈的自我超越，是心靈固有的創(chuàng)造功能，它是存在性的，卻是內(nèi)在性的（“心就是人的‘存在’。”P.51），而非對象性的、外在性的；
超越的結(jié)果就是建立一個崇高的精神世界、“精神境界”，而非彼岸、“上帝之城”；
心靈超越的根本方法是體驗與直覺，而非理性思辯或邏輯推理。應該說，這些確實是中國哲學之“超越性”的基本特質(zhì)。

　　但作者并沒有停留于此。由“心靈境界”進一步追索，作者揭發(fā)了中國哲學的“情感”特性。這是這部著作最大的開拓之處，它不僅是對作者自己哲學研究走向的新開辟，也是對整個中國哲學研究領(lǐng)域的新開展。關(guān)于中國心性哲學的特質(zhì)，過去已有種種說法，諸如“實用理性”、“人文理性”等等。作者提出：中國哲學也重視“知”，也是“智慧”之學，但它并沒有把知和情截然分開，形成主客對立的哲學系統(tǒng)和理論理性的系統(tǒng)哲學；
而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情感態(tài)度、情感評價以及情感內(nèi)容和形式，放在特別重要的地位，并以此為契機，探討人的智慧問題和精神生活問題。“如果要講中國哲學的特殊性，我認為這是它的最重要的特殊性�！保≒.18）這確實是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的獨具慧眼的發(fā)現(xiàn)。

　　作者闡明了這一論斷之所以然，論述了情感與境界、情感與價值、情感與理性種種關(guān)系，說明了中國情感哲學的現(xiàn)代意義。其中情感與境界的關(guān)系問題，是從“心靈境界”探索進入到“情感哲學”探索的樞機。作者指出，中國情感哲學關(guān)注的不是情緒反應之類的低級心理狀態(tài)，而是美學的、倫理的、宗教的高級情感；
不是感性的某種快樂或享受，而是理性化乃至超理性的精神情操和精神境界。因此情感問題是個境界問題，境界問題也是情感問題。

　　除了說明情感本身的性質(zhì)、情感與“美”的關(guān)系，作者還著重說明了情感與“善”（心靈的意向方面）、情感與“真”（心靈的認知方面）的關(guān)系。作者指出，情與心一樣，是可以“上下其說”的，往上說，情感與道德理性相聯(lián)系，因此，它是與“善”統(tǒng)一的；
情感作為人的存在的基本要素，其中本身固有普遍性的理性原則，因此，它是與“真”統(tǒng)一的。由此挑明了中國哲學“情性合一”、“情理合一”的原則。

　　作者對中國哲學情感特質(zhì)的發(fā)掘，確實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開拓。為此，我們盼望早日讀到蒙先生正在撰著中的《情感哲學》，并相信，它一定是在這部《心靈超越與境界》基礎(chǔ)上的又一次重大超越。

　　最后，談談蒙先生對現(xiàn)代新儒家的超越。這種超越是多方面的，我感覺主要有兩條：一是對新儒家“理知”思維方式的突破。這一點，上文已論及。二是對新儒家“道統(tǒng)”觀念的批評�，F(xiàn)代新儒家是恪守宋學、尤其心學傳統(tǒng)的；
而作者卻不是那種偏狹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而是始終強調(diào)應該保持“心靈的開放”。這種開放不僅面向宋明儒以外的整個儒家哲學，而且面向以儒、道、釋為主軸的整個中國哲學；
不僅面向東方，而且面向西方；
不僅面向整個傳統(tǒng)，而且面向現(xiàn)代及后現(xiàn)代。例如關(guān)于程朱、陸王之爭，蒙先生就并不拘泥，而是既見其別，又見其通；
又如蒙先生本人作為馮友蘭先生的傳人，就并不固執(zhí)“家法”，也決不排拒牟宗三一系現(xiàn)代新儒家的成果。正因為保持了這種心靈的開放，作者才能夠不斷地超越前行。

　　原載于《社會科學研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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