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民族主義乎？國際主義乎？

　　1948年6月，斯大林與鐵托鬧翻，以蘇共為首的共產(chǎn)黨工人黨情報局指控鐵托為民族主義者，孟什維克和反蘇分子，宣佈將南斯拉夫共產(chǎn)黨開除出情報局，東歐各國紛紛跟上，齊聲譴責南斯拉夫和鐵托，不久也紛紛挖出本國領導集團中的「鐵托分子」，大多都被推上了斷頭臺，個別「鐵托分子」如波共的哥穆爾卡則被打入黑牢。遠在東方的中共，雖沒有跟著莫斯科的指揮棒，在中共黨內大挖「鐵托分子」，但也對斯大林作出了回應。

　　1948年11月7日，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在《人民日報》發(fā)表〈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文，表示完全同意共產(chǎn)黨工人黨情報局對南斯拉夫的譴責，劉少奇重申，中共忠於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擁護斯大林領導的蘇共和偉大的蘇聯(lián)。

　　劉少奇的這番話並非只是一種作給斯大林看的政治性的表態(tài)，而是實實在在見諸於具體行動的。1948年，新華社派往考察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記者，本來正準備從布拉格前往貝爾格萊德採訪，在情報局決定頒佈后，馬上取消了訪問計劃。而早在1947年11月1日，在駐旅大的蘇聯(lián)軍政當局的強烈要求下，中共在東北的領導機關將中共旅大地委第二書記，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劉順元、旅大總工會主席唐韻超等幾位領導干部調離出旅大，公開的罪名雖然沒有正式宣佈，但彼等犯了「反蘇」錯誤，則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這些行動初看起來很有些費解，中共並非共產(chǎn)黨工人黨情報局成員，也與南共素無來往，談不上對鐵托有什么深仇大恨；
毛澤東甚至還從不同渠道對鐵托領導的南共革命略知一二，「鐵托是靠自己的武裝打下南斯拉夫的」，這就是當時毛澤東對鐵托與南共的基本判斷，毛雖然對斯大林與鐵托沖突的內情不甚清楚，但他對鐵托領導的南共抱有同情，卻是事實。既如此，劉少奇又為何急於在蘇南沖突中匆忙表態(tài)？中共又為何不聲不響地將被蘇聯(lián)人指稱為「反蘇分子」的自己的干部調離出原有的工作崗位？

　　劉少奇的文章當然代表毛，此時毛向斯大林作出這番舉動就是要向莫斯科傳遞一個明確的信息：中共忠實於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中共堅決與民族主義劃清界限，而在那個時代，忠實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就是忠實於蘇聯(lián)和斯大林的代名詞。

　　毛的這番舉動是符合現(xiàn)實政治邏輯的，卻與其思想邏輯並不一致，因為就在這前幾年，毛在延安領導開展了一場以肅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為目標的思想和組織重建的工程。在那幾年，毛並不那么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黨刷清了積存多年的蘇聯(lián)崇拜情結，並把黨內的「國際主義」代表人物趕下了臺。但是，1948年的情況已大不同於1942-1945年，現(xiàn)在中共正急需爭取蘇聯(lián)的支持，尤其在東北。

　　與王明等人相比，毛是可以將感情與理智完全分開的人，這一點並不像他在1959年廬山和彭德懷等人談話時所稱的那樣，他是感情與理智相統(tǒng)一者。正因毛有這種政治風格，以至外界在頗長的一段時間里，對毛有些迷惑不解，甚至還誤以為毛是蘇聯(lián)在中國的「代理人」。

　　就在莫斯科宣佈開除南斯拉夫的時候，中國的第三大黨──民主同盟的領袖張瀾老先生竟然也對此作出了反應。張瀾在接受西方記者訪談時表示，希望毛澤東也做鐵托。張瀾還請即將前往解放區(qū)的馬寅初代轉毛幾句話：共產(chǎn)主義外，還要加一點民族主義，「共」字上必須有一個「中」，才能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共。

　　美國人呢？他們當然對毛的複雜性知道一些，但在1948年冷戰(zhàn)的大格局下，美國人還是情不自禁將毛劃到了蘇聯(lián)陣營一邊，深諳中國文化的美國司徒雷登大使竟也告誡民盟的羅隆基和葉篤義說，中共是國際主義，你們應保留中國的愛國主義。

