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lián)：方志敏：《我從事革命斗爭的述略》
發(fā)布時間:2020-05-28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方志敏對革命的貢獻，一是創(chuàng)建了贛東北根據(jù)地和紅十軍，作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先行者，當時和后來都一直受到高度評價；
二是他在獄中寫成的《我從事革命斗爭的概述》、《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死》等自傳性文稿，對中國革命做了抒情的論證和理性的探索，賦予中國革命以一種的詩性的、神圣的光芒。1984年，方志敏的全部文稿由人民出版社收集為《方志敏文集》出版，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訂再版。
1、紀實與抒情
典型的革命者面對的是刀光血影、牢獄刑場，其生命寄托是理想與信念，其作品是獄中書簡。中國革命的獄中書簡，就現(xiàn)在可見的而論，以瞿秋白的《多余的話》與方志敏的《我從事革命斗爭的述略》、《可愛的中國》等最有價值，前者沉思的是革命者的人性；
后者發(fā)掘的是人性中的革命性，都是了解革命的必讀書。
并不是每個下獄的革命者都能寫書作文，即使是具備寫作才能的革命者。方之所以能在1935年3月到7月寫下13萬字的書簡，很重要的條件是他住在獄中的“優(yōu)待號”：“房子很寬敞，每室住一個或兩人，都有玻璃，都用紙裱糊過，與其說是囚室，不如說是書房。住在優(yōu)待號里的人，除了不能走出大門外，其余都如在旅館里住著一樣，十分自由方便�！保ǚ街久�，1999：164）入獄之前，方從未住過這么好的地方。另外，方還得益于四個被他爭取過來的看守的幫助。
參加革命的無非是三種人，一是基于對現(xiàn)實的觀察和研究后主動以革命為生的，二是在革命的洪流中隨大流的（包括投機者），三是個人無路可走被逼上梁山的。方屬于第一類，他是一個自覺的革命者，對其行為有清醒的意識與反省。一旦成為革命者，他就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一個革命者全部命運，包括隨時可能降臨的死亡。1935年1月29日，他被俘的當天晚上，他就坦然承認自己的身份：“我對于政治上總的意見，也就是共產黨所主張的意見。我已認定蘇維�？梢跃戎袊�，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勝利，我愿意犧牲一切，貢獻于蘇維埃和革命�！保ǚ街久�，1999：3）獄中文稿的內容，一是政治匯報。方對革命的極度忠誠，又是割據(jù)一方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失敗之后當然有許多政治交代，如總結贛東北斗爭的經驗教訓、檢討皖南行動失敗的原因等等。他不諱言：“我們因政治領導上的錯誤、與軍事指揮上的遲疑”而招致失敗。（方志敏，1999：99）二是個體抒懷。對可愛的中國、對掌握著絕對真理的黨、對一定會勝利的革命事業(yè)，方都濃墨重彩地寫下了他的愛；
對自己的錯誤的嚴厲自責、對犧牲者的深切懷念等都真誠動人。政治匯報曾經是令人反感的材料，個性抒情一般是藝術家的專利，方把黨性和個性、政治和詩情融合在一起，以其滾燙的文字令人血脈賁張。
不過，這些周轉無數(shù)、奇跡般地保留下來的文稿并非“政治抒情”詩，而是革命紀實。作為贛東北根據(jù)地和紅十軍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和領導人，方志敏從1927年回到故鄉(xiāng)到1934年被迫長征，堅持革命，艱苦卓絕，且多次“重起爐灶”，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決策，其革命生涯與贛東北的革命已血肉相融。他具有從事黨政軍工作的全面才能，在贛東北，只要有方志敏的參與，任何一項工作都可以打開新局面�！把緰|南半壁紅，忍將奇跡作奇功。”（葉劍英）獄中文稿既是一個革命者的成長史，也是一個根據(jù)地的興衰史，這里沒有政治修辭，沒有刻意剪裁，具有高度的主觀真實性。
2、必須革命（上）
革命成功半個世紀之后，知識界開始反省現(xiàn)代中國的激進思潮和革命行徑，有“告別革命”的主張。長期處于革命動員之中的國人，也許已經忘卻這本是世紀初康梁與國民黨人爭論得很熱烈的問題，即使是毛澤東，青年時代也認為恐怖性的革命是其他辦法走不通以后的“變計”。事實上，一些較有思想的革命家都曾思考過這個問題。
仿佛是要和今天的學者們辯論，方志敏在獄中也在想這個問題。在他的家鄉(xiāng)：
群眾的赤貧化，以至于走到饑餓死亡線上，這還能壓制他們不心懷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現(xiàn)狀嗎？（方志敏，1999：9）
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時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總感著難過，合得將它改良一下才好；
但是左想右想，終想不出一個改良的方法來。不徹底革命，你會有什么力量來改良農村？從前一些熱心新村運動者，他們到底做出來一點什么成績，他們不都是宣告失敗了嗎？（方志敏，1999：11─12）
1929年，方寫了一個紀實性的劇本《年關斗爭》，說的是貧農張三年關前出門砍柴，他的妻子被一個來逼債的地主強奸，羞而自殺；
他的女兒被另一個地主拉走抵債；
張三剛回到家，他用賣柴的錢買來的半斤肉也被第三個地主搶走了。“怎么樣才會出頭”？農民議論開了：“不革命這日子是過不出頭的”“我家鍋都沒有了，不革命連飯都不要吃了�！暴ぉみ@固然是基于宣傳需要的理性化、概念后的語言，但“農民丙”確實說了一句地道的農民話：“我們一身都是苦，除了苦一身都沒有什么哇頭。依我說，我們餓死也是死，被土豪打死也是死，到不如和土豪們拼命�！保ǚ街久簦�1999：364）
從活不下去到鋌而走險，需要一個絕望心理。群眾赤貧的根源在于貪官污吏們以各種方式、各種名目的壓榨和盤剝，方志敏的家鄉(xiāng)有一個派出所的余姓小巡官，一手包攬立法、司法、行政三權，是當?shù)氐臒o上權威而又無惡不作。方志敏等人曾上告省警察廳，余巡官知道后，“連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臟款來進賄，天大的事，就化為無事了。”（方志敏，1999：6）方由此體會到，惡霸橫行、民不聊生等嚴重的社會問題無法在現(xiàn)存的政治秩序內解決，不是一兩個貪官、惡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在維護著權勢階層。本來，1927—1937年，是中國資產主義的黃金時代，經濟增長很快，但這些進步、增長只局限于沿海地區(qū)和大中城市，而廣大腹地農村卻由于人品增加、外國商品的涌入、傳統(tǒng)社會經濟結構的解體等原因而更趨衰落，官員越來越貪，人性越來越壞�！霸谶@樣的地方，群眾的貧窮、痛苦、怨恨和急急的要求解放，爆發(fā)一個革命運動，乃勢所必然之勢。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正如一廂火藥一樣，只要有根導火索，馬上就哄哄爆炸的�！保ǚ街久�，1999：39）按魯迅的說法，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人一樣地生活，但中國農民一般很少鋌而走險，只有在實在活不下去、想做奴隸也不可得的時刻，才會逼上梁山。對于悲苦無告的老百姓，革命有時是唯一出路。革命的合法性有其全人類的普遍性。1766年，美國13個州通過的《獨立宣言》宣稱：“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于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愿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fā)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于專制統(tǒng)治之下時，那么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并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保ㄚw一凡，1989：17—18）
