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鵬：從金字塔到太極圖——憲政改革的道家思想資源

　　時間：2006年10月27日

　　地點：清華大學學研大廈12層多功能廳

　　主題：憲政改革的道家思想資源

　　很高興能有時間跟大家交流一下道家思想和中國憲政可能產(chǎn)生的一些思想淵源上的聯(lián)系。

近代百年，中國開始跟西方有接觸，西方的很多思想進入中國。進入中國的西方的思想，與中國原有的思想觀念、思想傳統(tǒng)發(fā)生碰撞、融合。這樣就出現(xiàn)兩種情況：其一、西方很多思想因素進入之后，在中國的運行實際和在西方社會的運行實際完全不一樣，會有很多的變節(jié)。也就是說，它受到了我們傳統(tǒng)文化觀念和現(xiàn)實的影響，使它不能夠原汁原味在中國運行起來。其二、有一些西方思想要素進入中國之后，很迅速生根發(fā)芽。原因之一是與中國原有的思想土壤、要素產(chǎn)生了一些接合。

　　大家都在關注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但如果民主法制的理念和追求，與中國本土的文化不能產(chǎn)生有機的銜接，那么民主法制這些觀念，往往只是知識分子圈子理論討論的東西，不能化為真實的制度基礎，也不能成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真實的民主法制，應當是一種生活習慣。凡不能轉(zhuǎn)化為生活習慣的理念，就仍然只是理論家的東西，是書本的東西，不構成一種重要的現(xiàn)實力量。

　　我、軍寧、秋風，我們近年來老在研究西方自由主義憲政理念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資源的關系，研究能否尋找到它們的契合之處。一方面，是西方思想要素要本土化，另一方面，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流中的一些思想要素要創(chuàng)造性地轉(zhuǎn)化或復興。我自己研究道家思想多一點，我更關注道家層面的一些東西。

　　近代以來，可能最成功在中國落根的西方思想，是馬列主義。改革前幾十年，尤其是共產(chǎn)黨革命，馬列主義迅速在中國取得優(yōu)勢地位。我在97年的時候，出過一本叫《東亞新文化的興起——東亞經(jīng)濟發(fā)展論》的書，其中有章節(jié)專門分析過馬列主義的思想結構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結構的契合。研究文化基因雜交，研究這雜交后的基因型是什么。這不是今天的主題，但我還是簡單講一下。

　　我認為，在共產(chǎn)革命階段，也就是奪權階段，馬列主義的結構跟中國的傳統(tǒng)的“禪法”結構相合。所謂禪法結構，指的是內(nèi)禪外法。這在毛澤東身上表現(xiàn)得非常清晰。建國以后，這種結合有一個結構轉(zhuǎn)向，馬列主義又跟儒法結構結合了。這是一個視角，也有人研究毛澤東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因素，把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倫理化過程歸于儒家傳統(tǒng)的影響，這也是有道理的。原創(chuàng)基因的生命力很強，在新的形勢下會以新的形態(tài)出現(xiàn)。

　　“禪”就是“禪宗”，“法”就是法家。大家都知道，法家追求以殺止殺，以戰(zhàn)止戰(zhàn)，全力農(nóng)戰(zhàn)，一統(tǒng)天下。法家很講賞罰嚴明，殺伐決斷，非常功利和殘暴。禪宗興起于唐朝，是佛教的一支，它怎么會與法家結合呢？禪宗的最大特點，就是相信佛在心中，自己即佛，它十分自我圣化，自我放大，自我神化，目空一切，超越生死。有一個對子，“世外人法無定法方知非法法也”。這是說，修道的人，世俗禮法管不著的人，他以那個不可能被定義和規(guī)定的“法”作為取法對象，以超越性的“佛法”或“道法”作為自己的法，最后他知道，不講人間之法，才符合天道的大法�？穸U是禪宗中的極端派，不僅蔑視世俗之法，也蔑視自然之法，人定勝天，將自己的心視為宇宙的本原，萬化的根基，不生不滅。毛主席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發(fā)（法）無天”，否定和蔑視一切人間之法。要砸爛一個舊世界，摧毀一個舊世界，精神基礎首先是蔑視世俗之法，不畏強暴和生死。這種狂放精神的東西，在中國文化里面，在禪宗尤其是狂禪里面表現(xiàn)得非常清楚。什么是狂禪？我們來看一個對子。

　　“兩手把山河大地揉扁搓圓撒向空中毫無色相”

　　“一口將先天祖氣咀來嚼去吞入肚中放出光明”

　　先天祖先，指宇宙創(chuàng)生之初的本原之氣，原氣。修道人進入這種狀況，心態(tài)上可以把山河大地揉扁搓碎了，心態(tài)是與創(chuàng)造宇宙的力量全然后一。毛澤東受楊昌濟影響很大，楊昌濟受陽明心學影響很大，陽明心學受狂禪影響很大。楊昌濟教導學生說：“我心即宇宙之心。”你們看，我心是宇宙之心，一切規(guī)則要從我心里發(fā)生出來，控制宇宙，沒有一絲一毫的敬畏，自我放大到極點！狂吧！毛澤東早期文稿中，禪宗的自我圣化、蔑視生命、自我立法及法家的嚴明賞罰，務實功利，以戰(zhàn)止戰(zhàn)，都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可以說是一種“戰(zhàn)爭狂禪”心態(tài)。這種“戰(zhàn)爭狂禪”，也有一種道德優(yōu)越感，這就是平等。佛教都講眾生平等，禪宗則說人人皆佛，是以平等�！傲鶅|神州更舜堯”，不過是“人人皆佛”的翻版。毛澤東說佛教有助于主觀能性。極強大的主觀能動性，極強大的內(nèi)心動力，大無畏精神，加上法家的戰(zhàn)爭手段，這就是“禪法結構”。從譚嗣同到毛澤東，都有這種文化心理結構。

　　“內(nèi)禪外法”這種心理結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平等而暴力）的結合，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了本土的文化力量的支撐。毛澤東反復強調(diào)，馬克思列寧主義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合東西方為一爐，這是楊濟昌教導毛澤東的。自由主義要成功，也一樣要合東西方為一爐，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理論是什么，理論是心靈的表現(xiàn)。中國有儒家、道家、法家、佛家等思想，說明中國人的心靈就有這些類型。心靈類型，不會因文字形態(tài)的消失而消失，因為心靈是本，而理論表達是末。心靈結構在，理論表達總會出來。

