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疏通知遠：中國經濟史通識的獲取

　　《國家力量與中國經濟的歷史變遷》雖是一本論文結集，寫作于不同的時間，但前后脈絡一貫，作者關懷的重心始終放在“大國效應”、“財政市場”與經濟歷史變遷的關系上，對土地制度、財政賦稅、小農經濟三大問題作了聯動式的梳理，恰如書名展示的那樣，特色顯著，有自己的獨立思路。這一論題也是我個人科研的興趣所在，與作者往來切磋甚多，算是知音者中的一個。如今搏非兄既有意樂成之，自當略仿“我輩從來文字飲”的古誼。

　　念祺決非高產學者，自嘲曰：“所著甚少”（《自序》）。若著作等身者與之較勁，與倚馬立章者搏出手，念祺的少與慢就成了軟肋。繼云“人又散漫”，則自謙過當了。人之興趣各別，思維的習性往往相差甚大。有勤于耕耘者，連作細耕不輟，收獲不斷。也有用心觀察，靜時多而動時少。然凡有中意的獵物出現，猛然一躍，必有大的斬獲。念祺似屬后一類，不了解的以為偷懶，知己者則贊其沉潛多思，獵狗有道。

　　這幾年學位論文比GDP增長還快，看的論文不少，但讀念祺的文章常常使我產生異樣的感覺。他對史料稔熟，大學一年級就已經把《資治通鑒》遍讀一過。此后自立家室，對先秦、秦漢諸書更是異�？岷茫瑫r時咀嚼，已內化為己身的學養(yǎng)，浸潤出一種境界。這些，都可以從文章里感受得到。另一特點是行文承乃父“優(yōu)美白話”風格，俗而兼雅，考據從大處著眼，征引則要言不煩，但求文意連貫，陳述流暢，故史料多經消化融解，絕不顯山露水，唯恐人不知。只顧馳騁思辨，玩詠自得，以為別人也爛熟于掌故，省略去許多常識性的交代，有點像魯迅說的，可以寫成短篇小說，決不摻水拖沓成中篇甚至長篇小說。有相當中國通史基礎的，我想讀本書必能深味其疏通知遠、以索貫錢的不易。

　　念祺始入大學歷史系，已是1979年夏秋之交，屬“老三屆”有幸進入高校的第三批。其時，我才過不惑之年，謬忝授業(yè)老師，一樣蹉跎了十余載青春歲月，年齡相差不大，同命相憐，感情不一般。記得連續(xù)聆聽趙儷生講授“土地制度史”，皆為才子型的翩翩風度醉倒，方始知道天下還有這樣能用瀟灑動情的方式表述深刻思考！念祺升三年級，我蒙系上特允，挑選一些人“脫課”作江南鄉(xiāng)鎮(zhèn)歷史考察，一行八人，竟走了一個半月，巷尾村頭，訪貧探富，什么都感到好奇，收獲是書本上讀不到的。回想起來，啟蒙我們經濟史研究思路的，有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tài)研究》。起步不久，有幸多次接觸這位史界前賢。他對待年輕一輩真誠，不像有的專家，稍有一點本事，就居高臨下。聽過他講王亞南、郭大力講課不同風格的故事，深羨其受惠于老師《資本論》的研究，對歷史與邏輯方法的結合，深悉個中三昧。其書人稱“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學”，十分耐讀。趙、胡兩先生的學術影響，或顯或隱地在念祺的文章里�？梢砸姷�。80年代，讀書氣氛極濃，思想比較單純，交往也不摻功利心。看到什么好書，相互推薦，找來就讀，無論中西與古今。即使讀守實老的土地制度史，有佶屈聱牙的味道，因其深刻玄妙，也不敢絲毫怠慢。我和念祺就是在這樣的學習環(huán)境里，愉悅地走進史學園地。

