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武漢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提要]
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在文化革命的歷史進程和歷史的再反思中，處于什么位置，這是毛澤東的文革歷史被顛覆后應該認真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從歷史變化發(fā)展的原質和追求毛澤東文革本意的廣大群眾的價值觀看，“7.20事件”是對于文革的一次帶群體性的最大抵制與反動，斗爭實質上直指毛澤東的理念與文革方針路線，以及擁護他的革命造反的廣大群眾�！�7.20”群體騷亂的初衷是用暴力請愿抵制中共中央，為的是改變或結束毛澤東的文革路線。1978年的中共中央對“7.20”的平反，也是結束文革、轉折和顛覆毛澤東文革路線的關鍵舉措之一。甚至早在1967年8月——“7.20”后的運動走向，也選擇了“結束”文革；
該事件本身及后續(xù)歷史的發(fā)展，形成初期文革歷史的一次重大轉折。本文在對長期被封存的當事人集體記憶——口述資料和實際歷史過程的考證基礎上，澄清事件的真相，闡述事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以及應當思考的歷史經驗教訓。
1967年上半年，隨著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國進入奪權高潮。二月，中央上層關于方法和路線的辯論，帶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軍隊與造反群眾沖突，形成文革運動的新推進——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對文革的反動，是對于毛澤東及其文革的一次抗擊。春夏之交，群眾性持續(xù)造反、對于人民的基本權利和革命權利的執(zhí)著追求，沖擊黨政軍國家機器，運動再推進。與此同時，傳統(tǒng)的體制性的對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著從思想到實體的整合，從而以群眾對抗為外在表現(xiàn)形式的政治沖突升級到武斗，對反傳統(tǒng)體制的革命造反壓制也發(fā)展到頂點。發(fā)生在武漢的“7.20事件”就是其最典型體現(xiàn)。傳統(tǒng)的體制性力量在該事件前后提出的對文革路線及其階級路線的嚴正質疑，正是文革派與質疑文革人們的一個重要理論沖突焦點。對于這種帶群體性的政治反抗，毛澤東主席沒有采用一年來對待黨內和上層斗爭的方式加以抗擊和壓制。但文革司令部推進運動之意圖和革命群眾真誠的“大民主”造反，也嚴重忽視了基于體制性的、群體性的對毛澤東文革原本意圖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視，表現(xiàn)在過于相信精神輿論和中央——即毛澤東的權威力量，群眾的局限在于始終并不真正理解毛澤東文革的宗旨，某種意義上在于探尋一種我們這個革命政權與體制持續(xù)、發(fā)展的更好模式，也不明白周恩來一再提醒“政策對于正確路線保證”的警告，更不熟悉政治游戲的規(guī)律、不可避免的迂回，不明白什么政治的權術。
在文革的推進和抵制的兩大思想傾向與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顯地表現(xiàn)出一種傾向竭力壓制另一種傾向，去追逐、競爭另一種傾向，互為因果，互相促進、攀升，斗爭反復加強，文革對于傳統(tǒng)的反抗、傳統(tǒng)對于文革的反彈劇烈，矛盾日趨激化。“7.20事件”對毛澤東文革司令部和文革本身的反動，刺激了群眾性的對軍隊和國家機器的全面懷疑與進一步沖擊；
與此同時，無政府主義作為對于機會主義罪過的懲罰，也被推到極致。從而，并非完全因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派的直接反對，而是基于體制性力量對文革的強大惰性，也基于文革司令部內部的重大思想方法分歧，毛澤東不得不改變策略，拋出左翼激進文人，避開政治危機，以平“軍憤”、“黨憤”，并警示與約制造反群眾——防止運動過激觸礁。文革的進程終于在開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內部，和在造反群眾中清洗反革命的“5.16”，開始重大轉折，出現(xiàn)迂回、退卻。司令部內部的思想與方法分歧，裂痕開始擴展，延及終極。
不過，文革1967年的“熱月”，并不像一些文革歷史學者那樣傷感與膚淺認為——由于文革司令部對“武漢事件”的處理直接導致，本文也不對“熱月”本身進行研討。“武漢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后相關形勢發(fā)展變化，僅是產生熱月的成因之一。
“武漢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后出現(xiàn)的熱月，留給后人相關的歷史啟迪和教訓。
“武漢事件”以及毛澤東文革司令部對問題的處理與“表態(tài)”，成為文革初期，以推進與抵制、造反與保守爭斗為標志的一個頂峰。文革進程從發(fā)動和持續(xù)上升推進，轉為相對收縮與回歸。在革命造反派群眾眼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著“八月失敗”。
對武漢反文革路線的“7.20事件”的反擊和批判，解決不了文革的勝負問題，武漢和周邊地區(qū)的“紅八月”，為近期的“熱月”和長遠的“熱月”，埋下伏筆。文革的群眾性革命造反終究被反文革的正統(tǒng)體制顛覆，成為必然。
毛澤東對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群眾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維模式，未為兩派群眾真正接受與貫徹。他對于抵制文革的體制性力量和愚鈍武人的寬厚引導和政策迂回，沒有得到文革所沖擊的體制秩序的認同與理解；
文革司令部對于無政府主義的批判和非馬列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的約束，也未能被廣大革命群眾真正接納。
毛澤東關于改善黨和國家機器的思量與嘗試，在武漢事變和“熱月”受到嚴重的阻遏。文革派的輿論和群眾，把部隊干部的路線覺悟期望到經院化地步；
實際上，對革命戰(zhàn)爭年代過來的老軍人而言，在文革中與其說路線沖突居于首位，毋寧說革命過程里的生死情誼、軍地差異、對革命戰(zhàn)爭建立的新秩序的恪守、維護，對于我們革命政權合法性的簡單理解，以及山頭、宗派沖突與個人、團體過節(jié)影響著乃至決定著現(xiàn)實的是非取向。這些，無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澤東讓軍隊打思想仗、政治仗，為繼續(xù)革命保駕護航的初衷。期望老將帥們真正理解、支持文革，來取得從革命者—管理者身份的轉型，取得徹底代表人民的根本合法性，難以實現(xiàn)。
“7.20”是對毛澤東文革理想的第二次挑戰(zhàn)和打擊，預示了未來文革的顛覆——體制性力量對于毛澤東文革路線和政策權威性的顛覆。
