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與德國納粹屠猶問題比較

　　本文節(jié)選版刊登于《民主與科學》雜志2005年第4期

　　編者按：3月初，民主與科學雜志社記者付光輝對北京大學哲學系王煒教授、中文系王炎博士作了一次訪談。他們自發(fā)組織的學術(shù)沙龍最近正致力于德國當代女思想家漢娜•阿倫特的二戰(zhàn)猶太問題研究，力求通過閱讀和討論阿倫特的著作，思考二戰(zhàn)時期納粹屠殺猶太人所反映出的政治哲學問題，同時，切入南京大屠殺事件，對比西方人對待同類事件的態(tài)度，反思我們對待歷史的方式和知識分子觀念中存在的問題。

　　遺憾的是，在錄音稿整理的過程中，王煒先生于4月11日，因病猝然與世長辭，年僅57歲。這篇訪談竟成王煒最后思想的記錄。從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王先生思想的睿智、學養(yǎng)的深厚和社會責任感的強烈。謹以此文紀念王煒先生。（限于篇幅，以下為節(jié)錄）

　　付光輝：請問你們最近的南京大屠殺與德國納粹屠猶比較研究是怎么開始的？

　　王炎：起因于閱讀、討論德國學者漢娜•阿倫特的猶太人問題的研究，以及思考中國學者孫歌在《主體彌散的空間》一書中，曾對幾年前中日學者的四次對話進行的描述：四次對話歷時大約五六年，幾次對話沒有一個客觀的看法，完全是情緒宣泄，或者各說各話，大家不歡而散。

　　王煒：中國學者在南京大屠殺問題的研究中，一直沒有脫開中日關(guān)系討論中的傳統(tǒng)方式，比如角度單一，甚至是借用近代西方的一些概念去處理這個問題。在南京大屠殺的討論中，也經(jīng)常見到這種邏輯在反復(fù)、在爭論——日本學者說：“日本人也死了很多人��！”于是，中國學者反駁：“難道日本殺中國人的時候日本不死人？難道中國連反抗的權(quán)利都沒有了嗎？” 但是，德國學者不這么看屠猶問題，猶太人也不這么討論屠猶問題。作為猶太人的思想家阿倫特也不用這種方式思考，她將批判的觸角伸向了猶太民族自身。她檢討的是自己民族猶太長老們齷齪、卑下的作為，他們?yōu)榱吮Ｈ珎�人利益而出賣自己的民族，面對恐怖放棄對正義的捍衛(wèi)。阿倫特對這種卑賤怯懦予以了深刻反思。她認為為數(shù)眾多的猶太人被殺是與長老們的妥協(xié)態(tài)度直接相關(guān)的。相比之下，我們對歷史的反思顯得缺乏深度，因為，真正的反思是對自我的反思。我們還應(yīng)該反思更多的角度：比如還應(yīng)深入地對我們在戰(zhàn)爭前和戰(zhàn)爭中的個體責任、制度、文化等等諸多角度的問題進行反思。

　　阿倫特認為屠猶是反人類的，而且是一種集團式犯罪。表面上看，個人的責任問題在這種犯罪中被懸擱了，軍人要服從命令，下級要服從上級，個體不應(yīng)承擔罪責。但阿倫特不這樣看問題，她認為即使在集團式的犯罪中，即使僅僅作為命令的執(zhí)行者，作為法西斯機器上一顆微不足道的螺絲釘，如艾希曼這樣一個主體，他是有選擇可能性的。選擇堅守良心的底線還是順從命令，分辨什么可以做而什么不能做，這不是可以推委的。對于那些被殺的人，是因怯懦順從，還是寧死不屈，抑或被長老所出賣，都是應(yīng)該有個人負責在其中的。而在中日問題上，我們好像僅僅停留在對大事實、數(shù)字的確認上，這是需要的，但這些卻是不夠的，忽視了雙方個體責任、制度文化等其他多種角度的深度反思，其實這種看法都是在理解歷史的方法和基本方向上出了問題。