　　在西方思想進入的時候，只要我們認真研究，會發(fā)現(xiàn)它們在不斷的尋求跟中國原有的思想要素或思想結構的銜接。例如基督教進入中國，在翻譯Lord 或 God 這個概念時，有三種譯法，一是“主”、二是“神”，三是“上帝”，那個譯法最成功呢？是“上帝”。為什么呢？因為“上帝”是中國宗教文化固有的東西，代表最高的神，所以“上帝”就成功了。雜交有優(yōu)勢，一旦找到某一種銜接模式以后，來自西方的要素就激活了本土要素，它就能釋放出非常大的力量。

　　中國先秦，沒有特別專門的法律思想著作留下來，中國的法律思想要素，主要是內(nèi)含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流派的政治學著作中。在這些與法律相關的政治思想中，我覺得有兩個模型演化成中國主流的政治思想模型，主流的法律思想模型。

　　一、儒法家的模型

　　“儒法家”，就是儒家和法家結合的這么一個模型。儒為靈魂，法為形式。實質(zhì)是用法律來維護等級差別秩序。

　　儒家講的是倫理和禮儀，以禮儀來展現(xiàn)倫理，它的約束手段是禮。法家講成文法，依成文法治國，它的約束手段是法。儒法家，就是用法家的法律手段來保障儒家追求的等級差序秩序。在儒家眼里，從宇宙到社會，都是等級性的。天在上，地在下，所以天尊地卑。所以皇上是天，是天子，百姓是地，仰望上天。男人和女人不應該平等，是有尊卑等級的。禮如何表達呢？女人不能與男人同桌吃飯。法律如何表達呢？如果女人打男人一嘴巴，那就鞭這個女人300。如果說男人打女人一嘴巴，沒事。為保證男尊女卑，法律就規(guī)定女人不能擁有私有財產(chǎn)（除少量個人裝飾品外），不能成為一家之主�！叭宸�家”把這些差序的等級完全化為法律的形式。早期的法家不是這樣的，早期的法家還是比較講究“帝王之下人人平等”，但是后來儒家思想逐漸侵入了法律之中，中國的法律有一個儒家化的過程。儒家逐漸把自己的價值理念灌輸進了法律系統(tǒng)。這樣就用法律來明確保障一種等級秩序，一種尊卑有別的等級秩序，這就是儒法家的一個特點。

　　《周禮》是儒家圣典，里面有一個叫做“八柄”、“八統(tǒng)”的思想。八柄：它認為君王治理整個國家，得有八柄。

　　一是用爵位駕馭人們地位的貴賤。第二是以俸祿來駕馭人們財富的多少，三以賞賜來駕馭人們所得的恩寵的大小，第四，以職位安排來駕馭人們的行為。第五，是以富裕的生活來駕馭人們的福分。第六、是以剝奪財產(chǎn)來駕馭人們的貧窮。第七、用廢除官職來駕馭人們的過失。第八、以株殺來駕馭人們的罪過。

　　這是八柄，也就是認為君王管理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必須用這八種手段。同時還有“八統(tǒng)”。

　　一、親近自己的親屬家族。二、敬重故舊老友，三、是利用賢德之人，四、用能干之人。五、保護有功勞的人，六、尊重地位高的人，七、是要使官吏顯貴，八、要對賓客有禮。

　　這樣的思想，在法律上表現(xiàn)為“八議”。案子發(fā)生了，法官判案的時候必須考慮八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議親，看看是不是皇家親戚；
第二議故，看看是不是跟隨皇家久的人；
第三議功，看看對皇家是否有功勞；
第四議賢，看看是不是有名望的人；
第五議能，看看是否是對皇上有用的能人；
第六議勤，看看有沒有苦勞。沒功能也有苦勞；
第七議貴，看看是不是一定爵位以上的貴族。第八議賓，看看是不是國賓級人物。

　　這“八議”一議，就刑不上大夫了，那有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言。這“八議”，可是明文寫進法典的。我們由此知道，在“八議”的背景中，那些明文規(guī)定的法律條文對權貴們來說，幾乎毫無意義。如果“八議”后仍不清楚如何處理，怎么辦？叫做“上請制度”，“請”是請君王定奪。

　　早期的法家，比較講法的普遍性，很厭惡在法律里面搞特殊關系，講依法治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然君王除外），講等級和特權的儒家對法家是比較排斥的。因此法家興起的時候，與儒家斗爭，大家都知道焚書坑儒的故事，這是法家李斯和秦始皇搞出來的。但后來，儒法漸漸融合，法家的靈魂被挖空，填進了儒家思想，融合成儒法家，用法律的形式來保障親疏有別、貴賤有別、官民有別、男女有別的等級秩序。

　　今天我們都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一個部長貪污了5萬元和一個科長貪污5萬元，你作為一個法官去判案，恐怕你心里就該嘀咕了，你一定不會很自然的認為，不管地位高低，應該都按5萬元算，刑法量刑，對著那條算那條，你會這樣做嗎？估計你不會這么做，你也做不到。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來，即便在今天，我們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想，但是在這種傳統(tǒng)的法律思想和現(xiàn)實政治文化影響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雖然明文寫進了法律，但現(xiàn)實運作中做不到。而且，更深層的是，這種做不到，老百姓某種程度上是承認的。如果你把一個部長拿下，因為他貪污5萬元。老百姓就會說，“那瞎扯，5萬元就把他拿下了，這不可能。”如果是一個村長，老百姓會說“該”。我們的民族心理，有對法律不平等某種寬容，這就是一種政治文化心理結構，它是傳統(tǒng)的延伸，這個傳統(tǒng)固然不對，但它是一種我們必須面對的力量。

　　作為今天的法律人，他心里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看到滿世界都是不平等，而且百姓對這種不平等只有牢騷而無真誠的憤怒，很無可奈何。敵人在那兒，在不平等的制度里，而這樣不平等的制度還能存在，還能延續(xù)，就因為有無形的傳統(tǒng)文化心理結構在支撐。

我們可以說，當官的愿意這么做，但是如果老百姓真誠地不答應，不忍耐，那么他們也做不下去 。所以老百姓最起碼容忍了這么些不平等的東西，這是一種彌漫在民間的一種政治或法律文化心態(tài)，這使我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實現(xiàn)不了。法律明規(guī)則是平等，現(xiàn)實潛規(guī)則是不平等。潛規(guī)則的思想基礎在哪兒？我們看看“八柄、八統(tǒng)、八議”這些東西，就知道現(xiàn)實中的法律面前平等實現(xiàn)起來很困難。我們完全可以從法律實踐中，看到各種變形的“八柄、八統(tǒng)、八議”這些東西。如果君王是按照“八柄、八統(tǒng)、八議”來治理這個社會，那么等級和不平等就是必然，每個人的生殺予奪的權力全都捏在君王手上了。君王的意志就真正的法律，權貴的利益就是法律維護的對象了。法律不是沒有，是限制百姓而不是限制君王的，只要君王愿意，他可以輕輕松松超越法律，一點心理負擔都沒有，心理負擔被“儒法家”給清除了，這在文化傳統(tǒng)上或者說甚至是在法律上都是明文規(guī)定的。大家翻開中國古代留下來的法典，如《唐律》、《宋刑統(tǒng)》、《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國家法典中，“八議”是明確寫進去的。太陽系模型，轉(zhuǎn)化為社會政治模型，即為儒法家模型，這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

