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艱難的控訴：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老師在北京師范大學(xué)附屬女子中學(xué)被紅衛(wèi)兵學(xué)生打死。2006年，林莽先生為此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第一句話是“悲逢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殉難四十周年之際”。這是非常簡練有力的一個開頭。這個開頭既概括說明了文章的事實背景，也表達了作者的立場感情。

　　這篇以一個“悲”字開頭的文章，寫的是林莽先生親眼所見的卞仲耘之死，也因此而題為《目擊并身歷其境者言》。林莽先生是作家，原為大學(xué)教師，1955年被作為“胡風(fēng)反革命集團分子”（其成員是一批作家）關(guān)進監(jiān)獄一年，降職作中學(xué)教師，1957年又被劃為“右派分子”，再降為圖書館資料員。1966年8月5日那一天，他目擊卞仲耘被打死，還被紅衛(wèi)兵強迫到她面前抬尸體。他為卞仲耘之死感到“悲”，并以“悲”字來開始他的紀念文章。

　　當讀者看完這篇文章，會同意這個開頭的“悲”字。一個中學(xué)女校長，在其學(xué)校中被活活打死，如果不感到“悲”，還能是正常的人類的感情嗎？然而，這樣悲慘的事情不但發(fā)生了，而且，直到2006年的11月底，這篇表達悲情的文章還是沒有能在中國的報刊雜志上發(fā)表。

　　論寫作，林莽作為作家在文革后已經(jīng)發(fā)表了三部書，然而這樣一篇短文卻無處可登。論時間，現(xiàn)在已經(jīng)距離卞仲耘老師被打死四十年又四個月，可是說出事實依然如此艱難。

　　在這過去的四十年又四個月中，有十年是文革時期。卞仲耘被害于文革初期，她是北京被紅衛(wèi)兵打死的第一名教育工作者。在她死后，發(fā)生了史無前例的“紅八月”殺戮，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數(shù)千名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市民被紅衛(wèi)兵活活打死。在文革時代，批評文革就是“反革命”，就會被“斗爭”、監(jiān)禁甚至判處死刑。卞仲耘的死，在文革中不但不能得到正義審判，而且長期被當作文革過程中無足掛齒不值一提的事情，連簡單的記載都不見。

　　然后，三十年前，文革隨著毛澤東的死亡而結(jié)束了。千千萬萬的文革受難者逐漸得到“平反”。但是，他們所遭受的迫害被不正確地稱為“冤假錯案”。只有一些文革前地位極高的干部和少數(shù)社會名流被害的事情在媒體上被提到名字，卞仲耘和她所代表的全中國無數(shù)中小學(xué)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和受迫害卻不被報導(dǎo)。

　　然后，1986年，文革二十周年的時候，我第一次寫出了卞仲耘之死。沒有報紙雜志可以發(fā)表那篇短文，只好印入了我的一本文章集子。集子在北京出版。文章沒有寫明卞仲耘的名字，而且題為《女性的野蠻》以合乎那本集子的女性主題。1995年，文革三十周年的前一年，我寫成了《1966：學(xué)生打老師的革命》。這篇文章建立在對上百所學(xué)校的事實調(diào)查基礎(chǔ)上。文章首先敘述了卞仲耘之死，因為這是“學(xué)生打老師”的開端，也是校園暴力殺人的開端。這篇文章在香港印出，稍后也曾用英文發(fā)表。到了2000年，我為卞仲耘之死寫的一篇兩萬字的長文只能發(fā)表在電腦網(wǎng)路上，四年后才能印入我的《文革受難者》一書，出版地是香港。

　　現(xiàn)在，四十年又四個月過去了，林莽先生這樣的文章仍然不被準許在中國大陸出版。這篇文章十分克制，沒有要求懲罰打人者，沒有要求懲罰領(lǐng)導(dǎo)了這場殘酷迫害的人，也沒有要求給死者家人一分錢賠償，只是寫了當時的情景和表達了他的悲哀之情。這樣的文章不能發(fā)表，是為什么？

