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學潮與教授：抗戰(zhàn)前后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

　　「內容提要」抗戰(zhàn)時期，昆明獲“民主堡壘”的美譽與中國高等學府之南遷自有關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聯(lián)大等大學中的成長壯大，完全歸結于自由主義、中間勢力的影響，或者中共地下活動的發(fā)展，顯然不全面。國民黨在校園的活動，特別是一些學術活動十分活躍，其目的雖在“黨化”校園，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參與其中。教授中間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處，交往頻繁。隨著內戰(zhàn)的全面爆發(fā)，國民黨對學界的政策，從籠絡轉向高壓，慘案迭次發(fā)生，左、中、右三派的重疊交叉不復存在。從抗戰(zhàn)后期教授、學生和政府之間的三角互動中已可見國民黨敗勢之端倪。

　　「關鍵詞」學潮/一二·一運動/朱家驊/姚從吾/聞一多/傅斯年

　　你惋惜當今沒有唐太宗，你自己可不屑做魏征。你明知沒有明成祖，可還要耍一套方孝儒；
你強占了危險的尖端，教你的對手捏一把汗。

　　你是如何愛你的主角（或配角）��！在這歷史的最后一出“大軸子”里。你和他——你的對手，是誰也少不了誰，雖則——不，正因為在劇情中，你們是勢不兩立的——你們是相得益彰的勢不兩立。

　　——聞一多《八教授頌》

　　這首題名《八教授頌》的新詩，是聞一多在1944年所作。（注：引自季鎮(zhèn)淮：《聞一多研究四十年》，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83—84頁。）根據(jù)許多聞一多傳記作者的說法，那時正是聞一多從一個純粹的詩人、學者轉變?yōu)橐粋�關心時事、熱心政治的“時代的鼓手”的時候。（注：參見王康：《聞一多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
劉：《聞一多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
劉志權：《聞一多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9年。這些作者都用“時代的鼓手”來形容聞一多在昆明的活動�！皶r代的鼓手”

　　一詞為聞一多所創(chuàng)，見其評論田間詩作的一篇小文，收入何乃正編：《激進人生：聞一多隨想錄》，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52—56頁。）而且，在寫作該詩以前，聞一多已經(jīng)有15年未寫新詩了。因此，他作此詩，更多了一層轉折的含義。原詩應有8節(jié)，但聞只發(fā)表了第一節(jié)。而這一節(jié)題為“政治學家”，突出的是教授作為政治人物的層面。聞一多在“稱頌”教授的時候，把他們的政治活動視為首要，表現(xiàn)出他有意反映那個時代教授的作為。

　　更有意思的是，《八教授頌》雖然是贈與張奚若的，但也包括了聞一多自己。其他幾位是潘光旦、馮友蘭、錢穆、梁宗岱、沈從文、卞之琳。將這八個人放在一起，據(jù)聞一多自己的解釋，有兩個意思：“（一）春秋責備賢者，（二）這里有賢，也有真不肖，而且是天天要見面的，話過火了，太不好意思，如果有你作伴，人家面子上也好看點。”（注：聞一多：《與張奚若的一封信》，引自季鎮(zhèn)淮：《聞一多研究四十年》，第81頁。）換言之，在聞一多看來，教授雖然已成為政治人物，但代表的立場卻是不同的。他一方面歌頌這些教授的政治熱情，另一方面又顯然在嘲諷某些教授的政治態(tài)度。的確，民國時期的教授，不但在學術上，由于師承和地域的關系，形成不同的流派，（注：桑兵曾注意到清末民初學術流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見氏著：《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而且由于受到政治風云急劇變化的影響，他們在政治立場上也形成明顯不同的派別。而這些政治立場的不同，又在學潮中有集中的表現(xiàn)。聞一多本人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從一個清高的詩人、名士派頭的教授，在抗戰(zhàn)后期一變而為一位“民主斗士”，并因此犧牲了自己的性命，這一急劇的變化，雖然無法說是普遍的現(xiàn)象，但至少有一種典型的意義。如果說與他差不多同時犧牲的李公樸，在以前就因“七君子”事件聞名，一直對政治抱有參與的熱情，那么比聞一多小一輩的吳晗，則經(jīng)歷了與聞一多相同的激烈轉變，從一個埋首書齋的學者，迅速成為一個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注：潘光哲：《學習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吳晗的個案研究》，《新史學》第8卷第2期，1997年6月，第133—185頁。其他研究吳晗的傳記和專著也注意到了吳的轉變。參見蘇雙碧、王宏志：《吳晗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
李又寧：《吳晗傳》，香港：明報月刊社，1973年；
馬紫梅（Mary Mazur）：《時代之子吳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從上面所引聞一多的詩中也可以看到，教授不甘寂寞，干預政治，是當時頗為普遍的現(xiàn)象。

　　那么，為什么在那個年代，教授的政治熱情特別高漲呢？教授熱心政治，又對學潮產(chǎn)生什么影響呢？以往對學潮的研究，多注重學生的層面，而對教授的態(tài)度和參與程度注意不夠。

　　即使有所注意，又都比較集中在像聞一多這樣的“激進”分子身上。（注：參見廖風德：《學潮與戰(zhàn)后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
施惠群：《中國學生運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共青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編：《中國青年運動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
共青團北京市委青年運動史研究室編：《北京青年運動史（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
《共匪策動下之學潮內幕》，臺北：中聯(lián)出版社編印，1947年；
等等。前舉最后一本著作，如題所示，似乎想發(fā)現(xiàn)學生運動的“背后黑手”，但由于教授中的中共黨員并沒有幾個，因此也未探究教授在學運中的作用。）

　　因此，對教授這一群體高漲的政治參與感，雖然有些研究，但又顯得籠統(tǒng)，較受關注的是那些傾向激進的教授和那些試圖走自由主義路線，也即“中間道路”的人物。（注：聞黎明對教授的政治傾向有一些很好的研究，但側重點還是在“左翼”和“中間路線”的人士的態(tài)度與作為。見氏著：《論抗日戰(zhàn)爭時期教授群體轉變的幾個因素：以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為例的個案研究》、《論一二一運動中的大學教授與聯(lián)大教授會：中國40年代的自由主義考察之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1992年第4期；
《抗戰(zhàn)勝利前后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國觀：以西南聯(lián)合大學為例的初步考察》，收入陶文釗、梁碧瑩主編：《美國與近現(xiàn)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28—143頁。謝泳的《西南聯(lián)大與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討論了西南聯(lián)大的學風。但研究西南聯(lián)大最全面和生動的著作，要數(shù)John Israel ，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有關西南聯(lián)大的校史資料，亦可參考北京大學等編：《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西南聯(lián)大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華、南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其實，如同聞一多的詩中所見，教授的政治立場及對學潮的態(tài)度，已經(jīng)呈現(xiàn)一種分化、復雜的現(xiàn)象。他們當中有像聞一多、吳晗等積極支持學生運動的教授，也有一些基本上反對學生運動、并設法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企圖阻止學生運動至少不讓他們的運動“過度”高漲的人士。（注：作為學生運動的參加和領導者的王康，曾指出幾位與聞一多立場相對的西南聯(lián)大教授，其中就有聞所“歌頌”的“八教授”之一馮友蘭，但王康并未點名。見氏著：《聞一多傳》，第322頁。直接點名的是陳雪屏、姚從吾等。聞黎明的《聞一多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對此也有記述，但點了馮友蘭的名，說馮揶揄聞一多成了共產(chǎn)黨的“尾巴”。見該書第377頁。）因此，研究學潮中教授的不同態(tài)度與作為，可以從另一個側面揭示民國學術與學人復雜多樣的面貌。

　　大致說來，以往有關民國時期知識界的政治傾向及其與學潮之間的關系，特別針對國共內戰(zhàn)時期（1945—1949）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主要形成了兩種論述。一種是將之歸結于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認為是國共交手時中共開辟的“第二條戰(zhàn)線”。譬如有論著就直接把1945年12月1日軍警毆打、槍殺學生所造成的傷亡慘案及其所引起的師生抗議游行的事件，稱為“是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結束后的歷史重要轉折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反內戰(zhàn)、爭民主的偉大愛國運動”。（注：參見中共云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云南師范大學委員會編輯：《一二·一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第3頁。）而臺灣學者廖風德也持相同看法：“高舉‘反內戰(zhàn)’旗幟的昆明學潮，是抗戰(zhàn)勝利后中共首次策動的學潮”。（注：參見廖風德：《學潮與戰(zhàn)后中國政治，1945—1949》，第59頁。廖風德雖然在臺灣寫作該書，但所用的大多是中國大陸所見材料。）另一種論述是討論內戰(zhàn)時期，知識界如何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在政治上逐漸與國民黨疏遠，以及國民黨如何喪失民心，失掉大陸的過程。由是，知識界的逐漸左傾、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衰及其與中共開展“第二條戰(zhàn)線”之間的互動，便成了關注的主要對象。（注：就研究出版的情形來看，有關聞一多和吳晗的論著，自1947年以來不斷出現(xiàn)，種類繁多。最近十多年，有關自由主義人士的論著，如胡適、傅斯年、陳寅恪、吳宓等，在海峽兩岸的中文學術界也層出不窮，舉不勝舉。許紀霖的許多作品，便是一例，如其新著《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而對于國民黨在知識界的代表，除了幾十年前臺灣出了朱家驊、羅家倫簡單的傳記，甚少有人注意。）

　　但是，在這兩種論述之外，似乎還應注意第三種論述，那就是國民黨與知識界的親疏關系。歷史研究常常無法擺脫“尋根論”（teleology ）的態(tài)度，也即做“事后諸葛亮”，在事件發(fā)生后，尋求其原因，作出理所當然的解釋，而對事件發(fā)生時所存在的其他發(fā)展可能，又常常予以忽略。就內戰(zhàn)時期來說，由于國民黨最后潰敗臺灣，因此史家在研究這段時期歷史時，注意分析國民黨潰敗、共產(chǎn)黨勝利的原因，以求作出合理解釋。因此共產(chǎn)黨的成功和知識界的“配合”，就受到了重視。其實，更值得史家注意的，也許是歷史事件的“暫時性”

　　或“當時性”（temporality ），因為歷史事件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在事后觀察、分析起來，其因果關系似乎是直線的、必然的，但在當時卻常常是偶然的，并具有多種發(fā)展可能的。以一二·一運動為例，此次運動之所以形成高潮，是因為軍警攻擊學生，也即發(fā)生了一個暴力事件，引起師生激憤，自發(fā)響應。若要用“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來形容，可能對云南、昆明國民黨政府官員來說，更為妥當，因為他們是那些軍警、特務的上司，而沒有那些軍警對學生展開攻擊，這一流血事件也不會發(fā)生。其實這也是當時人的主要看法�？墒呛髞硎芳覍懯�，卻把這一運動，或者歸功、或者歸罪于共產(chǎn)黨的背后領導或操縱，按筆者管見，這是“尋根論”治史的一個表現(xiàn)。

　　本文試圖利用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所藏“朱家驊檔案”和其他相關史料，以西南聯(lián)大為中心，對教授與學潮之間的關系，做一深入研究，不但注意那些與學生接近的“激進”教授的作為，也注意他們的“對立面”，亦即那些接近政府、反對學潮的人士的言行。筆者希圖通過觀察學潮中教授的不同立場及其轉變、互動，來構造出對于那一時期歷史的第三種論述，以求補充、就正于前兩種的論述，并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揭示、討論抗戰(zhàn)前后政治與學術，亦即國民黨與知識界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對以后國共權力交替所產(chǎn)生的影響。

　　一　“寓宣揚主義于研究”

　　呂芳上觀察到，自1920年代后期開始，學生運動就不再是完全自發(fā)的現(xiàn)象，而常常摻雜了政黨的參與與爭奪。（注：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第246頁以降。胡國臺著《浴火重生：抗戰(zhàn)時期的高等教育》（臺北：稻鄉(xiāng)出版社，2004年）也對抗戰(zhàn)時期國民政府與大學生的關系，有詳盡的討論。）

　　早年曾參加過學生運動，以后又當過北京大學教授的國民黨元老朱家驊，就曾提出過“誰有學生，誰有將來”的口號。（注：朱家驊：《三民主義青年團在中國青年運動中的意義與價值》，王聿均、孫斌編：《朱家驊言論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77年，第357頁。）

　　葉文心在研究民國時期大學的著作中，也注意到同樣的現(xiàn)象。她的觀察是，國民黨在大學中開展“黨化”教育和管理，成效并不太大，反而引起大學的“異化”。（注：葉文心認為，民國時期的大學呈現(xiàn)一種“異化”現(xiàn)象，與當時的社會和政治都有脫節(ji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見Wen-hsin Yeh，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要想掌握學生，自然有許多方法，但通過教授來施加影響，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朱家驊本人就深諳此道），因為中國自古就有尊師重道的傳統(tǒng)。因此，學潮中教授的態(tài)度與行為及其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便值得重視。