“7.20”是初期文革運動眾多矛盾交叉的一個契合點、爆發(fā)點，它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觀點的人們長久地爭議毛澤東文革的初衷和功過，文革是“該”還是“不該”？也使人們從文化的范疇沉思中國政治與社會矛盾、黨內歷史和現(xiàn)實斗爭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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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下旬，我已從部隊分配到河南農村鍛煉，參加“整建黨”和“農業(yè)學大寨”運動，便在打麥插秧后休探親假，第一次游覽了岷江-都江堰、烏江-遵義、花溪-貴陽、漓江-桂林，瞻仰湘江-長沙-韶山，再趕回母校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恰逢1969、70屆同學畢業(yè)分配。他們剛從“斗批改”的大別山區(qū)驚惶失措回到武漢，“樹倒猢猻散”般悄然離開學校，并傳告我：“老夫子”陳伯達親自誘導，在文革熱鬧一時的水院，挖掘出龐大的“5.16反革命集團”，軍、工宣隊正在等待我們上門自首。過去鼎沸的學生宿舍現(xiàn)在十分冷清、零亂狼籍，我在低年級同學的宿舍，偶爾發(fā)現(xiàn)一本丟棄的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單行本。我耐下性子，在蒸籠般熱騰的蚊帳里翻閱這書，開篇就讀到老馬克思那震撼心靈的話語：
“除了很少的幾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編年史中的每一較為重要的篇章，都題名為革命的失敗！
但是，在這些失敗中陷于滅亡的不是革命。陷于滅亡的是革命前的傳統(tǒng)的殘余，即那些尚未發(fā)展到尖銳階級對立地步的社會關系的產物；
陷于滅亡的是革命政黨在二月革命前沒有擺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觀念和方案，這些都不是二月勝利所能使它擺脫的，只有一連串的失敗才能使它擺脫�！�
我仿佛被老馬克思的歷史閃電擊中。
我在悲憤里離漢北上，感到：我們又遭遇了“江南一葉，千古奇冤”……！
無疑，文革的造反學生，在經歷了1967年文革反對派狂宴般的“7.20事件”僅僅三年之后，正徹底遭遇了自己的“滑鐵盧”，在領受對文化革命的一連串譴責和文革的失敗。當年，我讀法國革命史，比照馬克思的原話在思索：如果說不是文革本身陷于滅亡，那么，陷于滅亡的是文革前的什么傳統(tǒng)呢？是革命的共產黨沒有擺脫的哪些人物、幻想和觀念呢？1967年被樸素的民眾幼稚地比之為“七月革命”的勝利篇章，為什么迅疾轉為革命的失敗呢？這也是我苦思了36年的問題。整個文革的問題過于龐大復雜，需要一部部專門史（范疇和學科、地區(qū)和階段）來分別闡述，要一大部真正科學的、屬于人民的文革通史來研究論述。但對一個地區(qū)震撼性的和全國運動節(jié)點性的重要篇章——“7.20事件”，今天多少應該來事后談史了。
一、“7.20事件”史實的回顧與廓清
對于沒有專門研討過武漢“7.20事件”的海內外朋友與年青學者，需要首先回顧史實和廓清事實真相。
1967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湖北文革問題；
湖北省軍區(qū)獨立師部分指戰(zhàn)員和武漢群眾組織“百萬雄師”，抵制中央處理問題精神，沖擊武漢軍區(qū)和東湖賓館，揪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全市武裝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線與方針，形成在文革發(fā)展變化中有重大和深遠影響的“七·二○事件”。
周恩來7月18日在武漢軍區(qū)的總結講話，交代了武漢分歧的由來與發(fā)展：“1·26奪權就奪權，2·8聲明出來，很多人支持的，2·8聲明盡管它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但是軍區(qū)卻組織了對群眾造反組織一個聲明的大批判。周接著指出：“不管怎樣……不該把2·8聲明看得那么嚴重，因此就出現(xiàn)了“2·18”，“3·21”，由于沒有把奪權問題看成主流，而接連出的錯誤，工總的圖片是丑化工總……”。軍區(qū)發(fā)布“3·21”通告，解散了幾十萬人的造反群眾組織工人總部。學生組織二司受到批評指責，所以周恩來說：“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過的，……當時說了工總解散就解散，這樣無組織無紀律，可是我們當時想的是，這是一種思潮”�！啊偃f雄師’是4·16開始醞釀，5·16成立，說明當時武漢軍區(qū)的指導思想。當時我們沒有指出完全有錯誤，而你們繼續(xù)了錯誤思想……你們的指導思想不是糾正錯誤，而是發(fā)展。你們的6·4公告出來就使“百萬雄師”得到合法發(fā)展。6·6通令出來，六月七日“百萬雄師 ”就有調整……在軍區(qū)開過會，六月八日發(fā)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斗的出現(xiàn)造成群眾的對立�！堰@四個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夠了。好的壞的，武漢形勢的發(fā)展有幾個問題處理不好，虧理，所以他們就要抓頭頭，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
本來是個群眾認識的分歧問題，軍區(qū)非要弄到鎮(zhèn)壓“反革命組織”，結果武漢各個造反組織團結起來，喊出“打倒陳再道，抓譚氏人物”的過激口號。而“舊的習慣勢力，保守舊的社會秩序”（周語），醞釀組織起龐大的“百萬雄師”支持軍區(qū)對造反派的鎮(zhèn)壓，挑起系列大武斗，造成緊張局勢。所以周恩來說“這主要責任在武漢軍區(qū)負責同志”。并建議：“武漢軍區(qū)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工人總部的解散。中央建議陳再道和鐘漢華進行自我批評。出圖片，是嚴重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被關押的造反派頭頭”�！暗诙�、肯定工人總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眾組織、左派，大聯(lián)合以他們?yōu)楹诵�。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你們解散工總可能受我指名的影響。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進行報復，這個工作中央幫助來作”。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武漢軍區(qū)的總結講話，概括了運動的過程，問題所在及其性質，解決問題的方針、思路，是認識事件之前中央精神的一個關鍵。