　　你們都是法律記者或者是搞研究法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本共識，但大家還是會遇到現(xiàn)實中的法律面前不平等，大家有很多怨恨、埋怨。法律平等的敵人是誰？最后你會發(fā)現(xiàn)，壞根子是在這“儒法結構”的思想模型中，以法律來維護特權和等級的習慣。統(tǒng)治者愿意這樣做是自然的，百姓對此有容忍則是習慣或文化病根。

　　二、道法家結構

　　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或者法律思想史上，除了“儒法結構”占主流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道法家”�！暗婪�家”，就是道家與法家結合的產(chǎn)物，比如說漢朝行“黃老之治”，唐朝的時候貞觀之治行“黃老之治”�！包S老之治”是什么東西？就是“道法家之治”。“黃”是指黃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老”是指老子�！包S老學”，就是黃帝和老子的學問。黃帝還有學問？中國最早的甲骨文中，《尚書》、《左傳》中，根本沒有黃帝這號人物。黃帝成為中國人的祖先，主要是司馬遷的《史記》給創(chuàng)造的�！包S帝”，從“皇帝”轉(zhuǎn)過來�！盎实邸�，就是“光明的上帝”，其實“黃帝”的原型就是“上帝”，被世俗化了。戰(zhàn)國時期，道家將自己的理論，托古在黃帝身上，弄出些黃帝的學問，然后與老子的思想合在一起，稱為“黃老”。“黃老”的核心，就是“道+法”，是道家和法家的結合。司馬遷在《史記》中，總結了“道家”思想，他總結的“道家”，就是黃老道家。黃老學是戰(zhàn)國后期的顯學，是戰(zhàn)國后期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是諸子百家之爭的最后整合。我自己對黃老學有一個總結：道家為樹根，法家為樹干，儒家、墨家、陰陽家、兵家、農(nóng)家為枝葉�！饵S老帛書》、《慎子》、《尹文子》等屬于黃老著作。我們中國哲學思想史上被歸于“雜家”的東西，如《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都屬于黃老范圍�！俄n非子》、《莊子》中也有不少黃老思想。司馬遷《史記》中，明確強調(diào)中國春秋戰(zhàn)國以來最優(yōu)秀的思想成果，就是道家黃老學。

　　我引了一些“道法家”的內(nèi)容，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表達的思想與“儒法家”的差別很大。第一本是《黃老帛書》�！饵S老帛書》是道家黃老學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老子以后，道家有兩線發(fā)展，一個是老莊，就是老子和莊子，這條線走向了個人化，然后走向了出世，就是否定現(xiàn)實，離開社會，追求個人精神境界的自由自主。另外還有一線是道家黃老學，它是入世的，它是政治哲學，是國家治理的理論�！饵S老帛書》是戰(zhàn)國時期的，我引它的第一章，大家一起研究：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zhí)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夫能自引以繩，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

　　“道生法”，這是什么意思呢？“法”的原則，是從“道”的原則里面衍生出來。也就是說，法律不是人為發(fā)明的產(chǎn)物，而是對“道”的原則的發(fā)現(xiàn)和落實。法律的原則是客觀的，存在于宇宙之中，存在于事物客觀的規(guī)律之中，等待我們?nèi)グl(fā)現(xiàn)并將其轉(zhuǎn)化為立法原則。在這樣的前提下，它說，“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什么叫法呢？法就是用一種標準去衡量得失，去明確曲直。所以“故執(zhí)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所以真正按照道的原則去治理國家的人，他能夠把法律制訂出來，但他自己不敢違反法律�！胺�立而弗敢廢也”，法律建立起來了，他不能夠去廢除它。“夫能自引以繩，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能夠按照這樣的法律準繩去治理國家，這樣能夠知道天下的事情，不會迷惑。

　　法律哲學中，法律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都有辯論。法律是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是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這樣的法律哲學，建立在宇宙就是等級性的，就是有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這樣的暗含前提之上。法律是契約，可以解釋為個體主觀互動，是主觀平衡的。但也可解釋為客觀的原則，主觀互動，一定會遵循公平的原則，而公平原則，是有客觀依據(jù)的。道法家是客觀主義者，“道”是客觀的，由“道”生出的“法”，是有客觀依據(jù)的，這就是“天道”。

如果我們認定法律只能是統(tǒng)治者主觀意志的產(chǎn)物，那么法律的隨意變更就是正常的了。我當了統(tǒng)治者，為什么還要受過去的統(tǒng)治者的意志左右呢？我當然要更搞一套，以展現(xiàn)我的意志。

　　大家再來看《管子》�！豆茏印肥菓�(zhàn)國時期非常著名的著作，主要思想是道家黃老學。上面說：

　　“明王在上，而道法行于國�！�

　　注意“道法”這個概念。如果有一個明智的君王在管理國家，“道法”，由道而生的法，一定行于整個國家。中國古代有“道德”這個概念，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道法”概念。在通俗文化中，“道法”這個概念不流行�！暗隆迸c倫理相關，與禮俗相關，與多數(shù)百姓相關�！胺ā迸c法治相關，與普通百姓有距離。春秋戰(zhàn)國時期，“道法”這個概念非常時髦，所以叫“明王在上，而道法行于國”。

　　“道”與“法”合在一起，規(guī)定了法律的來源。法律從道來，法律并不是我們?nèi)酥饔^意志的產(chǎn)物，而是依據(jù)某一種客觀的永恒的、和諧的法則制訂出來的。這個思想與古希臘、羅馬自然法思想屬于一類。專家們可以去分析希臘、羅馬的神法、自然法與中國“道法”的差別，但在相信有超越統(tǒng)治意志的更高的法律原則這個問題上，它們是相通的。法律之上，還有一個超越法律的更神圣的力量或法則，超越了法律，當然更超越了君王。君王在法律之下，法律在“道”之下。

　　我們再引中國戰(zhàn)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家慎子的著作，他說：

　　“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nèi)，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nèi)。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