　　國民黨政府對于“黨化”大學，以顯示其對大學教育的重要性，有十分清楚的認識�？箲�(zhàn)爆發(fā)以后，雖然國難深重，但國民黨領導人仍然希圖恢復和重建大學，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注：參見胡國臺：《浴火重生：抗戰(zhàn)時期的高等教育》。金以林《戰(zhàn)時大學教育的恢復和發(fā)展》（載《抗日戰(zhàn)爭研究》1998年第2期）對國民黨政府那時的教育政策亦多有稱贊。）

　　基于“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國民政府內部吸收了不少高級知識分子。在抗戰(zhàn)前后，由蔣介石親自出面，更是籠絡了不少著名的知識分子參政，如蔣廷黻、丁文江、翁文灝、王世杰等。

　�。ㄗⅲ河嘘P抗戰(zhàn)期間知識分子對政府態(tài)度的轉變，可見Q.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 ，2001，pp.160—188.馮崇義：《國魂：在國難中掙扎：抗戰(zhàn)時期的中國文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自由派人士的主要代表胡適，在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也同意出任駐美大使。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如傅斯年、羅隆基、張奚若等人，雖然沒有直接擔任公職，但也加入了國民參政會等政府外圍機構，為抗戰(zhàn)出力。

　　國民黨親近、依賴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又受到政治斗爭的左右，因而在各個時期，其親近的對象各有不同。如所周知，在孫中山從事革命的早期，在日本留學的學生、學者，是其中堅力量。著名學者章太炎及其弟子，都參與其事，雖然以后產(chǎn)生過一些齟齬，但不管怎樣，“留日派”學者曾是國民黨在知識界主要的依賴對象。1920年代前后，以北大為首的中國知識界，逐漸為留學歐美的學者所左右，因此國民黨也開始注意吸收有歐美背景的人士。國民黨元老、曾留學德國的蔡元培自不必說，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曾任北大教授的朱家驊，也很快成為國民黨與知識界聯(lián)絡的主要橋梁。北伐勝利以后，國民政府籌劃成立中央研究院，“歐美派”學者蔡元培、朱家驊等扮演了主要角色，而“留日派”的學者已基本不見蹤影。

　　蔣介石有意向德國靠攏之時，朱家驊、羅家倫、傅斯年等留學德國的學者，也就更獲青睞。

　�。ㄗⅲ河嘘P民國時期的中德關系，可見William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朱、羅兩人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先后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教育部長、中央大學校長等重要職務，而傅雖然置身政界之外，一心壯大他在1927年建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但其政治影響力，無人敢輕易小覷，直到傅1950年逝世，都是如此。（注：有關朱家驊的政治生涯，可參見楊仲揆：《中國現(xiàn)代化先驅——朱家驊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年；
有關羅家倫的生平，可參見陳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羅家倫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年；
Q.Edward Wang ，InventingChina through History ，pp.130—148.關于傅斯年的生平，王汎森（Fan-sen Wang）所著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0）敘述最詳。）

　　由于國民黨內有蔡元培、朱家驊等這些學者出身的人士擔任重要職務，也就自然而然地對學界的動向十分重視�？箲�(zhàn)時期，朱家驊出任國民黨組織部長并任職教育部的時候，就很重視淪陷區(qū)和其他地區(qū)知識分子的動向。在上海淪陷以前，曾任教北大、北高師，并曾翻譯魯濱遜（James H.Robinson）《新史學》（The New History ）的史家何炳松擔任暨南大學校長，朱家驊曾與何秘密通信。1939年8月14日朱家驊致電何炳松，稱贊何“風雨孤舟，弦誦不輟”，并有“滬上環(huán)境惡劣，有加靡已，文教界之團結，務請?zhí)貏e注意”的字句。他的想法和做法是，對那些滯留上海的知識界人士，施以經(jīng)濟奧援，使他們能有一個相對安定的生活，不致為日寇所拉攏而降敵。（注：見朱家驊檔案，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下同），全宗號301，宗號309，冊號2.）而對于其他人士，如滿洲“王室”成員溥侗，朱家驊則要何炳松以舊交之誼，對溥“曉以春秋大義”，勸溥侗不要出任偽職。（注：見朱家驊檔案，宗號72，冊號8.）用朱家驊的話來說，就是“國內多留一忠賢之士，即多一分正氣”。（注：見朱家驊檔案，宗號309，冊號2.）

　　何炳松當時已是國民黨員，無論是為了民族利益，還是出于黨員義務，他都對朱家驊的意見持贊成態(tài)度。他所提出的建議主要是，通過編輯《中國學報》，吸引滯留上海的學者投稿，如此既可聯(lián)絡感情，又可通過發(fā)放稿費幫助他們的生活。此外，他又向朱家驊提出，這些學者由于家庭拖累等因素滯留上海，未能撤退到西南地區(qū)，而暨南大學因經(jīng)費支絀，不能將他們全部延攬到校教書，因此便想了一個便通的辦法。他希望得到經(jīng)費援助，舉辦學術講座，讓這些學者在上海演講并從事學術工作，以此來獲取報酬，每人每月300元。何炳松提到：“日來自動附偽之人，均屬重要同志，輿論格為憤慨。如能對一般學行俱優(yōu)，安貧樂道之書生，酌予優(yōu)禮，似亦一值得考慮之辦法。”何的建議為朱家驊所采納。朱向教育部長陳立夫推薦時說：舉辦特殊學術講座的做法，“既可網(wǎng)羅英彥，并足振作士氣，且經(jīng)費有限，輕而易舉。流風所被，將使才人慕義，不為敵偽利誘矣”。最后，由何炳松提出18人名單，包括王統(tǒng)照、蔣維喬、左任俠、馮承鈞、錢思亮等，并有女學者俞慶棠、程崇道二人。（注：見朱家驊檔案，宗號309，冊號2.通信時間為1939年和1940年。何炳松化名為“何如茂”。）

　　值得一提的是，朱家驊在做最后決定以前，征求了傅斯年的意見，并采納了其主要部分。

　　（注：傅斯年雖然支持何炳松的建議，但表示應該謹慎從事，鼓勵那些學者在適當?shù)臅r候盡快撤退到四川。更有趣的是，他不主張援助女學者。這一建議頗費猜測。但朱家驊和何炳松沒有采納他的意見，還是資助了女學者。傅信見朱家驊檔案，宗號309，冊號2.）的確，朱家驊在處理與學界的關系上，十分仰賴傅斯年，許多事情都要傅斯年提供意見。（注：例如，1939年，曾任教中央大學和光華大學的張歆海（1898—1972，哈佛大學博士，白壁德弟子）有心去牛津大學教授漢學，要朱家驊寫一推薦信，朱征求了傅斯年的意見，但由于傅不贊成，朱婉拒了張的要求。見朱家驊檔案，宗號435，冊號2.有關朱家驊、傅斯年的友情，可參見傅斯年1950年去世時朱寫的悼文《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該文見朱家驊檔案，宗號270，冊號4.楊仲揆的《中國現(xiàn)代化先驅——朱家驊傳》中，對朱家驊如何信任傅斯年，也有交代，見該書第216—218頁。）這說明，歐美派學者朱家驊等人在國民黨內位居要津，他們在吸收、聯(lián)絡學界人士時，自然也氣味相通，首先把眼光投向那些與自己一樣有留學歐美背景的人士。傅斯年與朱家驊有一種非同一般的關系。他們都是北大出身，雖然朱是老師，但傅只比他年輕兩歲，因此傅與朱，如同他與胡適的關系一樣，在亦師亦友之間。而且，朱與傅都留學德國。雖然傅沒有獲得學位，但他1926年底回國時，在廣州主持中山大學的朱家驊，立即聘他為文學院院長，從此兩人一直保持親密的關系。

　　抗戰(zhàn)期間，傅斯年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至云南，然后到四川，而北京、天津的大學，則到了云南以后沒有再動，因此朱家驊要在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合并的西南聯(lián)大爭取師生，就必須另找他人。于是，同是北大出身、亦留學德國的史家姚從吾，就成了朱的主要依賴對象。姚是河南人，雖與傅斯年、羅家倫等為北大同學，但遠不如他們活躍。姚治學甚篤，孜孜不倦，大學畢業(yè)后曾受到陳垣的賞識，以后留學德國，又與傅斯年、羅家倫、俞大維、陳寅恪等人在柏林一同求學，多有來往。姚從吾在德國一共呆了11年，1934年回國，以蒙古史為其專攻。姚在德國沒有獲得學位，但教過中文，也做過實習和考察工作，有歷史研究、教學的實際經(jīng)驗。姚回國以后，成為北大歷史學教授，并一度出任史學系主任。1934年到1949年之間，姚發(fā)表的蒙古史研究作品不多，但其講授的“史學方法論”課程，卻是歷史系學生的必修。姚在講課時，推崇德國的蘭克學派，以伯恩漢（Ernst Bernheim）的《歷史方法論和歷史哲學》（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為主要依據(jù)，直到臺灣大學時期，仍然如此，因此姚從吾可稱得上是德國蘭克學派在中國的主要推廣者。（注：姚從吾學術論著收入《姚從吾先生全集》，7卷本，由臺北正中書局于1971—1982年出版。有關姚從吾的學術生涯，參見Q.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through History ，pp.89—100，183—189；
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苹�與跨學科》，收入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下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3—636頁。另見姚從吾先生治喪委員會編：《姚從吾先生哀思錄》，臺北，1971年。）

　　就姚從吾與朱家驊的關系而言，可以與傅斯年相類；
姚與朱家驊同歲，但他對朱執(zhí)禮甚恭，一直以學生自居。姚對小他兩歲的同學傅斯年也很崇拜，恭敬有加�？梢姼邓鼓暝谠缒甑谋贝笸瑢W中，的確有很高的威望�？箲�(zhàn)開始不久，姚從吾以一個史家的責任感，提出《蘆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zhàn)爭史料搜集計劃書》，也應邀加入傅斯年等人籌劃的《東北史綱》撰寫工作。因此當朱家驊邀他出面，在聯(lián)大組織三青團直屬分團部工作的時候，姚有“生與外間斷絕往還，專心治史已十有余年”，而“自去年參加史料征集會工作以來，實無暇再任他職”等語。但他面對朱家驊這位師長，又不敢不從，雖然推托，還是擔任了三青團西南聯(lián)大第十分團部籌備主任，并且頗為積極地展開工作。（注：《姚從吾1939年期間給朱家驊的信》，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以后姚從吾在三青團團務的工作上，愈陷愈深，成為聯(lián)大教授中國民黨黨務活動的中堅。因此，在對待學潮的問題上，姚從吾與他的同事聞一多、吳晗等人的立場相對。如果說聞、吳是學潮的“熱情的鼓動者”，那么姚從吾和心理系教授陳雪屏，則是“急切的勸阻者”。換言之，由于朱家驊的關系，姚從吾從一個“純粹的”學者，逐漸成了聯(lián)大教授中國民黨的代表。（注：姚從吾的這一形象為聯(lián)大學生所熟知。如在王康的《聞一多傳》，姚就以這樣的形象出現(xiàn)，見該書第296頁等處。聯(lián)大畢業(yè)生、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先生，也向筆者證實了這一點，特致謝忱。姚從吾逝世的時候，有人稱他為“純粹的學者”，如果對照姚在西南聯(lián)大時期的活動，可知不確。參見趙鐵寒的回憶，收入《姚從吾先生哀思錄》，第134—136頁。）

　　其實，聯(lián)大國民黨籍教授還有許多。譬如朱家驊在與聯(lián)大的常委蔣夢麟商量開展黨務工作時，一度考慮讓國民黨老黨員錢端升主持。（注：《蔣夢麟與朱家驊的通信》，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但也許錢的思想已經(jīng)開始左傾，或許對此沒有太大熱情，因此朱以后依賴姚從吾、陳雪屏更多。而聯(lián)大的另一位領導、國民黨員馮友蘭，似乎也沒有像姚從吾、陳雪屏辦事那么認真。馮有信給朱家驊，其中寫道：“十一月十三日來示敬悉，種切關于學校黨務執(zhí)事，歷次演辭及書函，均經(jīng)拜讀，高瞻遠矚，極深欽佩。承囑集合同志協(xié)力共籌，謹容隨諸同志之后，盡其綿薄，以期有裨大業(yè)于萬一�！痹撔艑懹�1941年12月22日。（注：朱家驊檔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宗號95，冊號1.）如果馮在11月13日就收到朱的來信，那么他何以要等一個多月以后才回信呢？而且信中的語氣也顯然有些敷衍。以后西南聯(lián)大成立區(qū)黨部，錢端升、陳雪屏名列六位執(zhí)委之中，姚從吾是執(zhí)委兼書記，而馮友蘭則不在名單之上。（注：朱家驊檔案，宗號94，冊號15.）顯然，朱家驊更能指揮他的北大學生、同樣留學德國的姚從吾。的確，姚在聯(lián)大不但拓展三青團的團務，也積極在教授中物色發(fā)展黨員。但據(jù)他觀察，“教授利害觀念太重，不易組織”，具體而言，“教職員中，小組織甚多，大半志在利祿。年來政府，多方延攬，參政服官者，其數(shù)已眾。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別有懷抱之人”。姚的這一段話，表明國民黨對知識界已經(jīng)多有拉攏，但似乎成效不夠理想。同時，所謂“別有懷抱之人”，顯然指的是那些左傾人士，可見當時的知識界，已非國民黨的一統(tǒng)天下。（注：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其實，即使在國民黨籍的教授中，有意認真貫徹國民黨政策的人也不太多。聯(lián)大的領導人物和有聲望的教授，如蔣夢麟、梅貽琦、楊振聲、周炳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蔡元培民主治校思想的影響，并不支持國民黨的“黨化”政策。（注：梅貽琦曾表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tài)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見《梅貽琦日記選》，《近代史資料》總70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71頁。）姚從吾在給朱家驊的信中說，聯(lián)大國民黨區(qū)黨部選舉執(zhí)委，其實周炳琳與他票數(shù)相同，但周堅決推讓，因此姚才任職書記。（注：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周炳琳是五四學生領袖，又是蔡元培親自送往美國留學的所謂“五大臣”之一，回國后長期任法學院教授，在同輩中頗有威望，如果想當書記，自然不成問題。

