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全球資本與生產(chǎn)過程中的政治沖突

　　《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in a Global Workplace》）（以下簡稱《女工》）一書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從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深入深圳流星廠生產(chǎn)一線，在對流星廠深入剖析的基礎上，終成此作。八個月來，潘毅博士以“難得”的“打工妹”身份不斷找尋打工妹身上所發(fā)生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故事：去感悟打工妹們的真實生活，去傾聽她們不同程度的控訴，去揣摸她們的“怪異”行為，去分享她們的日常歡欣，去捍衛(wèi)打工妹本不敢捍衛(wèi)、而由此欣喜有嘉的“面子”……

　　1963年，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問世，標志著新勞工史學時代的到來。新勞工史學的研究特點包括這樣幾個方面：（1）強調歷時的過程性與連續(xù)性；
（2）階級沖突和階級意識仍然是勞工史研究內容的重點，與此同時，它進一步拓寬了對勞工們日常生活的研究，即從工人日常生活的習慣、經(jīng)歷透視階級沖突與階級意識；
（3）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對宏大敘事的追求，關注日常生活及相關資料，傾聽底層工人自己的聲音等；
（4）開始關注特殊勞動群體，比如女工，因為不同群體有自己的不同的經(jīng)驗世界和生活世界。（佟新，2003：42－43）

　　《女工》一書被C. Wright Mills評審委員會評為2005年最佳書籍。該書作者潘毅博士也因此成為自從1946年該獎項設立以來，首位獲得如此殊榮的亞洲學者。一部享有如此之高評價的學術之作，我們慎思其所要嘗試解答的問題，無論是對于作者還是對于讀者來說，或許都是至為關鍵的問題。正如作者所述，《女工》一書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在中國追求現(xiàn)代性和全球化的變革時期，個體的社會地位與階級地位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系的混合到底對個體提出了怎樣的要求？將會出現(xiàn)怎樣的新主體、新身份認同，以及新的權力－抗爭關系？（潘毅，2007：10）要回答這些問題，從研究的理論起點來說，潘毅博士采用的正是如上所述的新勞工史學的理論取向。

　　雖然作者在《女工》一書的末尾特別強調，“這種嶄新的反叛政治學絕不能被簡而化之為單純的個人行動或集體行動、非政治沖突或政治沖突，以及地方性斗爭或全球性頭爭等”，（潘毅，2007：10）然而，通觀全書，我們發(fā)現(xiàn)作者筆下充滿著各種各樣或明或暗、或隱或現(xiàn)的“沖突”與“抗爭”。易言之，對上述問題的作答，其實也完全可以在這些“沖突”與“抗爭”中找到解釋。也就是說，打工妹的主體建構過程正是在這一不斷沖突、不斷努力化解這些沖突的過程中完成的。

　　資本、國家與打工妹

　　中國的打工妹階級，“它從一誕生開始便遭到了結構性的壓制。霸權集團對于這個打工階級是毫不心慈手軟的，它試圖用各種各樣的權力技術來遏制這個階級的發(fā)展。具體來說，這些權力技術主要包括：城市化、國家機制，以及瓦解新興打工階級的國家－資本聯(lián)盟”。（潘毅，2007：49）就這樣，資本與國家簽訂了頗為完美的婚約，并開始了他們浪漫的甜蜜之旅。在國家、資本與打工妹這三種力量的較量中，很顯然，打工妹是最為弱勢的一方。國家與資本聯(lián)姻，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俘獲了國家、也操縱了國家。國家的所為無非就是，以市場的名義、用資本的形式將其迅速合法化。在這一點上，作者對具體“田野”深圳的選擇非常有象征意義�！拔疫x擇深圳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是因為這里是全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初次相遇，共同聯(lián)手創(chuàng)造和瓦解（盡管它們的合作并非總是和諧一致）中國新興打工階級的地方�！保ㄅ艘�，2007：59）

　　工廠機器與女性身體

　　資本的直接表現(xiàn)形態(tài)就是冷冰冰的工廠機器。因此，國家、資本與市場的沖突直接就可以轉化為工廠機器與身體的沖突。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此處的身體可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身體，它更加“迷戀”和依賴的是女性身體�！吧�產(chǎn)機器的微觀權力對平凡的身體沒有興趣；
它只對特殊的身體，即女性的身體感興趣。因為女性的身體通常被想像為更加馴服、更加忍耐，并且更加適合于工廠機器�！保ㄅ艘�，2007：23－24）研究資料表明，“深圳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其出口加工業(yè)的發(fā)展主要依靠最廉價、最馴服的女性勞動者”。（潘毅，2007：62）這就意味著，深圳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的推進，是建立在工廠機器對女性身體的直接操控的基礎之上。