　　“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nèi)”，繩就是準則，準繩。治理國家，不援引法律之外的理由。也不片面地引用法律的部分內(nèi)容，而是完整地理解和運用法律�！安患狈ㄖ�外”，“不緩法之內(nèi)”，不急不緩，一切以法為據(jù)�！笆爻衫怼�，堅守著天然生成的法理，“因自然”，順應自然的法則。慎子也是法律客觀主義者，認定法律是“守成理，因自然”的產(chǎn)物�！暗湼Ｉ�乎道法”，對每個人來說，賞罰禍福，出于法律原則，而不是基于某個君王的個人好惡。注意，這與“八柄、八統(tǒng)、八議”在原則上完全沖突。“而不出乎愛惡”，就是說老百姓的禍福不是出于官員和君王的愛惡，愛好或者厭惡，而是出于法律的基本原則。君王依法治國，是法律在決定禍福，而不是君王的主觀取向在決定禍福。

　　我們來看韓非子，他也是道法家，很有名�！俄n非子》上說：

　　“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于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

　　“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就是說古代的明君以“道”作為“�！�，“�！本褪遣蛔兊姆▌t，以法律作為治國之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如果按照這樣的基本法則去治理國家，名聲就很尊榮，如果不按照這樣的基本法則去治理國家，名聲就絕斷�！爸悄苊魍�，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于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智能明白通達，這是一種單個的個人能力，有這種能力可以行得通，沒這種能力就行不通。“道”不可言傳，對“道”的體會也不可言傳，所以個人智能是不能遺傳下去，也不能教會人，我們不能靠這種不能遺傳、不能傳播的單個個人的特殊才能來治國。法律是穩(wěn)定的，是可以傳下去的，比個人的智能更穩(wěn)定安全。一個國家，如果按照天道的法則，建立起法律制度，按這樣的法律制度去治理國家，這個國家一定是萬全的。國家命運，不能依托在某個領袖人物的個人“智能”上。如果君王按照自己的智慧和個人的能力，憑自己的主觀智慧和能力治理國家，必然會出現(xiàn)失誤。不要信任治國者個人的才華，那怕他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也不可靠，可靠的是符合自然規(guī)律的穩(wěn)定的法律，要信任萬全的法律，這是道法家的政治哲學。《老子》在第六十五章中說：“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表n非強調(diào)“道法”治國，是對老子的繼承。

　　大家注意，在這里，道家與儒家的差別出來了，道法家的政治哲學跟儒法家的政治哲學差別很大�！叭宸�家”是圣人治國，因此強調(diào)修身；
道法家是法律治國，強調(diào)嚴格執(zhí)法。

　　君王按照一套符合天道的法律來治理國家，君王自己也不能輕易地改動和廢除法律。為什么？因為這個法律是從天道秩序來的，而這個天道秩序高于任何個人，包括可能偉光大的君王。

　　憲政，憲政，就是限制政治權力。道法，道法，“道”就是對“法”的限制，“法”是對君王權力的限制。為什么要限制權力呢？道法家認為，權力本身是從宇宙秩序的殘缺處生出來的，在此我們不再細講了。以后有機會，我們再來分析權力本身的性質(zhì)，講講道法家的權力觀。

　　我們講憲政，講了那么多年，大家還是沒有看到憲政的基本原則能夠在中國得以實現(xiàn)。原因是什么？總是有一些人超越在法律之上，他們可以輕易的廢除法律，輕易地扭曲法律。甚至立法時，法律的背后的原則也是高度特權化、等級化的，這樣的法律是惡法不是良法，是“無道法”而不是“道法”。我們看到的許多法律，并不是我們說的很普遍的平衡的天道秩序的一種表現(xiàn)�？傆腥艘詾樽约菏巧瘢�有權超越自然秩序，有權玩弄法律，他們還有一種惡劣傳統(tǒng)可以依賴，這就是儒法家傳統(tǒng)，它把等級壓迫說成是天理了！但是，是不是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就沒有自由憲政的思想基因？有，不是沒有，只不過這些優(yōu)秀的思想基因在歷史上沒有起到主流作用，被壓制了。西方憲政思想，可以在中國的道法家思想中找到同盟軍，找到其生長的土壤。中國文化有許多源流，有的是暗流，有的是明流。從法律思想上講，儒法家是明流，道法家是暗流。只要有暗流，就證明中國人心靈也有這樣的層面，中國心靈不是接受不了自由憲政。西方自由憲政這個洪流，可以與中國道法家這個暗流接通，形成中國未來自由憲政的洪流。

　　三、道法家思想的理論來源

　　道法家的政治哲學從哪來的呢？“道”是質(zhì)，“法”是形。以“法律”的形式來保障“道”的內(nèi)容。這主要是受中國歷史上的道家影響，尤其是受老子思想的影響。我引五句老子的話，來說明這個問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ā独献印匪氖�二章）

　　這是老子的宇宙生成論。這與跟我們的憲政建設有什么關系？在老子的眼中，整個宇宙的結構是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太極圖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一陰一陽，沖氣以為和。在老子的眼中，整個宇宙的秩序，并不是一個中心調(diào)控的等級秩序，宇宙秩序建立在相反力量對立平衡的基礎上。太極圖說明的，不是一個中央結構。中國人都講究“天人合一”，人類的制度、人類的言行應該和宇宙的客觀秩序統(tǒng)一，這樣才能長治久安。如果按照老子的“萬物負陰而抱陽”來看，我們的政治制度、憲法中，是否開放兩種力量互動平衡？可能大家找不到，我們的制度，不是一個聽任社會力量自動平衡的系統(tǒng)。我們的系統(tǒng)像是一個太陽系系統(tǒng)，它不是一種開闊的宇宙秩序的系統(tǒng)。正因為“萬物負陰而抱陽”，老子馬上就有一句叫做“禍莫大于無敵”（六十九章），最大的禍患在于沒有敵對力量約束。大家看一看太極圖，就非常清楚了。太極圖是陰陽相反力量的互動，兩個相反對抗，相輔相成，這才是和諧的秩序。如果一個社會中，沒有多元相反的力量在相互約束平衡，那么這會是最大的禍患。如果按照“禍莫大于無敵”來思考未來的憲政建設，我們就明白所謂憲政，不過就是社會多元力量平等互動的規(guī)則。如果一個制度容納不下各種相反力量的博弈，它就不可能是一個和諧的制度。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七十九章）