　　如果從胡如雷書體驗到了邏輯分析的力量，蒙文通《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長文，則為我和念祺打開了獲取經濟史通識的路徑。翻閱舊刊，偶然見到《川大學報》上的蒙文，讀后大喜過望。我的《農業(yè)經濟結構試析》處女作，就是在先生此文啟發(fā)下寫成。文通先生嘗自言其治學方向的轉變道：“后寓北平（1933－1936），始一一發(fā)南宋諸家書讀之，尋其旨趣，跡其途轍，余之研史，至是始知歸宿，亦以是與人異趣。深恨往時為說，言無統(tǒng)宗，雖曰習史，而實不免清人考訂獺祭之余習，以言搜計史料或可，以言史學則相間猶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國史學史》，取舍之際，大與世殊，以史料與史學誠不可混于一途也。”現在蒙著《中國史學史》講義終算面世了，新讀所附《宋史敘言》，更覺文通先生以向心力與離心力通釋先秦迄明清的社會政治與思想學術的關系，數千年間學術風氣種種跌宕起伏的因緣盡數托出，賞心悅目。體驗到前賢不僅要求識字（小學、經學），更追求經史事理相通，達至“疏通知遠”，知所取舍。要求眼光須極遠，不局促一朝一代，不滿足“考訂獺祭”，從數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歷史觀察中，由大量似續(xù)似斷、似是而非的史料叢林里，“跡其途轍”，察變觀風，使史識不為落空，并能看出歷史內在的關節(jié)，一以貫之的脈絡來。那是何等地不易��！念祺作文，大抵本此旨趣，故致數月或積年而不得動筆。我常起惻隱之心，勸其何苦呢，這不是在跟自己過不去？然而，心里明白，唯有跟自己過不去的，對前賢的心向往之，不致徒成酒足飯飽后的談資，學問亦可能會有真長進。

　　蒙文通、柳詒徵、陳寅恪都盛贊一位少為人知的經史名家，他就是蜀中奇人劉鑒泉。鑒泉先生強調疏通知遠就是察變觀風。他說：讀史有出入二法：觀事實之始末，入也；
察風氣之變遷，出也。不盡力搜羅全面的史料，沉浸其中，就不可能把握過程全部，原始要終。不瞻前顧后，用心比勘，也可能被史料壓垮，捉不住變遷關節(jié)，僅為兩腳書柜。進得去，出得來，疏通知遠的境界也就可能達到。我們常有擠牙膏式的疏通，用一段，擠一段，囿于局部所見，顧此而失彼，就是因為缺少了鑒泉先生說的那種工夫。

　　說到疏通知遠，整理歷史脈絡之何以可能，就聯想到中國的經絡系統(tǒng)。此種系統(tǒng)，用西方人體解剖學無法對應于某物、某系統(tǒng)，成了一項至今還未曾被人破解的“人體科學之秘”。然中醫(yī)使用于診療疾痛方面，痛則不通，不痛則通，對癥下針，屢試而不爽，效果非常之靈驗。疏通中國歷史的脈絡，一似發(fā)現無形的社會機體運行經絡，亦須有同類的體驗――無有讀書時感受到的歷史動態(tài)運行的“痛”與不通，獲取脈絡方面的靈感難以產生。因此，以尋覓歷史脈絡為目標，必須經歷痛－不痛－通、又痛－又不痛－又通，這樣反反復復的史料磨勘貫通，不斷注重從動態(tài)中觸摸、體驗歷史的演變，積久才可能有總體性的領悟。這決不是一條功利捷徑，卻是治史者理應備嘗的爐火煎烤。賴此作底，或�；蛏�，即使是偏隅一方的專門家，也不會滑行到前賢所痛疾的細瑣雜碎、雕蟲篆刻一路去。我非常欽佩蘇秉琦先生。他雖是考古名家，專注新石器時代的地下發(fā)掘，卻具有超常的史學通識，卓然開拓出“大考古”的新徑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稱“五朵金花”的爭論，與本書諸多話題均有直接間接的關聯。土地究屬公有、國有、私有，是時各說不一，爭訟難解，就像眾多古碗粉碎于地，堆在瓦礫之中，隨便拾取其中的幾塊碎片，都不難說出一通評論來。[1]　我一生甘為教師匠，因講課的需要不致對爭論漠不關心，也偶有評論，卻易犯朝三暮四之病。念祺則非，他的固執(zhí)也在這里。舊潮已退，新浪涌動，時人以專偏爭奇，對此項公案已經興味索然，他卻把這種爭議看作思維之痛，偏要鉆進故紙堆里，追根溯源地弄個明白。此即頡剛先生所謂之打破沙鍋問到底。這一痛，就通了十余年，現在終算有了反復出入的完全體驗，可以向讀者交代出一個“察變觀風”的頭緒來了。

