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肅：關注生活世界，以自己的頭腦去思考

　　即將告別風云變幻的２０世紀，心中難免產(chǎn)生依依惜別的深情。倒不在于我特別喜歡戀舊，而是因為我們都是凡人，不可能穿越時間隧道，現(xiàn)實時間的一維性決定了過去的一切都不可能重演。但回顧自己數(shù)十年的哲學追求，竟然生出好大的遺憾，我不禁捫心自問：哲學究竟是干什么的？

　　這個問題在哲學界沒有、也不可能有定論。哲學原本是追求智慧的學問，但每當一些具體學科從哲學中分化出去的時候，還留在哲學界的學者都會發(fā)出類似的感慨，難免生出點失落感。直到今天，哲學家仍然在堅守著自己的陣地，但由于這是思想最活躍的領域，眼觀世界的哲學講壇，可以說沒有比這一行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了——學派林立，群雄激辯，方法與標準全無定論，到了當代，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氣勢日盛，更顯出一種不確定的亂象。而中國的哲學家在整個２０世紀，由于“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歷史事件迭起，社會表面上一次次的改道轉型，因而還存在著其他社會難以理解的各種心態(tài)、情結甚至病癥。這就使得我們在世紀之交反思哲學本身時，更難以平心靜氣地理出個頭緒來。無論如何，我還是愿意提出一些并不系統(tǒng)的看法，純屬一家之言，以期引起同行的回應乃至批評，也算是獻給２１世紀哲學家的一件禮物。

　　◎做大師的奴仆,還是站在巨人的肩上？

　　在當代中國，一些被稱為哲學家或哲學工作者的人，究竟是在做什么樣的工作呢？恕我直言，無論是寫論文還是教學，大多數(shù)人都只是在復述少數(shù)幾個思想家或哲學大師的片斷理論或思想，而且往往是不準確的復述。外文和古漢語好的，還可以看外國和古代中國哲人的原文，否則便只能看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的著作，而大部分人連這種翻譯過的原著讀得都很少，只是復述幾部教科書的話。所謂的研究成果，大概80%以上依據(jù)的是第二手資料。

　　即使是那些認真讀原著的學者，大多也只是在復述前人或外國人的思想。其中一小部分人是杰出的翻譯家，外文與漢語俱佳，對于哲學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還有一小部分人是了不起的轉述者或闡述者，可以將幾個哲學大師的著作和思想轉述得比較貼切，讓國人能夠較準確地理解其原意，提供若干視界，這已經(jīng)是難能可貴了。

　　可是，無論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休謨、洛克、康德、黑格爾，還是馬克思、孔德、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哈貝馬斯、羅爾斯等人，還有中國的孔子、孟子、老子、莊子、朱熹、王陽明等一共數(shù)十位哲學大師，我們的下意識里是否想到過要與他們進行平等的交流和對話？恐怕從來就沒有。絕大多數(shù)哲學工作者在精神上把自己放在奴仆的地位，只是解釋別人的思想，從來沒有把大師們的語境也拿過來，與他們哪怕是當作身邊的朋友一樣辯論辯論。看看我們的哲學課堂吧，師生之間沒有平等的探討和辯論，教師只是一個勁地轉述或解釋別人的思想，學生大多充當了錄音機的角色。在這種缺乏討論的形式主義的教育方式下，更難產(chǎn)生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火花。

　　我這里決沒有貶低那些杰出的翻譯家、思想轉述和闡釋者工作的意思，沒有他們的工作，絕大多數(shù)人根本不可能了解大師們的哲學思想。我也無意貶低廣大哲學教師們在傳播哲學方面的成績。我更不希望哲學工作者沒有什么專業(yè)訓練和知識基礎便狂妄地與大師們亂辯一通，否定其杰出的思想成果。而只是想從更高的要求來提出問題：僅此便足夠了嗎？