　　為了幫助朱家驊在聯(lián)大拓展國民黨的影響，加強國民黨的力量，姚從吾提出要將教授與學生分開對待，成立不同的組織，把重點放在學生身上。姚寫道：“青年團若欲成功，應以吸收純潔好學之英（優(yōu)？）秀分子為主旨。故選收基本同志，實宜以勤學能文為最要。才智之士皆集于吾黨，則一切成功可期矣�！边@一做法顯然正合朱家驊之意，朱一向認為國民黨的未來，在于是否能掌握青年。在姚從吾、陳雪屏的努力下，聯(lián)大在1939年12月12日成立了三青團第十直屬分團，有團員百余人。他們又準備在新生中發(fā)展團員，以后三青團在聯(lián)大的人數(shù)達500人，并控制了聯(lián)大的學生自治會。（注：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據(jù)王康回憶，聯(lián)大學生自治會由三青團長期掌握，很久沒有改選，直到1944年才為左翼學生所控制。

　　見氏著：《聞一多頌》，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8、94頁。有關聯(lián)大三青團的人數(shù)及其活動，又見Israel，Lianda，pp.262—266.）

　　雖然相比而言，姚從吾對朱家驊要他做的事，比其他人要熱心得多，但三青團聯(lián)大直屬分團成立以后，姚就想方設法試圖擺脫這一工作，重新回到學術研究中來。在向朱家驊匯報三青團直屬分團成立的信中，他提出辭呈：“生今年擔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又任西南聯(lián)大與北平圖書館合組中日戰(zhàn)爭史料會之總編輯，質本幾庸，性喜靜處，青年團事務，實無法再行兼顧�！敝旒因憶]有準許。姚又提出，既然三青團已經(jīng)成立，就沒有必要再設籌備處主任。（注：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他還推薦了三青團的干部，認為應該讓他們獨當其事：“裴（笑衡）同志，英年干練，熟習此間各方情形，為不可多得之俊才，此后西南聯(lián)大團務，即擬推薦彼繼續(xù)用書記名義，向前推進，生可不再負主任之名，而可專心搜輯史料工作報告尊師矣�！保ㄗⅲ褐旒因憴n案，宗號356，冊號2.）同時，他幾次找借口，不愿到重慶面見朱家驊，接受更多的任務。這些做法，說明姚從吾的確想脫離三青團的團務工作，讓自己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學術研究。

　　姚從吾在給朱家驊的信中，幾次陳述他不愿過多從事黨務和團務工作的理由。這些理由，既有關個人的學術興趣，又牽涉民國時期教授的形象問題，從中可以瞥見當時學術與政治的復雜關系。就個人方面而言，姚從吾作為一個史家，目睹中日戰(zhàn)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展開，感到有責任為后代提供一份記錄。他說，如果一旦能脫離團務的工作，“將專心研究遼、宋、金、元史，收輯中日戰(zhàn)爭史料，一以求明瞭祖國已往戰(zhàn)勝外患之故，一以謀依前所呈計劃書，將所收史料，分區(qū)匯成長編，以供國史之采擇”。而在教授的形象方面，姚從吾也深知如果一名教授，對于政治過于熱心，不但影響自己的學術進步，也會損害自己的學術聲譽。而一旦教授沒有了學術聲譽，也就無法有效地幫國民黨建立威信，贏得同事與學生的尊敬，在學校開展團務和黨務的工作。姚從吾回憶道，在他擔任北大史學系主任的時候，“夾在適之先生與孟真兄之間，一喜兼容博通，一則沖動易怒；
動輒得咎，無所適從”。而他出任聯(lián)大青年團主任以后，“孟真、莘田（羅常培——引者）實時有責言；
不曰務外廢學，即曰不安本分。生不愿輕赴重慶，此實主因”。換言之，姚雖然對朱家驊說，“長者之召，理應即行”，但考慮自己的聲譽，他還是希圖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更重要的是，姚從吾指出，如此做法，不但有助于自己的前途，而且有助提高國民黨的聲譽。他的解釋很有意思：西南聯(lián)大環(huán)境特殊，人多言雜；
斥結黨為營私，譏入黨為獵官。不肖者順口倡之，賢者有心無心和之，敵視吾黨者，從而利用之；
同志怯于矯正，青年無所適從。吹毛求疵，不識大體；
貌為恭順，無從糾罰；
阿譽領袖，謗毀全黨。生廿八年任青年團籌備主任之時，即宣言，事若有成，則兩年后辭職；
不成，則離校另就他業(yè)。幸能踐言，得免毀謗。卅年冬就任區(qū)黨部書記，亦宣言：“授課之外，虛心辦黨，不赴重慶，不作官吏。期以三年，冀其有成。”

　�。ㄗⅲ褐旒因憴n案，宗號95，冊號1.）

　　由此可見，在抗戰(zhàn)時期中國的最高學府——西南聯(lián)大，學術獨立的氣氛十分濃厚。許多教授都希望保持一種超然獨立的姿態(tài)，即使像姚從吾這樣有三十多年黨齡的黨員，也不想輕易毀壞自己學者的“清譽”，以求“潔身自勖”，不想“兼任他職，行不顧言，則理短自不直”。（注：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有關聯(lián)大獨立自由的氣氛，參見謝泳：《西南聯(lián)大與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據(jù)吳晗的回憶，在聞一多和其他民盟成員表現(xiàn)左傾的時候，馮友蘭等人就揶揄道：“聽說民盟是共產(chǎn)黨的尾巴，”引起旁人的發(fā)笑。（注：據(jù)說聞一多坦然回答道：“我們就當共產(chǎn)黨的尾巴”。見聞黎明：《聞一多傳》，第377頁；
王康：《聞一多傳》，第322頁。其實，聞一多的回答，顯然有點意氣用事，他本人在加入民盟以前，也曾猶豫過，吳晗與之長談，聞的清華老同學潘光旦、羅隆基也做了工作，他本人經(jīng)過一周閉門思考后才決定，而民盟還不算是嚴格的政黨。見史靖、王康：《聞一多的道路》，重慶：生活書店，1947年，第107頁。日本投降以后，聞一多還和其他教授共同發(fā)出宣言，其中寫道：“任何一個單獨的黨派，現(xiàn)在或今后都不能包辦中國的政治。只有主張抗日與民主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人民力量，共同組織一個民主的聯(lián)合政府，才能領導人民走向抗日的勝利和戰(zhàn)后的建設�！笨梢娝�還是希望能超越黨派之爭。見聞黎明：《聞一多傳》，第245、313頁。）可見當時教授雖然關心政治，但他們的主要立場和傾向，是想超然于黨派之上的。

　　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所謂想獨立于黨派之外，主要是獨立于國民黨之外，因為它是執(zhí)政黨。而對姚從吾等希望在校園提高國民黨威望的教授來說，既要保持自己學者的名義，又要開展國民黨黨務，就必須運用學術的手段，即所謂“寓宣揚主義于研究”。具體說來，他們的辦法有以下幾種：一是辦學術刊物，聯(lián)絡教授、助教的感情；
二是舉辦學術講演，既討論學術問題，又涉及時事，以求統(tǒng)一看法；
三是在學生中舉辦演講、論文競賽，由此來提高政府的威望；
四是在有名望的教授中發(fā)展黨員，壯大國民黨的力量。歸根結底，辦這些事都需要政府財政上的支持。換言之，所謂“寓宣揚主義于研究”，并不那么清高、純粹，而是在背后摻雜著實際的經(jīng)濟上的好處。在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著的人士，當然可以獲得稿費，而被邀參加演講的教授，也可以獲得講演費。這些實惠，對于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生活艱難的教授來說，不無小補，因此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1943年初，姚從吾給朱家驊寫信，僅僅為了辦刊物和辦講演的事情（如補助編輯人員、印刷費用、稿費、講演費、組織旅行等），就向朱要了近兩萬元。（注：《姚從吾給朱家驊的長信》，1943年2月20日，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以后隨著通貨膨脹的加劇，補助、吸引教授參加這些活動的經(jīng)費也大幅增長。到了1945年，講演費等各種補助費從原來的幾百元漲到了數(shù)千元，活動經(jīng)費的總額也高達幾十萬元。

　�。ㄗⅲ骸兑�從吾1945年給朱家驊的信》，朱家驊檔案，宗號356，冊號2.）

　　陳雪屏、姚從吾掌握學術刊物《當代評論》，他們也邀請非黨員的教授參與編輯。此外，他們還與羅常培、鄭天挺、楊振聲等人一起，將聯(lián)大教授寫作的學術論文，編輯油印出版，發(fā)給稿酬。這些出版物只印行一百份，讓作者贈送他人�？磥斫宕私o予作者經(jīng)濟上的補助是其主要目的。至于學術講演會，名目頗多，有“國際情勢與建國講演會”、“國史講演會”、“戰(zhàn)后建設問題講演會”、“文史學講演會”等，而且這些活動還不局限在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在工學院也進行類似的學術講演活動。舉辦講演活動，對于姚從吾、陳雪屏來說，有一箭雙雕的作用，既給予講演的教授以經(jīng)濟上的實惠，又通過講演之后的聚餐，增進與他們的感情，而且講演稿經(jīng)過整理，在《當代評論》等刊物上發(fā)表，或者單獨出版印行，作者可再獲稿酬。因此，對于參加講演的教授來說可謂名利雙收。（注：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

　　據(jù)姚從吾的觀察，在開展這些活動以前，聯(lián)大教授“大抵學有專長，各有獨見，均欲與政府及黨國中樞要人、私人發(fā)生關系。以言黨務，則均事規(guī)避。故黨務工作，推行實難。再四思維，惟有聯(lián)合三五學德素孚之教授，本吾黨犧牲小我、建設國家及延攬人材之主旨，在聯(lián)大環(huán)境內，選擇所可允許者，相機進行，期減少誤會，有補學術，增加同情，便利黨務”。

　　以上所列舉的事項，都是他與人商量之后作出的決定，雖然沒能全部實行，但由于朱家驊在經(jīng)費上的大力支持，大部分活動得以順利開展。當然，作為聯(lián)大國民黨的主要領導，姚從吾本人也得到經(jīng)濟上的援助。他一度生病，朱家驊聞訊后，立即“賜助調養(yǎng)費”，使姚十分感動，誓言要“作一奉行總理、總裁主義之忠實黨員，期以答先生近年來之厚愛”。

　　在姚從吾等人的努力下，國民黨在聯(lián)大教授中發(fā)展了幾名黨員，如賀麟、羅常培、雷海宗、華羅庚等。這些人的入黨，多由姚從吾推薦，朱家驊親自出面邀請，在本人同意以后，立即填寫申請表，馬上履行入黨手續(xù)，可謂簡便迅速。譬如，對于中文系教授羅常培，姚的推薦是：“莘田兄為先生舊好，史語所同事，又為生等同時畢業(yè)北大之老友。數(shù)年來主持西南聯(lián)大中國文學系，北大文科研究所，出版《國文》半月刊等，極為青年學子、青年助教所愛戴。且英俊豪邁，學有專長，收為黨用，為益甚大”，可以“助長聯(lián)大區(qū)黨部及吾黨之聲勢”。而對史學系主任雷海宗，姚評價道：“聯(lián)大文學院史學系主任雷海宗先生（字伯倫），（原清華大學史學系主任），為生與雪屏、信忠（王信忠，史學系教授，聯(lián)大國民黨黨部成員——引者注）兄之至友，年來熱心黨務，長于文史，參加《當代評論》編輯委員會，參加屬部總理誕辰紀念會，學術講演會，名德碩望，影響宏巨。且著述宏富，青年尊仰，生等久欲邀其入黨，共策進行。今已蒙默許，歡情無任。”而對于數(shù)學系教授華羅庚，姚從吾看來并不十分熟悉，因此與王信忠一起推薦，稱華羅庚“原為吾黨老同志，近聞上書總裁，條陳青年問題，（聞之于兆民兄），頗蒙獎許”。因此也要求朱出面“邀其登記”。（注：《姚從吾1942年和1943年間給朱家驊的信》，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最后一信中提到華羅庚為“吾黨老同志”，指華原是國民黨員，以后因故脫黨，此次再度入黨：“兆民兄”，即康澤。）姚從吾的這些評語，因為是推薦性質，自然非常正面，而且正值抗戰(zhàn)時期，對于那些教授來說，加入執(zhí)政的國民黨也表示自己與國家共渡艱難的決心。以后成為國民黨“對頭”的聞一多，在賀、雷、羅、華等人加入國民黨一年后的1943年，也曾考慮過加入國民黨，不過在商洽于朱自清時，為后者所勸阻。（注：參見聞黎明：《論抗日戰(zhàn)爭時期教授群體轉變的幾個因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170頁。）

