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一則廣告的閱讀筆記

        發(fā)布時間:2020-05-25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一

          

          上;春V新芬患覍Yu店的櫥窗里,以印刷體豎寫著三行漢字:

          上流社會的價值觀

          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

          無產(chǎn)階級的想入非非

          前面站著一具塑料女體模特兒,身穿一襲扎有腰帶的翻領無袖雙排扣大衣,旁邊還放著標明新款的高跟鞋和坤包。

          我平時是不逛商場的,卻在這櫥窗前徘徊了半天。我鬧不清“上流社會”和“中產(chǎn)階級”的確切定義,在這里是不是同義詞。參照國際慣例,以意度之,“上流社會”該是指的高官富商,還有他們周邊的準高官準富商和知名士紳,可以籠統(tǒng)地叫做“闊人”的群體吧;
        “中產(chǎn)階級”按說不是金字塔最上一截,但也是與上流社會中人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階層,主要是年薪若干以上的各界精英,包括高級白領,總之也是封閉或出入于上流社會的人們。這只是大概而言。中國自有中國的國情,所謂“各地”常與所謂“各級”相應,比如首都和經(jīng)濟發(fā)達的直轄市以次,是若干大城市,省會城市,然后是中小城市,以至鄉(xiāng)鎮(zhèn),其間又有沿海與內陸、經(jīng)濟發(fā)達與不發(fā)達之別,都分別組成各自的上流社會,檔次不同,其每一個體成員的“含金量”是不盡相同的。

          這條廣告中的“上流社會”當是立足于上海,不同于內陸比如陜北靠油礦發(fā)跡而出現(xiàn)的“上流社會”,但既然都叫上流社會,他們的價值觀我想會大體相同。這種大同小異的“上流社會的價值觀”到底什么樣兒,我說不清!白臃囚~,安知魚之樂?”我非上流社會中人,又不是專門研究上流社會的,就如我沒有加入黑社會,又沒有專門研究黑社會一樣,都只能遠遠一望,說不出子午卯酉來。在這個規(guī)定情景下說的價值觀,也許指的是高消費,享受新款和名牌之類。

          “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就好理解一些。中產(chǎn)階級的淑女們就該用這里的專賣品來刀尺打扮的。但照這樣刀尺打扮的并不一定都屬于中產(chǎn)階級。中產(chǎn)階級還有別的內涵,在物質消費上也不限于著裝,還須有別的條件來支持,才夠得上稱為“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這也不必多說,社會學和國情學的專家學者們會拿出具體的數(shù)據(jù)和其他實證材料。而在這里,也無非就是講究穿戴,懂得時尚,而且穿戴得起也時尚得起吧。

          這些我們已經(jīng)習以為常了。

          比較少見的,也是顯得扎眼的,是把這一切——還不是一切,只不過是這家專賣店里的貨樣罷了,就這點貨樣——所代表的“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竟成了“無產(chǎn)階級的想入非非”!?

          

          二

          

          我走過這個櫥窗,并且佇足觀看,是2004年4月28日。就在同一天的報紙上,讀到迎接“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堅持“三個不動搖”: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不動搖,堅持職工群眾的主人翁地位不動搖,堅持充分發(fā)揮工人階級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主力軍作用不動搖。

          如果不是剛剛在大街上看到那則不同凡響的廣告詞,也許我把這三個“不動搖”匆匆看過就罷了,而在那櫥窗的映襯下,卻不禁陷入深思。

          那則廣告詞中的“無產(chǎn)階級”,應該就是這里說的工人階級和職工群眾吧?

          1949年“進城”以后不久,新聞系統(tǒng)內部傳達一個宣傳口徑,大意說,今后工人階級一般不再稱無產(chǎn)階級,因為工人階級已經(jīng)成為新中國的領導階級,不再是“一無所有”的無產(chǎn)者了。大家覺得順理成章;
        不但國有企業(yè)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所有,就是在當時的私營企業(yè)中,職工群眾也已經(jīng)在政治上“翻身”,當家作主了嘛。只是在特定的情境下,例如每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發(fā)布的口號中,都要重溫《共產(chǎn)黨宣言》的號召:“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中國工人階級作為全世界無產(chǎn)者的一個部分,要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承擔自己的歷史責任。