　　所謂“天道無親”，就是天道不講親情，不會特別的去親愛誰，也不會特別遠離誰，它普遍地對待一切人。太陽照在天上，不會只照有錢人不照窮人，也不會只照有權人，不照沒權的人。對大地來說，也不會說只支撐有權勢的人，不去支撐乞丐，它是普遍支撐的。所以，天道自然秩序就是“天道無親”，“親”就是親近、親愛、偏愛他，天道不會偏愛任何人。自然法則對一切生命是平衡的。獅子兇猛，但生育力差。兔子弱小，但生育力強，這是平衡的。

　　生命產(chǎn)生的條件是非常難得非常微妙的，我們正好處在適宜于生命生長的環(huán)境中。我們所生存其中的自然秩序，正好利于生命，所以說自然法則是利于生命系統(tǒng)的，“生者，天地之大德也”。自然法則如此，我們學習自然法則，就得有利于生命，這就是善人，關懷生命善利生命的人。善人是天道法則的表現(xiàn)，天道常常與那些善人在一起。順著天道的秩序去做事，就和天道在一起。按這樣的標準來看，我們的很多法制思想是有問題的，比如說，法律是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能這么說嗎？如果法律是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法律就是“天道有親”，親“統(tǒng)治階級”了，那就不是“天道無親”了。我們能將法律分為資產(chǎn)階級法律和無產(chǎn)階級的法律嗎？不能，因為“天道無親”。天道是無親的、平等的、普遍的，因此由天道而生的法律，它的原則，就應該是超越階級、超越族群、超越性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階級平等、民族平等、性別平等，這才是“天道無親”。憲法，就是要賦予各階級、各民族、各地區(qū)、不同性別平等的空間，讓各種力量在其中互動，自動求得平衡。平衡有空間的平衡，也有時間的平衡。平衡有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有利己與利他的平衡。這個開放系統(tǒng)自動平衡出來的關系，太極圖中這條S線，就是最和諧的。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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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五十六章）

　　依法辦事，法官的人格法律化，君王的人格法律化。對法律來說，任何人，不會得到法律的親近，也不會得到法律的疏遠，法律也不會對任何特殊人有特別的好處，也不會對任何人有特別的害處，也不會給你特別的尊貴，也不會讓你特別的賤。法律平等對待所有人。

　　“天道無親”，你就不能親疏有別、貴賤有別。在這樣的思想中，法律就是普遍的原則，對一切人平等的。法律面前，沒有特殊人，沒有特殊事。這一點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是一樣的。

　　看到這，我們可以想想，比較一下“儒法家”的“八柄、八統(tǒng)、八議”，兩者的差別實在是太大了！儒家告訴君王的，正與道法家相反，它動員君王搞“可得而親，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可得而賤”，認為這樣才能顯示君王個人的權威。儒、道的對立和沖突，充滿在中國思想史上，也充滿在今天的法律現(xiàn)實中。這是平等與特權的對立，這是普遍與特殊的對立。說到這，我們自然會明白，憲政思想的中國資源，不會在儒法思想中，而在道法思想中。必須超越儒法家，反對儒法家，結束儒法家，不然不會有自由憲政的未來。

　　“有德思契，無德思徹”（《老子》七十九章）

　　“有德思契”是什么意思呢？有道德的人，按照契約辦事�！暗馈币�(guī)定的“德”，就是“道德”�！盁o德思徹”的“徹”，生產(chǎn)資料公有，集體勞動，共同勞動，公家與個人按一定比例分配產(chǎn)品，由農(nóng)官來決定生產(chǎn)和分配，先公家后私人，這是一種集體經(jīng)濟制度，公社經(jīng)濟制度。這是周朝的人民公社制度，周朝的集體公社制度叫“徹”。

　　春秋時期，中國出現(xiàn)集體公社經(jīng)濟的崩潰，出現(xiàn)了私有制的土地結構，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老百姓的關系已經(jīng)由過去直接領導老百姓干活的關系，變成了收稅的關系。我們幾十年前的人民公社制度，就到底就是周朝的“徹”制度的翻版，是舊經(jīng)濟制度的基因的現(xiàn)代再生。

　　老子認為，變公有制下的集體生產(chǎn)的農(nóng)奴制為私有土地基礎上的契約或契稅制，符合天道法則。契約，是契約雙方互動的產(chǎn)物，契約談判，符合太極圖的運行規(guī)則，陰陽互動，求得平衡。太陽系的模式，不是契約模式。老子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當是太極圖式的，不應當是太陽系式的。

　　“民不畏死，奈何以殺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zhí)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斫，希有不傷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君王你把老百姓逼到不怕死的時候，用殺戮來嚇唬他們已經(jīng)不行了�！叭羰姑癯Ｎ匪馈保�如果政府清靜守法，老百姓生活很好，珍惜生活，“而為奇者，吾得執(zhí)而殺之”，有誰搞詭計，搞叛亂，擾亂社會，我就把抓來他殺了，誰敢呢？說出這種狠話后，老子馬上加了一句，“常有司殺者殺”。國家動刑殺，必須是由司法部門動刑殺�！胺虼�司殺者殺”，如果你代替司法部門去決定刑殺，“是謂代大匠斫”，就相當于代替一個大木匠去砍樹�！胺虼�大匠斫者”，如果你代替一個木匠去砍樹，“希有不傷其手矣”，很少有不把你自己手腳砍傷的。古代君王，擁有生殺大權。但是老子認為，要實行刑殺，必須用專門的司法部門來決定的刑殺，這才叫刑殺，不能君王自己去決定，這就涉及到司法獨立了。

　　自然秩序在運行，“天道”法則在控制，所以要給各種社會力量以自由，讓它們互動平衡，這是治國之本。但是，是不是這樣就一點問題沒有了呢？不是，老子說“大成若缺”，宇宙秩序之中，留有缺口，有殘缺，因此會出現(xiàn)不確定性、破壞性。所以執(zhí)政治國，要“抱殘守缺”，守住自然秩序的缺口，不讓這缺口放大。社會永遠需要看得見的手來控制自然秩序的殘缺部分，這就是政府的天然職能。決定刑殺，是國之大事，必須由司法部門按律行事，不能由君王個人好惡來決定。

　　老子這些話里，涉及到宇宙秩序問題，宇宙秩序是互動平衡結構，不是中心調(diào)控結構。所以，“中央政府”這樣的說法，是與老子的宇宙秩序相違的，是“無道”的。這里，還涉及到法律的普遍性和平等性，涉及到司法獨立的問題。這些思想要素，為后來的“道法”家奠定了基礎。

　　四、儒法家的“天人合一”