如果不革命，剩下的是改良一途。古今中外的改良，莫不是由權力中心發(fā)起自上而下地實現(xiàn)，但握有全民生殺予奪之權和巨大社會財富的當權者，愿意并且有可能自我調整、自我改善嗎？余巡官會對弋陽九區(qū)的民眾慈善一些嗎？統(tǒng)治者從來都是反對革命的，但他們又常常在為革命鋪路；
革命確實給社會帶來震蕩，但愚蠢的統(tǒng)治者常常要弄到非革命不可的地步。歌德早就說過：“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歸咎于人民，而只能歸咎于政府。只要政府辦事經常公正和保持警惕，采取改良措施來預防革命，不要茍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來的壓力不可，這樣革命就決不會發(fā)生。”（歌德，1980：24）要求受盡苦難的農民為著歷史長遠的利益忍而不發(fā)，是殘忍的。方志敏之革命化，就在于他痛切認識到現(xiàn)狀非改變不可，而和平改良又全無可能，至少在他的視界中。
問題是復雜的。正像我們不能因革命的破壞性后果而輕易否定革命的合理性一樣，我們也不能因革命的成功就犬儒主義地認同革命所造成的一切。這都需要專門研究。對方的觀點至少可以有兩個具體補充。第一，方的家鄉(xiāng)是否有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像《年關暴動》中的楊克明、俞麻子、夏澄波那樣野蠻殘暴。與方志敏共同戰(zhàn)斗過的粟裕大將，就是地主家庭出生：“我家雇有兩個長工。也許是因為我愛動的緣故吧，小時候常同他們一起玩。長工們見我沒有少爺?shù)募茏�，都愿意同我接近。其中有個叫阿陀的長工，年齡比我大十來歲，當時也還是個青年，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幾十年來，阿陀美好的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腦海里，我深深懷念他，因為他對我的影響很深，可以說是我童年的啟蒙老師�！保ㄋ谠＃�1988：3）阿陀與粟裕分屬農民與地主，但阿陀對粟家肯定不像張三對楊克明那樣充滿仇恨，他不需要進行報復性的仇殺。與粟裕同為大將的陳賡，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而父親曾在陳賡家做過長工的國民黨將領許克祥，卻發(fā)動了以反共為宗旨的“馬日事跡”。陳賡家的另一個牛童盧冬生，是賀龍二方面軍的重要將領，抗戰(zhàn)期間與陳賡同為八路軍旅長。僅僅階級分析似乎說不清這些復雜的社會關系。
第二，革命的成功可以顛倒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使長期受壓的農民享受到做主人滋味。1927年，方組織領導了橫峰的年關暴動，結果“從前我們的頭踏在他們的腳下；
現(xiàn)在我們的腳也要踏在他們的頭上；
從前求他們讓一角一分的利錢不肯，現(xiàn)在卻馴服地捧出借字來作廢；
從前求他們讓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現(xiàn)在把他們占有的土地奪過來，燒契分田。從前他們管事，現(xiàn)在我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保ǚ街久�，1999：189）如此則革命后的秩序仍然是壓迫性的，仍然有一部分人享受不到平等的權利，《年關暴動》中的三個地主當然死有余辜，他們肯定是被殺的對象。但像粟裕這樣的地主，即使他不是革命的功臣，是不是也應當被革命呢？“地主”是一個階級，制定或執(zhí)行對地主的政策并不考慮其個人的行為。而且“地主分子”的帽子一戴，地主的子孫就沒有出頭之日了。革命成功整整30年后，數(shù)百萬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子女才獲得公民的權利。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為遂川縣工農政府成立大會寫了一副對聯(lián)：“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
到今日，我宰殺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但“刀上加刀”可以是革命的動機、手段而不應當是革命的目的，革命不應當停留于顛倒上下位置，而應進而建構受民眾監(jiān)督和約束的權力結構和能夠自由流動的社會秩序。
這兩點并不足以否定革命，但在承認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對曾經發(fā)生過的革命事態(tài)還需做更多的考慮。
3、必須革命（下）
在《可愛的中國》中，方志敏比無數(shù)作家都更深入、更準確地把握到國人的靈魂和情緒。他寫作的動機，是想告訴讀者“關于中國、拯救中國”這一“比較緊要的問題”，是要辯明，革命不只是為了工農階級的利益，也是為了民族的利益。
茶葉是贛東北的一大出產，“后因中國的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慘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蕪下去，無人過問；
因為茶葉跌價，賣茶所得的錢，還不夠摘茶葉的工錢�！保ǚ街久簦�1999：8—9）外國商品的進入對中國的影響，可以從許多方面來進行研究，但在此時此地，它確實損害了農民的利益。經濟剝削之外，還有種族歧視。走出家鄉(xiāng)的方志敏看夠了外國人的嘴臉，他們“自認為文明人，認我們?yōu)橐靶U人，他們是優(yōu)種，我們卻是劣種；
他們昂首闊步，帶著一種藐視中國人、不屑與中國為伍的神氣，總引起我心里的憤憤不平�！保ǚ街久�，1999：116）在中國內河上，行駛的是外國船只；
在方乘坐的日本船上，中國男人受毒打，婦女受污辱。
我想，欲救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決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濟事，而是喚起全國民眾起來斗爭，都手執(zhí)武器，去與帝國主義進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將他們打出中國去，這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方志敏，1999：127）
這是更為廣泛的革命動員。如果說階級復仇并不是全體中國人的愿望的話，那么民族自立卻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愿望。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本來不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參與者，但對共產革命后贏得的民族解放卻衷心感動。1957年“鳴放”期間，北京大學教授傅鷹說：“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國翻身，現(xiàn)在這個希望實現(xiàn)了，所以我擁護這個政府。共產主義我不了解，從書本上看的來說，意識形態(tài)方面我不見得完全同意，但共產黨把國家弄成現(xiàn)在的氣派，我擁護它�！保ㄖ煺�，1998：53）