　　文集第一篇，實為全書“導論”，是幫助讀者進入他所描述的變遷軌跡的引子。人為群體動物，村社集體所有制，可能是農業(yè)民族最古老的一種土地占有形式。孟德斯鳩、盧梭的始于個人開墾占有說，乃是私有產權邏輯化所作的理論假設，幾乎不可能成為歷史初端。根據姜寨村落遺址的分析，我認為至少五六千年前我們已經有公田共耕與份地分耕（分配到戶）的“二元經濟”格局。以后歷史變化的奧秘，正如本書所疏通的，就看公田、份地的性質如何一步步異化，以及“份地”如何日益細碎化，日益的動蕩不穩(wěn)定（秦以后，仍把小農自耕之地看作是國家給予的份地；
所謂“占田”、“口分田”之類的名稱，由此而來）。

　　變化的動因是什么？念祺對《尚書•堯典》“食哉惟時”一段高度敏感，是謂用心讀書，文字的意義會跳躍而出。由此而得啟迪：從農業(yè)穩(wěn)定開發(fā)與定居的需要出發(fā)，一條由部落林立、中原自保、相互聯盟，過渡至國家組織形式多元分層控制、分散制衡，最后演進為專制集權的變遷軌跡，被一步一步描述出來。[2]　其中各種爭奪土地資源的內外戰(zhàn)爭是關鍵中的關鍵。它如同自然災變一樣，是推動進入文明時代、引起組織變遷的強大推動力，由此而早熟地催生出政治統(tǒng)治形式的大型化以及后來的精密化。以戰(zhàn)爭為動因，我們現在看到了念祺所揭示的一條規(guī)則，那就是：軍事人力與軍事費用的增長，導致經濟體制的變化，政治組織體制隨之發(fā)生變化；
而政治體制的變化，反過來又引起經濟體制的變化。中國成功地創(chuàng)造出了特定的農業(yè)大國，大國一統(tǒng)的規(guī)模，軍事－政治體制的集權與大型化，都為世界所罕見（世界上也有過一些大帝國，缺乏此類不二法門，多為松散湊合，興也勃，亡也速）。然而由此付出的制度成本費用，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望塵莫及的。[3]　我認為，這是一種值得體驗的識史眼法。舍此而評估中國歷史的發(fā)展，不是小視死去活來的頑強生命力，就是為其發(fā)展的外在視覺形象所蒙蔽，莫名自得。現今顯露的缺陷，就是認不清中國曾經有過的輝煌是相對的，卻將近代歷史沉淪盡歸咎于外人。歷史演進內在的弱勢與隱患既被掩飾遮蔽，在中外有些人的筆下，“中國中心”就走調為中國從來就是好、什么都好，可以孤立自在地繼續(xù)走下去，有可能會異變?yōu)橐环N意識形態(tài)。