　　一名編輯給林莽先生的退稿信如是說：

　　您好！您的文章很有價值。但我刊暫無發(fā)表計劃。因為您文章是直接針對文革的控訴。主題很清晰，您的回憶也很有力量。我建議您，如果可能的話，可以改寫成一篇懷念故人的文章，既有您對故人的回憶，又可以巧妙地將您對文革的慘痛回憶和批評融合其中。您覺得呢？

　　對中國媒體有所了解的人都會同意這位編輯是個好心人。雖然他拒絕了稿子，但是作出了文章“有價值”的判斷，并且坦率說出這一點。另外，他也不單退稿，他還幫助想辦法來發(fā)出這個批評文革的聲音。

　　同時，也正因為編輯是好心人，我們可以看到退稿決定并非出于他個人的道德或者理念原因，而是出自一套在過去三十年里不斷被強調(diào)貫徹的關(guān)于文革歷史的強行管制性體制。

　　為什么“直接針對文革的控訴”就是不能發(fā)表的？這一條被說出來，而且已經(jīng)帶著理所應(yīng)當天經(jīng)地義的口氣，就像在說“偷東西是不被允許的”。可是，等一等，控訴文革可不是在偷東西。卞仲耘是被打死的。按照法律，殺死人是最大最重的罪。如果不允許控訴卞仲耘的悲慘遭遇，那這一條規(guī)定等于是在說：“直接針對殺人的控訴”是不被允許的。難道因為卞仲耘死于文革，殺死卞仲耘就不是罪？就不允許“控訴”？還有，這種“不準控訴”的規(guī)定什么時候成了不必證明的規(guī)則？

　　這種提問可能被一些已經(jīng)對自己的玩世不恭不覺察的人視為“可笑”，覺得這些問題不值一問。然而，當應(yīng)被視為常識的真理被忘卻或者漠視，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應(yīng)該感到悲哀和義憤。

　　和這種禁止“直接針對文革的控訴”相對的，是想要控訴文革罪惡的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在十年前就告訴我，他想，將來要發(fā)表關(guān)于妻子被害的書，題目將為“我控訴”。他說，他將借用這個法國作家左拉的文章的標題，來表達他對妻子卞仲耘被害的義憤。

　　現(xiàn)在我們看到了現(xiàn)實中對文革殺戮史的兩種意圖：控訴和禁止控訴。

　　于是，對億萬文革受難者的親友和文革經(jīng)歷者來說，控訴，還是不控訴，也成為四十年來他們一直需要面對的問題。他們面臨這樣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問題。

　　林莽先生的選擇是控訴。他寫下了文章，而且努力將其公之于眾。他已經(jīng)是九十歲的老人了，這種努力就尤其令人感動。一個九十歲的人完全可以遠離世事安享晚年，世間的功名與是非對老年人的意義和對年輕人的不太相同。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怎么樣？文革慘劇會不會二次發(fā)生？和年老的人們已經(jīng)不那么有切身利害關(guān)系�？墒�，林莽先生卻站出來寫了這篇文章，盡到他作為見證者的責任。一方面，對罪惡作見證是人類的基本道德之一（基督教的“十誡”之一就和作見證有關(guān)）。另一方面，他作見證只可能是為了一種崇高的目的，而非其他。他這樣做，是為了他人，是為了讓年輕一代永遠擺脫文革的恐怖和迫害。老人所表現(xiàn)的這種崇高應(yīng)該使年輕人反省對照自己的道德水準。

　　也應(yīng)該贊揚建議書寫這篇文章的王晶堯先生。他也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四十年又四個月以前，1966年8月5日晚上，他被叫到學(xué)校，該校紅衛(wèi)兵負責人代表新的學(xué)校權(quán)力當局向他宣布他的妻子卞仲耘死了。當時除了一封匿名的來信（后來知道是一名女老師用左手寫的），沒有人敢于向死者受難者家屬表示任何同情和安慰。暴力迫害繼續(xù)在北京發(fā)展升級。在那樣的情境中，王晶堯作出了不同尋常的舉動：立即到西單商店買了一架照相機，拍下了妻子的布滿傷痕和血窟窿的遺體。另外，他還拍下了四個孩子環(huán)繞母親遺體的悲哀面容，拍下了從火葬場煙囪里冒出的一縷青煙。他要對罪惡留下見證。他的行動，在文革迫害造成的普遍的慌亂和恐懼中，尤其顯得勇敢和堅貞。