　　許多人，包括我自己，翻翻數(shù)十年寫的論文和著作，當中究竟有多少（哪怕是一點）是發(fā)自自己真誠的思考，說了別人沒說過的話，在一兩個問題上提出了可以啟發(fā)自己和別人的創(chuàng)見呢？實在是寥寥。當然，我們不可能奢望一個社會的杰出思想家燦若群星，但如果絕大多數(shù)哲學工作者都不思創(chuàng)造，那我們還能責怪誰去為“哲學貧困”的現(xiàn)狀負責呢？整個２０世紀的中國，幾乎沒有出一個可與上面提到的那幾十位大師齊名的哲學家，日本及其他東亞社會也是如此，這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地思索嗎？

　　造成這種“創(chuàng)造匱乏癥”的原因也許很多，有人歸咎于長期的東方專制主義，有人責怪現(xiàn)實缺乏產(chǎn)生大師的社會環(huán)境，如長期極“左”思潮留下的余悸，哲學家罕有閑暇和自由的活動空間，新思想不受當權者重視，甚至受到壓制，等等。可是，學者本人的主觀原因是否存在呢？看看我們的學術討論會，即使是那些毫無敏感性的純學術研究，比如本體論、人文主義、科學哲學，也罕見與大師們平等討論的習慣，學者缺乏一種渴望創(chuàng)新的激情�！罢f話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是某些人的口頭禪，可悲的是，一些人不僅是行動的矮子，也是說話的矮子，對權威和大師只能仰視，從來不敢與之辯論，更不敢站在巨人的肩頭去創(chuàng)新。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從天上竊得火種，給人間造福，因而受了懲罰。我們今天的學者常常自比普羅米修斯，但竊得火種以后，卻忘記了還得煮自己的肉。這種情況不只是在個別國度，我在近年某些發(fā)生了重要社會變動的國家和地區(qū)也了解到，學者們盡管可以寫任何類型的文章，但就是出不了像樣的新思想、新哲學，其哲學教科書幾乎是全盤照搬西方的東西，教授們忙于翻譯和轉述。我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思想上的集體懶惰癥”。

　　造成這種思想懶惰的另外一個原因是２０世紀形成的學習歐洲大陸教育制度的傳統(tǒng)。歐洲大陸哲學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其研究與傳授方式也有這樣的特點：大多數(shù)哲學家都喜歡在抽象思辨的大海里漫游，他們通常都要依附于或自己發(fā)明某種概念體系，有的相當晦澀費解，然后再作抽象的概念推演。黑格爾是這種思想體系的典型，他可以用自己發(fā)明的邏輯從絕對精神推演出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把所有學科的知識領域都包括進自己的體系中。歐洲哲學家常常超越日常的生活世界，以精神貴族的姿態(tài)高踞于物質和功利的考慮之上。歐洲大陸哲學的研究者也被截然分為少數(shù)思想大師和眾多追隨者兩大部分，大師與追隨者之間很少開展平等的對話，大部分人即追隨者只是大師的崇拜者，只會仰望大師，闡釋、轉述、注釋大師的思想。等到老的大師過時了，又會出現(xiàn)個別新的大師，發(fā)明一套新的概念和形而上學體系，再出現(xiàn)大量新的追隨者。

　�。玻笆兰o初正式開始的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效仿了歐洲大陸的諸多體制因素。哲學也是如此，當然這也與中國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一拍即合。但請記住，我們并沒有把歐洲哲學發(fā)展的全部條件都搬過來，歐洲大陸畢竟還在不斷地涌現(xiàn)少數(shù)大師級人物，這些人似乎天生就不是追隨者，而是創(chuàng)造的大師。如康德可以一個人在小鎮(zhèn)上構造他的“三大批判”體系，掀起認識論的“哥白尼革命”；
海德格爾可以一生精心著述，而不只是注釋別人的東西，即使出了為納粹張目的事件，但他在戰(zhàn)后也沒有停止創(chuàng)造；
而哈貝馬斯不但在德國進行尖銳的社會批判，而且把講壇搬到了英美諸國，與波普、羅爾斯等人進行平等的對話和辯論。