1991年初，本書作者在廣州文德路的地攤上買到美國學者斯潘塞寫的《改變中國》一書，大意是說，數(shù)百年來西方各式人士紛紛來到中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試圖以自己的觀念改變中國，但從明末的湯若望到1950年代的蘇聯(lián)援華專家，不但未能利用中國人，反而被中國人利用了，最終無不以失敗而告終。從文德路轉到北京路，在新華書店看到折價處理的香港三聯(lián)版的《可愛的中國》，恍然悟到，方已經提前回答了斯潘塞的問題：因為你們想欺侮我，所以你不可改變我。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可供政治家利用的巨大力量，卻又不是任何一個政黨都可以利用的。韋君宜回顧她在“一二?九”期間的經歷：“我們回到學校，憤怒充滿胸膛。政府不支持愛國，只有共產黨才說必須抗日，左派刊物毫無保留地支持學生的抗日運動，愚蠢地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產黨的旗幟之下�！保f君宜，1998：2）國民政府沒有立即抗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理性的考慮，但在沸騰熾熱的輿情中，這與賣國沒多大差別。當國民政府著手抗戰(zhàn)時，其政治信譽已經受到極大損害，革命卻因此成為滾滾洪流。
當然，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如何運用民族情緒是要講究藝術的。1941年，“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蘇聯(lián)與中國人民的死敵日本訂立條約，蘇聯(lián)承認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日本承認蘇聯(lián)扶植的蒙古國，理所當然地引起國人反感，黨的一些老朋友如沈鈞儒、黃炎培、王造時等人因此向蘇聯(lián)提出抗議時，周恩來找他們談話，希望他們“不要在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之下一時沖動”；
抗戰(zhàn)勝利后，蘇軍在東北犯下?lián)屄蛹橐膼毫有袕�，黨領導下的左派學生也按兵不動，《新華日報》則發(fā)表“愛國不等于排外”的社論。但1946年“沈崇事件”出現(xiàn)后，一些大城市卻出現(xiàn)了有組織的反美大游行。（李慎之，2001：109）同樣是士兵犯罪，對蘇聯(lián)和對美國就不一樣，原因不難理解，在至高無上的革命利益面前，民族主義的感情不是受到忽視，而是受到重新塑造。
4、農民革命
苦難可能永遠不能擺脫，壓迫不一定遭遇抵抗。逆來順受、一切都是命的傳統(tǒng)觀念可以有效地消解創(chuàng)造自己命運的沖動。要使客觀需要轉化為主觀自覺，要使主觀自覺轉化為一場現(xiàn)實運動，需要方志敏式知識人與軍事家。
革命需要知識分子的催化和激活。贛東北根據(jù)地主要創(chuàng)始人中，方志敏和吳先民都曾在省城南昌受過教育；
黃道和邵式平曾在北京師范大學讀書，受到過李大釗的教育，他們都已不再是原來意義的農民。在經歷了11年的教育和3年黨的教育、積累了相當?shù)母锩涷炛�，方志敏�?927年下半年回到故鄉(xiāng)，聯(lián)絡幾位同志，以“平債分田”為號召，破除群眾的習慣心理，動員他們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先是培養(yǎng)骨干，然后再由他們向其他人宣傳，“你邀豬仔狗仔”，“他邀大仔細仔”，一兩天就召集了三四十個人，他們宣誓畫押：“斗爭到底，永不變心”，成立了“第一個農民革命團”，隨之向周圍農村擴散�！皺M豐像一個革命的火藥桶，我毫不諱言的，我是燃線人，我走進橫豐，把這火藥箱的線點燃著，火藥爆炸了�！保ǚ街久�，1999：40）年關將近，縣里的收捐委員照例到農民們自發(fā)開出的小煤窯來收捐，經過啟蒙的農民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委曲求全，“性情暴躁”、“學過一些武藝，力能敵住兩三個人”的農民革命團團長蘭長金不但痛罵還打了收捐委員。此人逃走后，農民們有些后悔：明天縣里一定會派兵來報復。他們一邊集中起來準備廝殺，一邊請來方志敏。方立即把自發(fā)轉為自覺，作出暴動的決定，全縣一半地區(qū)五萬多人參加了這春雷第一聲。橫豐縣城里的一營官兵因此不敢出來，兩個月后，暴動失敗了，但農民與官府的對立態(tài)勢已經形成。1929年，紅軍擊破了敵人為防止紅軍藏身的砍樹運動，極大地鼓舞了農民的信心。從此，贛東北數(shù)縣迅速赤化，根據(jù)地雛形嶄露。
革命需要轉入職業(yè)軍隊的軍事對抗。橫豐年關暴動前，方已經組織了“弋陽農民自衛(wèi)軍”，武器主要是方志敏從鄱陽搞來的十支槍。暴動后，方志敏先是挑選農民軍中的積極分子二、三十人組成脫產的游擊隊；
1928年6月正式成立紅軍獨立團；
1930年7月擴編為獨立師，1930年9月成立紅十軍，下轄三個團共3萬多人。1933年初紅十軍調入中央蘇區(qū)后，方志敏又迅即在地方武裝的基礎上成立新的紅十軍。他明白，沒有正式的武裝軍隊，“農民革命”云云只是一句空話。終生種田耕地的農民可以當兵卻不一定組織軍隊、指揮打仗，革命的軍事人才多由舊軍閥和國民黨輸送。1928年，經過邵式平的運動，中士班長匡龍海等“七十余名白軍士兵，嘩變來當紅軍。這不但突然增加了我們一倍以上的武裝，而且給了我們一批中下級軍事干部，使原無多大戰(zhàn)斗力的紅軍，逐漸強大起來，而且成為能戰(zhàn)的紅軍——這就是紅十軍的基礎�！保ǚ街久�，1999：49）匡龍海后來成為新十軍的代理軍長。1929年冬，中央派參加過北伐和南昌起義的周建屏來到贛東北，先后任團長、師長、軍長，成為贛東北主要軍事領導人。周建屏原是滇軍團長，北伐時受朱德教育參加共產黨，與方志敏感配合很好。方志敏常說：
沒有紅軍，可以組織和爆發(fā)一個群眾的暴動；
但是，在暴動之后，不去訓練軍事干部，建立堅強能戰(zhàn)的紅軍，無論如何暴動是不能長久支持下去的。（《方志敏傳》編寫組，1982：168）
這句話包含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同時也說出了中國革命的過程和特征。1930年贛東北進入全盛時期，黨的建設的最重要一條就是“實現(xiàn)全黨軍事化……根據(jù)地的黨員，除在軍隊的外，都要參加地方武裝組織。”（方志純，1987：62）農民暴動只是開始，它提供了革命合理性的基礎，也提供了武裝奪權的兵員，但如果不轉化為有組織的軍事對抗，它就只能停留在“暴動”階段，政府很容易就能撲滅，僅僅農民暴動不可能成功，而且即使革命，也需要有人種田產糧。
革命需要由農民提供的備種資源。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足夠的農民種田而出現(xiàn)的糧食緊張�！疤K區(qū)總人口300萬左右，經過累年軍隊輸送后，1933年初樂觀的估計‘尚有七十萬壯丁’。1933年5月至7月，擴大紅軍約5萬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擴大紅軍數(shù)達到11.2萬人，總計約16萬人，已占到可征召壯年男子的1/4。這其中還不包括各政權工作人員、工廠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隊的地主、富農分子等，如果總計起來，大部分可以參加紅軍的青壯年男子實際都已被征發(fā)。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后，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1934年4月，興國縣的紅軍家屬達61679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1934年春耕期間，主要是因為勞動力缺乏，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十二萬擔’�！