通過重新發(fā)掘文獻和歷史記載、群眾組織和中央的調查、訪問重要的當事人，考證一些事實，圍繞中央處理武漢問題、“7.20事件”，基本歷史事實如下：
1從著手準備處理武漢問題，到具體解決武漢問題、處理武漢事件與事件的善后中，周恩來始終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其中，最關鍵的當然是7月18日周恩來總理在武漢軍區(qū)二級部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代表毛澤東主席和中央對解決武漢問題的表態(tài)，表達與貫徹對處理武漢問題的基本方針，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針對反抗的也正是講話的精神實質。
周恩來有規(guī)范的信息渠道與機構，如“文化革命聯(lián)合接待室”、總理辦公室、總理聯(lián)絡員、中央文革記者站。他對于解決武漢問題，早有自己的實際調查研究與思想準備。受毛澤東委托，他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代表中央處理多個省市的問題。從本質上看，這些地方問題與湖北武漢并無二異，都是軍隊介入以后，造反派與軍隊矛盾、兩派沖突加劇。中共中央指導武漢地區(qū)文革運動的精神，應與當年其他省市問題的處理原則無二：批評部隊在支左工作里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造反派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團結對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歷史地看，中央認為“大聯(lián)合奪權”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
現(xiàn)在知道，中央文革在毛、周到武漢前，并未正式研究過武漢問題，對武漢下什么結論，但周恩來對武漢情況完全知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與毛澤東倆人在67年7月10日前，連續(xù)三日商議，并于13日在碰頭會宣布毛、周率軍委其他領導南巡的決定，毛澤東在會上也沒有對武漢多說什么，僅僅談了宏觀形勢與任務，表示要去調查研究。而周恩來代表中央的18日講話提綱，是他在東湖聽取匯報、與毛主席商議后，在當?shù)夭菥偷摹?/p>
事件發(fā)生以后，周恩來于7月20日下午飛抵武漢，組織將毛澤東轉移到上海，命令軍區(qū)尋找王力，調動部隊，平息武漢事態(tài)；
旋即率謝富治、王力等離漢返京。
2．在毛、周到達武漢前夕，武漢軍區(qū)陳再道司令員、鐘漢華政委為軍區(qū)支左工作定調子。陳在中央學習班的檢討中也說：“7月9日常委會定調子，7月10日開各大單位負責人會議，明確的很肯定的統(tǒng)一口徑，統(tǒng)一思想，說沒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不能翻案，批判二八聲明是對的，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把百萬雄師加以美化……‘七.二零’事件為什么起來？以前就有這個思想，我們貫徹了這個反動思想，蒙蔽了群眾。以后聽說錯了，有方向路線錯誤，工總要翻案，（群眾）就保護我這個反動路線。長期這樣，所以一下子翻過來，群眾不愿意……”。
3．毛、周到達武漢，開始對軍區(qū)做工作時，業(yè)已出現(xiàn)懷疑中央的輿論和謠傳：
“（獨立師）向連隊的戰(zhàn)士們大量灌輸惡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輿論，把‘三新二司’的學校和他們所在的民眾樂園描寫成恐怖世界，人間的地獄，渣滓洞的宮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將說成混蛋流氓和殺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說‘6.17’大血案，解放軍去制止武斗的一個加強團的人被民眾樂園的牛鬼蛇神殺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連隊死的只剩十幾個人，一個空軍女廣播員被‘三新二司’拉進民眾樂園脫光了衣服，開腔破肚，割了腦袋，說他們殺人放火，搶友好商場、搶糧店等等”。[2]
16日，武漢三鎮(zhèn)大街上就已開始出現(xiàn)“百萬雄師”的大標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反對欽差大臣”，“強烈要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強烈要求王力、謝富治到工農群眾中去”、“強烈要求王、謝首長下連當兵”。17日，凌晨謝、王一行到“百萬雄師”總部，王力強硬批評其頭頭，接見非但沒有增進溝通了解，還促使了“百萬雄師”對中央文革的極度反感抵觸。[3] 并沒有參加此次接見的湖北省勞改局軍管會代表翁某，就在17日說：“王力是知識分子，是相信知識分子的，是執(zhí)行臭知識分子路線”；
“這次王力這樣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問題，‘百萬雄師’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時候部隊才不管的”。這是一個天才的預見！19日，軍代表張某對“百萬雄師”說，“中央最近有個別人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其中有：河南省軍區(qū)支左方向錯了；
二七公社是左派組織。毛主席看后，將這兩條劃掉了”；
“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現(xiàn)在，中央把全權交給了武漢軍區(qū)，因為武漢軍區(qū)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過，運動至今還沒有開槍打死過人”�！敖鬈妳^(qū)指戰(zhàn)員被迫轉入農村”；
“中央某同志說產業(yè)軍是保守組織，與貧下中農相處很好�，F(xiàn)在成都物資緊張，生活困難……關于成都問題，中央作出決定后，部隊不通，其中8個戰(zhàn)士徒步上北京，要將材料親手交給毛主席，對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4．在軍區(qū)匯報、周恩來談話時出現(xiàn)的抵觸與沖突：
周恩來與陳、鐘談話做工作；
但陳再道仍十分抵觸，不滿周的講話。周苦口婆心勸說陳：文化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經驗犯了錯誤；
錯了改正就好；