　　這種無畏的氣質恰恰是當前中國哲學家所缺乏的。我們不知道哪來那么多的“畏”——畏大師，畏權威，畏掌權者，也畏小人。時代已經(jīng)即將進入２１世紀，我們的哲學課堂上還有一些人在不斷地重復嚴重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卻沒有幾個明白人認真地說個“不”字。我覺得，這才是中國哲學家的悲哀，對此我愿引用這樣一句話：“人們總說巨人多么偉大，那是因為他們自己是跪著的�！�

　　◎急功近利的工具，還是真誠的學術追求？

　　那些只是簡單重復權威思想的哲學工作者最大的弱點恐怕還不在對于大師的過度崇拜和對自己思維創(chuàng)新能力的缺乏信心，而是自私自利的動機在作祟。相當一些人把哲學當作一種微不足道的工具——或者是晉身的敲門磚，以便混個一官半職；
或者是提職稱時的成果依據(jù)，所以他們缺乏起碼的學術真誠。無私才能無畏，說話、寫作都為了給當權者或評委聽和看，那又何來講真話和創(chuàng)新的勇氣呢？怎么能真正愛上哲學呢？其實這些倒還不算太壞，因為至多也就是取悅于少數(shù)人。更差的是用哲學去以勢嚇唬人、壓制人，這就把哲學從一般無害的工具變成了虎皮和大棒，變得面目可憎了。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脫離功利的考慮，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大概只是天上有，地上無。哲學家也是人，也需要先生存，然后才能思考。問題在于，完全把哲學當作手頭的一個物件，一件工具，那就會喪失哲學的起碼要求——學術真誠。沒有這種學術真誠，哲學只會成為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今天這樣，明天那樣，毫無定論。有人曾以某一種哲學去“論證”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極“左”歇斯底里，特別是所謂“斗爭哲學”，又以同一個哲學去論證新時代的改革開放。最令人感慨的是，中國的現(xiàn)實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的一些哲學家卻以不變應萬變，仍然講述幾十年前的哲學。固然，哲學離現(xiàn)實有一段不小的距離，不可能在現(xiàn)實改變以后，哲學也馬上跟著全變。但完全不看現(xiàn)實，奉行“駝鳥政策”，同樣不符合哲學真誠的起碼要求。

　　這里便存在哲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區(qū)別問題。一般而言，意識形態(tài)具有一些非學術的特征，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十分明確的原則闡述，對其追隨者具有權威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tài)更加系統(tǒng)化，圍繞一兩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接受或推行某種意識形態(tài)還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必須完全服從它，其行為必須滲透著這種意識形態(tài)。意識形態(tài)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迫使利益對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以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利益和小團體利益。意識形態(tài)不會把系統(tǒng)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tài)度，不愿接受新經(jīng)驗和真知。

　　哲學則不同，它不屬于狹義的意識形態(tài)，而是一種學術追求。盡管不少哲學家對于真理有自己的看法，有人不承認終極真理，但哲學家的一個共同要求是普遍化的學術追求，追尋超越小團體、信仰和局部利益的普遍學理，至少能夠在一種相對客觀的前提下與不同國度、信仰、種族、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流和討論。有的哲學家說：“我就是要為某些人服務”，這很好，但僅僅限于此，那他所持有的就不是哲學，而是意識形態(tài)。要想與更多的人進行平等交流和討論，就不能僅僅滿足于為少數(shù)人或小團體服務，否則，對話伙伴就很難相信他，至少不把他當學術伙伴。這正好比哲學需要宣傳，但哲學不等于宣傳一樣，純粹出于宣傳的目的去研究哲學，肯定研究不好。