　　從以后的事實看，毛澤東對張瀾老先生的拳拳愛國心還是領情的，毛並沒有因張瀾說的這番話就將其打成「反蘇分子」，相反，一直對張瀾禮遇有加。對於司徒雷登，毛就沒有那么客氣了，毛不僅寫了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還旗幟鮮明地宣佈新中國就是要實行對蘇聯(lián)「一邊倒」的國策。司徒雷登雖然在華幾十年，還長期擔任燕京大學校長，卻不能真正明白毛──毛畢竟不是王明，不是那么容易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

　　一直被蘇聯(lián)人稱為是「國際主義者」的王明等人在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上，始終是感情與理智相統(tǒng)一者，說的，做的倒是完全一致。

　　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蘇區(qū)，確實是全面、真誠地貫徹了全盤俄化的路線，蘇區(qū)有列寧師范、列寧小學，各單位還辟有宣傳鼓動欄──列寧角；
在黨的教育系統(tǒng)，有馬克思共產(chǎn)主義學校；
在紅軍系統(tǒng)有少共國際師和郝西詩紅軍大學（郝西詩為參加廣州暴動而犧牲的蘇聯(lián)駐穗副領事）；
在文化系統(tǒng)，有蘇維埃劇團，即藍衫劇團（十月革命后蘇聯(lián)工人業(yè)余劇團）；
在肅反系統(tǒng)，有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
在青年系統(tǒng)，不僅有共青團，還有「皮安尼爾」──少年先鋒隊，凡年滿16至19歲的紅色青少年，皆可申請加入「皮安尼爾」。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代表黨領導蘇區(qū)的青少年工作，從共青團到「皮安尼爾」，再到共產(chǎn)兒童團。中央蘇區(qū)還經(jīng)常召開群眾大會，有時紀念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有時紀念蘇聯(lián)紅軍節(jié)，凡開大會皆要成立主席團，甚至「皮安尼爾」開會，也要花不少時間選出會議主席團。在重要會議上，被選入主席團的經(jīng)常還有外國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片山潛、臺爾曼、高爾基。那是一個國際主義旗幟高高飄揚的年代，從紅色的莫斯科到紅色的瑞金，真好似一根紅線連接著，中央蘇區(qū)的話語系統(tǒng)和制度框架與莫斯科沒有什么大的區(qū)別，在偏僻貧困的贛南和閩西，真像是又一個蘇式社會的翻版。

　　毛澤東受不了這些，毛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毛悄悄地且又是有條不紊地對中央蘇區(qū)那一套話語系統(tǒng)和制度框架進行了轉換。當然舊的一套退出歷史舞臺需要一個過程，1939年延安舉行了中國女子大學的隆重的開學典禮，校長王明還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滿頭腦的蘇俄崇拜的情愫。大會會場正中雖高懸毛澤東的畫像，卻又模仿蘇聯(lián)，在毛像的左右掛起了王明、朱德、周恩來、博古、劉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畫像。王明身為女大校長，總忘不了國際共運那些女革命家，於是校門兩邊的墻上又懸掛起蔡特金、伊巴露麗、克魯普斯卡婭的肖像……一時間，似乎又有些瑞金時代的氣氛了。

　　但是，時光畢竟不會倒轉。當毛有力量以后，他就絕不愿聽到什么「皮安尼爾」。馬克思共產(chǎn)主義學校早已改名為中央黨校，不久，延安的馬列學院易名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這個完全俄化的名稱，也被改為中央社會部和邊區(qū)保安處，甚至延安的托兒所也名之為「洛杉磯托兒所」，卻不叫「莫斯科托兒所」，至於「皮安尼爾」，則早已不復存在，邊區(qū)有的只是兒童團。然而，毛澤東對洋名詞也並非一概排斥，例如，毛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留了「布爾什維克」這個詞語。一來這個詞流傳甚廣，早已深入人心；
二來這個詞也並非王明一人就能壟斷，毛澤東也可以使用，於是，這個詞的壽命比較長些，差不多到了50年代中期，才逐漸退出流行政治語彚，與此相聯(lián)繫，「布禮」（布爾什維克的敬禮）也讓位給了「革命的敬禮」。（記得20年前，王蒙曾寫有一篇名曰〈布禮〉的小說，相信王蒙對這個詞的演變史亦有相當?shù)牧私猓��?/p>

　　1942年后，毛澤東已完全獲得了意識形態(tài)解釋權，就在蘇聯(lián)駐延安觀察員的眼皮底下，毛與劉少奇聯(lián)手，將「孟什維克」的帽子給王明等戴上，黨內一些原「國際主義者」也紛紛與王明劃清界限，站到了毛澤東一邊。在這個階段，毛表現(xiàn)出大無畏的精神，即使他的好朋友，前共產(chǎn)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給毛發(fā)來密電，告誡、提醒他，康生不是好人，毛仍然照樣信任、重用康生。