　　那么，開展學術活動，吸收有聲望的教授入黨，能否幫助提高國民黨的威信呢？這一問題比較復雜。因為這些動作的成效，又與學校之外的變化息息相關。這里的問題是，當時昆明的物價經(jīng)常成倍上揚，而教授的薪水雖然也上調，但還是跟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因此生活艱難。這一情形，到了1943年以后更加明顯。姚從吾、陳雪屏和王信忠寫給朱家驊的報告提道：“生等目擊同人家屬，平日購求柴米之不易，衣服之破敝，房主之威迫，子女多病無食，月假向親友通融，等待焦急之情形，嘆息愁痛之余，繼以泣下，已不知若干次矣”！他們一方面舉辦學術活動，對參與的教授施以經(jīng)濟援助；
同時，也提出要政府對教授的薪水依物價指數(shù)相應發(fā)給；
對教授的住房免費提供；
對生病的教授及其家屬給予免費醫(yī)療等建議，但這些建議由于戰(zhàn)時經(jīng)濟困難等原因，無法很快被采納和實施。與教授相比，學生的生活更是艱難。1943年，孔祥熙飛抵昆明，給那里的窮困學生提供了30萬元的臨時補助。可是，由于人數(shù)太多，每個學生僅分到100元，只能買“半條手巾，或十個饅頭而已”，因此有些學生甚至表示拒絕接受。

　　既然無法對所有師生予以經(jīng)濟幫助，國民黨只能通過其組織，對一些參與黨務活動的教授給予各種幫助，而對那些不愿過分接近國民黨的教授，則任其自謀生路了。如此做法導致了聯(lián)大教授的分化，不少沒有得到好處的教授，必然感到不平，不滿情緒也隨之膨脹。朱家驊通過姚從吾在聯(lián)大和其他校園開展黨務，本意是為團結多數(shù)教授，但最后的結果，則似乎適得其反，以至1947年中央大學教授會的宣言明確要求“各黨派及青年團訓練費用，不得由國家文化教育項內開支”，因為“歷年青年團的夏令營和黨務訓練，動輒須耗費數(shù)十百億或數(shù)百億的巨額”。換言之，開展黨務和團務工作，用的是國家教育經(jīng)費，而獲利者只是其中一部分人，自然引起許多師生的不滿。（注：朱家驊檔案，宗號148，冊號3.）

　　二　走出學術的象牙塔

　　如上所見，姚從吾、陳雪屏等人在西南聯(lián)大開展國民黨黨務、團務工作的成敗，與國際、國內形勢的變遷很有關聯(lián)。蔣介石自接掌國民黨以來，其反共立場無可懷疑。但國際局勢的變化，對之政策亦有牽制。日本侵占東三省以后，蔣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發(fā)動反共圍剿，在民意上受損。張學良受學生感召，發(fā)動西安事變，便是一例。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雖然在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失利，但由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卻有全體人民同仇敵愾之勢。北京的大學撤退到昆明，組成西南聯(lián)大，雖然遭遇不少物質上的困難，但學業(yè)生活恢復甚快，學術獨立的氣氛也得以延續(xù)。（注：參見謝泳：《西南聯(lián)大與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
John Israel，Lianda ；
胡國臺：《浴火重生：抗戰(zhàn)時期的高等教育》；
金以林：《戰(zhàn)時大學教育的恢復和發(fā)展》。）不過，這些現(xiàn)象仍然流于表面。其實，國民黨并沒有對大學聽之任之，而是希望繼續(xù)有所控制。1938年陳立夫出長教育部，貫徹蔣介石“戰(zhàn)時教育平時看”的方針，繼續(xù)戰(zhàn)前管理教育的一套做法，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青年學生進行“黨化”教育。因此，國民黨組織部長朱家驊，盡管在黨內與陳立夫不屬一派，但卻執(zhí)行大致相同的路線，即通過教授，在大學開展黨務和團務的工作，以求掌握學生。姚從吾等人受命于朱家驊，在聯(lián)大組織建立三青團直屬分團，鮮明反映了這種意圖。

　　通過開展黨務、團務控制和影響學生，其目的是繼續(xù)反共的事業(yè)。此時國共之間的斗爭，不但在校園內，而且在戰(zhàn)場上都有表現(xiàn)。（注：見Kuo-tai Hu，\"The Struggle between the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1937—45，\"The China Quarterly ，118，June 1989，pp.300—323.）1941年的皖南事變就是一個顯例。國民黨的強勢在聯(lián)大的校園也有所展現(xiàn)，一時間墻報等發(fā)表不同意見的所在，都空空如也。聯(lián)大學生稱之為“霧的時代”的來臨，或謂皖南事變之后的“白色恐怖”時代。這一形勢，對姚從吾等人在聯(lián)大開展黨、團務十分有利。三青團直屬分團建立以后，長期控制學生自治會。而姚從吾等人用黨務經(jīng)費開展的學術活動，在政治沉悶的空氣下，也聊勝于無，受到學生的歡迎。（注：王康在其《聞一多頌》中，附有《憶昆明》一節(jié)，可參考。王為進步學生，對學術講演活動也多有肯定。）

　　但是，聯(lián)大的風氣還是以民主、自由為特點，不但校方如此，而且?guī)熒�也共同扶植。陳立夫主持的教育部的一些指令，�?lián)大常委梅貽琦等人并不照搬執(zhí)行，教授對之也十分支持。

　　而云南的執(zhí)政者龍云，對蔣介石的命令陽奉陰違，因此昆明的政治氣氛在總體上來說，要比其他地方松動得多。于是，聯(lián)大得到了“民主堡壘”的美譽。（注：參見Israel，Lianda，pp.98—102.）朱家驊吸收教授入黨，通過他們來實行“黨化”，采取的是迂回政策。但上面已經(jīng)提到，即使如他的忠實弟子姚從吾，還是有不少猶豫之處，多次提出辭職，以求回歸學術的道路。1942年之后，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一系列變化，國民黨希圖獨霸天下，也就愈發(fā)困難了。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對日宣戰(zhàn)，在援助中國的同時，也要求國民黨在政治上進行改革。聯(lián)大教授中有一半以上曾在美國受過教育，他們對美國希望國民黨改革的做法，很表贊同，并受到鼓舞。因此，他們對國民黨的控制，不時發(fā)出不滿、批評之聲，其中留美學者羅隆基、潘光旦、聞一多等人的聲音，格外響亮。（注：參見聞黎明：《抗戰(zhàn)勝利前后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國觀》。）

　　由此言之，如果說學生運動經(jīng)歷了一個從自發(fā)到“職業(yè)”，也即呂芳上所謂的“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的轉變，那么教授與學運的關系，也同樣經(jīng)歷了一番轉折，即從“同情的旁觀者”，轉到“熱情的鼓動者”或“急切的防范者”。換句話說，在學生運動變得有組織以前，教授的立場一般都是“同情的旁觀者”。但自1940年代初開始，教授對待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開始出現(xiàn)明顯的分化。一些人成為“熱情的鼓動者”，而另一些人則成為“急切的勸阻者”。

　　后者之所以稱為“急切的勸阻者”，是因為他們不是在學潮開始以后，才想努力阻止擴大，而是希望未雨綢繆，在學潮發(fā)生以前就能阻止其發(fā)生。更重要的變化是，一般教授對學潮的態(tài)度，開始從“同情的旁觀者”，轉到了“同情的支持者”。這一轉變尤其重要，下面還要加以詳述�？傊�，教授對學潮的態(tài)度，與五四時期大不相同。五四運動的主要角色都由學生擔任，如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張國燾等。當然，“五四”同時又是一場文化運動，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老師的影響，不可低估。但這些影響，與五四游行的發(fā)生，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聯(lián)系。（注：經(jīng)歷過“五四”、但沒有直接參與的清華學生梁實秋回憶道：“愛國運動是一回事，新文化運動，包括新文學的興起又為一回事，學生在學校里面鬧風潮則又為一回事�！钡�梁實秋承認，當時這三件事同時發(fā)生，因此很少學生能置身于外。參見氏著：《談聞一多》，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第6頁。這一“同時性”，顯然也是為什么陳獨秀、胡適等人后來被奉為五四運動領袖的道理。其實，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其宗旨是革新傳統(tǒng)，吸收外來的學問，而作為愛國運動的“五四”，則將矛頭指向帝國主義。

　　因此，學生對外國文化、特別是西方列強的文化，抱有一種兩重的心理。這一點值得注意，而且也可用來區(qū)別教授與學生之間不同的政治態(tài)度。）蔡、陳和胡等人，都沒有參與示威游行，而且在事后還一再勸阻學生，不要放棄學業(yè)，不要太多介入政治。情急之下，蔡元培還曾想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以求學生能回歸校園。就立場而言，他們自然是同情學生的，但這種同情，與其說是贊成學生的主張，毋寧說是出于師生之間的情誼，唯恐學生會受欺侮。

　　如果說在抗戰(zhàn)以前，教授尚沒有成為學生的“同路人”，則是與他們享受著頗高的社會地位和優(yōu)裕的生活不無關系。戰(zhàn)前大學教授的薪水，“比國府委員只差200元，卻比各省廳長的薪金高出100至200元不等”。（注：聞黎明：《論抗日戰(zhàn)爭時期教授群體轉變的幾個因素》，第161頁。有關抗戰(zhàn)前后教授的收入對照，見馬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65—263頁。）1930年代初，聞一多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時候，由于生活優(yōu)裕，名士派頭十足，還曾成為學潮反對的對象。當時學生有一打油詩：“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堂課五十分鐘，禁得住你呵幾呵”？顯然學生對他享受優(yōu)厚待遇、上課時又拿腔拿調的做法，有所不滿。（注：梁實秋：《談聞一多》，第99頁。青島大學學生還貼出標語，要“驅逐不學無術的聞一多”。）可是這種優(yōu)厚待遇，到了戰(zhàn)爭期間，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戰(zhàn)時的昆明，其“物價高踞全國之首”，（注：聞黎明：《聞一多傳》，第203頁。）而“戰(zhàn)前月支350元的教授，此時實得數(shù)只等于戰(zhàn)前的15.5元”。（注：熊朝雋：《聞一多在昆明紀實》，余嘉華、熊朝雋主編：《聞一多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58頁。）1943年5月，西南聯(lián)大國民黨籍的教授陳雪屏、王信忠、姚從吾，致信國民黨組織部長朱家驊：“就上月份所得薪津計，教授至多可領得二千四百元，助教一千一二百元。學生貸金由校核發(fā)二百八十元，其實最低限度可略有營養(yǎng)之伙食，當在三百元以上。教部僅批準二百零八元，經(jīng)校方一再陳請，則較其他各地增十元，共為二百一十八元。因恐學生激動，部令尚不敢發(fā)表。（教授）有家眷者，購米一石，薪金已去五分之三上矣……倘僅以一家四口而論，吃米房租兩項所需，便已占去全數(shù)，其余用度，均無著落�！保ㄗⅲ阂娭旒因憴n案，宗號95，冊號1.）

　　如此可憐的收入，使教授的生活與戰(zhàn)前相比，成天壤之別。教授的待遇已經(jīng)不及小學教員，因此再也無法維持戰(zhàn)前那種清高的生活態(tài)度。（注：參見聞黎明：《論抗日戰(zhàn)爭時期教授群體轉變的幾個因素》，第161頁。）吳晗曾回憶說：大概是1943年，或者是1944年，正確的時間已經(jīng)記不起來了，那時候我是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歷史學系的教授，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場旁邊的一座破樓里。說破樓，其實還是冠冕話，四面都是紙窗，上面瓦縫可以見天，在樓下吃飯時，灰塵經(jīng)常會從樓上掉在飯碗里……就在這個時候，我被強迫學會了勞動，從掃地到炒菜。最難的是生爐子，扇紅木炭，經(jīng)過幾次失敗，也學會了。說實在話，手是在做，心里是萬分不愿意的。倒不是為了失身份，身份早已經(jīng)沒有了，穿得破破爛爛，除了自己的學生，誰都以為你是個難民。不愿意的實在心理，第一是擠去了休息的時間，第二是擠去了工作的時間；
更重要的是對這些體力工作無興趣，甚至厭惡。（注：吳晗：《吳晗自傳書信文集》，第20—21頁。）