庇谑�，“1934年初，‘紅軍部隊及政府機關糧米不夠供給’的問題已經擺了上桌面，2月召開的中央糧食會議透露了形勢的嚴重，‘糧食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地擺在我們面前，谷價到處高漲，有些地方如會昌、瑞金、博生、于都等處已漲到七八元一擔。應該收集的土地稅和公債谷子還差著很巨大的數(shù)目’。3月，贛縣米價漲到‘十七塊多一擔’。為節(jié)省糧食，蘇區(qū)中央號召廣泛開展節(jié)省運動，規(guī)定‘各級政府、紅軍后方機關、國家企業(yè)、學校等每人每天減發(fā)食米二兩’。隨后，又號召蘇區(qū)每人每月‘節(jié)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來供給紅軍�！词惯@樣，實際能夠發(fā)放的糧食數(shù)量仍遠遠低于節(jié)省后的定量，當時，‘黨政機關……每人每天只10小一兩（1 斤16兩）糧食，分成兩頓吃’。最艱難的時候，紅軍戰(zhàn)斗部隊甚至‘每天只能吃八兩至十兩’�！薄霸谑占Z食遇到困難情況下，相當多的地區(qū)為完成任務不得不強行攤派，瑞金、長勝等地有農民因繳不起糧食被催帶自盡，‘引起中農的恐慌與一般群眾的不滿’。勝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糧食發(fā)生群眾‘要捉突擊隊員’并向蘇區(qū)請愿‘的嚴重事件。”（黃道炫，2003：79—98，101—102）
所以“農民革命”的本義不是指農民長期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不是要農民轉變社會身份，而是由農民的一小部分由“先鋒隊”組織起來以農民的名義進行革命。
5、幼稚
黨曾經是幼稚的黨，革命曾經是幼稚的革命。但幼稚是雙方的，反革命也有幼稚性。1927年，方志敏準備在弋陽發(fā)動秋收暴動，正在聚議之中，白軍就來進攻了：
白軍進攻的第二天，就到我村放火燒屋。我村家家都放了火，但放火后即開走了；
群眾躲在山上，看到白軍開走了，馬上一擁下來救火。還算救得快，救起了一小半，八十余家中，就有五十余家被燒個干凈！被燒了屋的群眾走回家來，不見房屋，只見一片斷墻碎瓦，那能不傷心！女人們都大哭起來，邊哭邊罵；
男人都咬牙切齒，指手頓腳的罵劣紳，咒白軍，要與他們拚命。由此，可見用殺人燒屋的手段鎮(zhèn)壓群眾的革命，不但無效，反而更激起群眾深刻的仇恨，而使斗爭加劇起來！
因為群眾被燒了房屋，一方無所掛慮，另一方想起來就心痛，所以更加拚命斗爭了。（方志敏，1999：36─37）
紅軍長征后，國民黨軍隊在江西抓捕“共匪”，“被捕的群眾從切身的體驗中知道：在敵人的淫威下，硬是頂住不講。也許還可活；
如熬刑不過，講了，講一個就會追十個，一牽一大串，最后是自己死得更慘。因此就是被敵人打斷手，打斷腳，打得死去活來，也是不吐半句真情。”（陳丕顯，1982：76）執(zhí)政黨考慮的問題要比革命者復雜一些，顧慮也多一些，但它在鼓動民心、組織群眾方面肯定不如革命者，它過于傳統(tǒng)化的意識形態(tài)也不足以召喚動蕩時代的激情和理想。
其間的道理，不只是壓迫越深反抗越烈，古今中外都有壓迫很深卻無反抗的群眾。真正的問題是，要群眾不反抗，就得讓群眾能活得下去，不管生活得怎樣，這就是魯迅講的“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贛東北是個貧困地區(qū)，很多農民的全部財產就是幾間歪歪扭扭、聊遮風雨的破房，燒光了房屋，他就只能參加革命。何況國民黨又遭遇了有西方理念鼓舞、有蘇聯(lián)實力支持的最具革命性的對手，白軍的鎮(zhèn)壓客觀上是在進行革命動員。“我可以肯定地說，殺了一個共產黨員，還有幾十幾百幾千幾萬個新黨員涌現(xiàn)出來，越殺越多，越殺越頑強地干！歷史注定了你們反革命的一定要死滅，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勝利�！保ǚ街久簦�1999：40）
這個道理反革命不懂，共產黨人也不全懂。中央代表曾洪易主持贛東北肅反時，不但大量殺害地方革命領袖，“一些群眾吹口哨、敲扁擔、扎褲腳、留扣子、扔石頭，也被懷疑是‘AB團’、‘改組派’用以進行聯(lián)絡的暗號，而被關押或殺害。甚至一些在白區(qū)工作的干部和交通也被調了蘇區(qū)，加以殺害。余干縣保安大隊羅英，連人帶槍一百七十余人，攜帶妻室兒女投奔革命，還有其他嘩變過來的士兵，也都被認為是反革命派來的，一概殺掉�！保ā斗街久魝鳌肪帉懡M，1982：211）
6、“絕對”
現(xiàn)實的苦難召喚著革命，現(xiàn)實的壓力也阻礙著革命。贛東北的革命從抗捐開始，迅速轉化為與政府的對抗。握有國家機器力量的國民黨有強大的力量不許革命、殺死革命者。革命必須有一套主義和信仰浸透革命者的身心，使每個革命者都能藐視強敵、頑強革命。
在《死》中，方志敏記述了一個副處長對他的勸降。這個瘦瘦的、三角臉、老鼠眼的劊子手，卻又是相當圓滑且有一定見解的人。比如，他把共產黨分為“信仰頑固”的和“盲從”的，就不全是誣蔑，任何一個人數(shù)眾多的政治組織，通常都是由少數(shù)精英和多數(shù)跟從者組成的。
勸降是在似乎抽象的關于“主義”和“人生觀”的爭論中進行的。副處長深諳人性人情：
你們的主義，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還得五百年。……總之，不能在我們這一代實現(xiàn)，那是一定的了。我們?yōu)槭裁匆錾底�，去為幾百年后的事拚命呢？……主義并沒有絕對的好壞，總得看看是否適合于今日。譬如說我們國方的主義，也有許多人說壞話，但說的盡說�，F(xiàn)在總是我們國民黨統(tǒng)治中國；
我在國民黨里，總有事做，總有生活，這種主義已經就值得我們相信了。人生在世，公私兩面都要顧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個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聰明人吧。我常常這樣想，萬一共產主義會成了功，那誰能料定我會不一轉身兒，這是我的實心話。（方志敏，1999：149）
這里有兩個方面。一是主義要適合于現(xiàn)實，二是公私兼顧的人生觀。在常識的意義上，都不能算錯，世紀末反省革命的思潮中，就有這位副處長的回音。
但革命與常識無關。如果一切以現(xiàn)實利害為標準，革命就根本不會產生；
如果革命者不一心為公，革命就難有成功之日。為革命而獻身是要有條件的，現(xiàn)實因素（總有人不可能在現(xiàn)有秩序中生存發(fā)展）外，重要的是有一個相對封閉的生活環(huán)境，一個可以委身于它的理想世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個可以（至少在理論上）可以相互依賴的“家庭”式的群體。如果只看現(xiàn)實，那么革命者是不可能在幾乎是不可能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出奇跡的。方一語道破了中國革命的奧秘：
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篤誠的信仰者，大革命雖然遭受失敗，但我毫無悲觀失望的情。…… 這次的失敗，只能是暫時的，中國革命的復興，某個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來的�！百Y本主義的社會，必然要覆滅，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產主義；
反革命必然要失敗，革命一定得到最后的勝利�！边@是絕對的真理，同時，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錯誤是錯誤過去了，失敗是失敗過去了，算了吧！重起爐灶，再來干吧�。ǚ街久簦�1999：33）