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要打倒你們。主席對此都已經表態(tài)了嘛！但陳再道依然不滿，將整理的工人總部的材料送給周，甚至揚言讓總理去調查嘛。說：“毛主席自己說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數(shù)、軍隊戰(zhàn)士的大多數(shù)、群眾的大多數(shù)，這三個大多數(shù)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說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還不知道”？以至指著周的講稿揚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講稿上簽字，我們就執(zhí)行”。[4]
陳再道后來檢查說：（我）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號的指示，要我們做好部隊工作，做好“百萬雄師”的工作，也未傳達，也未去做�！芸偫碇v了，不是真通……總是他（指總理）在講，自己還在那里叫把過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為什么叫送上去呢？總是思想感到他們（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沒有看到這方面，沒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態(tài)，心里總還是抵觸的，不愿意堅決貫徹。鐘政委事后檢查說[5]：14日“總理向陳再道和我傳達了主席的寬大關懷和又嚴肅的警告，要我們不要把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覀儭牪贿M去，也不向常委傳達。謝副總理和楊代總長都和我們打了招呼，說工總要翻案。我們……仍按原方案匯報。為了穩(wěn)定決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
“在15、16兩日的匯報中，中央首長的插話又進一步明確了我們的大方向錯了，工總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對的。顯然我們的攻擊失敗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隊（各大單位的領導）調上來攻擊中央。要中央聽聽下面的意見，其實都是我們定的調子。下面對‘百萬雄師’、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觀點和見解的。特別是‘百萬雄師’挑起大武斗以后，這是再次企圖逼中央照我們的方案辦”。
5．省軍區(qū)獨立師將總理講話要點傳達，挑動了部隊反彈。
鐘漢華后來檢查[6]是準確的：“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傳達，我批準蔡炳臣傳達了（按：7月18日晚），這是‘7.20’反革命暴亂爆發(fā)我點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謝副總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辦，反而叫大家快傳達，分秒必爭。這是我點的第二把火”。
18日夜，軍區(qū)會議精神由獨立師蔡政委決定傳達到團級干部，次日又傳到排級干部，并把派出去的軍代表叫回聽傳達。蔡說：“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回報的，但一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愿聽取大家的匯報。鐘政委在匯報時說一句，總理問一句，問得鐘政委答不上來，只好把匯報提綱放在一邊作檢討。軍區(qū)后勤和其他單位觀點都是一致的，在匯報時也被頂回去了。我們匯報對新華工看法時，王力很反感……總理和王力很注意我們兩個”。“王力講，三新、二司打解放軍是對解放軍的最大愛護。王力把‘百萬雄師’的優(yōu)點都變成了缺點”。群情激憤之下，牛、蔡說“你們對外不要提總理說的”，暗示把矛頭指向王力。
蔡又向8201機關干部傳播謠言說“王力的老婆是新華工的副教授，難怪新華工的消息那么靈通；
兒子是二司的頭頭，所以王力說二司好”；
牛插話“王力是國民黨員，還是從公安廳查到的，還來不及向中央報告”；
對于王力的政治謠傳，在15、16號已經在社會上散布。
軍區(qū)秘書科揭發(fā)：19日下午軍區(qū)召開師以上干部會議時，獨立師的戰(zhàn)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來造反，反對“四點指示”，（當時謝、王正在傳達總理指示）但是機關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點指示”，為何獨立師知道那么早？又沒有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結果造成部隊思想大混亂，甚至發(fā)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7]
19日下午，蔡政委氣沖沖離開軍區(qū)會場，牛相繼退出回到師作戰(zhàn)部，牛對部下大發(fā)怨氣，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9時，8201的49人沖進軍區(qū)，硬要謝接見，回答問題。并質問軍區(qū)：王力憑什么把擁有120萬人的群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23時半，8201各團宣傳車在師部集中，準備上街。蔡說“去就去吧，要守紀律”；
有200多指戰(zhàn)員圍著軍區(qū)二號樓大鬧。
對獨立師的異常行徑，干部曾提出疑問和意見——19日晚12時許，六團翟團長當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讓部隊上街”，蔡氣沖沖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開槍就行”。
6．獨立師領導縱容和參與了揪斗王力和擴大事態(tài)。
某些人在19日下午將“百萬雄師”首要頭目接去，面告毛主席就在東湖的絕密消息，授意群眾去向中央反映自己對武漢文革問題的意見。[8] 半夜至次日凌晨，獨立師干部和“百萬雄師”在軍區(qū)密謀沖擊東湖賓館、揪斗王力，名曰要求中央首長接見，與王力談判。
“百萬雄師”沖擊東湖賓館中，警衛(wèi)人員多次向獨立師首長牛、蔡報告情況，而牛、蔡無動于衷，不向軍區(qū)報告，也不積極設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時許，牛才到現(xiàn)場也并不采取果斷措施，放任圍攻、綁架王力，說：“讓王力上車吧，上了車還好些！”并親自參加在軍區(qū)內對王力的批斗。事件發(fā)生之后，蔡探問大家看法，有機關干部指出其性質是兵變，蔡當即回答說：“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了，……黨中央、毛主席不會那樣處理”。當晚，蔡又說：“這次我?guī)Я祟^，創(chuàng)造了談判條件，以‘百萬雄師’和軍隊為一方，以‘三新二司’為另一方到北京去談判”。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傳車約50余人到師部開會，蔡作了新布置，講：1、這兩天他們做了一個大好事，把群眾發(fā)動起來了，火已經點起來了，迫使武漢軍區(qū)作檢查的公告不能發(fā)表，創(chuàng)造了去北京談判的條件�！�2、火已經點起來了，現(xiàn)在要求大家穩(wěn)定下來，準備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來整理材料。