　　念祺的這種研究的思路，不同于純經濟史，采取的是社會經濟史的進路――將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結合起來考察，而后又加入賦稅財政體制，三者互動，變遷的圖景是立體的。眾所周知，討論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話題，然而很長一段時期，總找不到溝通兩者關系的“中介”，成了勉強粘貼的兩張皮，而不是像第二熱力律所說的，兩極高低不同的熱能由傳導運動產生熵值那樣，有一個能量耗散的過程。念祺冥想苦思的結果，終于發(fā)現財政制度有聯動兩者的“耗散效應”。執(zhí)其兩極而細究其中因緣，許多疑惑可以迎刃而解。例如財政由稅人為主轉向稅地為主，誤以為可以促進土地私有，實則在財政市場膨脹的作用下，小農乃至地主的負擔有重無輕，產權更趨不穩(wěn)定。地主逼不得已改行租佃，自主經營的地主遂日形減少，變?yōu)橄麡O的食租者。小農經營規(guī)模日趨細小，資本投入仍極低。如此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關節(jié)。說實話，這一覺悟在我則要晚到些，由弗蘭克、彭慕蘭引起的思維之痛，才變得強烈起來：中國的國家力量是如此地強大，滲透一切，牽制一切，它對經濟發(fā)展格局的影響怎么想像也不會過分。舍財政而論經濟，只看經濟積少成多的總量，迷惑于城鎮(zhèn)表面的繁榮，將經濟財政分配格局置之度外，就像走進霧區(qū)，一片迷茫。所以我在這里要向讀者特別推薦這一有特色的方法論，撥開籠罩在中國經濟現象表面種種迷霧，識破內在機制的一種特別的破碼技術（與王國斌的對話，對此又有深入，請參《史林》發(fā)表的座談實錄）。

　　對中國歷史知道的越多，苦惱也越深；
苦惱越深，收獲亦多。最近周武整理出的柯文訪談錄，很值得一讀。它非常生動地表述出一位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認識不斷演進的心路歷程�？挛牡莫毺�，就是為學不茍且，不滿足既有的成績，常以今日之我挑戰(zhàn)昨日之我。不停步地問自己，以什么樣的角度與方法理解中國歷史最少偏差？故每走一步，均有創(chuàng)獲，不在原地兜圈子。在我理解起來，柯文“中國觀”視角轉換的典型例證，正好說明中國歷史的側面非常之豐富，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觀察背景之下，給人的感受可以多種多樣，甚且截然相反――這里不僅僅是史家的主觀意念在起作用，也是歷史客觀方面的多面性必定會造成這樣那樣的斑駁雜陳，單色調、單視角的描繪不可能完美傳達她的意韻。許多不同的印象或詮釋，并非一定是此對彼錯，冰炭不相容。相反，極有可能它是一種很好的互補合成，有助于立體地完善對中國歷史整體情景的理解�？上У�，我們有些人不像柯文那樣由自我檢討而引出反思，善于傾聽不同的意見，昨日“西方中心”還唱個不停，爾今忽成了鐵桿的“中國中心”，扶得東來西又倒，少有獨立的主見。

　　許多事情，都難于用一面說煞。商品經濟發(fā)達，城鎮(zhèn)經濟繁榮，既是真實的，可底氣卻是虛假、病態(tài)的，這是胡如雷揭發(fā)的一項秘密�，F在有念祺的“財政市場”一說，使這一論題變得更為強有力，除非皇顧左右，故意繞開，想直接否定也難。[4]　同樣，私有的現象，在中國古代史料里遍處可覓。契約、契稅的存在，證明民間產權的買賣確然常見。“千年田，八百主”，常被形容為私有產權活躍的標識。但進一步追究這種屬于地主、自耕農的土地產權何以如此地不穩(wěn)定？他們是因為哪些原因失去的，是在什么樣的社會背景下發(fā)生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新獲得者又是靠什么力量獲取的？為什么私有土地可以由一紙公文遽變?yōu)閲�有，一夜之間民田收為官田？一系列的疑問，就可以發(fā)現中國的私有，有自己歷史的脈絡與風味。從“履畝而稅”的“徹”法作為始端，村社土地所有制逐漸地異變?yōu)橥恋貒�有制，即君有或王有制。這是中國經濟體制的一大變局。從此而后，土地經濟與國家權力緊密結合，無論是地主或是自耕農申報的土地，在國家則只是作為一個賦稅的單位才具有真實的意義，才會被認真對待。因為國有制在本質上把土地所有權從屬于國家主權，滿足于把所有制關系意識形態(tài)化（即把分地到戶的原始過程普適化為終極過程，認定所有土地歸根到底都是君即國家給予的），不想用心使之制度化為具體可由私人操作的鐵定規(guī)則。相反，除隨意賜田、奪田的政治手段外，賦稅采取舍地稅人，偏離地權變動實況[5]，直接緊抓戶口人丁，不合經濟對等原理，卻切合國家力量的需要。因為它對國家來說較為簡捷，監(jiān)督成本相對要節(jié)省些，因此變相的人口賦役從來沒有真正消失過，即使是攤丁入畝之后。這種怪異荒誕的做法，只有用國有制意識形態(tài)解釋，才變得可以理解。這就不難看到國有制的各種實施策略，只是以權力需要為根本，以財政剝奪為中心，這就決定了民間土地占有關系的非制度化，作為一種反控制（或者叫鉆空子）的應對必然出現。我認為念祺發(fā)明的“非制度化”提法，對于識破中國經濟的復雜性與特色化也是一個重大關節(jié)。