　　王炎：從建國到現(xiàn)在，中國的歷史研究，以及從事戰(zhàn)爭史研究的學者，已經(jīng)積累了大量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材料。但是，這些材料往往是圍繞著一條簡單的線索：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shù)字或?qū)σ呀?jīng)明了的史實進行再確證。其實大屠殺的基本事實已經(jīng)在五六十年代澄清了，后面多少年的研究工作大都只是在證明這些既成的結(jié)論。這些結(jié)論在不斷以各種抗辯的方式在補證和再證著，南京大屠殺的問題沒有有活力地繼續(xù)推進。最重要的是，對大屠殺的記憶不能變成日常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也不能構(gòu)成今天思想資源的組成部分，因為它總是只在檔案館里，在歷史研究的數(shù)字中，或在純學術(shù)研究、以及國際關(guān)系史中，卻不會進入生活世界。

　　然而，與之相比，猶太大屠殺話語從一開始就是非常復(fù)雜和多向的，它首先對法西斯主義、專制主義、極權(quán)主義等進行了像阿倫特那樣的批判，對猶太民族自身的信仰重新反思，這是一種自我指向和反思性的維度。另外，還有反思猶太民族與其他民族、猶太民族與居住國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猶太民族的認同問題、猶太人特殊的思想方式以及大屠殺后對上帝存在的質(zhì)疑問題等。自從猶太人有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即1948年建國使得一個純粹的沒有家園的民族有了自己的國家）之后還出現(xiàn)了國家與離散猶太人之間關(guān)系的問題、離散的猶太人對新成立國家的認同問題、以及艾希曼審判所產(chǎn)生的整體民族意識建構(gòu)的問題等，對此，猶太民族都進行了非常廣泛的研究，而且極其深入。經(jīng)歷了這次屠殺，這個民族對自己的傳統(tǒng)、意識、思想進行了一次徹底清理。這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們考量南京大屠殺時需要參照的。

　　在西方，猶太學研究成為了一個學科，像紐約的Yeshiva 大學整個主力軍、最大的系就是猶太研究，它成為一個跨學科的、進入到非猶太文化的、世界性的話語。猶太民族對屠殺的歷史記憶、反思力量是很強的，甚至在好萊塢、在猶太文學中的生長力也極為強盛，已經(jīng)由一個民族問題變成了一個世界問題。（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問題卻還沒有變成一個受到足夠重視的世界問題。）

　　付光輝：我們?yōu)槭裁磸膩頉]有拓展看待歷史的多元角度呢？這與整個社會環(huán)境、歷史傳統(tǒng)、國民性是否直接相關(guān)？因為，個人看法很大程度上是被社會環(huán)境、歷史傳統(tǒng)左右的。

　　王炎：我們這樣的思考方式有總體的社會背景；
但不容否認，作為一個民族中的個體，我們又完全可能作出個體性的思考。在南京大屠殺之后，或者說在我們這個民族擁有了被屠殺的記憶之后，我們?yōu)槭裁床荒芾^續(xù)思考這個問題與我們當代思想的相互關(guān)系呢？要知道很多思想是和它的歷史記憶相關(guān)，與民族傷痕直接相關(guān)；
但是我們知識分子沒有去探討這個問題，這是否應(yīng)看作是我們的思維惰性？日本人在談戰(zhàn)爭責任時，將一切推給東條軍政府，我們也將苦難歸因制度，我們?yōu)槭裁床凰伎嘉覀儌�體的責任，為什么不思考我們自己的惰性和因襲的慣性呢？