　　現(xiàn)實中一些人盡管擁有博士、教授的頭銜，但還稱不上真正的學者或哲學家，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還不懂得區(qū)分哲學與意識形態(tài)。看看一些人寫的文章，通篇都是為了替某種信仰體系作論證，字里行間時不時地冒出為少數(shù)人辯護的用心。他們通常在同一篇文章里不講究邏輯，或者是在不同的文章中前后矛盾，盡管用了不少新的名詞、概念、術語，但出發(fā)點仍然是為某種意識形態(tài)作論證。這讓人想起文革后某些人平反冤假錯案時常說的一句話：過去給你戴上帽子，把你抓起來是對的，現(xiàn)在給你摘帽子、平反也是對的，將來在形勢需要時再把帽子戴上，還是對的。這叫強詞奪理，但某些“哲學家”懷有的是同樣的心態(tài)，他們的思維永遠屬于權力，而不屬于學術。陳云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書，要唯實”。一些人就是這樣只唯上、只唯書，就是不唯實。這樣的人缺乏起碼的學術真誠，因而只能屬于意識形態(tài)，而不屬于哲學。

　　當然，研究哲學不可能只有一個模式、一種風格，我們不能強求哲學家都寫概念清晰、邏輯明確、論證嚴密的文章，更不能以一種觀點為是非標準評判何為正確，何為錯誤。研究的粗與細，用語和概念體系的晦澀與簡明，多使用專業(yè)術語還是立足于日常語匯，這些都屬于哲學家個人的選擇，不該整齊劃一。但在學術共同體內必須遵守大致的學術標準，以便別人能夠讀懂、理解和商討自己的思想和文章，這是學術真誠的一個起碼的要求。

　　◎“學”哲學，還是“做”哲學

　　長期以來，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于“學”哲學，即前面所說的復述大師的思想，既不在哲學課堂上討論和質疑，也不與大師們商榷和對話。寫作論文大多為闡述而無論證，只是構造一個理論框架，卻不用豐富的生活現(xiàn)象予以證明或否證。許多人自以為懂得了一點哲學，但只是使用一些抽象的哲學名詞，至多是牽強附會地說明一些社會現(xiàn)象，卻從不進行批判分析，或者真正從大師那里吸取解決周圍現(xiàn)實問題的靈感。

　　而“做”哲學的方式則與此不同。在此方式下，所有的人都可以平等地參與討論，提出自己的見解，可以向大師或教授提出質疑，或者自己當場提出一點新觀點，任何新思想的火花都能在這種對話中存在并發(fā)展下去。寫作論文也不只是闡述別人的，總有一點自己的東西。尤其是所有認真的哲學研究，無論是論文還是著作，發(fā)表前都要經(jīng)過同行的評議和討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大學的哲學課堂、各類專業(yè)雜志、哲學團體組織的各種討論會，實際上都是評論和修改論文和著作的好機會。有的學術會議甚至專門事先指定數(shù)名同行擔任論文的主要評論人，他們通常在讀過論文并寫出了負責的評論意見后再正式與會。專業(yè)雜志的書評和商榷文章也是主要的論辯場所。不經(jīng)過學術討論和答辯的論文和專著幾乎無法成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予以發(fā)表。

　　“做”哲學的另外一個意義是哲學家以特殊的方式關注生活世界。倫理學和政治社會哲學這樣的哲學分支自然會關注現(xiàn)實生活，即使是像羅爾斯這樣十余年不鳴、精心構造自己的正義理論的哲學家，在《正義論》中沒有一句特指具體社會現(xiàn)象的話，但他寫作的用意便是為現(xiàn)代社會提供一個新契約論的正義理論，而且這種理論無疑影響了70年代美國乃至西歐廣泛爭取平等權利的社會運動。其他如存在主義、批判社會理論等等，都以特殊的方式關注生活世界。邏輯實證主義曾被認為是一種邏輯化、形式化的哲學，但它不僅推動了２０世紀西方社會科學的發(fā)展，而且一些著名的分析哲學家也是著名的倫理學家，以這種新哲學研究倫理問題。直到今天，英語世界的一些倫理學家仍然沿用他們的方法做研究。許多哲學家不斷地將現(xiàn)實正在發(fā)生的各種問題注入其哲學討論的對象，如生命倫理學討論安樂死、仁慈助死、試管嬰兒等等日益更新的現(xiàn)實問題，不斷激發(fā)人們對哲學理論的興趣，而不只是局限于遠離現(xiàn)實的抽象問題。某位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家把自己的研究轉向現(xiàn)實倫理，到處給普通聽眾作演講，很受歡迎。