　　吳晗在這里雖然說他不怕丟身份，但明顯流露出對被迫做這些“勞力者”所干的活，是極不情愿的。聯(lián)大教授想出了一些補救辦法，讓教授自定“潤格”標準，以保證在從事“勞心者”的工作時，能維持一定的收入。他們還幫助聞一多開展刻印“手工業(yè)”。（注：見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聞一多正式掛牌治印，由梅貽琦、蔣夢麟、楊振聲、馮友蘭、唐蘭、陳雪屏、朱自清、沈從文、羅常培、羅庸等出面介紹。見聞黎明：《聞一多傳》，第205—206頁。）吳晗正是從那時起，開始在報刊上寫作各種雜文，而不再從事嚴肅的史料考證了。同時，他也答應寫作通俗作品《明太祖?zhèn)鳌�，并對傅斯年說：“寫八萬字，稿費一萬元，題目很喜歡，錢尤其需要”；
又說：“作此文之唯一目的為吃飯……至學術上之意義，則固談不到也”。（注：《吳晗1942、1943年給傅斯年的信》，傅斯年檔案，中研院史語所圖書館藏，文件號Ⅲ：1330和Ⅲ：1334.）不過，這些都無法真正、全面改善教授的日常生活。

　　1943年，聯(lián)大教授中有人甚至提出要“全體絕食或辭職”。（注：《陳雪屏、姚從吾等人給朱家驊的信》，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為了幫助解決教授經(jīng)濟上的困難，國民黨的黨務工作，也多方設法為教授提供“賺外快”的機會，如《當代評論》等刊物的發(fā)行，便是例子。而一旦教授走出學術的象牙塔，開始在報刊上賣文，其寫作內容便無法控制。以后，隨著局勢的變化，有些“賣文”的教授，也將其矛頭指向了政府。

　　國民黨也的確傳出一些丑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讓教授們失望。1942年，日軍攻占香港，據(jù)說在撤退時，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用飛機將狼狗運回重慶。又有謠言說，吳稚暉、郭泰祺、王寵惠、王正廷等政府要員因此而無法登機，以至吳稚暉全家被困自殺，其他人被俘。更有消息說，西南聯(lián)大教授陳寅恪也被困香港，生命危險，另一知名學者陶希圣，則已被日寇“剝皮”等等，因此輿論大嘩。其實，根據(jù)John Israel 的考證、調查，這一“孔祥熙飛機運狼狗”

　　事件，很可能是子虛烏有。（注：Israel，Lianda，pp.298—302.）但聯(lián)大學生對此反應強烈。他們成立了“討孔運動委員會”，其口號有“黨國要員不如孔賊的一只狗”、“孔賊不死、貪污不止”等。領導三青團的陳雪屏、姚從吾等人，費盡心機，拿出各種辦法，希望阻止學生上街游行，包括禁止三青團團員參與游行等，但還是有一千余人在飯廳集合，“一哄而出”。后來軍方的宋希濂、軍統(tǒng)的康澤和聯(lián)大的校方，都為此事奔忙，才沒有釀成學生罷課的局面。對于苦心經(jīng)營三青團、并用三青團掌握學生會的姚從吾來說，此事對他打擊很大，曾懷疑是否后面有人操縱，并責怪昆明國民黨黨部負責人趙澍沒有處理學生運動的經(jīng)驗，“言過其實，判斷錯誤”。（注：《姚從吾給朱家驊的信》，1942年1月21日，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王康在對“倒孔事件”的回憶中，也提供了與姚從吾大致相同的版本，認為是學生一時興起，臨時做出上街示威的舉動。見氏著：《聞一多頌》，第78—80頁。）

　　可見，雖然聯(lián)大成立了三青團等組織，但一遇突發(fā)事件，還是無能為力，沒有辦法阻止學潮的出現(xiàn)�？箲�(zhàn)勝利以后，由于經(jīng)濟的惡化、內戰(zhàn)的爆發(fā)，這種情形更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教授與學生顯然已經(jīng)取得了一定的默契。聯(lián)大政治系教授張奚若與聞一多在清華的老同學、一同留美的羅隆基，都向聯(lián)大師生報道了孔祥熙用飛機運狗的事情，雖然羅隆基此時已經(jīng)被國民黨政府解聘，不再擔任聯(lián)大的教授。（注：此處主要依據(jù)趙澍于1942年1、2月給教育部長朱家驊的匯報信。趙懷疑中共的參與，但又稱羅隆基等人“則趁火搧扇而已”。見朱家驊檔案，宗號35，冊號3.有關國民黨政府解聘羅隆基的經(jīng)過，參見廖風德：《學潮與戰(zhàn)后中國政治》，第74頁。該書還寫道，羅隆基雖然被解職，而且在1944年國民政府還要將其逐出云南，但由于龍云的保護，并沒有離開昆明。）換言之，教授們有心同政府共患難，但目睹政府要員的貪污、腐敗行為，再對比自己每況愈下的生活，便會將批評的矛頭直指當權的政府。吳晗回憶，1942年以后，“薪資收入偽法幣數(shù)字逐月增加，幣值卻逐天減少，生活越發(fā)過不去了……對蔣介石政權由不滿發(fā)展到痛恨了，講歷史一抓到題目就指桑罵槐，也開始參加一些政治性的社會活動了，走出書房，進入社會了”。（注：蘇雙碧主編：《吳晗自傳書信文集》，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第7頁。）

　　聞一多的轉變，也十分典型。據(jù)說在抗戰(zhàn)初期，他曾說道：“我們過去享的福也太多了，現(xiàn)在吃點苦也是應該的。這是戰(zhàn)爭中必然的情形�！保ㄗⅲ阂�自勉之：《聞一多》，北京：新中國書局，1949年，第53頁。）但是，隨著經(jīng)濟狀況的急劇惡化，他的清華同學潘光旦、羅隆基的影響，以及與吳晗的交往，使得聞一多逐步改變了想法。聞一多與吳晗，那時經(jīng)濟上都十分困窘。聞一多一家八口，負擔沉重。吳晗雖然沒有子女，但妻子袁震因肺病而臥床不起，生活同樣艱苦。他們兩人成為好友、“難友”，并一同站出來批評政府，并非偶然。

　　最近何炳棣先生指出，聞一多在抗戰(zhàn)時期的生活，并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艱苦。他用所謂的“手工業(yè)”——篆刻治印，來添補家用，又通過何炳棣的介紹，在一所中學兼課，生活還過得去。（注：何炳棣1945年到美國求學時，向聞一多告別，聞在家里為何餞行，“準備了一頓非常豐盛的晚餐”，包括全只老母雞和火腿湯。何指出：“那時聞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憶文章里所說的那么困難�！眳⒁娛现�：《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文化事業(yè)出版公司，2004年，第186頁。有關何炳棣為聞一多介紹兼課的事，又見聞黎明：《聞一多傳》，第207頁。不過，聞家為何炳棣餞行而備豐盛晚餐，特別是何不久前還為聞找了兼課的工作，合情合理。但是否此事就足以說明聞家生活尚可，則可另當別論。）但聞一多的兼課（在何炳棣的描述里，似乎收入頗豐），不久就停止了。（注：聞一多在昆華中學兼課，從1944年3月開始，至1945年2月止。參見熊朝雋：《聞一多在昆明紀實》，余嘉華、熊朝雋主編：《聞一多研究文集》，第363—364、374頁。）也許當時何先生已經(jīng)出國，并不知曉內情。聞一多在給家人的信中說道：“抗戰(zhàn)以來，由于個人生活壓迫及一般社會上可恥之現(xiàn)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獨善其身者終不足以善其身。兩年以來，書本生活完全拋棄，專心從事政治活動”。（注：《聞一多1946年2月22日給聞家騄的信》，見《激進人生：聞一多隨想錄》，第218—219頁。）可見，生活上的壓力是一方面，但社會上發(fā)生的“可恥”現(xiàn)象，也是促使聞一多批評政府的原因之一。

　　那些“可恥”的現(xiàn)象，與國民黨在戰(zhàn)場上的失利，切切相關。1944年，侵華日軍發(fā)動了“一號戰(zhàn)役”，國民黨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這些消息傳至昆明，人心惶惶。而聯(lián)大學生，對于國民黨軍隊失利的情形，更有深入的了解，一些高年級學生充當美軍翻譯，了解了一手情況。

　　（注：胡國臺《浴火重生：抗戰(zhàn)時期的高等教育》中對大學生充當美軍譯員的情況有詳細描述，見該書第139—179頁。）他們看到，國民黨軍的失利，實力自然是一個問題，但尚有其他原因。姚從吾報告道：“邇日豫中戰(zhàn)爭失利；
美報批評時聞。四年級被調擔任譯員者，對于待遇之紛歧，軍長師長之剝削士兵；
士兵餓死，病死無人過問；
通信報告，嘖有煩言。

　　輾轉傳述，群表不滿。人心浮動，此亦一因。“（注：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之后，由于國民黨軍在湘桂大潰敗，受傷士兵橫臥昆明街頭，更是慘不忍睹。聞一多天天見到這些傷兵，對他觸動很大，因此決心開始有所行動。（注：參見王康：《聞一多傳》，第284—285頁；
Israel，Lianda，pp.336—337.）而美國政府又針對國民黨的腐敗，要求其進行民主改革。在這種壓力下，也為了爭取民心的支持，國民黨開始了憲政改革的討論。于是，各種要求民主改革的聲音，日益強烈。加上昆明本來就因為龍云獨霸一方，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因此民主自由的空氣，更加濃厚；
對政府的批評，也格外尖銳。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黨務、團務工作的開展，就變得日益困難。原來姚從吾等人的想法是，“寓宣揚主義于研究”，也即提倡學術研究是手段，而宣揚主義是實質�？墒堑搅�1944年，國民黨在聯(lián)大的影響每況愈下。昆明學術界就憲政問題，由李公樸帶頭成立了“憲政問題研究會”。姚對之的描述是：“蓋以研究憲政為掩護，以批評政府，實現(xiàn)私圖為主旨�！�

　　聯(lián)大國民黨區(qū)黨部“為先發(fā)制人計，乃決議由錢端升、周炳琳兩同志用聯(lián)大法學院憲政講演會名義，舉辦憲政問題十講（主講人六人為黨員，四人為非黨員）。以資倡導”。但成效如何呢？姚從吾寫道：“就講演會本身言，則成績甚著。惟講演憲政問題，容易涉及時政（如政府不平抑物價，不懲治奸商之類）�！边@也即是說，錢端升、周炳琳等人（包括張奚若、潘光旦等當時批評國民黨十分積極的人士）的演講，也同樣批評了政府，只不過姚從吾不便明說罷了。于是，國民黨區(qū)黨部只能另撥經(jīng)費，將講演記錄成稿，“呈送鈞部，以備考查”。

　�。ㄗⅲ骸兑�從吾給朱家驊的信》，1943年2月20日、1944年5月14日，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這等于是用威脅手段，迫使講演者有所收斂。原來姚從吾等倡導學術講演活動，是為了替政府宣傳，而到了此時，他生怕出事，就希望參與者嚴守學術的路線了。

　　不過，已經(jīng)沒有幾個教授能再回到學術的象牙塔內，因為敵人打到了家門口，已經(jīng)有人喊出了“保衛(wèi)大西南”的口號。國民黨為了爭取美援，獲取民心，苦撐下去，也必須改變形象，拿出開放、民主的樣子。昆明的國民黨，由于龍云的阻礙，其工作更是艱難。這在姚從吾的信中，可見一斑：“中央提倡討論憲政，開放言論，此事言之似易，執(zhí)行實難。開放言論之尺度如何？是否僅有言論，而無實際活動者，即可放任？抑或對于無政治背景之牢騷，可以縱容，對于另有企圖者，則仍當監(jiān)視干涉”？（注：參見《姚從吾給朱家驊的信》，1944年5月14日，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該信寫于1944年5月14日，也即在聯(lián)大五四紀念晚會開過之后不久。而這一五四紀念會，被聯(lián)大師生認為是結束“霧的時代”的標志。原因是是年國民黨已經(jīng)將青年節(jié)改在了3月29日，但聯(lián)大師生照樣紀念五四，顯示他們向政府挑戰(zhàn)的姿態(tài)。（注：參見徐虹主編：《清華四才子：王國維、聞一多、梁實秋、吳晗》，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98頁。）姚從吾向朱家驊請示如何對待那些不同意政府意見者，一定是他目睹了師生慷慨激昂、群情激憤的樣子而有些緊張、無所適從。

