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兆勇：和諧：,從體會人的生存感覺開始

　　我本草根，但久居京城，不是貴人，卻染上了富貴病。艱難困苦，已成為久遠的記憶，只得靠采訪去體驗某些群體脈搏的跳動。正是這些體會令我對這個社會有著深深的憂慮……

　　前些時候，去了一趟曾經(jīng)發(fā)生過騷亂的重慶萬州，面對來調查移民狀況的官員，到處是一片吵吵嚷嚷：“狗日的，現(xiàn)在吃低保也要憑后臺！”，“以前擺地攤還能求吃，現(xiàn)在完全賺不到錢了！”，“這下好了，被擱在青石板上了！”我側耳傾聽，眼神不敢正視這些憤怒的移民，以免他們越來越激動�；氐奖本�，那些無奈的、無助的、憤怒的、茫然的神情在我眼前浮現(xiàn)，令人不能平靜。

　　難道是三峽移民政策設計有問題？翻看李鵬的《三峽日記》，從“就地后靠”、“開發(fā)性移民”，到朱總理時期的外遷移民，“移得出，安得穩(wěn)，逐步能致富”，到新近的產業(yè)扶持，促進就業(yè)，從政策設計的初衷，無不顯示“上邊”對移民政策的關愛之情和細節(jié)考慮的精致。但近來，據(jù)一些媒體估計已有近百分之六十的移民回流，官方有的說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何至于如此？！

　　一個多年前的印象提醒了我：四川農民在春節(jié)期間雙手揣在褲兜里，提一包糖，從初一到十五都是走親戚，喝酒吃肉，猜令劃拳，一年的辛苦在濃濃的親情、鄉(xiāng)情中沉淀。那是農民一年中最幸福的時刻，但是今天他們卻遠離故土，聽不懂別人說的話，聽不到熟悉的鄉(xiāng)音，吃不到熟悉的麻辣燙，不習慣當?shù)氐乃�土，看不慣別人對他們的眼神……所有的感覺都與家鄉(xiāng)有所不同。你可以給他造大房子，可以給他錢，可以發(fā)動周邊群眾對他們好，但你能把親戚關系切一塊讓他帶走嗎？你能把濕潤的空氣讓他帶走嗎？政策設計也許細致、精巧，但是設計者卻忽略了人的生存感覺，人可不是物體。移民常常聚居而找回群體的感覺，但三峽移民卻是被分散安置，使孤獨的移民變成原子狀態(tài)。地域上的不適應，精神上找不到生存的共同感覺，這種生存感覺的錯位，才是外遷移民政策失敗的原因。忽略了人的生存感覺，即使移住北京上海，他也會回到他那熟悉的“雞窩”。

　　這幾年，我也在尋思人的生存感覺與社會穩(wěn)定的關系。筆者近年一直研究革命心理，法國勒龐“群體無理性”；
布魯默“社會變化而導致個人的不安、孤獨、怨恨”，“聚眾造反機制的形成”；
斯梅爾塞革命或社會運動產生的六個條件“結構誘因、結構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觸發(fā)性事件、有效的動員、社會控制能力的下降”，特別是出現(xiàn)了一般化信念，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的發(fā)生就不遠了。正是有這樣的研究，04年筆者在《鳳凰周刊》上評論漢源、萬州事件時提出“柔性處置群體事件的理由”，跳出“陰謀論”而引入社會心理的分析，也曾被官方吸納為政策。胡溫的親民政策及隨之的公共政策調整，特別是限制土地供應，使社會沖突從去年的8.8萬起，減少為今年的1.7萬起（1至9月），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官方對群體事件的成因、屬性、具體處置卻并沒有太大長進，卻不能使人輕松。

　　我也試著用現(xiàn)代政治學的原理面描述一下當下社會沖突的心理因素：

　　社會的巨變，中國人的幸福指數(shù)普遍下降，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加深。一些地方，一些階層產生了濃厚的失望感、挫折感、不公平感、相對剝奪感，甚至是壓迫感。這幾感同時產生，社會就難以安定，任何技術性的控制就難以奏效，用這幾種感覺上升也就能解釋官方所稱的“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發(fā)生。