　　由此可見，“做”哲學有兩層意思，一是堅持自己的抽象理論研究，但不放棄對現(xiàn)實問題的關注，二是從現(xiàn)實生活世界的問題中引發(fā)對哲學問題的討論，并提供應用社會科學家或政治家忽視或看不到的新視界和新答案。這兩種方式都可使哲學反過來影響生活世界，實現(xiàn)哲學家的社會功能。

　　我無意貶低認真“學”哲學的人們，社會分工大概也需要一部分哲學家做闡述、傳播或普及哲學的工作，但“學”哲學的人太多了，卻不利于哲學的發(fā)展。其實，古代即出了“做”哲學的大師，如柏拉圖以生動的師生對話開創(chuàng)了哲學新風，孔夫子的一些重要言論和思想是在與學生的討論中形成的，其弟子整理出的課堂筆記成了不朽的經(jīng)典。當代的哲人也曾強調過“做”哲學的意義。馬克思的墓上有他的一句名言：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當今中國，“學”哲學的人也許是太多了，許多人滿足于躲在抽象思辨的象牙之塔里，孤芳自賞于各種晦澀難懂的新名詞概念編織的小世界，一些哲學文章辭藻華麗，只是讓人讀后不知所云。哲學家不僅全然不想改變外面的大世界，甚至連關注的熱情都蕩然無存。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中國哲學家的幸事，還是真正的悲哀？

　　說到改變世界，傳統(tǒng)的哲學家也許太看重哲學的社會地位，把自己高踞于一切知識領域之上，甚至充當其他文化領域的仲裁者。柏拉圖也曾主張哲學王來統(tǒng)治世界，啟蒙思想家則欲利用自己的智慧去啟群眾之頑蒙。這些傳統(tǒng)的哲學觀受到了后現(xiàn)代哲學家的挑戰(zhàn)，他們抨擊認識論中心主義、基礎主義和本質主義等傳統(tǒng)觀點，認為新的哲學不應當高踞于其他文化領域之上，而只是文化大家庭中一個平等的伙伴。主張哲學家關注生活世界，以對話代替教訓，放棄各種不切實際的奢望。他們甚至提出哲學并不比小說、詩歌、戲劇等文學樣式給人們以更多的啟示。哲學似乎不再是“精神貴族”的專有物，飄然來到了尋常百姓家�！叭巳硕际钦軐W王”，這是對后現(xiàn)代哲學觀的一個生動寫照。

　　我覺得，讓哲學回到這種平凡的地位并沒有什么不好，也許這正是對過去那種頤指氣使態(tài)度的一種矯枉過正�！白觥闭軐W，關注生活世界，平等地與各種文化人乃至“凡人”對話，或許還真的能拯救不少無所適從的哲學工作者。我最近曾經(jīng)嘗試著“做”哲學，到不同的地方向各個級別的政治和管理干部講授“西方政治與管理思想”這門課，以生活世界的實例和身邊尋常事為鏡，用通俗的語言、生動的演說闡述深刻的哲理，并且設法與這些人對話，結果取得了意外的重大收獲。這些干部們說，沒想到政治和管理哲學居然還有這么豐富的內容，與我們的工作和生活關系如此密切。他們熱情地邀請我參加聯(lián)歡會，傾心交談，成了真正的朋友。我發(fā)覺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對于政治和管理有了新的認識，開了眼界。