　　在中國古代，國有制的意識形態(tài)，是專制集權盜竊領土共同體的公共需要為合法性根據，以“國家”的堂皇名義，“公共產業(yè)”虛幻的面貌出現的。因此歷史上只有公私之辨，卻從無國有與私有之辨。歷代帝王，表面上從來不會承認國家乃是自己的私產。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老調不歇，但在儒家的解釋里，已經變成“大公者，群私之總和”的意思[6]。因此，從“呂尚”開始，一直到康熙，治國者發(fā)現此一說可以利用，也高唱“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或借以扼殺別人營私舞弊的企圖，或為取而代之擋門面[7]。只有司馬遷故意泄密，說劉邦對其父親炫耀：不是老責怪我不事生業(yè)，現在你可明白了，我的產業(yè)比老哥的誰大？惟因為有這個故事，黃宗羲才緊緊咬住，說出“天子實以天下為一己之產業(yè)”的狠話來。看來在古代，看穿國有制意識形態(tài)秘密的，司馬遷可能是第一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做出了超乎前人的歷史反思。這樣的人，可能還有，需要好好發(fā)掘。例如青浦朱家角在乾隆時代出過一個人物，名叫王昶。他在給呂青陽的信里，發(fā)過一段議論，可以為念祺的論述作為旁證，抄錄于下：

　　天之立君，理處于不得不然。而圣賢之作之君也，情每出于不得已……其至因以民力之所出獻于上，君十卿祿、卿祿倍大夫、大夫倍士，其勞以次而殺，則其食之也以次而差，率民之所為報也。是以唐虞名“貢”，下奉上之詞也；
商以“助”名，猶以下助上為言。及乎稱“稅”、稱“斂”，始成自上取下之詞，不知其義取于相報。[8]

　　雖然王昶還不敢直斥君主攫為私產，但能從征收制度變遷的角度，看出政治組織性質的畸變，點出“天作之君”的意識形態(tài)，實是竊取早期部落以“貢”、“助”交付管理層勞務費用的“公意”（此種狀況在姜寨即找得到實證），異化為“國家力量”自上而下聚斂征稅的霸王規(guī)則，失掉了原來自愿的初衷。這倒無意中也為馬、恩所說的“從人民的公仆變?yōu)槿嗣竦闹魅恕弊髁藰O好的注腳。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固然可以為不同立場的人使用，但畢竟空洞虛幻。自從貴族分層分治制度消失后，除帝王一人，誰有權支配“天下”這樣摸不到、看不著的龐大產業(yè)呢？表面上是人人有份，實際除帝王一人而外，人人都沒有自由支配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人人也都不會認真對待“公產”，消解不了下面“無制度化”的私有欲望。既然皇帝公然把國家當作自己的私產，以為天下之利害皆出于我，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yè)，傳之子孫，隨己好惡分羹于臣僚，還有什么理由禁止別人偷偷攫奪一份“私產”，甚且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因此，從上到下，各種準合法、不合法的私自瓜分與攫奪，不勝繁多，網漏于吞舟之魚。大皇帝之下，有無數的土皇帝。記得當年趙儷生是把公與私兩大因素的此消彼長，作為觀察人類全部土地制度史演變的一條線索，而且他相信人類最終還是要走向公有制。然在我看來，公與私的矛盾，在國有制意識形態(tài)的背景下，一定會變得尖銳與畸形，以隱蔽與詭詐的手法化公為私、以私冒公，代不絕種，滲透影響及于整個中國經濟的發(fā)展進程，從未有過一清二楚的了局。悲劇或者悖論也就產生�！皣�家力量”認為“公意至上”，理直氣壯要求所有的東西都整合在自己的統(tǒng)制之下。自認為國家的威權是無限的，有權隨意限制和剝奪私產，實際效果卻非常有限，特別是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占田流產，均田瓦解，抑豪強無效，均賦役失靈，有多少是完全成功的呢？