          我想起這些往事,就像唱《國際歌》時一樣,有一種肅穆、莊嚴甚至是悲壯的感覺。記得當年,中國有兩個“老大哥”,在國際上是“蘇聯(lián)老大哥”,在國內公認工人階級是“工人老大哥”。后來由于“反修”,“蘇聯(lián)老大哥”不提久矣,而國內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以至全部物質和精神生活,則如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所說,“就是工人階級(經(jīng)過共產(chǎn)黨)領導的”,單從生產(chǎn)建設上說,職工群眾付出的勞動、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我過去寫過不少歌頌工人階級勞動業(yè)績的詩歌,近年離廠礦工地遠了,這方面題材寫得少了,但我看到的正經(jīng)文字,還沒有“踩古”工人的,只有一些(也不是很多),反映今天的工人特別是失業(yè)工人淪為弱勢群體,也都是懷著同情。

          而今天,把廣大工人當作一個“階級”來“惡心”——說什么“想入非非”,倒還是第一次!

          雖然這只是一家專賣店的一則廣告詞,但從這里看到,對工人階級首先是體力勞動者的社會評價,從書面到實際,反差太大了。

          這種反差從何而來?

          待把這面櫥窗的照片沖洗出來,我發(fā)現(xiàn),當時被那三句話吸住了眼球,忽略了三行底下還掛著一句話:

          人類社會的共同經(jīng)驗與追趕目標

          什么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經(jīng)驗與追趕目標”呢?

          當然不是從前在“全世界無產(chǎn)者”面前高懸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這個奪人眼目的遠大目標。

          那末,就是這穿著新款大衣的女模特兒和她所代表的“上流社會的價值觀”和“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了?

          “人往高處走”,人們物質生活的欲望也是不斷攀升的。財富金字塔上端的富豪領導社會消費新潮流,千萬富人追捧億萬富人,百萬富人追捧千萬富人,中產(chǎn)階層又追捧百萬富人;
        然則社會最底層的工人農民、失業(yè)工人和失地農民,盡管對中產(chǎn)階層以上的生活享受望塵莫及,但如果對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乃至生存條件有些打算,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吧?

          怎么你們標榜的“人類社會的共同經(jīng)驗與追趕目標”,竟成了“無產(chǎn)階級的想入非非”?為什么按照你們的邏輯,這個“無產(chǎn)階級”已經(jīng)被排除到“人類社會”之外了呢?

          如果有人離開工人階級的生活現(xiàn)狀侈談其社會政治地位,還只是不問時空說套話,而這則廣告詞的創(chuàng)意者和起草者,說的可不是套話,也不是無根據(jù)地瞎說,倒是出自他們肺腑的真情實感吧?

          然而,他們代表的是一心想推銷商品的老板,還是一心想吸引的顧客?是他們所說的“中產(chǎn)階級”,還是他們所說的“上流社會”?

          

          三

          

          在這里,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階層分化的話題,看來是無法回避的了。

          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多多少少都受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毛澤東在馬列主義武庫中強調的是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的理論(到后期就發(fā)展為“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先是說經(jīng)過生產(chǎn)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對私營工商業(yè)者(資本家)和小生產(chǎn)者(農民和手工業(yè)者)各種形式的剝奪,已經(jīng)在中國消滅了階級;
        后來又說,階級消滅了,階級斗爭并沒有消滅,于是一路“斗”了下來。不但地主階級(早已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的一輪“民主革命”里“作為階級”消滅了),而且曾在“民主革命”中作為共產(chǎn)黨(“無產(chǎn)階級的先鋒隊”)統(tǒng)一戰(zhàn)線成員的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也只剩下一個個被消滅的階級所孑遺的“分子”,并且全都“變黑”了。

          于是有“成分好”、“成分差”之別,有“紅五類”、“黑五類”之別。“黑五類”之所謂“地、富、反、壞、右”,一半是從經(jīng)濟狀況即占有生產(chǎn)資料和經(jīng)濟收入來源劃定的,如地主、富農;
        一半是從“實際政治表現(xiàn)”來劃定的,如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后者中也多半是出身于非無產(chǎn)階級。因此,政治、經(jīng)濟的因素老早就攪到一塊兒了。若干年后的“款傍官”、“官傍款”以至某些情況下的官商合流、官商利益一體化,也可以說其來有自,上溯到經(jīng)典著作中去,“政治是經(jīng)濟的集中表現(xiàn)”一語,多么耐人尋味呀。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變化,社會觀念歷經(jīng)滄桑,最明顯不過的是,“成分好”、“成分差”的所指,整個掉了一個個兒。