　　我并不是說所有的哲學家都應作這樣的嘗試，也許有人不屑于這樣干，以為將使哲學名譽掃地，但我自己卻不以為有什么不妥，至少應當有一批哲學家真的把哲學“做”起來，這也是在解釋世界的基礎上改造世界的一種方式。否則，只是坐在斗室里寫只有屈指可數(shù)的幾個人能夠真正讀懂的論文和專著，全然不能打動更多的人，那人家真的以為我們這些人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間竹筍，遇到困難互相推諉，有點成績爭相邀功，只會講不痛不癢的空話，還有什么“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比喻，把知識分子特別是哲學家描寫如喪家之犬。這些形容也許并不代表廣大民眾的意見，但至少反映了一部分的真實想法�；叵肫饋恚�我們曾經(jīng)認真地批評康德代表的德國市民階級在封建傳統(tǒng)勢力和外部強權面前如何軟弱無力，所以只能在小鎮(zhèn)上構思其虛無漂渺的“道德絕對命令”�？墒亲屑毾雭恚�我們有幾個哲學家真的構思過、信奉過類似“道德絕對命令”這樣的信條？能夠正面提出這個問題的哲學家是思想的巨人，決不是懦夫！

　　說到“做”哲學，對于中國哲學家大概還存在一項特殊的任務，那就是如何先做一個現(xiàn)代人。一些人壓根不知道自己如何做人，且不說寫起文章來只有一大抄，也許更能顯示出學術心胸和風度的是同行的學術會議。這幾年我參加了眾多的國內外學術會議，大部分人讓我敬佩，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令我失望。一些人占住講壇不放，從來沒有想到主講人和聽眾的寶貴時間都是平等的，所以應當嚴格遵守發(fā)言時間規(guī)定。還有一些人超出正常學術討論的范圍，對別人進行人身攻擊，或者非要就一個小問題死追到底，一定要發(fā)言人承認自己的觀點錯了，只有這位提問者手里才握有絕對真理。更有少數(shù)讓人避之不及的會議“霸王”，只要他們到會，整個會場就只有他們了，別人不但沒有說話的機會，甚至還要冒受侮辱的危險。有人把別人的翻譯和觀點說得一無是處，從心底里以為天下只有自己正確、永遠正確。如果連起碼的平等觀念和寬容心都沒有，這樣的人又如何能夠理性地對待不同的觀點，乃至別種文化樣式呢？即使讓他們當了“哲學王”，這個世界的萬千眾生還有好日子過嗎？其實古今哲學大師大多能夠心平氣和地與同行、學生甚至學生的學生認真地討論自己的論文和著作，聞過則喜，不斷地修改作品，精益求精。當代的羅爾斯、諾齊克、哈貝馬斯、羅蒂都屬于這樣的哲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曾經(jīng)做過哲學家是“精神貴族”的比喻。上面談到“做”哲學時，又提到了人皆可為哲學王的觀點，這似乎自相矛盾。其實，當代哲學家需要以一顆平常心來看待哲學和自己的成果，但不可能完全混同于普通百姓。因為你是哲學家，是各種思想精華的梳理者、研究者、探索者、創(chuàng)造者，因而從社會分工上說，你就不可能完全與凡人等同。這就是說，你的出發(fā)點和歸宿是生活世界，但你的思想馳騁的疆域卻不只是生活世界。哲學家的學術訓練和閱歷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只是以凡人的眼光看世界，否則這個世界要哲學家干什么？所以，哲學家不能用別人的頭腦去思考，由于哲學不同于意識形態(tài)，甚至也不能以政治家的頭腦去思考，他們必須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從生活世界中發(fā)掘自己的素材，并且最終為生活世界服務，但他們提供的思想成果卻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只是其是非優(yōu)劣最終卻也要受到社會的評判。這正像民主選舉的政治人物一樣，他們一般具有較高的學歷和教養(yǎng)，但選舉他們的卻是各種各樣的人。世界上廚師少而食客眾，但不能因為大部分食客不會做美食而否定他們的評判資格。哲學家是思想上的稀有人物，但他們的成就不僅要同行評判，歸根結底也要廣大人民來作評判，能夠通過這兩種評判的哲學家才會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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