　　當這一代貧困也就罷了，但下一代卻因教育費高昂而輟學，導致階層流動上升的管道堵塞，從而出現(xiàn)貧困的代際轉移，會否產生極度的失望？！擺一個小攤而被無處不在的城管四處追趕，或被大資本所辦的超市、便利店打垮，生存空間被擠壓，會否產生挫折感？!市場經(jīng)濟是對的，出現(xiàn)優(yōu)勝劣汰，“咱沒有能力”就認了，但大面積的弱勢群體、社會邊緣人產生時，還實行社會達爾文政策，會否產生極度的絕望？！窮不會有事，由窮到富的過程是否公平卻容易有事，“你有，我為什么沒有”，"你有那么多,我卻那么少",當競爭每每摻雜官商勾結，不公平感會不上升？！雖然經(jīng)濟迅速增長，卻不能惠及大眾，總是有人比我得到更多好處，衣食無憂一族家的狗比人還過得好，房價高企而導致社會生活成本高昂，連中產階級也產生相對剝奪感！甚至“形而上”為剝削感壓迫感？！可以說毛澤東革命的成功就是把“這些感”上升為意識形態(tài)而取得勝利的。前些時候，我在網(wǎng)上看見一首小詩《祖國啊，我只擺了一個小攤》，嗅出的社會信息令我寢食難安！

　　令人憂慮的是，在漢源事件、萬州事件、廣安事件之后，群體事件數(shù)量在下降，但“這幾感”似乎還在上升，雖然還是“碎片化”階段，還未達到“一般化”水平——這也是官方解決問題的契機，但是我們卻不能視而不見，充而不聞,不能沒有緊迫感。

　　也許我們魚翅鮑魚吃得太多，為官者已忘記紅苕玉米的味道，感覺已變得遲鈍、麻木。一些地方還把這類問題簡單化處理，把社會沖突當政治沖突來處理，把社會利益的訴求、訴苦當作敵我矛盾處理，要果斷，為啥不果斷地還人家住宅？！合理的利益為啥不果斷地維護呢？！有些地方的腐敗分子總是自己搞好處，很多事端都是百姓反對他們謀利而觸發(fā)，他們卻夸大群體事件的政治性，什么問題都往政治上扯，用高壓來遮蓋自己的不法勾當，企圖讓中央來為他們買單，如果都按他們那套解決問題，和諧社會恐難建成。

　　在具體事件的處置上，缺乏對民眾生存感覺的官員見到黑壓壓的抗爭人群已經(jīng)腳火巴手軟，驚慌之下如此果斷，常常釀成更大的危機。漢源事件發(fā)生時，當穿著名牌的省領導及其隨從要到大壩上“現(xiàn)場辦公”，“不怕與人民群眾接觸”，反而觸發(fā)群情更加洶涌！一個秘書出身的人做一個全局性的領導，也許他能揣摩上意，他能揣摩民眾情緒嗎？他能用老百姓熟悉的語言溝通嗎？他們能聽出移民“你們”、 “我們”稱謂所含的意味嗎？中國現(xiàn)在的沖突好多也就是中國菜市場慣常出現(xiàn)的糾葛，如果經(jīng)常買菜，如果與百姓有血肉聯(lián)系，如果能深刻體認民眾的生存感覺，事情會鬧大？——我不會相信！89年，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蕭秧對示威游行的學生說：你們是亂動，不是動亂！他的一身牛仔裝也拉近了與學生的距離，一個在文革中動槍動炮的城市卻很平穩(wěn)，委實不易。蕭秧那一代參加過地下黨、鬧過學潮、當過工人，對社會有豐富的體驗，他們明白用什么方式能消除敵對情緒。不過事后卻有人告他模糊階級斗爭性質。

　　公民因道義信念而服從，也因恐懼而服從。也有的人認為，這個社會太自由才導致沖突不斷？的確，災荒年餓死上千萬人，四川也未見鬧事，法國“國王密札”（簽發(fā)無需署名的逮捕令）時期，社會沒事，恰恰是松動的時候，人心希望更大變革的時候，國王寫下“今日無事”，事反而鬧大了，革命了。

　　也有人認為，任何騷亂都有組織者，要選擇打擊組織者，當然對違法犯罪者對暴民彈壓無可厚非，但革命心理學也告訴我們，要小心使用懲戒手段，一些群體組織者受到過份打壓可能產生自虐心理、拼命抗爭心理，“為了大眾”而不怕吃苦受累，“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印度圣雄甘地要為“民族解放”而“不過性生活”，“不吃飯”，而成為偏執(zhí)的革命者，彈壓反而使其成為有巨大影響力的領袖。毛澤東提出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清敵我，要把消極因素變成積極因素，面對利益多元、思想多元，不能沿用階級斗爭的方法來處理，不然真會出現(xiàn)階級斗爭。

　　政治的奇妙在于常常是“預言證實”，你把誰當敵人，處處設防，草木皆兵，他可能真就成了敵人，越多的敵意，越多的假想敵，社會就不可能和諧！

　　革命只能是暴力專制的輪回，也是過時的話語，消除革命的心理須從體會人的生存感受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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