22日晚經蔡口述，傳達四條緊急命令，再次規(guī)定要堅信師黨委的決定是正確的。
7．“百萬雄師”部署繼續(xù)抵制、散布謠言。
20日獨立師干部戰(zhàn)士和“百萬雄師”在軍區(qū)批斗王力，強迫他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tài)；
又在全市組織大規(guī)模武裝游行，呼喊反對中央精神的口號，掃蕩革命造反派。
當晚，“百萬雄師”會議擬出行動綱領：1、“要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們就取得了主動，就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候，由‘百萬雄師’出面，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軍區(qū)不能出面，他們不方便�！偃f雄師’是群眾組織，他們不能怎么樣”。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緊張局勢。‘百萬雄師’必須保證每天有20萬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對武漢問題表態(tài)。與此同時，要封鎖機場、車站、碼頭和長江航線，決不能讓王力跑出武漢”。3、“全面奪省市委的權，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央承認”。21日上午，“百萬雄師”召開奪權動員會議，一號頭頭俞文斌說“今天請大家來商量一個十分重要的事情。這個事情很秘密，在‘百萬雄師’的勤務員中，也只有四個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講，使我們很被動。我們要變被動為主動。我們醞釀了一下，打算奪省市委的權……”。下午，“百萬雄師”開會，將“臨時聯(lián)合代表團”改為“專揪王力聯(lián)合指揮部”，訂出計劃：組織力量控制水陸交通，不準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決武漢問題；
王力問題由“專揪王力聯(lián)合指揮部”負責批斗；
堅決不準為工總翻案，誰翻案誰負責；
關于揪王力問題要通告、通電全國，爭取外援。
23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謝、王回到北京，周總理等到機場迎接的消息。被壓制了幾天的革命造反群眾無不歡欣鼓舞。晚上，“專揪王力指揮部”有人針對中央對事件的表態(tài)，秘密制訂計劃，準備啟用人武部掌管的槍支彈藥，裝備60萬人抵抗；
組織10萬人徒步進京告狀。此外，“”百萬雄師頭頭召開會議還決定武器不上交，組織不散，如果抓“百萬雄師”的人，加倍還擊。24日，“百萬雄師”出動了百余輛卡車游行，呼喊“打倒陳再道”的口號和“踏平工總，鎮(zhèn)壓反革命”。
在事件整個過程中，他們散布大量所謂“毛主席語錄”和謠言：“百萬雄師大、好、純，是個創(chuàng)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發(fā)現(xiàn)：“一、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二、紅衛(wèi)兵；
三、上海一月革命；
四、武漢的‘百萬雄師’”。
形形色色的“北京來電”：
“中央文革來電”：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關于武漢問題的表態(tài)，中央不知道；
中央將派周總理和陳伯達同志來武漢解決問題；
三、謝副總理和王力是來武漢了解情況的，不是來處理武漢問題的。
“中央軍委來電”：一、武漢部隊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
二、為了滿足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就可以造反；
三、百萬雄師好，陳再道好。
8．抗爭的矛頭已指向毛澤東與中共中央。
20日下午，在獨立師師部，師政治部主任進來專門探問蔡炳臣政委“那個人呢怎么樣了”，并追問“那個人呢��？”蔡反問“哪個人”？“就是那個游泳的人，問那老頭子那地方”？！后來師作戰(zhàn)科長和干部科長盤問張根成（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并說：“你們中央帶著框框下來，不深入群眾，不調查研究；
來到武漢就到知識分子窩里鉆。你們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識分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要工農兵……你們中央奪軍權”！其實，早在7月19日，有人專門用小車接走“百萬雄師”一號頭頭，授意群眾去向中央來人請愿，并告訴毛主席就在東湖。在他們批斗王力時，軍區(qū)副政委要29師張政委讓群眾頭頭放了王，傳達總理指示——派代表商談解決武漢問題。一個頭頭居然把桌子一拍，說“武漢問題，就在武漢解決，毛主席就在武漢”！[9] 顯然，動亂的挑動與組織者明明知道毛澤東在武漢而為之，就是要向黨中央施加壓力。
在游斗張根成時，車上的軍人率直地指責：“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萬人的‘產業(yè)軍’打成‘反革命’，在內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軍打成‘�；逝伞保骨榫w十分激烈。在連續(xù)幾天的活動里，有人在軍區(qū)大門外激憤議論：“謝富治算老幾？能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嗎”？“揪出謝富治”！兩個軍隊干部說“謝富治想跑，老子海陸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脫”？支左辦公室門前守衛(wèi)對旁人說“過去壓，壓得服，現(xiàn)在就不行了。我們解放軍的槍桿子是不好使喚的”，有人講“揪出謝富治的后臺”！一群眾對一個“百萬雄師”群眾說“你們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說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兩個反革命來漢支持反革命”。一個軍人說“中央要解決武漢問題，沒有我們武漢海陸空三軍通過，就不成！”
