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濤：盧雪松事件中的個人維度

　　讀了吉林藝術(shù)學院女教師盧雪松遭停課后給學院領(lǐng)導的信，以及這封信激起的連串反響，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在我的博士導師本學期出國訪學期間，我們教研室安排我為本科生上了幾節(jié)全校性公選課。我的講授牽涉到身體、性別與文化再現(xiàn)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備課時，我手頭上的材料應該說還是比較多、比較新的。但在具體設(shè)計教案時，我曾就手頭上的材料反復斟酌，因為課堂講授用到的電影片斷里，不僅有裸體鏡頭，還是個“正面宣傳”納粹的片子。若是把盧老師目前的遭遇搬到我身上，要真有學生站出來告我，我也是有口難辯；
不說停課，今后若申請個教職什么的，估計也有麻煩。經(jīng)過考慮，我最后還是在課堂上用了這些材料。放這些電影片斷之前，我跟臺下的同學說了兩點，首先是解釋我的講授為什么一定要用這個影像，它跟課程設(shè)計的關(guān)聯(lián)是什么；
第二，若有同學對裸體鏡頭反感或者不適應，可以示意老師停下來討論或者離開教室。

　　我這么做，一來是出于對學生的信任，相信大學生作為成年人具備理性判斷的能力，同時也源于我在英國課堂上學到的經(jīng)驗，這就是對于差異的尊重。我曾在英國公共頻道BBC上看過一部關(guān)于裸體主義者（Nudist）的片子，因此我的想法是，既然人有赤裸身體的自由，那么在我的課堂上，也應該照顧到那些無法接受裸體的同學。英國的大學課堂里，學生五湖四海，各色人種皆有，真要討論起來，比如，討論英籍印度裔作家拉什迪的小說，基督教不同意穆斯林的看法，左派不同意自由派，照這個形勢，你說這門課怎么個開法吧，根本沒法子講下去。任課老師的辦法是，上課前給學生的郵件里講明，學生有選擇課程的自由，但是到了課堂上，你就得尊重差異、以理服人。

　　說到拉什迪我要多說兩句，他絕對是一位值得注意的大作家，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里提醒讀者注意《撒旦詩篇》作品里多方面的意涵。諾貝爾獲獎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致拉什迪的公開信中，贊揚他的作品里呈現(xiàn)的詩意想象，認為類似的詩意“使我們在絕望的境地產(chǎn)生勇氣”，“其詩意能夠承受任何最殘酷的東西”。須知小說作為虛構(gòu)作品，不應當成政治宣言或者“反黨”材料來讀。中國大陸至今沒有翻譯出版拉什迪的任何作品，而據(jù)媒體報導，伊朗政府早在1998年就已經(jīng)解除了對拉什迪的追殺令；
出版社的朋友說，未能出版的原因是題材敏感，據(jù)說是牽涉到民族問題。其結(jié)果是，內(nèi)地文學藝術(shù)系鮮有學生了解拉什迪的重要性，即便知道這位作家，也聽過不少批評議論，可就是沒見過他的作品長什么樣兒。我在學校里念到比較文學博士也沒讀過拉什迪，在國外課堂上看到來自港臺地區(qū)的同學跟老外吵個面紅耳赤，自己覺得羞愧萬分。我的臺灣朋友告訴我，她們學校的圖書館里，《撒旦詩篇》（臺灣譯作《魔鬼詩篇》）中英文版都有，且對所有讀者開放。后來讀到拉什迪的作品，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不講《撒旦詩篇》，文學系的學生如何能夠深入世界文學的諷刺傳統(tǒng)跟當代后殖民論說的復雜關(guān)系？如果不講十多年來圍繞這篇作品來展開的批評和思想交鋒，學生又何以由此為起點，了解“911”事件以來東西方文化論戰(zhàn)牽扯的宏闊背景和諸多議題？

　　拉什迪、林昭，還有去年以來被某些地方禁演的女性主義戲劇《陰道獨白》……，細想之下，課堂內(nèi)外的“禁區(qū)”、“敏感地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根據(jù)我自己多年做學生的經(jīng)驗，也包括當過幾次代課老師的經(jīng)驗，我得到的結(jié)論是，如果我有一天有機會教外國文學，我要講拉什迪；
如果讓我來上文學史和修辭學，我要講林昭，講林昭的長詩如何刷新了我們對于當代文學的認識，她的評論如何創(chuàng)造了一種被文學史遮蓋的女性政論文體。我的想法僅僅是，如果我們的教學不引入這些富于啟發(fā)和挑戰(zhàn)性的課題，大學教育如何落實“人文關(guān)懷”，又如何展開“文明的對話”？與其讓這些學界的時髦名詞充斥于大小學術(shù)期刊，成為晉升評獎的依據(jù)，不如讓它們落實于課堂，落實為學生具體可感，可以交鋒對話的教學個案。