　　把“道法家”的思想和“儒法家”的思想做了介紹之后，最后想分析一下，看看這兩家思想的客觀依據(jù)是什么？其實它們都有客觀依據(jù)。

　　任何人，都習慣為自己的主觀取向?qū)ふ业娇陀^依據(jù)，這是人性使然。我們每個人做任何事，都不希望說是出于自己的主觀愿望。比如說做這件事，總會說這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或者是符合什么樣的規(guī)律，總是為我們的主觀行為尋找到一個客觀價值依據(jù)。這是很正常的，東西方都如此。像西方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的時候，革命者說，我們的一切權利，是自然賦予的、是自然法規(guī)定的，或者說上帝賜予的。人們總要為自己的追求尋找到客觀價值的依據(jù)。哲學上，將這種思維定式稱之為“本質(zhì)論”，“本質(zhì)論”認為現(xiàn)象由本質(zhì)決定，要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有些哲學家對本質(zhì)論不滿，是反本質(zhì)論的，但人類思想史上，本質(zhì)論是主流，這是普遍的人性的表現(xiàn)。

　　我們來看看，“道法家”和“儒法家”在支撐自己的理論基礎的時候，有什么樣的客觀價值依據(jù)呢？中國人喜歡說要“天人合一”，所謂“天人合一”，就是人的主觀意志必須以客觀的天的規(guī)則作為基礎，這叫“天人合一”。這兩家的依據(jù)可能是什么？我有一個比喻，目的是讓大家更好的理解“道法家”和“儒法家”的差別。

　　我覺得，“儒法家”的思想，是以太陽系模型作為基礎的，它也是“天人合一”的。大家可能大家不熟悉，因為天文觀測對執(zhí)政有巨大的影響，中國古代的君王高度重視天文觀測，因此中國古代天文學非常發(fā)達。但這種發(fā)達，不是基于科學的需要，而是基于政治統(tǒng)治的需要。君王統(tǒng)治集團要去尋求政治統(tǒng)治的方法，尋找統(tǒng)治與天道的對應關系。儒家的思想也是“天人合一”的，但是“天人合一”到什么對象上去了？“天人合一”到了太陽系上。

　　大家看太陽系這個圖。中間是太陽，太陽占太陽系總質(zhì)量的99.8%，在太陽系公司里絕對控股，其他的所有的行星，都圍繞太陽旋轉(zhuǎn)，這就塑造了儒家“天人合一”治國的基本模式。君王就是太陽，每個臣民都是圍繞太陽運行的小星星，按一定的秩序和軌道在運行，不能越軌，不能違規(guī)，越軌違規(guī)就得懲罰。整個儒家的禮儀，就是規(guī)定這個星星跟那個星星是什么關系，這個人跟那個人是什么關系，男人跟女人什么關系，不同級別的官之間是什么關系，官跟民什么關系，爺爺跟孫子是什么關系，整個禮儀系統(tǒng)，全在規(guī)定這個東西。這種規(guī)定，是以尊卑有別為基礎的，是一個等級秩序。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父親司馬談對儒家的評價，說：“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比寮也�學而沒有要點，多事而功效少，所以它的理論難以完全實施。但是，它規(guī)定的君臣之間、父子之間、夫婦之間、長幼之間的禮儀禮儀，是不可更改的。在司馬遷心里，儒家的作用，就是規(guī)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的尊卑上下關系。

　　費孝通先生在《鄉(xiāng)村調(diào)查》那本書里面，對中國農(nóng)村進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一個概念叫做“差序結構”，也就是說中國農(nóng)村的社會秩序，建立在維護差別的秩序的基礎上。男人跟女人在一塊就有差別，男尊女卑，形成一整套的秩序系統(tǒng)。儒家的“天人合一”，原則取法的是太陽系。

　　我們只要一想今天中國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我們就明白，仍然還是一個太陽系結構。我們過去唱“東方紅，太陽升……”，領袖是太陽，太陽是中心。我們稱中央政府，什么叫中央政府？一定要有一個中央，太陽系以太陽為中央，全社會以領袖為中央。只要看人民大大會堂上燈的布置，中間是一個大太陽，五角星閃著，四面是小星星，幾乎是模擬了這么一個太陽系結構。這是“天人合一”的，這種“天人合一”，將社會制度與太陽系的結構統(tǒng)一起來，這是一個很封閉的等級結構。在這種背景下，按這樣的原則來立法，我們就自然可以看到一個太陽系法律系統(tǒng)。君王高高在上，在中央，其它的一切環(huán)繞君王，環(huán)繞中央。

　　太陽系的結構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一個中心調(diào)控結構，系統(tǒng)中其它部分全都圍繞這個中心在旋轉(zhuǎn)。今天只要看文件，總是強調(diào)以誰誰誰為中心，為核心，這個居中的領袖，就是太陽系中的太陽，我們每個人都要按照這個中央結構來安排自己。這是民族政治文化心理，領導人自己想當太陽，甚至民眾也想讓領導當太陽，發(fā)出光輝來照耀大家。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的詞，雷鋒之歌唱到，“母親只生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遍_一個作協(xié)大家，政府領導要來講話，來教導大家。為什么政府領導可以很自信地要來教導作家要如何寫作呢？為什么許多作家也希望高層領導出席作協(xié)大會呢？因為領導是太陽，作家嘛，只是太陽系邊緣的小星星，必須轉(zhuǎn)圍著太陽轉(zhuǎn)，從太陽那兒分享陽光與溫暖。政府官員在教育作家們，指導作家寫作，作家們也很自覺地拿著小本子記錄，會后還要談談感想，說受到了啟發(fā)。你說這樣的情景怪不怪？想想太陽系結構，就一點不怪了。這是太陽與衛(wèi)星的關系，當然應當如此。村長是村里的太陽，鄉(xiāng)長是鄉(xiāng)里的太陽，就是如此。政治領導人，習慣把自己放到太陽的位置上，對上是衛(wèi)星，對下是太陽。我這樣說，是一個客觀現(xiàn)象描述，沒有任何價值評判，我們看到的事實就是如此。

　　法律人，當然要講依法治國，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我們的法律制度是按太陽系結構制定的，能平等嗎？太陽系中的小行星要與太陽平等，根本不可能。太陽那么大，其他星星那么小，都圍繞著太陽轉(zhuǎn)，有一定的秩序。你越出這個軌道，這個系統(tǒng)就滅了你。不能越軌！如果我們中國人，從領導到老百姓心中的社會秩序，潛存的依然是這個太陽系結構，自由平等的憲政就根本不可能。為什么？知識分子喜歡憲政，老百姓還是希望出現(xiàn)太陽明君。這個太陽不行了，光不夠亮了，大家就埋怨，換一個太陽吧！換一個更亮的太陽。大家最渴望的就是這樣，由一個光明的太陽來規(guī)范秩序，來溫暖大家，來照亮中國，這樣才能形成這么一個有序的差序結構，太陽系的穩(wěn)定高于一切。如果仍然是這樣的民族心理，我們所追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本做不到。平等的前提，是每個個體是獨立自主的，社會的秩序，是獨立而平等的個體間的互動關系，不是大家都仰望一個中央太陽。