　　男權社會與打工妹

　　如果說上述兩個因素主要是指全球化這一外圍因素使然的話，那么，打工妹還不得不面對其所其身處的國內環(huán)境，即中國社會總體上還是一個男權社會。90年代的打工妹之所以能夠外出打工，不少是打工妹自身“積極行動”的因素起著主導作用。即主動爭取家庭（具有男權象征的父親或者丈夫）的同意、獲取其支持方得以外出打工。而這一點既是打工妹所要極力抗爭的，也是《女工》一書作者所極力控訴的“父權制社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xiàn)了一個令人沮喪的宏觀歷史現(xiàn)象：社會主義和父權制在實際上可以如此穩(wěn)定和諧地并存，無論是在想像中還是在現(xiàn)實中。”（潘毅，2007：95）然而，女工們如此積極行動，多少也是對傳統(tǒng)男權社會中男性的絕對地位和絕對控制的挑戰(zhàn)、顛覆、撼動與松綁。

　　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

　　正是上述的這樣一個背景性沖突的存在，其必然導致的下一個沖突就是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的沖突。對于每一個打工妹來說，外出務工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選擇外出務工，還是呆在家中侍奉父母，到一定年齡結婚生子？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即使外出務工，到了一定年齡，首先面臨的就是是否回農(nóng)村老家結婚，其次就是走向婚姻的殿堂之后，仍然面對著是否再出來務工的問題�！按蚬っ迷诠ぷ骱图彝ブ�間的掙扎，與既束縛同時又支持著她們的父權制家庭真實地聯(lián)系在一起。緊張關系幾乎不可能消除�！保ㄅ艘�，2007：118）正是這種以結婚、生子作為女性生命的重要分界線，導致了不少女工的痛苦、彷徨、迷茫與無助。而這一切圍繞的正是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這二者之間的沖突問題。

　　發(fā)達城市與貧困農(nóng)村

　　打工妹外出務工的原因還要涉及的一個背景性因素就是，自從建國以來日益擴大化的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現(xiàn)實。打工妹之所以面臨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之間沖突，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中國日益擴大的城鄉(xiāng)差距。改革開放以來，當城鄉(xiāng)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時候，這一沖突也跟著加劇。“打工妹主體反抗的不僅僅是特殊意義上的父權制關系，同時也是一般意義上的巨大城鄉(xiāng)差別，以及日趨嚴重的農(nóng)村貧困。”（潘毅，2007：118）這里值得玩味的契合在于，“當打工妹試圖挑戰(zhàn)和改變中國家庭與農(nóng)村社會的欲望，正好與全球資本企圖將中國改造成世界工廠和國際市場的欲望相遇�！保ㄅ艘�，2007：118）其深層次的意義在于，打工妹一廂情愿的簡單想望早已淹沒在滾滾肆虐的無限貪婪的資本欲望之中。這就注定了打工妹美好欲望的悲劇性色彩，從而也就注定了在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背景之下，通過打工妹外出務工來破解農(nóng)村發(fā)展困境的悲劇性命運。

　　如果說前述的沖突主要是一種背景性的沖突的話，那么，在打工妹的身上，還存在著生產(chǎn)過程中的實實在在的、有切膚之痛的各種各樣的沖突。

　　馴服身體與抗爭身體

　　打工妹的身體始終面臨著被資本鉗制而成為馴服身體與出于自我保護而成為抗爭身體這兩者的沖突之中。欲求擺脫前者只能是不可能的夢幻而已，充其量只能是減輕其控制的程度；
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抗爭對象，這一點似乎更不可能。畢竟，前者決定了后者的命運。打工妹的抗爭只能是有限的、適度的。超過了一定的限度，除了自己砸碎自己的飯碗之外，恐怕別無選擇�！盁o論女性的勞動身體是‘馴服的身體’抑或是‘機靈的身體’，她們總是處于一種利用情境性機會，甚至利用霸權論述來保護其自身的‘抗爭結構’之中。”（潘毅，2007：121）“馴服”的另一種“正面”的表達就是“合作”�！胺纯古c合作，這兩種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的策略，每時每刻都在車間的各個角落里不斷地進行著�！保ㄅ艘�，2007：144）