　　姚從吾曾努力阻止學生，但未能成功。他看出許多師生“假紀念五四，擴大活動”，因此有所準備，特別是歷史學系在5月3日召開紀念會之后。歷史學系的紀念五四座談會，有系主任雷海宗和張奚若、周炳琳、聞一多等教授發(fā)言。張奚若和周炳琳作為五四的參加者和領導者，回顧了五四運動的經(jīng)過，而張將五四運動與辛亥革命作比較，顯然與國民黨的口徑不符。雷海宗在發(fā)言中，雖然主張紀念五四，但希望學生以學業(yè)為重，因為就歷史的觀點來看，學生荒廢學業(yè)，最終對國家不利。顯然，雷的發(fā)言，是想盡量息事寧人，符合國民黨的主張，因此得到在場的三青團員的喝彩。而左翼學生王康，頻頻傳遞條子給本想來旁聽的聞一多，要聞發(fā)言。聞一多最后講了話，既回憶了自己在五四運動時的作為，又指出青年們的行動，還是值得鼓勵的。會上的師生已經(jīng)公開形成兩派意見。（注：參見聞黎明：《聞一多傳》，第223—224頁；
王康：《聞一多傳》，第285—289頁。王康對聞一多講話的回憶，比較突出聞肯定青年、批評時政的一面。其實聞一多的講話，還沒有與雷海宗爭執(zhí)的意思。

　　見聞一多：《五四歷史座談》，何乃正編：《激進人生：聞一多隨想錄》，第67—69頁。）

　　5月4日，聯(lián)大文藝墻報社原擬召開“五四運動與新文藝運動”座談晚會，但因為參加人數(shù)太多，天又下雨，組織者想分兩個教室進行，但一些人反對，還有人掐斷了電線，室內頓時一片黑暗，座談晚會不得不改期到5月8日。姚從吾對此描述說：“幸五四天雨，團部、黨部又分別防范，雖墻報五光十色，而集會實未舉行”。由此看來，他自5月3日的晚會之后，的確感到已經(jīng)失去控制，不想再讓類似的活動舉辦，因此掐斷電線一事，如左翼學生所言，很有可能是三青團成員所為。（注：《姚從吾給朱家驊的信》，1943年5月14日，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王康《聞一多傳》提到，三青團分子割斷了電線，使得會議無法進行，見該書第289頁；
但聞黎明的《聞一多傳》沒有提誰掐斷了電源，見該書第224—225頁。）

　　不過，5月8日，集會如約舉行，而且人數(shù)空前，近三千人，地點改在了圖書館前的大草坪。由此看來，姚從吾等人的努力，并沒有獲得完全成功。但他寫道：那天的集會，“由羅莘田同志用中國文學系名義，聯(lián)合八教授，召開一五四文藝晚會，專以講授文藝為限。目標轉移，人心始復歸鎮(zhèn)定。（八教授中，除聞一多、沈從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羅莘田、楊振聲、孫毓棠、李廣田等，均為黨員。）五四文藝晚會，自七時起，至十二時止，參加者逾兩千人，實屬空前。希望經(jīng)此一發(fā)泄之后，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也”。（注：《姚從吾給朱家驊的信》，1943年5月14日，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可見姚從吾等人的策略已經(jīng)有所改變，希求變被動為主動，干脆由學校出面召開紀念會，并想把會議內容限在學術討論上。但這一策略只獲得部分效果。雖然王康也回憶道，“這是個專談文藝的晚會”，但聞一多在會議原定的壓軸者楊振聲講完話之后，又站起來號召學生繼承五四精神，并說道，雖然有人不讓開這樣的會議，但還是開了，而且規(guī)模更大。（注：參見王康：《聞一多傳》，第290—292頁；
聞黎明：《聞一多傳》，第225—228頁。）這等于說，聞一多已經(jīng)帶領學生，公開向國民黨在聯(lián)大的組織挑戰(zhàn)了。由此，教授中的分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已經(jīng)十分明朗，一部分人已經(jīng)成了學潮的“熱情的鼓動者”了，而另一部分國民黨籍的教授，則成了學潮的“急切防范者”。原來以教學、研究為業(yè)的教授，再也無法棲身于學術的象牙塔了。

　　三“獸、人、鬼”（注：《獸、人、鬼》是聞一多在一二·一運動之后評論當時的人對此不同態(tài)度的一篇短文。）的分化、組合1944年五四紀念座談會的召開，是聯(lián)大政治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國民黨不但沒能阻止學生開會紀念已經(jīng)不是青年節(jié)的五四，而且紀念晚會也沒有如姚從吾所希望的那樣，以學術討論為限。姚從吾認為，師生經(jīng)過一陣“發(fā)泄”，“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但以后的發(fā)展，則與他的預測相反，學生的活動非但無法控制，而且得到一些教授的支持。是年6月，美國副總統(tǒng)華萊士（Henry Wallace ）訪問昆明，聯(lián)大教授羅隆基、潘光旦、聞一多、張奚若等人，應邀與華萊士座談。他們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措辭十分激烈。以至有傳言說，聞一多等人已經(jīng)被教育部解聘。7月，聯(lián)大、云大舉行紀念七七事變座談會，教授們又對政府提出許多批評。云大校長熊慶來力圖控制局面，說了幾句提倡學術研究的話，被聞一多搶白了回去。（注：聞黎明：《聞一多傳》，第228—231頁。）8月，國民黨第五軍軍長邱清泉，邀請聯(lián)大、云大教授座談。在會上，不但聞一多等激進人士對國民黨在戰(zhàn)場上的失利提出質問，連國民黨籍教授陳雪屏等人也對軍隊中的腐敗現(xiàn)象提出批評。在這樣的形勢下，聯(lián)大國民黨的黨務和團務工作困難重重；
三青團正是在這一年的學生自治會改選中，失去了控制。

　　陳雪屏、姚從吾等人在給朱家驊的匯報中承認，1944年以來，工作愈益艱難。姚從吾在10月底的一封信中寫道：聯(lián)大情形，已經(jīng)“一觸即發(fā)，非常不穩(wěn)”。（注：朱家驊檔案，宗號95，冊號1.“一觸即發(fā)，非常不穩(wěn)”的字句，出自姚從吾1944年10月25日給朱家驊的信，見朱家驊檔案，宗號130，冊號2.）的確，到了年底，昆明舉行集會，紀念護國起義，會上群情激昂，喊出“反對獨裁、擁護共和”的口號，集會之后，昆明學生繼1942年“倒孔運動”游行之后，第二次走上街頭，進行示威游行。

　　那么，國民黨是否有什么新的對策呢？看來沒有。1945年3月22日姚從吾再度致信朱家驊，匯報黨務工作。他的建議還是，吸收有名望的中間人士入黨，而且要提拔他們?yōu)橹醒胛瘑T。他寫道：“我與諸友商量，大家都認為：先生應與戴先生（戴季陶——引者注），促成名流黨員為中委的辦法，效用有三：1.鄰之薄、我之厚也。中立的名流黨員多一人，即某方少一人。2.一般輿論多認為，黨已相當腐化，應網(wǎng)羅名流，以新中外耳目。3.先生為中研院院長，黨與學者、教育家、實業(yè)家接近，自大有功也大有利”。（注：朱家驊檔案，宗號356，冊號2.重點號原文就有。）這些建議繼續(xù)了國民黨在昆明學術界的一貫做法，可是輿論認為，“黨已相當腐化”，因此要繼續(xù)吸收教授入黨，想來更加不易。

　　雖然姚從吾看到，國共之間的較量已經(jīng)發(fā)展到學術界了（當時中共南方局的確派了華崗到昆明），但其實在教授中間，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并沒有僅僅在國共兩黨之間選擇，而是復雜多樣。以聞一多為例，國民黨已經(jīng)把他與共產(chǎn)黨視為一體，因為他與激進的學生站在了一起。

　　不過聞一多的急劇變化，并不能代表多數(shù)教授的立場。聞一多在1944年7月，寫了《八教授頌》，其諷刺的對象之一，是那些專門在口頭上批評政府的教授，也即他的老同學羅隆基、潘光旦等人。據(jù)他的另一同學梁實秋回憶，聞一多在戰(zhàn)前，就對羅隆基與政府相對立的立場，感到反感，認為羅只是為了沽名釣譽，“逆取”干祿。（注：梁實秋：《談聞一多》，第104頁。）而聞一多本人在邱清泉召開的座談會上，語驚四座，提出口頭討論無用，在“非常時期要用非常的手段來干”！（注：有人甚至回憶道，聞一多提出的非常手段，也即革命。見聞黎明：《聞一多傳》，第238頁。又見Israel，Lianda，p.349.自那時以后，聞一多的言論，都是號召訴諸行動，反對空談。）因此聞一多在1944年9月被邀加入民盟的時候，閉門不出，思考再三，長達一周，顯然他對是否與羅隆基等人“同流合污”，還十分猶豫。

　�。ㄗⅲ菏肪�、王康：《聞一多的道路》，第107頁。）

　　教授的政治立場開始趨向一致，是在戰(zhàn)后，以1945年一二·一運動的爆發(fā)為標志，其特點是從原來學潮“同情的旁觀者”，轉到“同情的支持者”，而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姚從吾想依賴的名流學者、國民黨籍的教授。對于一二·一運動，如本文開始所說，現(xiàn)有的論述都傾向將之視為中共運動、組織的產(chǎn)物，其實當時中共在昆明雖有地下活動，但其外圍組織——中共民主青年同盟（民青）1945年年初才剛成立。據(jù)王漢斌回憶，中共黨員之間，是“單線聯(lián)系、沒有成立支部。直到‘一二·一’運動后，才成立支部”。（注：一二·一運動史編寫組編：《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下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7頁。）比較活躍、與政府相對的組織，是羅隆基、潘光旦、吳晗、聞一多等人為代表的民盟。羅隆基在民青成立之初，還想領導它，由于聞一多的反對才作罷（聞一多的反對，亦可見他并不完全贊同羅隆基）。（注：見楚圖南：《抗戰(zhàn)期間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運動》，收入政協(xié)西南地區(qū)文史資料協(xié)作會議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西南》，重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0頁。）易言之，教授已成了批評政府的主角。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之初，大多數(shù)教授都希望和平趕快到來，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急劇變化，顯然認識不足。他們不希望國共朝內戰(zhàn)的方向發(fā)展，因此他們一方面致電蔣介石、毛澤東，同時在校園內開展各種活動，呼吁和平。他們的言行，固然與中共“反內戰(zhàn)”的宣傳相呼應，但更多反映的是他們自己的心聲。1945年11月25日，聯(lián)大、云大、中法大學和英語專科學校的學生自治會，要舉行“反內戰(zhàn)時事講演會”，國民黨籍的聯(lián)大教授錢端升、伍啟元、楊西孟本來同意參加，并與民盟的云大教授費孝通、潘大逵共同出面演講。代理省主席李宗黃命令禁止會議召開，并向云大施加壓力，不準會議在云大舉行。云大領導屈服，會議因此改在聯(lián)大舉行。聯(lián)大校方葉企蓀同意會議召開，但認為要在動作上“技術一點”。不過，由于這一禁令，楊西孟拒絕參加。（注：《“一二·一運動”與“民青”》，《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上冊，第29頁。）伍啟元也說，他與錢端升聽說學生準備會后游行、發(fā)宣言時，也向學生自治會提出異議，學生表示妥協(xié)，答應只是演講會而已，講完即散。（注：《伍啟元致朱家驊的信》，1945年11月30日，朱家驊檔案，宗號148，冊號2.）

　　但李宗黃等人對聯(lián)大師生的“桀驁不馴”十分不滿。因此一方面希望聯(lián)大國民黨黨部操縱會議的進行，另一方面動用軍警圍住了聯(lián)大校園，隔斷了交通。集會在聯(lián)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舉行，有數(shù)千人參加，聞一多、吳晗等人指導了會議。在錢端升、伍啟元和費孝通講演完畢之后，會議又通過了各校聯(lián)合發(fā)表的反內戰(zhàn)宣言，但此時校園周圍已經(jīng)響起了槍聲，三青團干部查宗藩也冒充百姓，在會上發(fā)言，引起爭執(zhí)。講演的教授再度與會議主席商量，要他們在潘大逵講演之后，立即散會，學生同意了。由于交通已被切斷，師生只能繞路回城。

　　第二天，中央社居然報道說，昆明西郊響槍是因為有匪警，由此激起學生更大的憤怒，于是罷課開始。（注：此處敘述，主要據(jù)《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所載當時人的回憶，見該書第4—50頁；
Israel，Lianda，pp.369—372；
廖風德：《學潮與戰(zhàn)后中國政治》，第76—81頁。不過廖風德說，會議開始時，陳雪屏、查良釗等國民黨籍教授想加以控制，但沒有成功。此事看來不確，因為姚從吾在事后曾向陳雪屏、鄭天挺報告會議及其罷課的情況，可見至少陳雪屏并不在場。姚信收入《一二·一運動》，第411—415頁。）