　　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旗，都集中表達了這個國家的制度精神，是這個國家的精神象征。或者說是這個國家統(tǒng)治精神的象征表達。我們來看看我們的五星紅旗，把它與太陽系比較一下，不就是太陽與星星的關系嗎？我們國家的精神象征，就是這么一個太陽系結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也是太陽照亮四方，所以說國共兩黨是兄弟黨。在太陽與其它行星之間，在大星星和小星星之間，可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不可能的。我們國旗的精神原則，并非沒有客觀依據(jù)，有的。這個客觀依據(jù)是與太陽系的“天人合一”，這種經(jīng)驗是高度經(jīng)驗性的，只要對老百姓說，“你看太陽在天空照著”，很容易讓百姓聯(lián)想到君王在上面管著。國旗反映的，是儒家的宇宙觀。宇宙是中心調(diào)控，分中央和邊緣，分上下等級。

　　中國商朝的時候，統(tǒng)治性的天文觀認為，宇宙的中心是太陽，因此有太陽崇拜。君王就是人間的太陽，所以老百姓罵商紂王，“是日何喪，予與汝皆亡！”這個太陽何時完蛋，我愿與你同歸于盡。通過罵太陽，來罵自比為太陽的商紂王。周朝推翻了商朝，不愿意繼續(xù)讓被商朝抹黑了的太陽來當宇宙的中心，就開始讓北斗星來做宇宙的中心�，F(xiàn)在留下的中國遠古天文學，就是以北斗七星作為中心的天文學，以北斗星來建立天文參照系統(tǒng)。從太陽為中心到北斗為中心，中心的內(nèi)容變了，但仍然是有中心的，仍然是中心調(diào)控結構。北斗斗柄指東方，是春天，指南方，是夏天，指西方，是秋天，指北方，是冬天。你看，北斗一指，季節(jié)為之變化，北斗多么權威！所以我們用“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來個毛澤東…”來歌唱領袖。這樣的太陽崇拜，這是從殷商太陽崇拜的政治文化系統(tǒng)繼承過來的。孔子從周，所以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鳖I袖就是北斗，眾星環(huán)繞，聽命于北斗。孔夫子是北斗崇拜的。有北斗崇拜的政治文化基因，我們就有了“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起毛澤東”這樣歌頌領袖的歌曲，這是從周朝的北斗崇拜系統(tǒng)繼承過來的。我不了解國民黨的文學藝術，估計也會有歌曲說蔣介石是北斗是太陽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過程。建國后的統(tǒng)治哲學，被儒家思想暗暗侵入了。傳統(tǒng)思想要素的力量，好厲害！

　　了解歷史是為了了解今天，是為了了解未來，歷史傳統(tǒng)就活在今天，也可能存活到未來去。從太平天國以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開始砸孔家店�！拔逅倪\動”砸孔家店，毛澤東晚年也砸孔家店。直到今天，我們的制度靈魂，我們的國旗，不仍然是孔家店嗎？歷史的諷刺，歷史的悲哀！

　　前幾年，有學者提出修憲，說我們的《憲法》結構上不合理，前言太長了，應把前言拿掉。人人都明白，前言的內(nèi)容，就是明確太陽是誰。把前言拿掉，不就是想把太陽拿掉嗎？這樣太陽系不散架了？把太陽拿掉，就是不想要太陽系結構。太陽能答應嗎？別說太陽不干，就是許多習慣于太陽系的百姓小星星們也不習慣，沒有太陽，誰來統(tǒng)籌秩序呢？小星星沒有了太陽的牽引和控制，還不亂撞在一起！一放就亂。經(jīng)濟上沒有一放就亂，政治上為什么就一放就亂呢？其實亂只是一個中間過程，最終都有秩序在形成，只是秩序結構不同而已。習慣太陽系秩序，這是一種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害怕宇宙秩序，不相信自由平等的個體互動能搞出一個和諧的秩序。是中國人，沒有人不知道太極圖，但很少有人有信心建立一個太極圖的社會秩序，這就是自由憲政的難處。

　　上面有太陽系的圖和五星紅旗的圖，我們自然會看到兩者的統(tǒng)一。中央政府的權力當然得大，中央政府控制的財力當然得豐厚，中央稅收當然得重，道理很簡單，太陽系中太陽的質(zhì)量極大，所有的重量和力量都集中在太陽上面了。當社會一出現(xiàn)問題，大家都呼吁加強政府支持，呼吁加強政府調(diào)控，希望政府來解決問題，希望政府來照亮大家。在這樣的宇宙觀和政治觀下，法律的職能是什么呢？當然就是維護太陽系結構，這樣的法律，是中心邊緣關系、上下等級關系的穩(wěn)定高于一切，中央權威高于一切，這才是要點。所以，法律是以維護中心邊緣結構，維護等級秩序，保障差秩結構為已任的，這就是政府眼中的真正的法律，這就是中國法律的真正潛規(guī)則。當然，這不會是今天一般法律人心的法律結構。

　　五、道法家的“天人合一”

　　講了儒法家的“天人合一”，我們再來看看道法家的“天人合一”。

　　上面是一個太極圖，這就是道家心中的宇宙結構，與太陽系不同。宇宙太空之中，充滿著無數(shù)的星系，每個星系都有一個環(huán)繞中心。太陽系的環(huán)繞中心是太陽，放大一點到銀河系，也有中心，但如何放大到整個宇宙，中心就消失了。宇宙是無限的，所以是無中心的。一個無中心的宇宙，充滿著無數(shù)大大小小有中心的星系，這就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宇宙結構。抬頭看看夜空，星星基本是平均分布的，均勻的，所以老子說“民莫之令而自均”，沒有人力控制而自動均衡。夜空中無數(shù)星星，平均分開，沒有一個中心在控制。