　　問題是，如果讓沒讀過拉什迪，沒看過《尋找林昭》和《陰道獨白》的人成為教材和教學的仲裁者，在我的這些想法付諸實踐以前，我需要考慮，這樣做會不會對我的職業(yè)生涯造成不利影響？就像我在準備講義時心事重重一樣，在沒有明確的職業(yè)安全條例來保障學術(shù)自由之前，我要對可能的后果做好心理準備和防范措施。但是，我以自己的學術(shù)游歷確切地知道，如果不講這些，對于選課的學生是一個損失，他/她們也許就不知道在自己生活的有限圈子以外，世界其他地方的同齡人在關(guān)心和討論什么問題，他/她們也許今后一輩子也接觸不到這些材料，不再有從某個角度考慮問題、反省自己的機會了。因此，我要用我的選擇和實踐告訴學生，如果課堂上一定有什么“禁區(qū)”的話，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禁區(qū)是我們給自己劃定的。如果我們把原本正常的教學和討論敏感化，那么這個敏感地帶的邊界就會無限延伸，直至教師和學生均無立錐之地。

　　因此，盧雪松事件需要“脫敏”。我覺得，討論體制的問題、文化的問題都很重要。但是，強調(diào)個人的維度，個人的實踐，依然是有必要的。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通過這一個案檢討大學教育中的缺失；
也唯有強調(diào)大學教育的個人維度，才有條件去談多元和差異。不談個人實踐，學術(shù)自由的保障、言論空間的拓展都無從談起。而且，在實踐的層面上，也應該從尊重個體出發(fā)進行制度設(shè)計、重新思考和論證當下教學和學術(shù)討論的相關(guān)規(guī)則，保障教師和學生雙方的權(quán)益。

　　不幸的是，從事件目前發(fā)展的情況看，一方面是知識分子和廣大網(wǎng)民站出來做“脫敏”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校方打定了主意要使事件“敏感化”、“政治化”，以擺脫輿論和人心上的不利情勢。我尤為遺憾的是，那位告狀的學生，她覺得自己害怕的時候，采取的辦法不是交流溝通，而是求助于懲戒機制，這說明，她所受到大學教育的某些部分是失敗的——學校沒有通過教育來賦權(quán)于個人，反而使學生在不同意見面前束手無策，“回家以后就嚇哭了，不知道怎么做，才會去找學校的黨組織解決問題”。在我看來，大學教育應該明確地讓學生知道，自己是具有思考能力和行動力的個人，個人無需借助思想權(quán)威和組織力量來反對甚至“打倒”（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興這個詞了，但從目前校方發(fā)布的四點說明看，這個詞恰如其分）某位老師和老師的觀點。我的看法是，如果考慮到盧老師本是以一己之力對抗一個沉默的規(guī)則，抗爭這個規(guī)則背后支持它的思維模式和文化因素，我們就不應抽象地援引言論自由的原則，不宜把停課決定看成某些人“擅自”做出的個人決定。

　　學生面對一個持不同意見的老師，她有可能怎樣應對？正如許多網(wǎng)友建議的，她可以透過課堂討論、課下交談的辦法化解分歧。這位學生拒絕溝通，原因大概有兩點。首先，在我們的教育制度里，教師始終是個權(quán)威，教師極有可能通過她掌握范圍內(nèi)的權(quán)力對不聽話的學生進行制裁（考試扣分之類）。第二，這位學生也不覺得老師的觀點和立場是通過學術(shù)研究或是人生經(jīng)驗形成的個人選擇；
這位同學受到的教育，看過的電影、小說無不提醒她，這個老師一定是某個組織或者觀點的代言人、傳教者，如此大是大非、驚濤駭浪面前，一定要站穩(wěn)腳跟，穩(wěn)住立場，不是你死即是我亡。

　　若以上假設(shè)成立的話，當這種單純的想法被用來作為消聲甚或滅口的理由時，足以具備置人于死地、令輿論封口的火力。從事件發(fā)展的趨勢看，也確實有此危險。若有需要，個人見解可以無限拔高、上綱上線�！皩W院說明”甚至公然搬出了盧老師過去的個人背景，并有意在這個背景和此次事件之間做連結(jié)，（雖然在字面上沒有點明這個關(guān)聯(lián)，任由有關(guān)部門和廣大群眾自由聯(lián)想以至采取行動）。我想到教過我的白發(fā)蒼蒼的老教授，他們曾經(jīng)的背景是“臭老九”；
擬定批準這個“關(guān)于吉林藝術(shù)學院盧雪松停課情況的公開說明”的人，如果年紀超過35歲，他的背景可能是“紅衛(wèi)兵”；
還有人說，所有中國人都出身“文革”。綜上所述，若真要治個什么罪，任何人也還是可以找到罪名投入大牢的。