　　王晶堯不但照了照片，還把妻子被打死的時候的所有東西都仔細保留了下來。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衣沾滿血跡，上面還被用黑墨寫上了“打倒”二字；
一些浸透了血跡的紗布包和手絹，當時家人用來擦拭尸體；
（這也可見紅衛(wèi)兵長期以來說她因“高血壓心臟病”而死是怎樣的謊言�。�，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等等。每一樣?xùn)|西，他都用塑料袋分別包好，放進一個皮箱。箱子里還有卞仲耘老師戴的手表，當時一件相當值錢的東西。當她遭到毒打的時候，她的手表上的鋼制的表鏈被打得扭曲變形了。被打壞了的手表停擺在3點40分。1966年8月5日3點40分，那是卞仲耘被毒打以至被打死的時間。

　　在文革中期，王晶堯在家里的柜子里為妻子布置了一個秘密的紀念堂。柜子的門是關(guān)緊的，但是柜子里壁貼著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著一支鮮花。在文革結(jié)束后，王晶堯向法院起訴，從北京市西城區(qū)法院一直告到中國最高法院，從1978年一直告到1989年。但是沒有結(jié)果。

　　王晶堯的告狀沒有結(jié)果，這是可悲的現(xiàn)實。但是另一方面，追蹤觀察他四十年來這種長期不懈的努力，我們可以說，盡管他追求司法正義的行動沒有成功，在這過程中他也追求和實現(xiàn)了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他是受難者家人的典范。通過他的努力，至少可以讓我們看到，愛，追求司法正義，說真話，對所愛的人的長久記憶和責任感，對邪惡勢力的不屈服不認同，這些人類重要而基本的美德，在文革的長期迫害和荼毒之后，還保存在人世間。這讓我們有理由不敢以悲觀失望為借口而放棄對事實和真理的探索。

　　2006年，王晶堯接受獨立電影制片人胡杰的采訪，作了一個紀錄影片。他要把他的證物，他的照片，他的證詞，他四十年來對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罪惡的思考和分析，永遠保留下來，告訴后代。林莽先生也在電影上說出了他的見證。

　　這部題為《我雖死去》的電影已經(jīng)完成了初稿并被一些觀眾觀看，同時，這部電影也還在進一步的修改和補充中。胡杰也是另一部非同尋常的紀錄片《追尋林昭的靈魂》的作者�？梢哉f，胡杰是中國電影制作者中的奇人。沒有任何資助，他用妻子上班所得的工資攝制他想要做的電影。他的電影做好后只能存在光盤上流傳，不能發(fā)行更不能賣錢。兩年前，一些觀眾看了關(guān)于林昭的電影后，深受感動，為林昭的故事，也為胡杰的精神。有些觀眾拿出錢來，少的十元，多的數(shù)百，他們說這是他們應(yīng)該付的“電影票錢”，為一部不被準許在電影院上演的電影。在那部電影里，一些認識林昭烈士的人接受采訪，在攝影機前說出了他們的見證。那是1957年的那一代人。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參與關(guān)于卞仲耘的這部電影的制作。特別是，當年的見證者們，絕大多數(shù)都遠比林莽先生年輕。他們會不會站出來，給電影貢獻他們的鏡頭呢？希望他們會。1966年的那一代人參與了那場丑惡的可恥的文革，現(xiàn)在是他們反省歷史說出見證的時候了。他們應(yīng)該像胡杰那樣，站到王晶堯和林莽這兩位九旬老人的身邊來。

　　四十年了。這個艱難的控訴還會堅持。卞仲耘之死不能被忘卻。8月5日這一天會成為文革受難者紀念日。中國人將從這個紀念日學(xué)到歷史、正義和道德。

　　2006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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