　　這個無中心的宇宙，是不是沒有秩序呢？當然有。這個秩序不是靠某個中心來調(diào)控的，而是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平衡來形成的。用中國的概念來表達，就是陰陽平衡的。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边@就是他關于宇宙秩序的表達。如果說孔子眼中只有太陽系，只有北斗七星，那么老子眼中是整個宇宙。老子的宇宙觀，用圖形來說，就是太極圖。太極圖很了不起的，它是目前宇宙萬物根本秩序的表達，得到了現(xiàn)代宇宙科學的證實。有趣得很，大家看看這個太極圖，它有中心嗎？沒有。它沒有秩序嗎？有。兩種相反力量，相反對沖，但又相互平衡，相反相成，共同成就一個和諧秩序。我們試想一下，如果有一個太極圖憲法，它應當是什么樣的呢？它沒有中央政府，對吧？它開放相反力量的互動，由此形成一個和諧平衡的系統(tǒng)，對吧？世界上凡開放黨禁的國家，其運行結果都沒有逃出太極圖的軌跡，最終不就是兩種相反的政治力量，兩個相互制約的黨派在互動嗎？國家公共政策的走向，最終不就是陰陽平衡嗎？太極圖的憲法，一定是一個衡平憲法。無中心的宇宙，受無形的陰陽平衡力量支配，其中有無數(shù)的大大小小的有中心調(diào)控的星系。一個無中心的憲法下，一定是一個多元社會，各種自組織的有中心的企業(yè)、教會、NGO活動在其中。憲法，不過就只是相反力量互動的平衡規(guī)則而已。宇宙模型轉(zhuǎn)化為社會政治法律模型，即為“道法家”模型。如果說“儒法家”的政治法律模型為金字塔，那么“道法家”的政治法律模型即為“太極圖”。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國旗，美國的國旗，星條旗。大家看到什么了？無中心的，均衡分布的星星，無等級，無中心邊緣結構，對吧？美國憲法的原則是什么，是相互制衡。其實，英文更能表達清楚，這就是Checks and Balances，直譯下來，就是“約束與平衡”。這與老子所說的“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沒有差別。“陰陽沖氣”，就是checks，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就是陰陽沖氣，對沖，相反對抗，相互約束�！昂汀�，就是平衡，就是Balances. “和”字的原義，就是平衡，所以有“和棋”，“和約”的說法。美國的政治平衡，走的正好是太極圖中那條S線，一段時間右，一段時間左，共和黨與民主黨輪留執(zhí)政，美國走的就是一條在時間中平衡的路。美國憲法，不過就是為美國社會中的“陰陽對沖”提供一個互動平衡的博弈規(guī)則。大家都說，美國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社會中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多數(shù)這些組織都是有中心的。企業(yè)有中心，其它社會組織也有中心。但是，美國整個社會，卻是一個無統(tǒng)一中心的結構。美國沒有中央政府，只有聯(lián)邦政府，聯(lián)邦政府只是多個州的聯(lián)盟體。聯(lián)邦政府本身，內(nèi)部也是三權分立的。社會中還有獨立于聯(lián)邦政府的各種宗教組織中心，NGO，商會等。所以，美國憲法只是平衡規(guī)則，因此美國社會中才有這么多的自組織機構，這與宇宙秩序結構是不是相當類似呢？無中心的力量平衡的宇宙中，充滿各種有中心的星系。所以，美國的社會制度，是以宇宙結構來“天人合一”的。

　　我這樣說，并非說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有意地按太陽系來構建社會，也不是說美國的建國者們有意地按宇宙秩序來構建社會，他們未必是自覺的，但當我們把他們的行為和結果拿來分析，我們也許可以發(fā)現(xiàn)一種隱密的聯(lián)系。我也不是說，美國建國者是按我們中國道法家的原則建國的，我只能說，人性是相通的，中國的道法家與古希臘、古羅馬的自然法哲學家，他們思想有相通之處。美國的建國原則的淵源，在古希臘、羅馬的自然法哲學之中。人性是相通的，中國人難道從來沒想過自由？中國人難道從來沒想過約束與平衡？中國人難到?jīng)]有想過一個無中心控制的互動平衡的社會？都想到過。這在老子思想已有表現(xiàn)，在道法家中已有表現(xiàn)。

　　我們生存其中的世界，我們對周邊世界的認知，以各種方式影響我們的心靈和思維。我們可以說，美國的建國原則，比我們的建國原則要開闊。太陽系與宇宙，當然宇宙的世界要開闊多了，強大多了，包容性更大了。為什么我們現(xiàn)在喜歡宇宙秩序，我們要從太陽系秩序中走出來，因為我們希望世界更廣闊。宇宙比太陽系大太多了，我們當然更愿意生活在一個宇宙世界。就是住房子，人也知道大房子比小房子舒服。當然，如果比較中國的“道法家”和“儒法家”，我們說“道法家”的思想來自于宇宙秩序，而“儒法家”的思想來自于太陽系秩序，“道法家”的原則比“儒法家”的原則要開闊，“道法家”的世界比“儒法家”的世界更有包容性、更開闊、更有內(nèi)容和力量。

　　在座的多數(shù)人受過法律訓練，是法律人。按我今天陳述的標準或者說參照系，大家心里的法律原則，不是太陽系秩序原則，而是宇宙秩序原則，是“道法家”秩序而不是“儒法家”秩序。我們今天的多數(shù)法律，明規(guī)則也是源于宇宙秩序原則，因為是從西方抄過來的。但我們現(xiàn)實法律背后的潛規(guī)則，仍然按照太陽系秩序運行。政法委書記，就是司法系統(tǒng)的隱蔽的太陽，由他來決定判決，是不是這樣。這就是為什么會有大量“有法不依”的現(xiàn)象。太陽系結構的權力系統(tǒng)，難以實行好以宇宙秩序為原則的法律，這就是今天中國法律人痛苦的真正根源。我們都希望有一個更開闊更自由更平等的中國，我們多數(shù)人不再愿意被封閉在太陽系式的社會結構中，但由太陽系規(guī)則到宇宙規(guī)則的轉(zhuǎn)型過程，是十分艱難的，但我們必須轉(zhuǎn)出去，不然憲政中國就走不出來，人民就仍然生活在特權和等級制之中。走出太陽系秩序，走向宇宙秩序，這就是中國今天的方向。用宇宙系法律更換太陽系法律，用太極圖法律替換金字塔法律，就是今天法律人的歷史使命。

　　過去有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今天有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中國化問題。從中國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精神看，道法家思想中具有憲政的土壤。來自西方的憲政，只有在這樣的土壤中能生長起來。這樣想，我對中國憲政的未來也是有信心的，因為理論不過是心靈結構的表現(xiàn)，中國曾出現(xiàn)過道家、道法家，說明中國人心靈中也有憲政的基因存在，這樣的基因，可以與西方的憲政基因結合，形成合力。西方憲政思想的中國化，建立在道家和道法家思想資源上。道家和道法家的思想基因，也會被西方憲政思想所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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