武漢測繪學院有署名“三司“的標語寫“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大標語很說明問題：“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斃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條褲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三司”有人貼出大字報“質問陳伯達”說陳是王力的后臺；
甚至有人說“不管周XX資格有多老，職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馬”。
以上盡管都是軍民群眾的個人言論，但反映出一個普遍的對抗情緒。
20日周恩來將重返武漢，陳再道說“周總理來了又怎么樣，還不是和王力一樣”！在獨立師師部有人說“聽說總理和伯達要來”，回道“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一個調”！
9．實際上王力沒有泄露總理講話。
輿論總是宣揚王力泄露了“四點指示”。實際上7月19日凌晨，謝富治在水利學院講話，并沒有傳達或提到中央處理問題的精神。王力接著謝富治發(fā)表激情和煽情的講話，也沒有傳達四點指示，而是談了幾個意思：堅決支持造反派；
要求造反派團結多數(shù)；
造反派要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正確對待解放軍。從講話內容看，王力在群眾中沒有泄露或公開周恩來的講話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則中的。在當時的具體背景下，這些精神是正確的，是引導群眾的。如不是獨立師與“百萬雄師”公開鬧事，武漢群眾根本不知道什么“四點指示”，何來造反派在武漢三鎮(zhèn)大肆宣傳“四點指示”呢，豈非60年代的“東湖縱火”說嗎？
10．“7.20”中的武斗是6、7月對群眾武力鎮(zhèn)壓的繼續(xù)和發(fā)展。
“7.20事件”中，鬧事者對中央代表王力的武斗之外，他們在武裝示威中，繼續(xù)對不同認識的普通群眾，采取了掃蕩性的鎮(zhèn)壓。20日，“百萬雄師”大打出手：在警報聲和“‘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口號聲下，圍攻和沖擊武漢鋼鐵公司、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華師一附中，掃蕩和抓捕造反派學生、教師。馬路上的群眾，一旦被人指認為造反派，即被毒打。
21日，獨立師、“百萬雄師”繼續(xù)武裝游行，沖擊湖北大學，并發(fā)射數(shù)百發(fā)子彈；
幾個人（包括賣冰棍的孩子）倒在“百萬雄師”長矛下，200余人被關押。一些中學校受到洗劫。深夜，“百萬雄師”電話不斷打到水利學院總機和其他院校，威脅道：“今天晚上血洗你們學�！保�
24日“百萬雄師”發(fā)起對體育學院和測繪學院的攻擊，并刺傷制止武斗的解放軍。直到次日上午11時周恩來親自來電制止，車輛才散去。
這些暴力事件，就發(fā)生在毛、周身在武漢之時。
11．當年黨中央對事件的處理。周恩來與謝、王等回到北京后，新華社廣播消息，全國掀起譴責“百萬雄師”、支持武漢造反派的巨大聲浪。
22日凌晨，毛認為：陳是蠢人，頭腦簡單，思想反動；
離開以后，北京采取的措施是對的；
軍隊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23日凌晨，周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指示以中央名義召陳、鐘和軍區(qū)、部隊部分首長進京。
25日，毛澤東就中央給武漢軍區(qū)黨委的代擬復電：“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時十分來電并所附武漢部隊公告全文已經收到。中央進行了討論。認為（一）你們現(xiàn)在所采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fā)表。（二）對于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并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變過來。（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機報復。（五）要警惕壞人搗亂，不許破壞社會秩序�！�
得到毛批準的武漢部隊《公告》中將“七二零”事件稱為“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并稱事件“是在部隊內和‘百萬雄師’內極少數(shù)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下進行的。而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毙Q“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
26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會上批判陳再道，指事件為“叛逆行為”。
27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zhàn)員的信稱此事件為“嚴重的政治事件”；
表揚武漢造反派：“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涂地”�！叭珖鵁o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并且改組了武漢軍區(qū)黨委。
12．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徹底”否定，“七·二○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復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漢軍區(qū)報告，為該事件平反；
該報告稱：“‘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幫’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黨亂軍，挑動群眾斗群眾，以達到其破壞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親手策劃挑起的一個重大事件”。
小結：