　　從李宗黃的觀點來看，他已經(jīng)禁止聯(lián)大集會，因此派軍警騷擾，似乎理由充足。但對聯(lián)大師生來說，軍警粗暴干預校園學術活動、限制言論自由的做法，破壞了聯(lián)大一向引以自豪的傳統(tǒng)，簡直忍無可忍。即使國民黨籍的教授伍啟元、姚從吾，也認為引起學生罷課的主要責任，應在軍警的輕舉妄動。伍啟元向朱家驊匯報道：“元講后，即先退席。其后因軍警之干涉，學生情緒略有不安，遂予反對政府黨派之份子予以鼓動之機會，于是在二十六日聯(lián)大學生開始罷課，并將學潮波及各大中學。”姚從吾的匯報要詳細得多：就常態(tài)言，此等集會，也不過罵罵接收人員，藉以譏笑中央腐化，把預備好的抗議書，送給外國人而已。不意駐軍因責任感重，近日又閱報，知共軍阻撓國軍，開入東北，義憤難抑，出而干涉。廿五日警備司令部曾召開會議，（在警備司令部）通知云大，禁止開會。因是該座談會，即改移在聯(lián)大圖書館前廣場中舉行。夜寒道遠，參加人少，置之不理，則不久即散。又不意，駐軍謂有匪警，黑夜在聯(lián)大四周，鳴槍示威，幸未傷人，會亦驚散。聯(lián)大及各校學生，事后思之，不勝憤恨。三五聚談。次晨（廿六日）即未能安心上課。搗亂分子見眾怒之可資利用也，乃臨時粘貼罷課紙條，而罷課之事，竟弄假成真矣。（注：《伍啟元給朱家驊的信》，1945年11月30日；
《姚從吾給朱家驊的信》，1945年11月28日，均見朱家驊檔案，宗號148，冊號2.）

　　他們兩人的描述，一簡一詳，口氣也有不同，但都說軍警動作在先，過度反應，引起了學生的罷課。他們的口徑，與聯(lián)大領導（只有葉企蓀在）隔日給朱家驊（時已任教育部長）的急電相似。該電說開會“秩序良好”，但“開會之時竟有軍警在本校四周施放槍炮，斷絕交通，學生憤慨，于今日罷課”。（注：《一二·一運動》，第373頁。）

　　由此可見，教授對軍警的行為表示憤慨，而并不追究他們的同事和學生對抗禁令召開集會的行為。29日，他們發(fā)表了“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全體教授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軍政當局侵害集會自由事件抗議書”，顯示了他們與政府（自然主要是地方政府）對立的立場。這一抗議書很具意義。它顯示，教授已經(jīng)開始與學生走到了一起，并且他們還達成了內部的團結，采取了相同的立場。即使是姚從吾，也認為軍警對此次集會，如此大驚小怪、小題大做是不應該的。教授們這一大致相同的立場，反映在他們的抗議書中：“近代民主國家，無不以人民之自由為重，而集會言論之自由，尤為重要……而地方軍政當局，竟有此不法之舉，不特妨害人民正當之自由，侵犯學府之尊嚴，抑且引起社會莫大之不安”。（注：《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上冊，第69頁。）換言之，無論其政治立場是左或右，大多數(shù)教授都認為“集會自由”是大學師生的基本權利，而政府橫加干涉，是“侵犯學府之尊嚴”。

　　因此，無論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何，教授都同情學生罷課的主張。像姚從吾也認為對于罷課，“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隨聲擁護”。他和三青團負責人、物理系教授鄭華熾的希望是，盡快結束罷課。（注：《姚從吾給陳雪屏、鄭毅生的信》，《一二·一運動》，第411頁。）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做法雖然“保守”，卻也代表了大多數(shù)教授的立場。從保護學生的想法出發(fā)，教授希望學生在罷課幾天以后，就可以回到教室復課了。就在教授發(fā)表“抗議書”的29日，周炳琳和葉企蓀等聯(lián)大領導勸導學生復課時，聞一多還自告奮勇，起來發(fā)言，要求學生不要感情用事，而應該結束罷課，另尋抗議的手段。據(jù)回憶，吳晗也認為應該復課，為此還與學生罷委會發(fā)生爭執(zhí)�？梢�，激進教授如吳晗、聞一多，也都支持學生復課。吳晗和聞一多此時都已與中共地下黨員有所接觸。他們提倡復課，一度還以為這也是中共的想法。

　　這表明，由于軍警騷擾晚會事件發(fā)生突然，中共地下組織對是否長期罷課，也沒有統(tǒng)一的意見。學生罷委會中的程法彶，尚不是中共黨員，而地下黨員王漢斌，則不在罷委會。

　　所以中共地下黨一開始便組織、領導該運動的說法似乎很難成立。中共地下黨員鄭伯克回憶道，那個“反內戰(zhàn)時事講演會”，由他們鼓動學生自治會組織，但在11月25日晚會開始之前，并沒有罷課的打算。（注：參見《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上冊，第35頁；
下冊，第256、272—273、285等頁。有關聞一多反對罷課的態(tài)度，又見聞黎明：《聞一多傳》，第335頁。）因此上引姚從吾對罷課的描述，具有很大的可信度。

　　雖然罷委會中的一些人，采取了比較激進的、反政府的立場，但他們受到他人的批評而不得不有所改變。譬如，罷課開始時，罷委會提出的要求有：（1）反對內戰(zhàn)；
（2）美國撤軍；
（3）組織聯(lián)合政府；
（4）懲辦包圍聯(lián)大校園的官員；
（5）保證集會自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三青團反擊，主張如果要求美國撤軍，那么蘇聯(lián)也必須從東北撤軍。美國在抗戰(zhàn)中對中國援助甚多，現(xiàn)在抗戰(zhàn)剛剛勝利，馬上提出反美，有不妥之處。這一反擊得到大多數(shù)同學的支持，使得罷委會因此修改原來的要求，如改提“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等。簽名表示持中立派或“無黨無派”立場的同學，在600—900人之間，為數(shù)不少。（注：參見《“一二·一運動”與“民青”》，《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上冊，第31—34頁。另見《姚從吾給朱家驊的信》，1945年11月28日，朱家驊檔案，宗號148，冊號2.“民青”的回憶說持中間立場的人為六七百人，而姚說有九百人。）

　　由上可見，從教授到多數(shù)學生，都希圖捍衛(wèi)集會和言論自由，但又不想采取過激行為，因此由晚會事件引起的抗議想來本不會持續(xù)太久。但偏偏又出現(xiàn)一系列“不意”的流血事件，使得一二·一運動不但發(fā)生，而且延續(xù)達三個多月，成為戰(zhàn)后學潮一個讓人注目的起點。也許因為聯(lián)大國民黨黨部已經(jīng)撤銷，上述校園內發(fā)生的變動，沒有與昆明地方當局通氣，因此李宗黃、關麟征、邱清泉等人，對學生仍然采取強硬的手段，號稱以“以組織對組織，以行動對行動”。其實姚從吾在11月28日給朱家驊的匯報中，已經(jīng)懇求朱和陳立夫，馬上與關、邱等聯(lián)系，希望他們“以政治為主、軍隊彈壓為附，萬勿隨意行動，隨意刺激群眾”。他還希望設一黨、團、政、軍的聯(lián)系人，“以期有所集中”。（注：朱家驊檔案，宗號148，冊號2.）

　　但姚從吾的信尚未到朱家驊手中，軍隊的“隨意行動”已經(jīng)開始了。11月30日，聯(lián)大學生上街宣傳罷課原因，遭到軍警、特務毆打，引起公憤。12月1日，軍警、特務居然沖進聯(lián)大、云大、聯(lián)大附中校園，用手榴彈、刺刀攻擊師生，導致四人死亡，多人受傷。于是，一二·一運動正式爆發(fā)。這一地方當局有組織的行動，頓時改變了教授們的態(tài)度，更激怒了廣大的學生，使得他們聯(lián)合起來，并肩行動了數(shù)周，這在中國學運史上，可說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在慘案發(fā)生以后，當然還有一些仍持保守立場的教授，如云大的何衍璇，向朱家驊報告說，他的同事費孝通、尚鉞、潘大逵等人鼓動教授罷課，而他“極力反對”，而且說“查此次罷課風潮，不免因共產(chǎn)黨與民主同盟之利用機會，如不制止其越軌行動，學校之秩序將不堪設想矣”。（注：《何衍璇給朱家驊的信》，1945年12月7日，與何持相同立場的還有留德歸來的聯(lián)大工學院教授寧楻，他也寫信認為必須防止中共背后操縱。見朱家驊檔案，宗號148，冊號2.）但是大多數(shù)教授都采取了同情、支持學生罷課的立場。在12月2日舉行的死難同學入殮儀式上，聯(lián)大負責人葉企蓀、查良釗等都寫了沉痛的悼詞和挽聯(lián)。聯(lián)大教授會并且決定自4日起，停課七天。一些激進人士，如尚鉞、向達、周新民、吳富恒、楚圖南、費孝通、費青、聞一多、潘大逵、潘光旦等，還在12月6日昆明市各大中學教師罷教宣言上簽名。（注：見《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上冊，第167—170頁。）其他國民黨籍的教授，雖然沒有簽名，但從他們給朱家驊的信中，也可見其同情學生的立場。如錢端升的信中說：此間學潮之根本原因，“則確為地方所采防遏方法過于操之暴烈”。而華羅庚則寫一長信，詳述了自11月25日到一二·一慘案之經(jīng)過。他說：“此次事變，當局處置似甚為失當。死者四人，而吾黨黨員，占其半數(shù)�！睂τ诒淮騻�的教授馬大猷，華說曾介紹他入黨。

　　他在敘述中指出，與學生沖突者為“××”。之所以用符號代替，是因為“××代表一無以名的一類人，蓋消息分歧，無法證實究為何種人也。有謂‘軍人’者，有謂‘特務’者，有謂‘流氓’者，莫衷一是”。（注：均見朱家驊檔案，宗號148，冊號2.華羅庚稱死亡的人士中，于再、潘琰為國民黨員，但一般的回憶中則說他們是中共黨員，見《四烈士小傳》，《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上冊，第102—106頁。）這一諷刺的寫法，反映了華同情學生的態(tài)度。因為教授會上，用的是“暴徒”，而“暴徒”比較空泛，不如“軍人、特務”可以指出當局的操縱。

　　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同情、支持學生的統(tǒng)一立場，教授們開始直接挑戰(zhàn)國民黨政府。蔣介石本來想息事寧人，抓了幾個替死鬼，并將這些“罪犯”于12月11日槍決。12月8日，蔣介石還發(fā)表公告，號稱要對事件，“根據(jù)是非與法紀，作公平負責之處置”，懇切希望學生能復課。同時，關麟征又自請?zhí)幏�，要求離職。但因為蔣的公告未提慘案的元兇是李宗黃，也沒有對李進行處分，因此教授們并不滿意。12月10日是蔣介石要求學生復課之日，中央社也在同一天發(fā)表消息說，昆明學潮“慶告平息”，但聯(lián)大教授會則決定在是日向報界發(fā)表公開聲明，指出這一慘案“實為兼代主席兼黨務主任李（宗黃）、警備總司令關（麟征）、第五軍軍長邱（清泉），明目張膽所共同指使”，并決定對上述人士“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法律上之控訴，以維法紀，亦所以平師生之公憤”。這一與政府針鋒相對的立場，是史無前例的。

　　（注：《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下冊，第24頁；
上冊，第170—173頁。前引聞黎明：《論一二一運動中的大學教授與聯(lián)大教授會》對這一段時期教授的態(tài)度轉變論述甚詳，值得參考。）

　　周炳琳、傅斯年在處理這一慘案的過程中所起作用甚大，值得注意。他們的身份已經(jīng)與五四時候不同，他們不再沖鋒陷陣，而是起了一種調停的作用。但在要求政府嚴辦李宗黃等官員問題上，他們與學生站在了一起，因此教授會的公告，也反映了他們的態(tài)度。周炳琳是國民黨老黨員，在聯(lián)大殊有威望。用姚從吾的話來形容，“枚蓀（周炳琳字——引者注）兄才望兼?zhèn)�，平日雖好為高論，而處變則頗有鎮(zhèn)壓能力”。（注：《姚從吾致朱家驊信》，1945年11月28日，朱家驊檔案，宗號148，冊號2.）慘案發(fā)生以后，姚從吾形容道：“教授會精彩緊張，可謂空前。一多自稱反對政府，枚蓀發(fā)言也力量大增，幾乎受全場的支持。端升表現(xiàn)的最糟，奚若仍是罵人老套。他們竟真的把枚蓀烘托成正義派了。”換言之，周炳琳與楊西孟、賀麟等一起，形成教授會的中堅，贏得了多數(shù)人的支持。（注：《姚從吾給陳雪屏、鄭毅生的信》，《一二·一運動》，第412—413頁。）