　　許多觀念形態(tài)的東西，放置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可以品出不同的味道。例如歷代有關“不擾民”的議論，見于詔諭、奏疏、文集，不可謂不多。固然說者心態(tài)不一，也沒有理由懷疑全是假話，然而國家政治－軍事開支之大，時有臨時增加的項目，想不擾也難。往往是叫喊不擾聲音最高之時，卻是國家擾民最厲、民財岌岌可危之日。最近一直在讀《清經世文編》，里面有許多實情是我過去不曾體會過的。例如，明清以來，包括三大思想家指責吏胥之剝害百姓甚于官僚，猶如我們曾經狠斗地主，把舊社會的罪責全賴在他們頭上，卻把真正的元兇――“國家力量”放生出去。吏胥之存在，絕非任何個人意愿所致，而是上下事務日益繁復的政治體制不得不有的法外補充――除非體制改變，此病不能根治。袁枚就直言不諱地說：“夫州縣之胥所以恃以剝民者，無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恃以剝州縣者，亦無他，文檄而已�！焙我匀绱耍奎S宗羲剖析得最為深刻：“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于下，福必欲其斂于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
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惟筐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生于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秉S梨洲說出“非法之法”，眼睛極尖，大可為念祺的“非制度化”作為佐證。

　　與此相關，明清以來愈趨嚴重的害民苛政之一，就是地方上各種耗費、陋規(guī)征收。此類攤派，雖多有收入私囊的，原委正是因地方行政經費嚴重短缺，中央愛莫能助，暗中默認，亦為非法之法。雍正“養(yǎng)廉銀”制度的改革，連孟森老先生也多有贊揚，至今絕少有人注意到它的痛處。乾隆七年，孫嘉淦在《辦理耗羨疏》里，追溯雍正設立養(yǎng)廉銀制度原意是將各類名目繁多的地方耗羨統(tǒng)一為附加稅則，上繳至省庫，大半給地方各官為養(yǎng)廉（實彌補其開支缺額，并非全為個人所得），留其余以補地方公務之缺額。立法之始，即有沈近思等“以為耗羨歸公，必成正項，勢將耗羨之外，又增耗羨”，表示憂慮。果不其然，“黃宗羲定律”再次顯靈，因此而有乾隆年間的檢討。直至咸同年間，另有厘金的發(fā)明。我近來忽然對州縣官吏動起惻隱之心。這七品官不好當，尤其是經濟發(fā)達、稅役繁劇之區(qū)，三頭六臂也滿足不了上面各級各類需求，項項都得向下索取，程序繁瑣，編制卡死，不搞點編外人員，不堪應付，難��！然而編外的人不可能喝白開水過日子，上面不給費，不設法搞“創(chuàng)收”，行嗎？于是而有一種說法，興一事不如少一事，以立國之大，立法、行政不能盡察，即有良法美意，而推行輒生弊害，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欲民之自由，莫若去其泰甚，無為而治（語載柳詒徵《國史要義》）。