“7.20事件”所表現(xiàn)出的以獨立師、“百萬雄師”為代表的傳統(tǒng)體制性力量，對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的反抗，在政治層面上講，的確是一次特殊歷史時期的事變、兵變、民變，是無產階級的黨和國家、軍隊關系決不能容忍的反叛事件，即使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也決不容許的。他們的階級關系與革命對象理念，他們追逐發(fā)自內心的謠言，狂熱地推崇一個“過去的”說法，打擊進行中的現(xiàn)實的毛澤東。這是極端“無意識”下的極端有意識，是群體無政府控制狀態(tài)下的十分有（政府）控制。法國學者勒高夫所謂的沒有意識，“是自然的永恒內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虛無縹緲的觀念，是一些老生常談，禮儀和道德規(guī)范”，撇開這種西方的話語，文革中被保守的右翼勢力“無意識”化的東西，就是十分傳統(tǒng)的政治規(guī)范的觀念�！坝捎跓o意識行為已深深地積淀和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成為影響甚至支配個人和集體活動及歷史發(fā)展進程的強大的歷史惰性力量”。（徐浩 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P161）不要以為反革命的學者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僅僅是對于歷來造反群眾的分析（或詆毀），一些概括倒也十分適合于“7.20”中的“百萬雄師”的某些特征；
他認為“群體中的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傳染性暗示過程的起點……一個人編造的奇跡，立刻就會被所有的人接受”；
“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10]而沖動的群眾的偏執(zhí)、專橫，在群情激憤中得以充分釋放與輾轉放大，許多沖突、突發(fā)事件，不都有這種特性嗎？
熊彼得的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就述及勒龐的群眾心理研究，告訴人們“人在群集影響下其行為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在激動情況下思想和感覺中道德約束與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沖動、幼稚行為和犯罪傾向的突然爆發(fā)”，而且“群眾心理現(xiàn)象絕對不限于在拉丁市鎮(zhèn)狹窄街道上暴動的暴民。每一議會，每一委員會，每一由十幾位60歲開外的將軍組成的軍事會議，無不流露出暴民鬧事時那種十分觸目驚心的特征，特別是流露出責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對非邏輯影響的較多的敏感”。
后來系列的顛覆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所謂文革回憶與研究，把事件的觸發(fā)，別有用心地歸結為造反派狂熱擁護被泄露的中央指示精神。就如把1791年7月17日法國的“馬斯場”鎮(zhèn)壓，簡單看成為因為頑童偷窺——激憤的群眾懲罰的暴力——觸犯了秩序——觸發(fā)了軍隊（對和平請愿）的鎮(zhèn)壓一樣。而法國在復辟時期的資產階級歷史學者，也早已走出這種偏執(zhí)、低廉、表面的圈子。
“馬斯場事件”，是法國大革命的右派積聚已久的對群眾革命的恐懼、反抗的必然�！�7.20事件”是中國文革的右翼勢力和群體積聚已久的對于毛澤東文革路線與理論的困惑與恐懼，對領袖與廣大熱心支持毛澤東文革的群眾反動的必然。
二、“7.20事件”成為文革進程的拐點
R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分析了文革中三個相互關聯(lián)又獨立的系統(tǒng)——1、黨政干部體系，2、中央文革和由它發(fā)動、保護和指導的激進群眾組織，3、軍隊體系；
指出從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三個相互競爭的組織體系之間的平衡演變的時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長情況，可以通過研究四個關鍵的轉折點得到很好的了解：“二月逆流”、“武漢事件”、清洗“五一六”組織、楊成武被解職和遣散紅衛(wèi)兵。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發(fā)生在夏天的“武漢事件”，上承所謂的“二月逆流”，直接或間接連接、觸發(fā)清洗“516反革命集團”、遣散紅衛(wèi)兵（以及楊成為中央權力斗爭的犧牲），是轉折中的關鍵。分析深邃地提出[11]：“盡管‘武漢事件’對主要參加者的影響不是太大，但從更廣泛的方面來看，其影響是毀滅性的”。
1967年也成為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從上升到下降的轉折。
1．確實不是一個武漢的問題
從”一月革命”，毛澤東號召全面奪權，軍隊介入支左和普遍壓制革命造反，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繼續(xù)推進群眾的思想解放—革命造反，在毛澤東和造反群眾來看，運動始終沿著上升的軌跡前進。春天到夏天，一個一個省區(qū)的問題得到解決，造反群眾得到中央的公開支持，群眾組織也在整理組合之中，與1966年相比較，所謂革命與保守的兩大陣線，業(yè)已初見輪廓。青海、內蒙、四川的斗爭，體現(xiàn)出軍隊介入后情況的復雜未卜——總體性對文革的不理解和抵制。在中央的指導和壓力下，運動仍前進了，軍隊在重新體現(xiàn)保護人民、摒棄鎮(zhèn)壓的革命宗旨。但是，誠如邁斯納分析的，軍隊難以確定到底誰是真正的左派，基于傳統(tǒng)觀念和為了穩(wěn)定局勢，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進的組織：“軍隊既擔負著援助群眾的革命行動的任務又擔負著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的任務，而這二者常常發(fā)生沖突。軍隊領導人通常寧愿選擇后者。未了維護秩序，軍隊經常對那些比較激進的群眾組織進行武裝鎮(zhèn)壓”。[12]
對激進的反權威和反秩序的造反進行鎮(zhèn)壓，實際上鼓舞和支撐、整合了逆反文革的傳統(tǒng)勢力。這個整合，從思想上到組織上在迅疾完成，暗流在地下潛行，進行中的革命運動終于遭到“7.20”的狙擊。盡管周恩來在7月18日講話里也提到還會有反復的，毛澤東和他空前絕后地共赴武漢，親自坐鎮(zhèn)解決運動問題，但毛澤東卻沒有料到體制性的反抗會如此地強大與頑固，特別，是以空前浩大的群體性反抗表達出來（盡管中央給武漢軍民的“一封信”也說：軍區(qū)個別負責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眾，用造謠欺騙的手段，顛倒黑白，把他們引入迷路）。毛依靠革命軍隊、發(fā)動群眾推進文革，卻遭遇到軍隊與體制性的群體的狂熱對抗。毛身臨其境，不能不在實際問題中感觸到抵制文革理論與路線的問題何在，甚至感悟群體性的軍民“紅色”暴力與國家機器被蛻換為鎮(zhèn)壓人民工具的可能。毛澤東很不情愿地撤離武漢，周恩來對事態(tài)發(fā)展作了最壞的一切準備，他也不得不化裝進入與離開市區(qū)。部分軍隊及其主官竟然抗拒軍隊最高領導的指令，對于黨和軍隊、國家的創(chuàng)建者來說，是一次刻骨銘心的沖擊。特別是這種狙擊來自一再宣傳的：我們應該相信的群眾和依靠的軍隊；