馬克思多次指出，不能把他的歷史圖式（從奴隸制到社會主義）普遍化為一般發(fā)展道路的歷史哲學，以為“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币择R克思主義為鼓舞的中國革命既沒有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基礎，也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物質前提，而卒能成功，原因之一，恰恰是把馬克思的歷史圖式絕對化、先驗化，以此來激發(fā)參與者不容懷疑動搖的獻身精神�！氨厝弧钡倪壿嬇c“絕對”的信仰，是革命的真正動力。“必然”意味著勢有固然，終將如此；
“絕對”意味著沒有任何可以與它相提并論的東西，對“絕對”的體認內化為人生的“信仰”，不但是個人的一切無法與之相對，就是革命遇到挫折、失敗，也不會喪失信心，因為它是絕對的。如果出了誤差，那是因為具體條件的限制或主觀努力不夠，那是因為偶然性干擾，所以方才在獄中反復檢討皖南行動在策略上的錯誤�！拔覀冃叛龅闹髁x，乃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1999：135）堅毅的革命者一定是堅定的“絕對”的理想主義者，而現(xiàn)實主義的相對論者則很可能是叛徒。1933年，團中央干部黃藥眠被捕后，已經投降的原中央上海局書記盛忠亮就這樣勸黃投降：“共產黨的這些做法，都是理想主義、幻想主義，是不實際的。馬克思當年說：全世界無產階級聯(lián)合起來打倒資本主義，這也不過是長遠的理想罷了。能夠作為我們直接奮斗的目標嗎？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夢囈�！绷硪粋�叛徒也這樣勸降：“我從莫斯科回來以后，也做過地下工作的，而且做過共產黨江蘇省委書記。你當然知道，這個職務在共產黨里也不算低了�！R克思是百多年前的人了，列寧是俄國人，也許他知道俄國人的思想，至于咱們中國人民，生活情況、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他們能夠知道嗎？唉，共產主義，隔得我們多遠呀！多么渺茫呀！這不過是純粹的理想、幻想罷了�！薄熬褪侵v共產主義吧，我們中國有多少大工業(yè)？所謂產業(yè)工人，勉強算起來也不過二百萬，而且技術落后，文盲多，能夠喚起他們來革命嗎？能夠讓他們來掌握政權專政嗎？空想的社會主義，還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我看馬克思就是空想的社會主義。沒有無產階級，也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硬想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來，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黃藥眠，1987：260、274—275）
前仆后繼，愈挫愈奮，這就是絕對信仰的力量，這就是革命成功之本。國民黨失敗的原因甚多，但其成員沒有或較少“絕對”和“信仰”是一個重要原因。像副處長這樣一旦時移境遷就“一轉身兒”的國民黨人不在少數(shù)，怎么能指望他為“黨國”獻身？而且國民黨人還善于區(qū)分公共角色和私人關系，喜歡講人情，不因公廢私�？箲�(zhàn)開始后李一氓到四川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首先去拜訪那些已經做了大官的同學，其中之一是國民黨四川省黨部書記長李琢仁，他對李一氓說：“你這次回來，盡管放心，我們好朋友還是好朋友。有什么事情要我?guī)兔�，盡管說�！保ɡ钜幻ィ�2001：244）省級主要領導都不講原則，“黨國”不亡才怪。
7、“極端”
方志敏在總結贛東北革命經驗時，屢屢憤怒地吶喊“右傾保守主義是我們最兇惡的敵人！”（方志敏，1999：69）他認為，贛東北的右傾錯誤，主要表現(xiàn)為沒有猛烈擴大紅軍、不敢在白區(qū)進行大的戰(zhàn)爭、沒有拼命向外發(fā)展，總的看就是“極端不夠”。（方志敏，1999：69─70）因此在形勢比較順利的31、32、33三年中，贛東北不但沒有發(fā)展，反而縮小了一部分。
革命當然是極端行為。在20世紀初發(fā)生的種種有關革命的爭論中，要點之一是鑒于革命會帶來的流血犧牲和社會震蕩，中國的進步是否要采取這一形式？經過兩代革命者的呼號推動，革命終于發(fā)生。革命者面臨的新問題是，盡管中國有革命的需要和前提，但幾乎沒有什么客觀條件可以保證革命成功。完全的實事求是，按常態(tài)考慮問題等等都不可能把革命進行下去。這也就是何以紅軍特別重視政治工作的原因：
特別是在白區(qū)長期作戰(zhàn)過程中，戰(zhàn)斗員的疲乏與個別的悲觀失望是不可免的，必須有刻苦的耐勞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其勇氣及勝利信心。（方志敏，1999：104）
革命起源于改造世界的理想主義沖動，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鼓舞理想、提高信心，而在具體的革命行為中，卻要客觀冷靜。方的“極端”只是激烈地開展革命，在策略上，他還是謹慎的。1930年下半年，贛東北紅軍兩次奉立三中央之命去打九江，方都堅決反對，他認為“紅軍去打波陽（執(zhí)行攻九江的命令），是送紅軍去死的！這樣猛烈的發(fā)展要坍臺！”（方志敏，1999：389）1931年，方主持的省工農政府通過決議取消各圩鎮(zhèn)的趕集活動，這顯然破壞了農民的日常生活。方下鄉(xiāng)后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迅速撤銷了原來的決定。贛東北的土地法與中央根據(jù)地的土地法是不一樣，在中央根據(jù)地，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贛東北在沒收地主土地后，地主仍然可分得一份人口田，富農與其他農民一樣分田。顯然，贛東北的政策對穩(wěn)定地、富情緒、鞏固根據(jù)地起了積極的作用，而中央根據(jù)地的政策則會引起大批地、富加劇反對共產黨。在得知中央根據(jù)地的政策后，方依然堅持原來的政策，理由是“我們原來的土地法，既然這么多年沒有出問題，那就說明在我們這里是正確的，就可以實行下去�！保ǚ街炯�，1987：501）以至于曾洪易到贛東北后，給方加了一頂“富農路線”的帽子，強令修改土地法。
方的經驗說明，“極端”的革命理念并不一定導致極端的革命實踐，甚至惟其“極端”，所以更要小心翼翼，務求有效。只要是革命，就離不了“極端”。當然開國大典之后，革命已不再是中國社會的內在需要，繼續(xù)“極端”政策就只是人為的了。
8、矛盾
方志敏是中國革命的圣徒。他對黨抱有最大的忠誠和熱情。共產黨“有完整的革命理論、革命政綱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嚴密的黨的組織與鐵的紀律，它有正確的戰(zhàn)略和策略，它有廣大的經過篩選而忠誠于革命事業(yè)的黨員群眾；
并且它還有得到全黨誠心愛戴的領袖；
它與無產階級和一般勞苦群眾，保持親密的領導關系；
它對于階級以及全人類的解放事業(yè)的努力、奮斗和犧牲精神，只要不是一匹瘋狗，都會對它表示敬意�！保ǚ街久簦�1999：23）這些頌詞是每個革命者都應當背誦。不過方不是背宣傳材料，而是表達一種已全部浸入其骨髓的真誠相念；
而且，方不是一個盲目的信仰者，他對黨內非理想的方面是真切了解的。比如，1927年，“共產黨的中央，被陳獨秀腐朽的機會主義所統(tǒng)治，離開階級立場，背叛階級利益”；
“黨沒有正確的領導”。（方志敏，1999：26）但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方志敏有三個方面的嚴重苦惱。
首先，是根據(jù)地初建時期與上級組織的矛盾。信江地區(qū)弋陽、橫峰等縣1927年年底舉行革命暴動，1928年分別成立黨的縣委，受（贛）東北特委領導。而東北特委
山高皇帝遠，好久沒有一個指示，間或有指示我們，又無法用以解決我們實際上的困難！派交通去，往往挨罵而歸，同時總是要我們解款子。有些時候，我們沒有解款去，就把我們的交通路費扣留。（方志敏，1999：236）
東北的黨，是省委最稱許的，但是與我們?yōu)猷�，我們在頂吃緊的時候，他們從來不予我們以幫助。（方志敏，1999：239）