          在相當一段時間里,這是悄悄演化的進程。直到有關學術部門就此作出了社會調查,也還僅限于專家學者研究的范圍。在某些人的觀念中,談論社會上的階層分化,好像是揭發(fā)陰暗面似的,視同忌諱。

          因此一般都是在比較專業(yè)的報刊上才說起這個問題。

          例如劉祖云在《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3期上撰文探討了階層分化狀況、原因和趨勢方面的幾個有爭議的問題,認為工人階級是“老大”和產(chǎn)業(yè)工人是“老八”并不矛盾,因為“工人階級是老大”是政治策略型分層的結果,而“產(chǎn)業(yè)工人是老八”是經(jīng)濟狀況型分層的結果。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從絕對值看,政治權力的經(jīng)濟回報一般會升值;
        而從相對值看,政治權力的經(jīng)濟回報可能會貶值。階層結構兩極化是必然趨勢,而階層結構橄欖化是必然結果。抑制貧富兩極分化、培植中間階層是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的一項重要任務。

          以上所引,極其簡略,因為我是從《社會科學報》上看的摘錄。我不懂經(jīng)濟也不懂政治,什么絕對相對升值貶值也沒看懂,但我相信,過去致力于“消滅富人”并不成功,現(xiàn)在要通過發(fā)展經(jīng)濟“消滅窮人”;
        但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而社會公平的問題尖銳地提到社會面前的危機時刻,“抑制貧富兩極分化,培植中間階層”,以形成一個“橄欖形”即兩頭。ㄗ罡慌c最貧)中間大(中產(chǎn)階級)的社會,當是最好的選擇。

          中國的中產(chǎn)階級不是已經(jīng)成了什么氣候,而是還大大有待于發(fā)展和擴大。也許只有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成為社會上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方式的時候,中國社會才有真正的穩(wěn)定。這是一個多么艱巨的任務,任重而道遠啊!

          在這時候,把“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說成是“無產(chǎn)階級的想入非非”,是出于什么樣的心理和認知?

          是為了惡心“無產(chǎn)階級”?那個政治上抽象的無產(chǎn)階級早已消融在高談闊論之中,而個體化的無產(chǎn)者即職工群眾特別是失業(yè)工人,他們其實大概沒有時間和閑情來逛淮海路,他們即使從這里匆匆經(jīng)過,多半也不會注意到這條廣告,他們距離“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不可以道里計”,他們想都不會想,更遑論“想入非非”!因此這條廣告如同許多標語口號,效果無非等于“地對空”地譏罵一聲無產(chǎn)者“窮鬼”、“窮光蛋”而已。

          我注意到這條廣告,不是因為有錢且有閑,而是出于偶然。那天前往上海社科院就教,路過那家店,恰巧我又識得幾個字,平時就愛看牌匾店招,這才于無意中得之。但事后我如此用心揣摩,卻是因為對“無產(chǎn)階級”的嘲諷和貶斥刺激了我,我不認為我能代表“無產(chǎn)階級”,但我以為我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無產(chǎn)者,在今天屬于弱勢群體,因此與工人群眾,與失業(yè)工人,心靈多少有相通之處。

          我忽然想起臧克家,這位近百歲才辭世的老人,在30年代尚未名滿天下的時候,曾經(jīng)有兩句詩自述生存困境:“兩個窮光蛋 / 彳亍在上海的南京路上”,無疑他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也相當于無產(chǎn)者了,于是他寫出了《罪惡的黑手》等詩,發(fā)出社會底層勞動者的呻吟,對當時社會不公平不合理的控訴。但在他的晚年,不知為什么,這篇長詩竟很少為評論者提起,也很少為他本人所提起了。

          

          四

          

        都說“愛與死”是文學藝術“永恒的題材”;
        我以為,“窮與富”,即使不是“永恒”,也是一個漫長的、在今天遠遠看不到盡頭的歷史時期中“攖人心”的題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法國大文豪雨果在《目擊錄》(Chose vues)中有一段話:

          昨天,2月22日,我赴上議院……看見兩個士兵押著一個漢子從都爾農街走來……他臂下夾著一個面包。四周的人說他就是為偷這面包被押起來……一輛刻有徽章的四輪大馬車停在兵營外。從打開的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見一個美麗的少婦,嬌嫩而且白皙,正在逗著一個裹在花邊里的小孩玩:這少婦并沒發(fā)覺那可怕的漢子在望著她!瓘那,窮人和富人肩摩踵接,但并不互相注視……從那漢子發(fā)覺這少婦的存在而這少婦看不見那漢子的一刻起,風暴便不可避免了。(梁宗岱譯文)

          我沒有讀過這篇梁宗岱先生的譯文,不知雨果的《悲慘世界》是不是就由這個場景觸發(fā)而寫的,書中的冉?阿讓就是因為偷一塊面包而被捕判刑,終身不得解脫的。這一段話,我是轉引自旅法作家劉志俠一文(刊于《中國第三產(chǎn)業(yè)》2003年第10期)。雨果的《悲慘世界》寫成于1861—1869年,兩年后的1871年,一場風暴——巴黎公社起義爆發(fā)了。公社失敗后,就再也沒有發(fā)生大的革命事件。劉志俠解釋說,這是“因為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西歐諸國紛紛發(fā)展社會福利,加上各種稅收,由國家重新分配的生產(chǎn)總值上升到四至五成,大大減少了貧富不均的現(xiàn)象”。

          可見,要使社會穩(wěn)定,是要正視并采取切實的措施來縮小貧富的差距,而不能停止在掩蓋由此產(chǎn)生的社會矛盾。但上文語焉不詳,并不能提供這方面翔實可靠的經(jīng)驗,更不能代替我們面對本國現(xiàn)實的思考。

          偶然得讀學者陳鏞、蔡未名、曹志行主持的一篇述評,其中摘錄學者盧周來關于窮人與富人的消費行為以及窮人市場、富人市場的觀點——

          窮人的“恩格爾系數(shù)”遠大于富人,用于維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占的比重大,所以,一旦這些消費品上漲,窮人只能勒緊褲帶過日子。富人則不同,因為在他們每日揮金如土的過程中,用于柴米油鹽的錢所占比重少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所以這些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他們根本不計較,更不會影響他們的需求量。這一窮一富,正應了時下流行的那句話:窮人看著錢買東西,富人看著東西花錢。窮人買跌不買漲,富人買漲不買跌。這就是“反需求定律”:當某種商品價格很高時,富人趨之若鶩;
        而該商品價格下降時,富人理都不理。

          現(xiàn)在媒體上整日鼓噪一個名詞“精神消費”,這絕對是有閑階層或者富人的玩意兒。因為對于窮人來說,所有的收入幾乎都用于維持生計了。而所謂“精神消費”,恰恰會出現(xiàn)所謂的“邊際效應遞增”。比如玩名牌,無論是車,還是服裝,富人每多購一輛(套),他會覺得他的身份又增加了幾分,因此滿足程度會越高;
        更有玩收藏的,收藏得越來越齊全,他的滿足程度不是降低,而是在不斷提高。

          在窮人的市場上,主要是低檔消費品與日用品;
        在富人的市場上,主要是高檔消費品耐用品。因為世界的購買力主要在富人手中,所以同樣占有世界生產(chǎn)份額80%的大廠商都將質優(yōu)價高的產(chǎn)品對著富人;
        窮人這邊,則是小廠商負責供應。制度學派代表人物諾斯曾考察研究過一個現(xiàn)象:美國曾經(jīng)有不少嗜酒的窮人,因為受劣質威士忌的毒害,導致雙目失明或死亡,于是政府規(guī)定了威士忌的質量標準。結果怎樣呢?高收入的飲酒者,并不因為對他們所需的酒付出更多的錢而不滿或退卻,而低收入的嗜酒者,面對價格突然上升,只有三種選擇:要么不喝,要么不得不少喝,或者飲用違法私釀的威士忌。假貨、勾兌酒、毒米霉面等等,受害的多是窮人,因為富人早就不在小商店與集市買東西。為了對付這些問題,政府會強制執(zhí)行某些標準,但標準一高,成本上去了,窮人又消費不起。