　　身份認同與差異政治

　　“打工妹”這三個字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意蘊所在�！按蚬ぁ闭�，地位低下也；
“妹”者，不僅年齡小，而且是女性，更是未婚者。如前所述，打工妹的造就本身就是城鄉(xiāng)差異的原因所致。戶籍來源與血緣網(wǎng)絡也不斷造就了不同身份的族群。比如廣東的三大民系：廣府人（老廣州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此外，廣東人與外省人之分。外省妹，亦被成為“北妹”。不同區(qū)域的人在工廠中的地位不同，也導致甚至惡化了這種差異政治的存在。比如，“流星廠的大部分中層管理職位都由客家人或潮州人所占據(jù)，而幾乎所有的外省妹都在生產(chǎn)線工作”。（潘毅，2007：194）

　　不同民系的存在，自然延伸出來的問題就是，語言政治或者說方言政治的問題。具體表現(xiàn)在：普通話與廣東話的差異、不同版本的廣東話（香港廣州話、廣州廣州話、客家廣州話與廣西廣州話等）之間的差異，以及不同的管理者對語言選擇的優(yōu)先性。在流星廠，我們看到的是廣東話與香港廣州話的優(yōu)越性與排他性的地位。

　　此外，工資和待遇制度的差異，也自然地將打工妹與管理層、打工妹與其他打工妹、打工妹與打工仔、女性與男性分割開來�！霸诹餍菑S，男性的工資通常比較穩(wěn)定，在工人中，男性的平均工資比女性高30％�！保ㄅ艘�，2007：236）

　　 打工妹必須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個性作風、語言習慣與身份認同，才得以適應工業(yè)化時代特定時空里的生活。畢竟，她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殘酷現(xiàn)實就是，差異政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工廠體制本身并不僅僅是一個金字塔的權力結構系統(tǒng)，而且也是由性別身份認同、血緣－族群紐帶，以及城鄉(xiāng)差異等因素共同作用而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個權力與層級的萬花筒。（潘毅，2007：171－209）

　　性化身體與性別差異

　　資本對身體的控制已經(jīng)達到了無與倫比的“科學化”和“人性化”的地步：將身體性化，以及充分體現(xiàn)性別差異。誠然，流星廠是次等性別的女性世界。然而，有權力、有地位、享受高工資和高福利的卻是比她們更有性別優(yōu)越感的男性。對于女性而言，男性認為必須強化她們的性別規(guī)導：“一定要象女孩子的樣”。對于男性而言，女性認為她們冷酷、深奧乃至遙不可及。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女工經(jīng)常會針對男性權力自發(fā)地展開短暫的反抗。雖然如此，卻難以——其實幾乎不可能——組織女工對工廠男性權力的根本挑戰(zhàn)。

　　性化身體還通過“顏色管理”體現(xiàn)出來。流星廠的“顏色管理”非常清晰。管理層：藍色襯衫（男）或者藍色套裝（女）。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白色襯衫。基層管理者（管工和組長）：黃色工衣。質檢員：白色工衣。一線生產(chǎn)人員（操作工）：藍色工衣�！邦伾�管理”將顏色與權力、技術、性別、地位、工位等有機地鏈接了起來。（潘毅，2007：211－253）“顏色管理”的存在，是否意味著會發(fā)生“顏色沖突”或者“顏色革命”？《女工》所提供的流星廠的素材告訴我們“顏色沖突”總是此起彼伏，唯其差別在于規(guī)模的大小而已；
“顏色革命”的發(fā)生，則是近乎不可能之事。

　　月經(jīng)時間與工業(yè)時間

　　打工妹除了面對前述形色各異的沖突之外，還必須面對的一種特殊沖突就是月經(jīng)時間與工業(yè)時間的沖突。亦即月經(jīng)政治的問題。在從農(nóng)村到城市的過程之中，打工妹自身的身體也已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在農(nóng)村很少痛經(jīng)到城市工廠打工馬上出現(xiàn)痛經(jīng)，而且是折磨人的痛經(jīng)。流星廠關于女工痛經(jīng)暈倒的故事屢見不鮮。問題在于，工業(yè)時間的嚴密計劃性與毫不含糊的緊張感并沒有給予月經(jīng)時間以人為本、善待這一女性特殊時期的疼痛。其最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女工們不能以痛經(jīng)為由請假。流星廠的做法是，如果工作過程之中，女工出現(xiàn)痛經(jīng)甚至影響正常工作，一種“神秘的藥物”馬上就會派上用場。