只想向下級要錢，卻從未給下級幫助！下級當然不愿意，干脆聯(lián)合起來成立信江特委，直接歸省指揮。但也不行，信江特委要開成立大會，送信的交通員經過東北特委時，路費被拿去了，交通員只能半途而返，大會因此開不成。后來好不容易與省委聯(lián)系上了，省委卻和東北特委一樣對信江懷有成見和誤解，從來不肯派人到信江視察工作，對信江方面的報告又不肯相信，甚至要取消信江特委。黨不是抽象的，陳獨秀是黨，贛東北特委也是黨，但他們與方信仰的黨似乎有較大距離。顯然，抽象的黨和具體的黨不一樣，革命者的本領之一，就是理論上堅決相信黨的正確，而在實際工作又要掌握與具體的組織、具體的領導人打交道的藝術。沒有前者，就不會有革命的堅定性；
沒有后者，就不能在革命隊伍中生存。
其次，是根據(jù)地發(fā)展起來后與中央的矛盾。革命必須集中力量，中央必須對各根據(jù)地擁有絕對的指揮權。所以每次中央發(fā)生領導人更換或政策轉變，都要派出“欽差大臣”到各個山頭督促。贛東北的唐在剛、萬永誠、倪寶樹、曾洪易等人，都充當了這種角色，他們與贛東北根據(jù)地及紅十軍的創(chuàng)始人方志敏、邵式平、黃道、吳先民等都發(fā)生沖突。曾洪易下車伊始就斷定：“贛東北黨的組織大多數(shù)不是從斗爭中發(fā)展起來的，而是由征服、拉扶、親族和感情關系相互介紹建立起來的。”（方志純，1987：99）因此要嚴厲肅反�！皡窍让袷勤M東北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為革命事業(yè)做出了很大貢獻，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墒恰Ｔ橐字粦{一個所謂‘ＡＢ’團嫌疑犯的口供，就確定吳先民同志是‘ＡＢ’團，是‘改組派’，要將吳先民殺害�！保ǚ街炯儯�1987：502）還把他的頭割下來示眾三天。方原是肅反的熱心參加者，“本來我的痔瘡是刻不容緩的要割了，…… 醫(yī)生把開刀的手續(xù)都辦好了，并送了瀉濟給我喝。我想在肅反斗爭緊張的時候，我個人卻睡到醫(yī)院里去割痔瘡，心里怎樣會平安下去，乃回復醫(yī)生暫不割，等有暇時再來，瀉濟也退還醫(yī)院了。我也常到保衛(wèi)局審問捉來的反動派。大審問中，我感覺到當時的肅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錯誤的，極不滿意。”（方志敏，1999：73）肅反的錯誤表現(xiàn)在：（一）肅反中心論，埋頭對內殺戮，忽略對外戰(zhàn)爭；
（二）擴大化，到處疑神疑鬼，引起“人人自危”；
（三）簡單化，只憑口供殺人，牽連無辜。僅弋陽一縣就設有監(jiān)獄17處，關有“ＡＢ團”犯人1100多人，被殺的達300多人，全縣九個區(qū)委書記殺得只剩下一個�！拔椰F(xiàn)在肯定地說，贛東北和閩北的肅反工作，是有錯誤的。”
放走一個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損失，錯辦了一個革命同志，又何嘗不是革命的損失�。ǚ街久簦�1999：74）
錯放一個反革命與錯處分一個革命同志，其損害黨和革命利益是同樣的。（方志敏，1999：106）
為了保證曾洪易等人在贛東北的權威，1933年，中央把贛東北的紅十軍調到中央根據(jù)地，方志純回顧說：“方志敏孤零零地被留在贛東北，沒有隨軍行動，紅十軍軍長周建屏，名義上是將他調去學習，實際上是根本不信任；
政委邵式平調離部隊，到地方工作，當然不信任。我，吳克華、黃開湘等同志也均被調出，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當時，紅十軍營以上的干部，幾乎全部被調離，換上另外一批干部。”（方志純，1987：186）這樣做當然可以保證中央對這支武裝絕對領導。但紅十軍干部戰(zhàn)士都是贛東北人，把他們調離家鄉(xiāng)、再全面調整他們的領導，極大削弱了這支部隊領導力量和戰(zhàn)斗力量。
地方在形式上了會受到照顧。曾洪易控制了贛東北的黨、軍兩權，唯一忽視了省蘇維埃這一“民意機關”。從1927年2月22日江西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開始，方就一直是農協(xié)、工農兵代表大會（即蘇維埃）的主席。此后，他在黨內、軍內時上時下，但省蘇維埃主席的職務從未變動。1933年11月，贛東北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干部群眾都表示了對曾的不滿，要求方出來主持工作。方把這一情況如實報告中央。12月，中央調曾洪易出席六屆五中全會，任命方為省委書記，暫時滿足了贛東北的地方要求。但方志敏剛剛重振了一下旗鼓，1934年7月，由原紅十軍改編的紅七軍團作為“抗日先譴隊”北上，曾洪易作為中央代表和隨軍全權代表在屢屢犯錯誤之后又被留在贛東北主持省委工作�！霸诳谷障惹碴犈c新十軍會師合編為紅十軍團后，當時雖然中央和中央軍委要方志敏同志擔任抗日先遣隊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但是，從當時中央作的具體人事安排來看，從當時根據(jù)地日益縮小的情況來看，這職務上不過是個虛職而已，軍事指揮權實際仍為曾洪易一伙所把持�！保ǚ街炯�，1987：187）方如果不死，中央領導如果不是因為遵義會議后發(fā)生了變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會有一個什么結局是很難設想的。
贛東北的“打AB團”的運動一直進行到長征以后�！案钊送葱牡氖�，在外部敵人不停地對我們進行越來越瘋狂的‘清剿’時，我們內部還繼續(xù)在不停地搞什么‘肅反’斗爭�！狈降牡艿芊街炯兙捅魂P了起來，多次吊打，只是在幾乎被殺的關頭，項英一分電報救了他（項英1931年就糾正過毛的第一次打“ＡＢ團”）。“當時關我、審訊、打我的人，都是在一個部隊朝夕相處，生死與共的戰(zhàn)友、同志，相互之間非常了解，怎么致于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
而今天就以革命，成了敵人？”（方志純，1987：162）道理很簡單，方志純在個別場合以不同的方式向領導提過意見，反對上級當然就是反對黨，就是“ＡＢ團”。賦予此一內殘行為以一種理性的解釋，是僅僅抽象的政治理念還收拾不住人心，還需要肉體消滅的配合。
最后，是整個革命過程中領導人之間的矛盾。方對曾洪易的肅反有尖銳的批評，或許是方不想公開黨內分歧，或許是方為人寬厚，他沒有對曾洪易其人作出評論。曾1932年在贛東北實行了慘痛的肅反，方提出反對后，曾將他隔離，要他寫檢討，被排擠出贛東北省委。曾洪易后來背叛了革命，他的結局說明堅決執(zhí)行肅反錯誤的人政治立場也有問題。曾洪易之后，中央又派到樂少華、劉英兩人到贛東北來。方志敏認為他們政治工作做得不好：“特別是政治工作人員與戰(zhàn)斗員有時隔膜，并且有時態(tài)度不親愛，缺乏耐性。”（方志敏，1999：104）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政治委員的權力卻一刻也沒有忘記。樂少華曾給參謀長粟裕扣上“反政治委員制度”的帽子，長時期對他進行限制和監(jiān)視。“這件事說起來是很荒唐的。我們在閩贛邊界執(zhí)行牽制任務時，一次我們阻擊向江西前進的敵第四師李默庵部，消滅了一部分敵軍。我從前沿跑回來請示是否繼續(xù)追擊，當時樂少華和軍團長尋淮洲坐在一根木頭上，尋淮洲同志說：‘好，好，好！’表示要繼續(xù)追擊。樂少華同志沒有作聲，我以為他同意了，一轉身就走，他突然跳起來大叫：‘站��！媽那個Ｘ，政治委員制度不要了��？回來！回來！’我們只得停止追擊�！薄拔业谝淮我姷綐飞偃A同志是在滸灣、八角亭戰(zhàn)斗以后，那時他剛來七軍團上任，軍團部在一個大廟里開大會歡迎他，請他做報告。恰巧這時我從戰(zhàn)場回來，尋淮洲同志，見我到了會場門口，便走出來同我打招呼，剛簡單談了幾句，樂少華就在會上拍桌子大罵：‘媽那個Ｘ，我在報告，哪個還在講話？’當時他還不認識我，竟對軍團長如此態(tài)度，顯然是要當眾耍一個下馬威。”（粟裕，1988：105—106）所謂“政治委員制度”，對樂少華來說，就是只有政委才是七軍團的最高領導，不承認他的最高權威，就是反“政治委員制度”。他甚至經常辱罵尋淮洲是“尋矮子”。（朱永光，1991：84）