　　然而毛畢竟是毛，他心里清楚得很，只要斯大林不干預中共黨內的事務，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共都應與莫斯科搞好關係，於是，毛人前人后都對斯大林表現(xiàn)出充分的尊重，毛甚至給壞人王明也選好了婆家，宣佈王明的后臺是斯大林的敵人布哈林！在那個年代，全黨上下，除了個別人，誰都不知道毛對斯大林的真實想法，毛更不用直接的語言將他內心的想法表達出來，公開的話仍是「聯(lián)共黨史是共產(chǎn)主義的百科全書」一類。被毛唾棄的王明只能滿含委屈，在延安冷清的窯洞里，遙望著莫斯科克林姆林宮的紅星，獨自吟唱著〈莫斯科頌〉。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毛才真正與蘇聯(lián)打起了交道，地點就在東北。毛十分明白，以中共當時的實力，要想占住東北，並進而取得更大的發(fā)展，必須得到已進入東北的蘇聯(lián)紅軍的理解和支持。對於這一點，毛從未含糊過，雖然他多年來一再告誡全黨，一切應該自力更生，但毛實在是希望得到蘇聯(lián)的支持，即使蘇聯(lián)在很長時間內對中共並無具體援助，毛仍不怨不惱，並不時向蘇聯(lián)表示一下善意。1941年4月蘇日簽訂中立條約，延安表示予以理解。1941年后，延安派往東北、華北的地下工作人員間或也與蘇軍情報組合作。澆灌多時，終有花開一日，1945年8月，蘇軍攻入東北，客觀上為中共在東北的發(fā)展提供了機會，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機會，八路軍才能馬不停蹄搶先進入東北，占領了各戰(zhàn)略要點。

　　斯大林雖然對毛澤東在延安搞的一套多有不滿，但中共畢竟是一家人，蘇聯(lián)紅軍打進東北后，當然要找八路軍。1945年9月，蘇聯(lián)紅軍大校駕機飛往延安，主動與中共方面聯(lián)絡，以后又對開進東北的八路軍多方照顧，但是蘇聯(lián)受到中蘇條約的限制，在美國和國民黨的壓力下，最后還是逼迫中共軍政機關退出沈陽等大城市，八路軍不少領導干部雖然不高興，卻也毫無辦法，於是一直退到哈爾濱，隔著松花江，與國民黨軍對峙著，但是毛心里明白，八路軍占著哈爾濱，事實上仍是沾了蘇聯(lián)的光，因為得到美國支持的國民黨軍隊再往前開，就要鉆到蘇聯(lián)的鼻子底下了，而斯大林是不樂意看到這種情況的。

　　蘇軍自以為有恩於中共，傲慢無禮，在與中共同志交往中，無時不流露一副大國主義的派頭，其士兵在東北，軍紀敗壞，胡作非為，激起百姓強烈不滿，蘇軍且把大批工業(yè)設施當作戰(zhàn)利品搬遷至蘇聯(lián)，國民黨利用此事，掀起1946年3月反蘇大游行，也乘機攻擊中共，在這種形勢下，毛別無選擇，只能反擊國民黨「反蘇反共」。

　　毛大事小事都絕不會糊涂，1945年「815」后，進入東北的八路軍高級干部盧冬生被蘇軍士兵無辜槍殺，毛只當不知道，但是有人卻沉不住氣了。東北漢子蕭軍雖非黨員，卻也是從延安來的老干部，黨出資讓他在哈爾濱辦了一份《文化報》，蕭軍在《文化報》上熱情宣傳黨的政策，即便對當時引起東北人民普遍反感的蘇軍軍紀敗壞問題也總是委婉地予以解釋。但蕭軍確實不贊成「無條件地擁護蘇聯(lián)」，他試圖把俄國人分成兩類，即「真正的蘇聯(lián)人民」和犯有罪惡行為的俄國人，於是蘇聯(lián)人不高興了，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劉芝明迅速組織對蕭軍的大批判。1948年11月2日，《文化報》終於被迫停刊。蕭軍也被打發(fā)到煤礦辦俱樂部去了。