　　可惜這是一廂情愿。無為而治，律之史實，漢初曾有過，已盡非原意，以后就只是對擾民政治的一種無奈抗訴而已。由柳先生的說法，我得到啟發(fā)，當中國村社共同體瓦解不久，專制集權還沒有整裝走向前臺的時候，老子卻已經敏感到：村社共同體樂其俗、安其居的小自由，必被霸道的大一統(tǒng)新潮吞沒，萬物將為芻狗。他明知重返小國寡民不可得，乃創(chuàng)造出一種軟性哲學，曰：無為而治，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豈知歷史如大河奔流，千里的涼棚已經搭就，等著盛宴的挨挨擠擠，惟恐落人之后，那大排場想收也難了。柳氏那樣的文化保守之見，闡釋圣賢義理尚可，于今日經制研討就不免迂闊，至于想講事功，那反露出百無一用的書生尷尬本相（曾、李、左肯甩掉書生氣，事功有成，然柳氏頗為不屑）。新的路向在哪里？這是現代的課題，不在我們要討論的范圍。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在今日，蘿卜貴過米薪，苦旅成了豪華游，再沉浸在千年歷史變遷的話頭里，以蒼生是念，憂這憂那，實是把自己拖進深淵峽谷，離世俗太遠了。念祺與我已經掉進去了，有多少人理解？不知道。勉力前行，能夠逐漸近道嗎？也不知道。過程是一種美，經歷就是人生，這可能已是堅持追求唯一的救護神了。那么，就讓他繼續(xù)興奮我們的神經吧！

　　2006年8月9日完稿于酷暑中之麗娃河畔

　　注釋：

　　[1]　此一比喻取張蔭麟之意略改而成。引自張之譯編文《論作史之藝術》，載《張蔭麟先生紀念文集》。

　　[2]　若有批評，我認為中原地區(qū)部族發(fā)展最為早熟，以中原為中心敘述固屬不可，但對東南西北不平衡的發(fā)展就關照不夠。局部地區(qū)的并合，與大一統(tǒng)意義不一樣，強調過早，正合有些人的胃口，我向有保留。

　　[3] 念祺說：秦朝實行的自上而下的專制集權統(tǒng)治，其難度勢必高于統(tǒng)一之前的任何國家，惟此秦朝必須支付的費用，因政府組織本身的規(guī)模的巨大和政府控制難度的提高而呈幾何級數增長。在這里，可以看到制度經濟學是他借助分析的依靠，然沒有通常的那樣張揚“多學科滲透”，運用時了無聲息。

　　[4] 其要點為：在中國古代，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本質上就是對財政的管理。國家的經濟政策，根本上是以財政為中心的，而市場則被國家作為組織財政的工具。（賦稅）以征收貨幣來強化國家的財政儲備，以及靈活開支，是財政市場由以建立的一個方面；
以專利制度來彌補稅人之不足，則是財政市場由以建立的另一個方面。請詳參《中國古代經濟史中的市場問題》一文。另外他對許倬云的批評，也涉及此一問題。

　　[5]　例如占田、均田規(guī)定的數目字，是一種概念，被看作國家容許民戶占有土地的限額――因此看似有數目字管理，實則自由放任，說管又不管。黃仁宇的批評，沒有說清這一情景，但他對中國古代制度缺陷的判斷，還是有新意的。

　　[6]　這一說法的毛病，在于他們不明白，一旦小私被專制集權的“大公”總起來，不會是1＋1＝2，而是1＋1<2；
總加越多，即統(tǒng)的越死，一己之私的原值，便會逐漸縮減，趨近于零！

　　[7] 呂尚語出《六韜》：“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笨赡艹蓵�于戰(zhàn)國中后期。康熙61年語見《御制文集》�，F在有的人以為是明末思想家首倡，實系失檢。

　　[8]　王昶早年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升之、曹仁虎、王文蓮并稱為\"吳中七子\"，他的詩文結集《春融堂集》共60卷，姚鼐、俞樾曾先后為之作序。書信引語出自文集。

　�。ㄔ�載《史林》200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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