　　王煒：康德有篇特別好的文章《什么叫啟蒙》。他告誡大家，你就是社會中的獨立的個體。你有基本的理性和判斷能力，你要把它充分地運用起來。國家、社會、所謂普遍道德等等都是你可以去審察、檢討、甚至增減的。你是主體，在一些所謂普遍性的東西和你最基本的理性之間，有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和能力。如果說推委責任，當然所有人都可以找到為自己開脫的說辭，所有法西斯都可以推委責任。日本人將責任推到天皇一個人身上，但天皇又可能是由于受到東條英機、受到當時的軍政府蠱惑和控制，甚至是情報欺騙才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從上到下，所有人都可以推委責任，那么你自己的道德，你自己的底線在哪里？作為一個學者，作為一個有智力的人，我們要表達自己的看法，這個時候所謂的啟蒙才出現(xiàn)；
所謂的民主，人類自身當家作主，也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有實現(xiàn)的可能，這就是啟蒙的最基本含義。不然，我們對戰(zhàn)爭罪責的討論就會成為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最后連希特勒都可以推委自己的責任了：雖然是我主持的，但那是我們集體做出的決定��！要說責任，與會者都有責任！我們處理歷史問題時最大的忌諱，就是失去了依靠獨立理性做出判斷的可能性。

　　歐洲的情況似乎好些，這次德國總理在諾曼底謝罪，而深受感動的法國總統(tǒng)希拉克也拜訪了德國人的墓地，這是一種可珍貴的理解——用自己的良心和理性去看待每一個人，這種互通性才是現(xiàn)代性里的所謂普遍性的基礎(chǔ)。對于南京大屠殺這個過去60年的事件，我們也一直在談?wù)�，但卻沒有對受害民族60年后應(yīng)該是一個什么樣的心態(tài)好好進行反思。我們很多人的家鄉(xiāng)受過日軍的踐踏，親人受過日本人的欺凌， 60年前的悲劇已經(jīng)作為民族的公共記憶深深地刻在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背負著沉重歷史記憶的我們，又要在這個記憶的基礎(chǔ)上重新生活，去面對現(xiàn)代的、當下的、具體的人類生活世界。我們不能總重復(fù)這種尷尬的局面：一方面總記著仇恨，恨透了與日本有關(guān)的一切；
另一方面，我們又買日本貨，認為它又便宜又好使。

　　王炎：還有一個相反的邏輯，即有些“哈日”的人會說，日本對我們的經(jīng)濟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我們的經(jīng)濟有非常大的依賴性，所以保持互惠的中日關(guān)系對亞洲的穩(wěn)定、亞洲的崛起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應(yīng)該以搞好關(guān)系為首要任務(wù)，不要再提“南京大屠殺”、或“歷史問題”，不要再挑起民族矛盾了。實際上，這種論調(diào)對自己民族的理解是當下性的、極端現(xiàn)實主義的、只觀照最抓得住、摸得著的東西。

　　付光輝：我們希望，對于南京大屠殺問題也好，猶太人問題也好，思考的角度、方式要更為多元。

　　王煒：對。不要去尋求固定的、單一化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要檢討形形色色的單一化背后的問題。

　　王炎：而且對于大屠殺的研究不能簡單停留在概念、情緒層面上，還要進入到許許多多的、具體的、個案的、歷史的以及哲學的等諸多層面之中。

　　王煒：還有與當下有關(guān)系的層面。不是為了解釋歷史而解釋歷史。解釋歷史是和未來相關(guān)的，如果不向著未來，歷史和你毫無關(guān)系。

　　付光輝：看來，我們面對的現(xiàn)實是，要向理性之公民文化推進，這還任重而道遠。

　　王煒：所以，我覺得解決這些問題也需要知識分子共同的不懈努力。我們要充分引起民族的理性思考。這是很重要的。

　　王炎：我們的文化、民眾的觀念、民智都仍然有待檢討、提高。

　　王煒：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社會所起的作用，首先是自我的理性檢討，反思自己的個體和社會責任。我們將這種檢討延伸到對歷史問題的解釋上，或許可以打開一個空間，以便重新看待這些歷史問題，使問題得以推進。

　　付光輝：今年正好是紀念抗日戰(zhàn)爭和二戰(zhàn)勝利60周年。這些問題都是重要的。至于日后的前景、發(fā)展，也許我們既需要理論智慧又需要實踐智慧，既需要柏拉圖又需要愷撒。

　　王煒：兩者缺一不可。好的，今天就暫且談到這里吧。

　�。ū究�記者付光輝采訪、整理、節(jié)錄。原文將收錄于待出版的《王煒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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