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我的朋友謝泳

　　因為套用了“我的朋友胡適之”那句老話，這個標題很容易遭人非議。其實，謝泳根本不能與胡適相比：論學歷，胡是紐約哥侖比亞大學的博士，謝是山西晉中師專的學生；
論職稱，胡是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謝是內地一個文學期刊的編輯（中級職稱）；
論地位，胡一生基本上處于社會主流，謝至今還是一個邊緣化人物……。這一切，主要是因為他沒有趕上胡適那個好時候。不過，就做人和做學問而言，他好像是按照胡適的路數，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若不是生不逢時——出生于三年困難時期，成長在十年文革時代，他可能會有更大成就。

　　謝泳大約是1985年前后調到山西作家協(xié)會的。大學時代，他學的是英語專業(yè)，卻好像不大喜歡那些功課。他讀書很雜，各種報刊訂了一大堆。據說《批評家》創(chuàng)刊后，做過一次讀者調查，發(fā)現只有兩個人自費訂閱。其中一個是省委宣傳部的一個主管，另一個就是謝泳。于是，謝泳何許人也，竟成了編輯部關注的一個問題。

　　謝泳進入作協(xié)后，我們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卻沒有什么來往。直到90年代初，我在朋友那里看到他自費出版的一本書——《禁錮下的吶喊》，才對他有所解。這是一本研究報告文學的書，在那全民經商、一切向錢看的年代，書中關于知識分子的論述，給人以空谷足音的感覺。一個年輕人，能以自費出版的形式與朋友交流心得，已經很不容易；
如果還要談論什么社會良知和知識分子的責任，則更是難能可貴。

　　有了這本書，再加上丁東、高增德、陳坪等幾個共同的朋友，我和謝泳很快就熟悉起來。當時他經常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發(fā)表文章。讀這些文章，讓我耳目一新，很受啟發(fā)。后來我才知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段日子里，謝泳經過短暫的消沉以后，很快就投入儲安平和《觀察》的研究中。這個選題，可能與他的父親被打成右派以及他在研究報告文學時接觸到一些儲安平的材料有關。當時，人們都紛紛下海經商，他卻經常從太原到北京圖書館查閱資料，住最便宜的旅館，吃最簡單的面食。有了那種經歷，謝泳更舍得花錢買書了。前幾年太原有了舊書市，他成了那里的常客。凡是民國年間的書刊，不論貴賤他都要買下。有用的自己留著，自己不需要就送給需要的朋友。他說，看到這些東西不能派上用場，就覺得很可惜。有一家出版社向他約稿，他將買來的舊書整理一下，每本書寫一篇隨筆，就湊成一本隨筆集。這些文章反映了他求學做人的一些側面，有許多在《文匯讀書周報》和香港《大公報》等刊物發(fā)表過。

　　我以為，謝泳是從儲安平與《觀察》的研究開始，才走上學術道路的。他寫文章做學問，大致有幾個特點：第一是平實樸素，有啥說啥，從來不繞彎子，也不賣弄學問，甚至連虛詞也很少使用。他的文章有一種很強的思想穿透力，又有一種雅俗共賞的親和力。第二是重證據，重第一手材料。他是搞文學出身，卻頗有史家所謂言必有據、落筆謹慎的風范。因此，他一旦做出判斷，便像老吏斷獄，讓人不得不心服口服。第三是眼界開闊，方法得當。他沒有受過所謂正規(guī)學術訓練，但是他卻很注意方法的使用。在研究過程中，他以實證的方法為基礎，輔以統(tǒng)計的方法、比較方法等等，從而使自己的研究如虎添翼。

　　儲安平與《觀察》的研究告一段落后，謝泳開始西南聯(lián)大的研究。剛剛過去的20世紀，給中華民族帶來曠古未聞的劫難。前50年是連綿不斷的戰(zhàn)爭，后50年是沒完沒了運動。為此，中國不知道戰(zhàn)死多少人、餓死多少人、冤死多少人。但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呢？好像一直沒有令人信服的說法。讀謝泳的著述，可以看出他是想通過一個人、一本雜志和一所大學的命運，來尋找比較可信的答案。從關注自己一家一姓的不幸，到反思國家民族的命運，這恐怕是他從事學術研究的動力之所在。

　　1995年，謝泳的第一本隨筆集——《舊人舊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某種原因，很多人沒有見過這本書。這本書給我的最大印象，是他在主動剔除意識形態(tài)語碼的基礎上，使用了一套客觀公正的語言，來談論歷史，臧否人物。這對于主流思想的解構和批判學術的重建，具有開創(chuàng)性作用。多少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一個意識形態(tài)編織的網絡之中，思想污染、語言污染的情況非常嚴重。絕大多數人心里想的和嘴上說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人們不說假話、套話、空話、廢話，就只能處于失語狀態(tài)。有些人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正如《皇帝的新衣》中那些臣民，由于早已習慣了肉麻的吹捧，習慣了人云亦云，所以當他們看到平時歌功頌德的對象突然變成一絲不掛的小丑時，都不知道應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感受。因此，當有人能夠根據常識，說幾句真話的時候，往往會產生振聾發(fā)聵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想謝泳之所以敢說真話，除了后來所下的功夫外，恐怕還與他學歷不高，在學校里不是一個聽話的乖孩子有關。

　　在90年代前期，中國思想界度過了一個異常沉悶的階段，直到有人拐彎抹角地提出人文精神和學術規(guī)范，才開始出現一點生機。在這種情況下，謝泳的“童言無忌”不僅引起了廣泛的共鳴，也讓他所抨擊的對象無言以對。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

　　說到學術規(guī)范，當時我和謝泳、丁東、高增德有過一次對話。我們認為，真正的問題不在于規(guī)范，而在于體制。在此之前，針對日益嚴重的學術腐敗，丁東經常說“專著不如論文，論文不如隨筆”�；�于同樣的看法，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隨筆寫作方面，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不久，我們三人在長春出版社出版的求索文叢中，各有一本小冊子，可惜這套書影響不大。直到1998年《逝去的年代》出版后，謝泳才成了眾所周知的人物。

　　要想有所得就必須有所失。前兩年我問謝泳，你為什么不申報職稱，或者像大多數青年才俊那樣，混個博士到北京發(fā)展呢？他淡淡一笑，說這種事情太麻煩，他不適應。我想，若不是為了工資、獎金、課題經費和醫(yī)療待遇等一系列體制性利益，誰又肯犧牲人格尊嚴，去忍受那種折磨呢？在這方面，謝泳也算是一個另類吧。正因為如此，他才取得那些驕人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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