　　除去這些莫須有的意見，我覺得這場討論中不應被忽略的是，這個“告發(fā)”的學生同樣是一個受害者，大學教育使得她變得更羸弱而不是更強有力，使她變得無甚主見而不是善于辨別。然而，我們又怎能苛責于她？在我們讀過的幼兒園、小學、中學和大學課本里，有哪一本書告訴過我，如果遇到一個跟你意見相左的老師，出了學校，遇到一個可以隨時炒你魷魚的老板、上級，你可以怎樣應對。這位向黨組織告發(fā)的女生，也許有很多不好的過往經(jīng)驗告訴她，對掌握資源和權(quán)力的人直截了當?shù)刂v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和不同意見，這個處于弱勢和不利位置的人是要付出代價，最極端的例子，莫過于像林昭那樣被剝奪生存的權(quán)利。紀錄片《尋找林昭》里，林昭曾經(jīng)拍著桌子對自己當年的老師說，你教會了我很多革命道理，但是你沒有教會我怎么“做人”；
這個“做人”是打引號的反語。沒有哪位人民教師，當她/他走下講臺、年華老去的時候，愿意看到自己當年的學生拍著桌子對自己說出這樣一句話，我們也無從揣測，那位“告發(fā)”盧老師的同學是否從中漁利。我的看法，她起碼是一時間沒了主意，便按照通常比較“保險”的做法將事情告了上去。說到校方反應我要說句不中聽的話，這個學院領(lǐng)導也是凡事想當然，不同的人看林昭的片子，反應大不一樣。學過傳播理論和電影理論的人都知道，影像作用于觀眾的過程何其復雜性，對此已有很多學術(shù)層面的討論。學院領(lǐng)導們?nèi)袅私庖幌逻@方面的專業(yè)知識，對于他們以人為本、科學決策也是有好處的。照目前的情況看，更多的人看過《尋找林昭》之后，不是去學做烈士，而是驚怵于對權(quán)力說真話的代價，趨利避害，從而發(fā)展和強化一套保全自己的策略。我的意思不是說人人都應該去做烈士，而是說，校領(lǐng)導應該了解一下，盧老師教的這個班上同學，是否也有人贊成盧老師這門課應該這么上，或者從課程學習中有所收獲？

　　如果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是被我們的社會和教育鼓勵的，而且，就社會現(xiàn)況看，說話是要付出代價的，那么我認為，“靈魂”、“良知”、“真性情”在這場討論中依然是有其特定內(nèi)涵，應該提出來也值得用生命去“保衛(wèi)”的。因為在體制和權(quán)威面前，個人可以選擇，實踐還是不實踐，或者怎樣實踐。而盧雪松的個人實踐，無論是在成為公眾事件之前抑或之后，都具有標竿作用。體制之所以起作用，是因為一再有人征引這個體制設(shè)定的規(guī)則，人的身體、言語、行動不斷地援用體制、產(chǎn)生效應、嘗到甜頭或者苦頭，才建立起個人的主體性、個人權(quán)威。反過來也可以說，個人即便是處于最絕望的境地，只要你不援用體制，這個體制對你依然毫無效力，除非肉體消滅、靈魂飛逝，它只能止步于你的身體之外，搖頭嘆息，無可奈何。

　　我想到多年以前，那時我剛跨入大學校門。有一次，我去旁聽一門文學課，授課的老師說到納粹集中營里，有一位女芭蕾舞演員，在槍口脅迫下，她平生最后一次穿上芭蕾舞鞋，姿勢優(yōu)美地“跳”進了毒氣室。記得當年那個靜謐的夏夜，教室里燈光昏暗，臺上的老師也許看不見，在大教室的某個角落，有一位學生，或許有好多位學生，早已淚流滿面。這位黑暗中的舞者，在世間最恐怖的行刑前，選擇了一個保衛(wèi)靈魂自由的姿態(tài)。今天看來，不僅如此，她同樣保衛(wèi)了身體的自由姿態(tài)；
她的美麗身體和靈魂得以互為昭顯。這個優(yōu)美的姿勢，如同獄中林昭編織的金色帆船一樣，為后世銘記，使無數(shù)與之陰陽兩隔的人得以觸碰如水晶質(zhì)地的靈魂，從中感受到足以“承受任何最殘酷的東西”的詩意和力量。而這一切，這種強悍的生命力，對詩意和美的感受力，不正是所有大學人文教育努力推動、求學者孜孜以求的么？“毒氣室”并不是形容今日大學貼切的比喻，我慶幸的是，自己在大學時代能穿越時空與這些美好的生命相遇。我也期待著盧老師的學生，當他/她們有幸遇到如此美麗的靈魂時，能展開雙臂，并報之以溫暖的笑。

　　2005年8月2日

相關(guān)熱詞搜索：維度 事件中 黃海濤 盧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