          盧先生在分析了以上現(xiàn)象之后,正確地指出:一個社會的消費者中,窮人太多,富人太富,遲早要出問題。因為窮人太多,富人太富,必然會出現(xiàn)消費斷檔:窮人消費不起,富人所有的消費需求都已經(jīng)滿足。于是,不可避免地,經(jīng)濟將因總需求不足而趨向疲軟。而一些還存在腐敗現(xiàn)象的發(fā)展中國家,幾乎都將經(jīng)濟增長作為維護穩(wěn)定政局的不二法門。如果政治上長期腐敗,再加上經(jīng)濟增長乏力,危機就不遠了。所以,聰明的政府,必須防止這個社會窮人太多、富人太富的現(xiàn)象。

          再深入一步的問題是,怎樣才能防止窮人太多、富人太富?時下一種強烈的聲音,就是通過財富再分配以抑制富人的富裕程度和致富速度,用剝奪富人所得去補貼窮人。主流媒體日前也發(fā)出了用“共富論”取代“先富論”的呼吁。編者所擔心的是,政府若是果真照此辦理,會不會又去重蹈當初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平均主義”覆轍?在經(jīng)濟日趨市場化、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能不能找到一種更好的辦法,在繼續(xù)推動富人積極創(chuàng)造財富、確保他們擁有的私人財產(chǎn)權的同時,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為全社會包括每一個窮人提供一種公平的機會;
        在幫助窮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同時,激勵更多的窮人去努力改變自身的命運,走上由窮變富的道路?如果這是更為理性的選擇,那么,對于富人的種種消費現(xiàn)象也就沒有必要看得十分嚴重。富人消費并不可怕,他不消費那才可怕哩!富人要消費,就必須有供給,誰來供給?按盧先生的說法是大廠商,而大廠商的背后不還是大批的產(chǎn)業(yè)工人嗎,不就是窮人一族嗎?富人有了錢,物質消費不過癮了,還要有“精神消費”,這也不是壞事。名車、名裝、名器、名品,多半都是窮人造出來的,有人買了去,窮人才能拿到工資;
        就算是收藏古董,國家藉此將富人的部分財富收了去,用于建設和公益,于公于私兩便,也不妨加以鼓勵。富人的“精神消費”從長遠看也同樣存在一個“邊際效應遞減”的問題,消費普及面廣了,“物以稀為貴”的公式就不起作用了,我們倒是希望這種消費模式“效益遞增”的向上曲線延長一點更好,保持足夠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富人和窮人為之而奮斗。

          一個健康的社會的目標就是減少窮人、增加富人,為此,要建立一種由窮致富的通暢渠道,不要讓獲取財富的通道只為少數(shù)富豪所把持,這是沒有疑義的。窮人太多、富人太富固然是一種病態(tài),但沒有必要把窮人和富人完全置于對立的兩極;
        并不是為了減少窮人就必須減少富人、減少了富人就必然會達到減少窮人的目的。相反,在正常情況下,只有富人增加了,窮人才會減少。無數(shù)次歷史經(jīng)驗已經(jīng)表明,消滅富人的結果,就是大家都成了窮人,至多是給原有的窮人帶來“吃大戶”的一時之快,并不能使他們的貧困命運有任何改變。

          我所以不避冗長地抄了這么多,是以為上述引文中直截了當?shù)胤Q呼“窮人”和“富人”,尤其是把窮人和富人的關系說得比較透徹,是從歷史的高度正視大局,一種理性的考察和見解。而本篇討論的那條廣告詞,似乎把“無產(chǎn)階級”的貧困捧到“上流社會”和“中產(chǎn)階級”面前,作為他們的一種“精神消費”,這無異于在“炫富”的同時,刺激窮人起來“仇富”。其效果如此,出于何人的手筆 ,出于什么樣的具體動機,已經(jīng)不重要了。

          圍繞這條廣告,我進入如上的一條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所摘錄的一些論點的導引,粗粗記下,或可供讀者參考。我以為重要之點在于,不是要減少富人,而是要減少窮人;
        更重要的是通過合理并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使獲取財富的通道“只為少數(shù)富豪所把持”,以致富者益富,窮者益窮,F(xiàn)實生活實踐中這個關鍵性的大問題,還將在我們身邊以各種形式不斷呈現(xiàn)出來,讓我們一起來深入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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