　　劉芝明的頂頭上司，東北局宣傳部長是在中共七大上落選的前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他的上司則是七大政治局委員高崗，林彪率四野南下后，高崗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王，但此人卻非一貫的親蘇分子，高崗是土生土長的共產(chǎn)黨，沒有留蘇經(jīng)歷，早在延安時期就在毛與王明之間作了選擇，從而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但套用一句老話，「人是會變的」，現(xiàn)在高崗親眼見到蘇聯(lián)的實力，也就對蘇聯(lián)加深了感情。王明說，高崗在東北，受到凱豐的影響，成了積極主張對蘇友好的「國際主義者」，此說沒有提供具體事實作依據(jù)，只能留待日后再作詳考�？傊�，高崗不允許在東北有任何對蘇聯(lián)「不友好」的言論和行為。

　　其實高崗對待「反蘇」言論的態(tài)度與毛及東北局其他領導人並無大的沖突，高崗錯就錯在與蘇聯(lián)人打得太火熱，且四處張貼「高主席」的肖像，甚至以自己的名義給斯大林發(fā)電報，高崗似乎有些忘了，他是毛委任的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而不是斯大林派任的「新關東總督」。

　　儘管高崗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熱情友好，但是在中共掌舵的畢竟是毛而非王明，因此，在處理「反蘇」一類問題時，還是十分講究內外有別：東北局公開批判了蕭軍（1948年7月，蕭軍提出入黨申請，得到東北局和中共中央的批準，但緊接著《文化報》事件發(fā)生，蕭軍的黨籍也就徹底告吹了）。但是對被旅大蘇軍當局驅趕出來的劉順元卻只是調離東北，另行分配工作，並沒有在黨內，更沒有在社會上大張旗鼓開展對劉順元的批判。與劉順元一起被迫離開旅大的原中共旅大地委五人常委中的三人，也只是被調離工作而已，暫時還未受到黨紀處分。

　　有意思的是，被蘇聯(lián)人視為「反蘇分子」的康生此時也成了中蘇友好的捍衛(wèi)者。蘇聯(lián)人對康生知之甚詳，此公在1933－1937年旅居莫斯科時，也位居「國際主義者」之列，但返回延安后，逐漸與莫斯科離心離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尤其在整風運動中大整王明等「國際主義者」，搞得王明等叫苦連天，蘇聯(lián)駐延安觀察員把這一切都密報回國，莫斯科對康生恨之入骨，無奈康生屬毛營，莫斯科手再長，也伸不到延安，對康生竟也毫無辦法。幾年后形勢大變，毛審時度勢，在需蘇聯(lián)支持的時候，康生已不適合再出頭露面，康生識趣，主動提出要下鄉(xiāng)搞土改，於是先在晉西北，后在膠東搞了一場極左的土改。1949年，康生成為中共山東分局第一書記，但毛卻有意讓康生這個老政治局委員受中央委員、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的全面節(jié)制，搞得康生長吁短嘆，極不舒坦。

　　康生雖然很不得志，但在山東卻仍然是說一不二的人物。1948年春，劉順元被調入山東，先被任命為中共華東局宣傳部長，繼之又被委之為中共濟南特別市市委書記，康生初對劉順元頗為客氣，甚至還在會議上表揚劉順元敢於在旅大頂蘇聯(lián)人，很有骨氣。但是，到了1948年11月，劉少奇的文章發(fā)表之后，康生對劉順元的態(tài)度馬上轉變了，不僅處處打擊劉順元，還在背后罵劉順元是「反蘇分子」。1949年10月，蘇聯(lián)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諾夫率代表團訪問中國，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訪華的第一個蘇聯(lián)大型代表團，劉少奇親自布置有關參觀訪問日程和所有細節(jié)，議程中法捷耶夫、西蒙諾夫代表團要訪問濟南，北京命令，劉順元必須回避，並需寫出書面檢討，交蘇聯(lián)代表團帶回莫斯科�？瞪�得知北京信息后，馬上開會，以「反蘇」罪名，宣佈撤銷劉順元的濟南市委書記的職務。

　　然而頗為蹊蹺的是，正在熱情準備迎接蘇聯(lián)代表團的康生，在代表團抵達濟南和在濟南逗留期間，竟忽然「生病」了，顯然，不管康生如何使出全身解數(shù)，向蘇聯(lián)人大獻殷勤，也是白搭，因為毛知道，在斯大林的帳本上，康生早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蘇分子」。不管他給斯大林大元帥送的象牙雕多么精美（康生請代表團轉送給斯大林的象牙雕，「裝有一直徑10公分許的玲瓏象牙花球，該球自表至里共雕透20層，每層均能轉動，每層均雕有異常細致的花眼」），在斯大林的眼里，康生還是一個可疑人物！接下來的情況是，在建國初「斯大林──毛澤東」的一片歡呼聲中，「國際共運的老戰(zhàn)士」康生下崗了，康生只能蜷在青島的海濱別墅和北京醫(yī)院里吟詩作畫，苦捱日子。