　　傅斯年在抗戰(zhàn)勝利后，被任命為北大代理校長。12月4日，他以聯(lián)大常委的名義，到昆明調停。他雖然無黨無派，但此行任務顯然是為了執(zhí)行朱家驊和蔣介石的指示，讓學生早日復課，平息學潮。他雖奉勸學生服從師長，但也如周炳琳一樣，認為肇事者李宗黃必須離職。

　　他到達昆明后連發(fā)數(shù)電給朱家驊并轉蔣介石，指出“李宗黃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彼實為主謀主使”；
又稱：“李宗黃至今仍堅持此次學潮，由政府派盧漢來而起，對盧漢及云南多數(shù)人士，猛烈攻擊，此公如不暫離昆明，不特學潮無法結束，即大局亦不了�！保ㄗⅲ阂娭旒因憴n案，宗號148，冊號2.）由此可見，傅斯年雖然執(zhí)行蔣介石的指示，希望仰賴自己的聲望迅速解決學潮，但在對待李宗黃的態(tài)度上，還是與蔣顯然不同。他支持集會自由，促成聯(lián)大常委梅貽琦、云大校長熊慶來在《中央日報》上發(fā)表報告一二·一慘案的真相，這等于否定了該報以前對整個事件所持的敵視態(tài)度。他還要求國民黨中央嚴辦李宗黃，對李“決不寬容”。（注：《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上冊，第26—27頁。）事情的結果也與周炳琳、傅斯年的努力大體一致：李宗黃離開了昆明；
死難學生的家屬得到50萬元的撫恤金；
學生在20日后逐漸復課，27日全面復課。1946年3月17日，昆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出殯和游行。至此，一二·一運動，算是有了一個結尾。

　　四余論

　　不過，與其把這個出殯和游行視為一二·一學潮的結尾，還不如把它視為一個新的開端，更為妥當。1946年以后，學潮更是風起云涌，此起彼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自然是中共地下活動的成功。但蔣介石政府的失策，似乎也不能忽視。就一二·一慘案的處理來說，昆明的師生看到軍警和特務攻擊校園、濫殺無辜，即使保守的姚從吾，也只能對學生罷課和教師停課的主張，不敢置一詞。而國民黨籍的教授中，如錢端升、周炳琳、伍啟元等都開始批評政府，表示同情學生。激進人士如張奚若、聞一多和吳晗，更是言辭激烈，不過他們的號召力，在教授會中還是有限。姚從吾評論道：吳晗“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實毫無能力”。

　　這一評論雖然出自姚從吾之口，但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據(jù)John Israel 的觀察，聯(lián)大教授中，喝過洋墨水的占絕對多數(shù)，像吳晗、沈從文那樣既年輕、又“土生土長”的教授，并沒有太多的朋友和聲望。而資深的張奚若、聞一多，則要受人尊重得多，但他們兩人都有些“名士氣”，說話語不驚人死不休，在處理具體問題上，也沒有周炳琳、傅斯年等人說話有分量。譬如那時教授會最后決定停課，而不是像聞一多所要求的罷教，就是一例。（注：《姚從吾給陳雪屏、鄭毅生的信》，《一二·一運動》，第412—414頁。有關吳晗、沈從文、聞一多和張奚若在聯(lián)大的情形，散見Israel，Lianda.何兆武回憶道，聯(lián)大美籍教授、中國通溫德（Robert Winter ）曾評論聞一多道：“他是一包熱情，搞政治可不能憑一包熱情��！”

　　見《何兆武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337頁。可見對聞一多的激烈言辭，許多人不敢茍同。保守的師生甚至把聞一多譏為“聞瘋子”。）

　　當然，停課與罷教，其實并無實質的不同。但大多數(shù)教授主張停課而不是罷教，表明對政府還抱有希望（幻想？），也給政府留有顏面。周炳琳、傅斯年也同樣如此。他們居中調停，指出李宗黃為罪魁禍首，要求政府嚴辦，傅斯年還向在場的師生打下包票，認為在兩個月內撤李宗黃的職，一定能辦到。他們如此表態(tài)，表明對國民黨政府仍然頗有信心，認為憑著自己的聲譽和影響，一定可以說動蔣介石將李宗黃撤職，以平民憤，重建政府威望。聞一多在一二·一慘案后寫的《獸、人、鬼》短文中，曾表示擔心：“人既是這樣的善良，萬一有鬼，是多么容易受愚弄啊”�。ㄗⅲ汉文苏�編：《激進人生：聞一多隨想錄》，第7頁。）

　　聞一多不幸而言中。1946年2月，李宗黃調任新職，再度引起公憤。周炳琳在1946年2月6日曾有信給朱家驊，寫道他回昆明以后，“同事相見，以李伯英（李宗黃字——引者注）撤職事如何了相問……”他繼而解釋道：“同事如此關心此事，是因為教授會曾議決以兩個月為期以去就爭李撤職之實現(xiàn)”，現(xiàn)在距離這一期限已經(jīng)臨近，因此十分焦急。周炳琳還指出，“孟真兄對此事亦曾作保證。弟知渠于此事之遲遲未實現(xiàn)，亦必焦急萬分也”。（注：朱家驊檔案，宗號148，冊號2.）周最后得知李獲新職，想來一定十分失望。而這一失望心情，也一定為許多教授所共有。以后，重慶又發(fā)生二·一○血案，于是昆明學生在2月17日再度上街游行。3月17日為一二·一慘案死難學生出殯，又引起了一場大規(guī)模游行示威。

　　周炳琳、傅斯年沒有能讓政府罷職、懲處李宗黃而使他們失信于同事和學生。李、關逍遙法外，也等于是讓教授在他們的學生面前失信。從此，教授與學生的行動之間，產(chǎn)生了一定的隔閡。1946年2月底，聯(lián)大半數(shù)以上的教授在一份抗議書上簽名，要求蘇聯(lián)撤兵東三省，但學生對此反應冷淡。John Israel 指出，教授與學生在政治態(tài)度上，開始出現(xiàn)明顯的分歧。

　　學生對教授在美蘇之間取中立立場的態(tài)度，已經(jīng)沒有興趣。（注：Israel，Lianda，p.375.此次反蘇學潮，以上海的學生為主力，而不是一向激進的聯(lián)大學生。見廖風德：《學潮與戰(zhàn)后中國政治》，第147—177頁。）這也表明，自此，左翼學生逐漸掌控了大學校園，而三青團等組織幾近陷于癱瘓的狀況。（注：姚從吾也寫道，自一二·一運動以后，國民黨、三青團的組織在聯(lián)大校園已經(jīng)沒有什么勢力，而學生自治會為“反動分子”所把持，因此為了反對蘇聯(lián)出兵東北，只能由聯(lián)大法學會和東北社出面動員學生。見朱家驊檔案，宗號356，冊號2.）此后，特別是1947年，學潮洶涌澎湃，勢不可擋。不過，雖然教授與學生之間有了一些隔閡，但并不表明教授依舊相信、甚至靠近政府。如果說他們在一二·一運動中，由于相信政府而失信于學生，那么他們對于政府的態(tài)度，也自然有了轉變。其實，一旦教授開始不信任政府，那么在教授、學生和政府這三者的關系中，真正的失敗者自然還是政府。不過此時的國民黨政府正專注于戰(zhàn)場上的勝負，已無暇顧及那么多，而對原來一心想拉攏的教授，也采取了更為強硬的鎮(zhèn)壓手段。1946年7月李公樸、聞一多的被刺殺就是一個顯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國民黨政府對教授政策的改變，也表現(xiàn)在對他們的經(jīng)濟待遇不像以前那么關心，或者無力、無心顧及。抗戰(zhàn)勝利以后，教授的生活非但沒有改善，而且還有繼續(xù)惡化的跡象。據(jù)當時人的回憶，一個剛畢業(yè)的大學生如果充當小學教師，或者找到一份政府機關的工作，即使是一名練習員，其收入也高于教授。（注：聞黎明對教授的經(jīng)濟困窘狀況多有描述，見氏著：《論抗日戰(zhàn)爭時期教授群體轉變的幾個因素》，第160—169頁。朱家驊檔案中藏有不少大學校長和教授寫給朱家驊的信，提到教授待遇之低下，并視其為學潮風起云涌的原因之一。

　　見朱家驊檔案，宗號149，冊號3.）陳永發(fā)提供了一些數(shù)據(jù)分析：1946年物價漲了15倍，1947年漲30倍……在這個物價加速度上漲的時代，薪水階級的處境最為可憐……抗戰(zhàn)期間，大部分知識分子被納入政府體制之中，變成“受薪階級”。內戰(zhàn)期間，雖然政府針對大學教授所得有所調整，但其所得仍然只是戰(zhàn)前的6％—12％水準，而且每況愈下，根本難以維生。當時許多大學生也靠政府津貼渡日，在錢不值錢的時代，無法維持起碼的伙食。雖然他們的生活比起士兵要好多了，但是比起過去卻是越來越糟。由于知識分子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加上過去學生運動的傳統(tǒng)，于是成為反政府的先鋒，學潮更是頻頻不斷。（注：陳永發(fā)：《中國共產(chǎn)革命七十年》上卷，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8年，第439頁；
另見馬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第264—308頁。）

　　換言之，雖然學生發(fā)動學潮，成為批評政府的急先鋒，教授由于同樣受到生活的煎熬，他們對政府也愈來愈失望。1947年，中央大學教授會發(fā)表宣言，可見當時教授心態(tài)之一斑：今日全國政治經(jīng)濟混亂到這樣地步，我們發(fā)出這呼聲，心中抱著無限的沉痛。我們擔當著教育中華民族現(xiàn)代和下一代兒女的責任，也負荷著以科學、技術、學術、思想，改造中國為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使命。在這兩項意義下，八九年來，我們漸漸深切的痛感政府對于文化、教育、學術措施之錯誤與用心之難測�？箲�(zhàn)中，為顧全大局，我們對于政府的政策有忍受之必要，復員后的這一年，我們期待著政府政策的改變。然而，時至今日，已忍無可忍。

　　在宣言中，他們指責“政府機關的若干大小主管人員，若按照其薪津的凈收入，亦當與文化教育工作者大致相同，應久已不能一飽，但他們卻有各種巧妙的公費開支的方便之門，使公私經(jīng)濟攪成一片，形成驕奢淫逸的‘朱門酒肉’生活，甚者任意營私舞弊”。最后，中央大學教授提出數(shù)項要求，其中包括教育經(jīng)費不得少于全國總預算的15％；
各黨派和青年團的訓練經(jīng)費，不得由教育經(jīng)費中開支；
教授薪津應依照物價指數(shù)發(fā)給等等。（注：見朱家驊檔案，宗號148，冊號3.）

　　總括起來，教授的不滿情緒主要源自兩個方面。首先是對國民黨政府在戰(zhàn)后的高教政策不滿。如果說在戰(zhàn)爭期間，教授們還愿意與政府同舟共濟、同甘共苦，那么在戰(zhàn)后他們開始抱有重建的期望，這種期望卻很快為國民黨政府的一系列行為，特別是打內戰(zhàn)的做法，掃蕩得一無所存，而被極度的失望所代替了。其次，教授們對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十分敏感。

　　他們的失望也與此有關。（注：吳晗在為史靖、王康所著《聞一多的道路》所寫的序中，用了“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句話，亦可見當時人的心情。曾受國民黨器重的黨員教授王贛愚，也對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xiàn)象感到不滿，指出每個人都必須公平地承受苦難。見Israel，Lianda，p.353.）因此，在1947年，學潮洶涌澎湃、此起彼伏，這固然與共產(chǎn)黨的推動有關，但教授的同情甚至鼓勵顯然也不可忽視。至少，學生運動的主要口號“反饑餓、反內戰(zhàn)”，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教授也不例外，因為他們不但自己感覺到，而且社會也認為他們已經(jīng)成了國民黨政府政策的“犧牲品”。

　　然而，隨著國共內戰(zhàn)的全面爆發(fā)，國民黨高層對學界的政策也加以全面調整，從籠絡轉向高壓，慘案迭次發(fā)生。于是左、中、右三派的重疊交叉，不復存在，而是變得左右（國共）

　　針鋒相對，而中間人士產(chǎn)生分化。最終的結果是，國民黨逐漸孤立，人心思變，以至在它撤退臺灣的時候，不但民盟的吳晗、羅隆基、張奚若、潘大逵、潘光旦、費孝通等人決定與共產(chǎn)黨一起，共同建立新中國；
許多國民黨籍的教授，如已經(jīng)左傾的錢端升、楊西孟、李廣田等人決定留在大陸，甚至曾與政府一度十分靠近的馮友蘭、周炳琳、雷海宗、羅常培、賀麟等人也都沒有選擇離開。無黨無派的名流教授選擇留在大陸的更多，如湯用彤、顧頡剛、陳寅恪、金岳霖等。國民黨之大勢已去，從它與其黨員的關系中，可見一斑。而這一關系的疏遠和惡化，則從抗戰(zhàn)后期的學潮中，也即教授、學生和政府之間的三角互動中，已經(jīng)見其端倪。

　　來源：原載《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

　　作者為美國羅文大學（Rowan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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