樂少華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懷玉山失敗、方志敏等人被捕后，他收集余部成立紅軍挺進師，任政治委員 。不久因傷離隊，轉去上海治療。1936年8月去陜北保安，任軍委直屬政治處主任。抗戰(zhàn)期間在延安軍事工業(yè)部門工作；
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東北軍區(qū)軍工部局長等職。49年后，任東北軍區(qū)工業(yè)部副部長兼軍工局局長。1952年1月15日在三反運動中自殺。1980年5月30日中央組織部予以平反。
9、路線
按照后來的評價標準，方志敏獄中文稿中不被接受的主要是他對“六屆四中全會”也即后來所謂的“王明路線”的贊揚：
黨中央的四中全會，是在共產國際正確領導之下開成功的，嚴格地揭發(fā)立三路線的錯誤，開展全黨的反立三路線的斗爭�！醒胨闹腥珪臎Q議傳到贛東北時，我們滿心歡悅地完全同意中央的決議，擁護國際的路線，在黨內開展了反對立三路線與擁護國際路線的解釋運動。（方志敏，1999：68）
原因當然不僅僅是因為此時“王明路線”正占統(tǒng)治地位。
1930年5月，信江特委書記唐在剛到上海向中央?yún)R報工作，回來后把“立三路線”帶到贛東北。其中心是組織全國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要紅十軍攻打九江并配合朱毛紅軍攻打南昌。新路線要有新組織。唐在剛人未到就在路上將贛東北特委改為贛東北省委，增加肖韶、李杰三、胡定銓為省委委員，調邵式平到中央學習，這就保證了立三路線在贛東北的推行。方志敏只能服從，但堅持留下一個營在根據(jù)地，并要帶隊出征的周建屏“相機行事”。紅十軍在向九江進發(fā)后不久，形勢發(fā)生變化，十軍毅然返回。此時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到贛東北傳達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結束了贛東北的立三路線。應當說，立三路線沒有給贛東北和紅十軍造成多大危害。
真正使贛東北形勢惡化的是“王明路線”。四中全會后，中央首先派來萬永誠、倪寶樹，他們批評贛東北的種種“右傾保守主義”，而方志敏則認為：“這些批評是沒有根據(jù)的。贛東北的黨領導贛東北人民創(chuàng)造了紅軍，創(chuàng)建了根據(jù)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如果是右傾機會主義、封建地方觀念、富農路線、調和主義，路線都錯了，則無法解釋這些事實�！保ā斗街久魝鳌肪帉懡M，1982：195）萬、倪雖然接任了省委書記和十軍政委之職，但沒有方志敏的能力和威信，省委即以方取代倪的軍委之職，并取得“三日三捷”的勝利。新路線勢頭很強，不久又派曾洪易來贛東北，全權代表中央“幫助實行各方面工作的轉變”。中央給贛東北特委的信中特別強調“他的權力高于省委”。方志敏認為，曾洪易等人的錯誤：一是沒有抓住最中心的紅軍問題，二是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不夠；
三是對贛東北的成績沒有肯定。一、三兩點沒有疑問，第二點需要說明。在中央，王明不但批判“立三路線”，也嚴厲懲了李立三個人；
而在贛東北，曾洪易雖然排擠本地干部，但對貫徹“立三路線”的唐在剛卻予以重用，這在方志敏看來，當然就沒有劃清與“立三路線”的界限。另外，方對曾洪易等的軍事戰(zhàn)略、肅反錯誤等多有批評。
所以，方志敏在贊揚四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的同時，實際上連帶批評了“王明路線”：“在一九三一、三二、三三，三個年頭中，環(huán)境都是很順利的。向周圍廣大的發(fā)展，并沒有多大困難。而障礙紅軍偉大勝利與蘇區(qū)迅速擴張的，就是右傾保守主義�！保ǚ街久�，1999：69）問題是，李立三和王明從來被認為是“左”，何以方志敏要以“右傾保守”來命名？原因之一，“左”的時刻不會出現(xiàn)的“左”的概念。只是延安時期清算王明時，“左傾路線”才一錘定音地確定下來。其次，就軍事上來說，立三要求打九江，放棄了其他可能發(fā)展的機會；
曾洪易不懂軍事，只是教條地執(zhí)行中央命令，軍事上沒有任何主動性。方志敏即批評他“把紅軍擺在蘇區(qū)內部與敵人堡壘作戰(zhàn)，不肯向敵的空虛的浙南皖西方向發(fā)展，陷自己于被動，坐失許多有利戰(zhàn)機�！保ā斗街久魝骶帉懡M》，1982：231—232）如此，則說立三路線與“王明路線”是“右”也不是全無道理。立三、王明的“左”只是就其根本性質而言，具體落實下來，表現(xiàn)形式很多，在沒有權威定名之前，是“左”是“右”都有道理，關鍵是從哪個角度看。
10、失敗
1927年國共兩黨決裂，革命之火在各個山頭燃燒。由于統(tǒng)治集團的內部分裂，特別是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zhàn)，各根據(jù)地都相繼進入全盛時期。但在蔣介石集團基本統(tǒng)一了中國、集中全力圍剿革命之后，已成燎原之勢的革命之火漸趨暗淡。1934年10月，贛東北根據(jù)地丟失。
敵強我弱，所以只能打游擊戰(zhàn)；
但游擊戰(zhàn)并不能大規(guī)模地消滅敵人；
根據(jù)地可以保護紅軍，但根據(jù)地也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維持，一旦敵我力量懸殊太大，則游擊戰(zhàn)和根據(jù)地都難奏效，紅軍的失敗有其必然性。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新十軍軍長劉疇西執(zhí)行中央指示與敵人硬拚。方志敏與他商議：“能否改變打法，去打薄弱之敵？”劉答：“現(xiàn)在根據(jù)地范圍縮小，強敵壓境，到哪里去薄弱之敵？”方問：“敵55師、57師、12 師、浙江保安師這些不是弱敵么？”劉答：“從我們現(xiàn)有的力量來看，他們也已變?yōu)閺姅�，同他們打，也同樣要硬拚。”（石凌鶴、李希文、石蔚春，1990：156）硬拚的結果只能是失敗。方志敏獄中反省說：“我們過于機械地執(zhí)行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規(guī)定的戰(zhàn)略�！钡珕栴}不是紅軍要死打硬拚，而是敵人找上門來打；
如果不機械執(zhí)行中央戰(zhàn)略，那就只有撤走，根據(jù)地總之是保不住了；
撤走后的部隊也很難說就一定發(fā)展壯大。
敵我力量懸殊，革命艱苦卓絕。認真從事革命的領導人不會不思考革命的前途。林彪在井岡山時期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慮不全是悲觀。彭德懷1959年回憶：“在平江時，有人問：何時革命勝利？我說：胡子白了總要勝利，因而挨斗�！保ɡ钿J，1999：224）
根據(jù)地的失敗暴露了革命隊伍的一些嚴重問題。一是內哄嚴重，在由原紅十軍（調中央蘇區(qū)后改為紅七軍團）與新十軍聯(lián)合組成的在抗日先遣隊內部，主要領導人很不團結。據(jù)先譴隊政治部主任劉英回憶：“每遇事相商或召開會議始終得不到好的結果。在先遣隊自瑞金出發(fā)直到閩浙贛蘇區(qū)這段時間內，從未開過一次圓滿的會議，不是你爭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鬧成打架……關于行動的決定，特別是作戰(zhàn)任務的決定，往往一致的通過與決定了，轉瞬間又來一個不同意，甚至有好幾次打響了后又命令下屬撤退，這不僅表示意見各殊，失卻了自己的戰(zhàn)斗意志，而且對士氣的消磨與戰(zhàn)斗力的削弱，亦是極端有害的�！保ǚ街炯�，1987：187）二是叛徒眾多，中央代表曾洪易、省委書記萬永誠、紅十軍政委倪寶樹、紅十軍政治部主任涂振農等軍政領導人先后叛變；