　　就黨內地位而言，劉順元不可與康生相比，康生雖被暫時打入冷宮，但他的政治局委員的頭銜仍然保留，劉順元則需要為中國革命的最高利益作出個人犧牲。1949年12月下旬，劉順元奉命進京聽取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劉少奇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對他講了一番「加強中蘇友好」的道理，劉少奇說：搞好中蘇關係，是我國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頭等的政治問題，所以我找你來，不是勸說你，而是命令你，從搞好中蘇兩大黨，兩大國關係的高度，認真地寫一份檢查。聽了劉少奇的話，劉順元已完全清楚，「為了照顧與蘇聯(lián)的關係，我以后不能再受黨重用了」。劉順元在1950年1月2日給中共中央的書面檢查中寫道，「中央命令自己寫檢討，這表明了中央的高度原則性和嚴肅性……是從中蘇兩大黨，兩大民族的團結問題已經(jīng)成為頭等的政治問題，而又有帝國主義與鐵托分子的反蘇運動可作為前車之鑒的情況下產(chǎn)生的」。

　　就在劉少奇與劉順元談話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也和應邀訪蘇的毛澤東見了面，斯大林問毛是否知道在東北有黃逸峰這個人，並說，此人連蘇聯(lián)人也瞧不起。毛初聽斯大林提到黃逸峰，頭腦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圣，竟然驚動了斯大林。事后，周恩來向毛細細道來，才知此君乃中長鐵路總局中方副局長，因對蘇方個別人員大國主義行為不滿，被蘇聯(lián)人在斯大林處告了刁狀，於是，毛記得了黃逸峰的名字，但並沒對黃怎么樣。黃逸峰隨東北鐵道縱隊進關，隨即奉命接管華東鐵路，成為建國后第一任上海鐵路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以后，劉少奇還是和黃逸峰談了話，批評他看問題「太簡單，太天真了」，然而劉順元的境況一時卻比黃逸峰差得多。

　　劉順元檢討交出，組織處理的決定也出來了，劉順元被連降三級，在華東軍政委員會財經(jīng)委員會下屬的規(guī)劃局任副局長。劉順元在大連的老搭檔唐韻超更是霉運不斷。當年他與劉順元一同被蘇聯(lián)人從旅大驅趕出來，到了1948年被調任東北行政委員會勞動總局局長，一直在「高主席」的治下，1951年11月，東北局宣佈開除唐韻超的黨籍，罪狀之一是「1946年任大連總工會主席時期，經(jīng)常散佈對蘇聯(lián)不滿的言論，曾因此引起蘇聯(lián)同志對他政治上的懷疑，而提議把他調離大連」。

　　在劉順元被貶謫的幾年，黨內已不再有任何人敢發(fā)表「反蘇」言論，黨外卻還有人不知利害，仍在那嘀嘀咕咕，1951年，劉王立明居然在民盟內部的會議上批評起蘇軍當年在東北的行為，遭到嚴厲批判當是在意料之中的。

　　1953年斯大林終於死了，在全國上下經(jīng)歷了失去「偉大導師」的哀痛之后，劉少奇想起了劉順元，1954年劉順元復出，被任命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務書記。一年后，1949年易名為馬列學院的原中共中央黨校改名為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在江蘇，性格耿直的劉順元還是難改脾性，經(jīng)常直言無忌，不時驚動中南海，但總算得到幾年平安。黃逸峰此時卻沒有劉順元那么幸運了，1953年初，黃逸峰在三反運動中以犯了「壓制批評」、「強迫命令」的錯誤被華東局開除黨籍，但是幾年前斯大林向毛提到的那幾句話卻無意中幫了黃逸峰的忙。1954、1956年，毛澤東幾次提到「可以允許人家改正錯誤，譬如黃逸峰」。1956年12月，黃逸峰被批準重新入黨，以后他一直蹲在上海經(jīng)濟研究所，終於成了一名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研究專家。唐韻超呢？他先被抓入監(jiān)獄，出獄后在社會底層勞動了20多年，一直到文革后當年老戰(zhàn)友劉順元復出，轉任中紀委副書記，在劉順元的鼎力相助下，唐韻超才在80年代初獲得平反。

　　民族主義？國際主義？似乎都談不上，政治是最現(xiàn)實不過，還是那句話：一切從需要出發(fā)。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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