　　“昏暈不僅是一種病征，而且也是由于女性身體按其自身規(guī)律而存在所導致的功能紊亂，它揭示出工業(yè)時間的暴力機器試圖將女性身體改造成為勞動機器的失敗�！� （潘毅，2007：283）與其說是工業(yè)時間與月經(jīng)時間的沖突，是工業(yè)時間的暴力蠻橫，不如說是資本對身體的獨斷專權、殘酷壓制與了無人性。我們永遠無法更改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無論對身體動作的測量如何精確，無論對工作節(jié)奏精細至分秒的計算如何科學，女工的身體卻總有其自身的時間節(jié)奏與痛苦。”（潘毅，2007：283）

　　打工妹與現(xiàn)代都市

　　上述如此之多的沖突，其存在和發(fā)生的必然邏輯就是打工妹與現(xiàn)代都市的沖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打工妹與現(xiàn)代都市的沖突在作者與五個打工妹一起“外出購物”的經(jīng)歷中充分體現(xiàn)出來。一是打工妹本能地表現(xiàn)出自身與現(xiàn)代城市的格格不入：深圳是現(xiàn)代的繁華都市，比鄰而起的高樓大廈、喧囂不止的游樂場所、琳瑯滿目的品牌店、精品店，高檔豪華的酒店，別致有樣的咖啡廳……這一切既不屬于她們，更與她們沒有任何瓜葛……她們渴望口紅、美白面霜、時尚手表、牛仔褲、T恤……夢醒之后，仍然在與自我的身份認同、與難以擺脫的差異政治的網(wǎng)羅中掙扎……

　　二是現(xiàn)代都市對打工妹的排斥與鄙夷。喝咖啡的經(jīng)歷就是最好的明證。當侍者將端錯了的飲品從幾個打工妹那兒端到另一個臺的男人那兒的時候，“經(jīng)典性”的對話頗富有戲劇性。男人大聲的廣東話：“她們的手碰了這杯飲料，給我換一杯！你知不知道她們的手有多臟？那些外省妹！”《女工》一書作者激動的廣東話回應：“外省人怎么了？狗眼看人低！”（潘毅，2007：253－260）當男人匆匆離去，當這些女人為自己的“勝利”而紛紛歡欣的時候，實際上，這一切意味著的是，打工妹與現(xiàn)代都市的緊張關系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徹底的暴露出它的本來面相。

　　總之，國家機器、市場機制，男權社會，這三重壓迫決定了《女工》中打工妹主體的命運之所系�！鞍⒂⒌募饨姓�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尖叫，是對三重壓迫的社會暴力與荒謬所發(fā)出的譴責之聲。”（潘毅，2007：309）這些壓迫和沖突具體表現(xiàn)在：“城鄉(xiāng)不平等、政府管制、性別差異、家庭與親屬網(wǎng)絡、生產(chǎn)關系以及消費主義等共同促進了支配關系模式的形成，而這種模式幾乎無法被還原為某種單一的對立邏輯�！保ㄅ艘�，2007：312－313）也正是這重重壓制造就了一個分裂的女工群體�！芭�工經(jīng)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間，自傲婚姻的壓力和城市生活的誘惑之間，左右為難�！保ㄅ艘�，2007：293）

　　不管怎么說，《女工》一書都給我們生動地描繪了一幅打工妹身處的“沖突”全景圖。透過這整副圖片，我們看到了女工政治的復雜性、多樣性與艱難性。單就沖突的來源而言，既有來自國際的因素，也有來自國內的因素；
既有來自家庭的因素，也有來自其自身的因素；
既有生產(chǎn)過程之外的因素，也有生產(chǎn)過程之中的因素；
既有來自性別本身的因素，也有來自性別之外，諸如年齡、語言、地域、血緣等的因素……簡言之，沖突論為我們理解女工，理解本文開頭《女工》一書的主要問題都提供了極好的解釋邏輯與分析思路。

　　參考文獻：

　�。�、佟新：《異化與抗爭——中國女工工作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潘毅：《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二月初版。

　　2007年4月30日早上八點半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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