方志敏的被捕，也是由于其警衛(wèi)員魏長發(fā)為了40銀元的賞格而出賣的。長征后，在贛東北領導地下斗爭的閩贛軍區(qū)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等也當了叛徒。
11、死
方志敏的獄中書簡都是瀕死之論，他直接寫到死的有三篇：《我們臨死以前的話》、《死》、《記胡海、婁夢俠、謝名仁三同志的死》。第一篇是政治交代，第三篇是實事敘寫。第二篇是一篇一萬多字的“共產主義殉道者的記述”。革命者的死亡觀，以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最為光明浩大，方也寫下“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的壯語，堅信主義比生命更為重要。在獄中，“死，是無疑的了。什么時候死，不知道�！保ǚ街久�，1999：139）問題只是如何死？選擇革命實際上就選擇了死亡，生死不隔，死亡也是革命的行為之一：“我們必須準備口號，臨刑時，要高聲的呼，用勁的呼，以表示我們的不屈！”（方志敏，1999：136）生之斗爭召喚著死；
從容就義也是一種革命行為。革命之于革命者，可以賦予他們的生死以一種超越自然的意義。
但在監(jiān)獄中，革命者面臨一個特殊的問題：活著，但沒不可能從事革命工作。“優(yōu)待號”，午飯有三葷兩素一湯，三個革命者吃得很香。這就有了疑問，革命者吃著敵人的飯，最終不免一死，這算怎么回事？“同志！我們在這吃飯，我有點懷疑到底是為誰吃的�！薄昂孟裎覀兂燥�，不是為著自己吃的，是為著劊子手的槍彈或刀吃的。吃胖了一點，讓它們嘗點油味兒�！狈秸也坏剿佬谭赋燥埖囊饬x。另兩位難友的回答分別是：“不管它，生一天就得吃一天�！薄俺园�，不要講死了就不吃�！保ǚ街久�，1999：138）
“生一天就得吃一天”──這是自然式的回答，活著就要吃飯。
“不要講死了就不吃”──這是常識性的回答。確實，即使不是死刑犯，每個人也都會有死的一天，他們不每天都在吃飯嗎？吃飯與死無關。
有一次報紙上登載了有關蘇聯(lián)人口的新聞，三個革命者就在獄中談開了中國人口究竟是增加還是減少的問題。方認為，無論是增加還是減少，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肯定不利于生命的存在：
中國是一個死神統(tǒng)治一切的國家，誰也不知他什么時候會死。（方志敏，1999：143）
另兩位也分別說：“中國人的命，不值一個錢，死個人像死一條狗一樣！”（同上）“中國人的生命，真像一個蟻子，一棵草兒，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蹋多少？”（方志敏，1999：145）生命是卑賤的，因而每個個體就更加珍重自己的生命，好死不如賴活是中國人固有信念之一，明哲保生是中國智者的教訓之一。其結果，正像外國記者韋爾斯說的：“中國歷史上有近千年受著異族的統(tǒng)治，原因就在于此。然而歷來的事實卻是：臨陣逃脫者茍且偷生，挺身作戰(zhàn)者慘遭殺害；
溫順者在社會上生存下來。于是年復一年，代復一代，最完美最勇敢的人被殺死了，民族的精英被除去了�！保f爾斯，1991：44）如此則社會政治狀況越來越糟，人命越來越沒有價值，茍且偷生者其實也很難善死善終。
因此就出現(xiàn)了與茍偷者相反的另一種選擇：逼上梁山，鋌而走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與其像豬狗一樣地死去，不如在革命中犧牲。革命不愁找不到不怕死者，窮的可怕和死的威脅把無數(shù)人逼上革命之路，革命至少啟示著生的可能。對于這些人來說，革命與否并不是什么政治問題，而是生死選擇。一旦我們理解了他們內心涌動的掙扎和希望，我們就能理解中國革命的發(fā)生，部分是即是基于“無知暴民”的求生本能。然而，共產革命不同于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它有一套絕對理想主義。韋爾斯已經注意到，在共產領導的蘇維埃區(qū)域內，“他們已經賦予‘死’以新的意義和目的，他們已經消除‘死’的痛苦，他們已經使每一座墳墓都成了勝利的標志。見到紅軍以后，我斷定：每一個紅軍戰(zhàn)士都樂于戰(zhàn)死，因為他相信，他的死將使他的革命事業(yè)朝最后的勝利更進一步。我想，除了教人為什么活著外，最重要的事就是教人為什么而犧牲吧？”（韋爾斯，1991：47）革命必須死亡，革命的成功在于能賦予個體的死亡以意義，使個體樂于為革命而死。
問題只在于：付出了人的生命與社會財富為代價的革命，在成功之后如何建立起非壓迫性的社會機制，讓時刻受到死亡威脅的人過是幸福生活。死是為了生，否則，死也就沒有任何意義。
方志敏簡歷：
1899年8月生于江西弋陽。
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4年參加共產黨；
1925年任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農民部長，領導農民運動。
1927年后回贛東北，任弋陽區(qū)委書記，年底領導弋陽九區(qū)的秋收暴動；
次年1月任五縣黨委書記兼武裝起義總指揮，領導弋橫起義；
1929年領導成立江西紅軍獨立一團，開辟信江根據(jù)地，任信江蘇維埃主席、軍委主席，領導創(chuàng)建贛東北根據(jù)地；
1930年領導成立紅十軍，次年兼任軍政委；
1932年贛東北省改稱閩漸贛省，任省蘇維埃主席、省委常委。
1934年1月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0月兼任閩漸贛軍區(qū)司令員，11月任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率軍團北上。
1935年1月在由皖南返回贛東北的懷玉山被捕，8月6日在南昌就義。
參考文獻
方志敏：1999 《方志敏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方志純：1987 《回首當年——方志純革命回憶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粟裕：1988 《粟裕戰(zhàn)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朱正：1998 《1957年夏天：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年。
韋君宜：1998 《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李慎之：2001 《革命壓倒民主》，《當代中國研究》第4期。
黃道炫：2003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探析——不以中共軍事政策為主線》，載北京：《近代史研究》第5期。
陳丕顯：1982 《贛南三年游擊戰(zhàn)爭》，北京：人民出版社。
黃藥眠：1987 《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李一氓：2001 《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
朱永光：1991 《尋淮洲將軍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李銳：1999 《廬山會議真面目》，�？冢耗戏匠霭嫔�。
趙一凡編：1989 《美國的歷史文獻》，北京：三聯(lián)書店。
石凌鶴、李希文、石蔚春：1990 《方志敏傳》，北京：人民出版社。
《方志敏傳》編寫組：1982 《方志敏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愛克曼：1980 《歌德談話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尼姆?韋爾斯（海倫?福斯特）：1991 《紅色中國內幕》，北京：華文出版社。
1999年12月中旬初稿（世紀中國）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