被狙擊的卻是黨和軍隊的創(chuàng)建者與統(tǒng)帥，也正是幾十年軍隊與群眾運動的運作高手：毛和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周恩來在7月22日說：“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fā)生這種情況……”！[13] 他已經看到毛主席的文革的軟肋所在，看到代替了癱瘓的黨政體系，唯一可與文革路線叫板的傳統(tǒng)力量。
對毛澤東來說，擴大人民民主與改造國家機器的相互促進與對立統(tǒng)一關系，還有極艱險的漫漫歷程，巴黎公社以來國際共運始終沒有解決的現(xiàn)代政治學的問題,依然存在。今天，人們指責67年8月的狂熱，批判文革運動中“揪軍內一小撮”和“砸爛公檢法”口號時，實際上卻回避了毛澤東文革初衷的問題。他在1967年的熱月之后，還給剛果（布）總理努馬扎萊說：“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14]。他在遭到阻遏和挫折，文革發(fā)生轉折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原始的理念。
2．對文革的懷疑和抵制不容忽視
文革的領導核心和激進文人，對于基于傳統(tǒng)政治體制的軍隊和普通工農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估計過高，以為用仰仗毛澤東的權威、文革的輿論攻勢、激進的群眾運動，就可以較快地使傳統(tǒng)的革命基礎群體覺悟起來，擁戴毛號召的實際運動。
大家研討文革，往往以為運動僅僅是杰出領袖與風云人物號召鼓動的，低估了出自內心的支持，或抵制的——群眾性自發(fā)力量的能動性。基層的造反群眾與傳統(tǒng)力量面對面，體會到要證明自己革命性并成為多數(shù)十分艱難；
他們缺乏理論修養(yǎng)，缺乏政治訓練與經驗，在傳統(tǒng)力量前顯得十分沖動與幼稚，往往被更有行政——甚至政客經驗人耍弄，跌入政治陷阱。他們不懂得周恩來一再告誡紅衛(wèi)兵：正確的政策是路線的保證，繼續(xù)用1966年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時——激進反抗的簡單手法，來對付已被他們用暴力簡單地“打垮”了一次的偏保守的群眾，并對抗在這些群眾背后的軍隊干部（他們冷冷地觀察，極度的反感運動）。毛、周，乃至到武漢傳達精神的謝、王，一再強調要正確對待解放軍和不同意見的群眾，就是批評和引導的造反派。部隊干部和保守群眾的本能的反對、恐懼的心理就不用說了，前面引述的言論與心態(tài)，已體現(xiàn)出他們幾乎把在中央面前“攤牌”，作為一次生死決戰(zhàn)。
有意思的是，文革運動中我們一再喜歡引用一條語錄，說什么幾何定律違背了人們的利益，也會遭致人們的反對。[15] 可能這老話的現(xiàn)實意義在于：“7.20事件”里，毛澤東和造反群眾都清楚看到——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理論及其創(chuàng)導者毛澤東，違背了舊有政治體制的既得利益集團和群體的狹隘利益，也必然會遭到體制性力量從心理到實際言行的狂暴反對的。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反抗對象沒有所限，哪怕你是我們曾經擁戴的毛澤東！
“7.20”的反抗，由于它明目張膽地反對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反抗革命政黨與政府權威的暴力行徑，理所當然地被文革司令部和擁戴毛澤東文革路線的造反群眾，反對和壓制下去了（“百萬雄師”一些逐步自覺與始終堅持的分子，后來明確認為“事件”是被已經公認為“壞人”的林彪、江青鎮(zhèn)壓下去了，是一種“路線趨附”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的自我安慰）。然而革命路線的壓制和武漢軍區(qū)改組、“百萬雄師”如鳥獸散，并不等同于聲勢遠大于宮廷“二月抗爭”（黨內高層正常的思想斗爭）對毛澤東的第一次打擊，更不等于抵制文革的傳統(tǒng)習慣勢力的全盤潰退。
3．群眾運動的高潮就是頂峰
猶如神州的初春、晚秋冷暖氣流強烈交鋒、拉鋸的天氣乍寒乍暖一樣，武漢造反群眾在短短的一個半月里，初次真正體會到政治斗爭的激變與反復，體會到激情的歡愉和政變的恐怖，經歷了挫折與轉折。在中央強大輿論的支持下，武漢造反群眾翻身了，“武漢的公雞下蛋了”！新華社連篇累牘的報道與社論，給武漢群眾戴上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榮譽桂冠；
以對武漢事件的看法表態(tài)，新華社廣播點了全國一系列大致與“三鋼”“三新”類同的革命左派大名，全國的“革與�！标嚲�頓時分明，中央也力圖讓湖北問題的解決影響周邊地區(qū)，推進全國運動。中央給武漢軍民的一封信歡呼“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按林彪秘書轉引葉群的話說：“中央文革決定，要借這次武漢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衛(wèi)毛主席，保衛(wèi)中央文革，保衛(wèi)文化大革命，把當前這種反動逆流打下去”[16]。的確，武漢事件成為文革初期上升趨勢中的最高漲，成為鼓勵群眾造反的文革方針的頂峰。不少造反群眾以為新階段的任務就是解決軍隊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17]。但是，頂峰就是轉折，就是群眾性狂熱推進的急度回落�！鞍偃f雄師”的暴力并沒有能使事件本身變成轉折——即路線的讓步，取得事件勝利的歷史進程卻悲劇性地促使了歷史必然的轉折。
毛澤東在武漢事件發(fā)生以前，雖然有他路線的底線——強調大聯(lián)合必須以造反派為核心，但也一再強調“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并不贊賞非得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他對武漢的態(tài)度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他對長沙運動的關心與傾向作參考[18]。就在7月12日——臨去武漢前夕的閑暇中，他與摯友周世釗暢談了長沙文革；
他與周世釗一樣有自己的傾向性，但也堅持兩派沒有不革命的理由，沒有什么根本原則的分歧，必須聯(lián)合起來才能將文革進行到底。這個精神，沒有在“7.20”的反動里被泯滅，反而被毛堅持光大。因為，他看到了用簡單的群眾造反、壓制和否定方法，不能解決原有舊體制影響下的群體思想問題，“百萬雄師”對文化革命的造反使他意識到無法用戰(zhàn)爭中一方吃掉一方的途徑，解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內部矛盾和文革的派別斗爭。他在繼而的大江南北視察里，一路上講這個道理，要造反派團結大多數(shù)。甚至在剛到上海時，還單獨與“工總司”的潘“司令”真情傾談為什么武漢不能像上海那樣做好對立面的工作？但勝利進行曲鼓舞的造反派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實踐現(xiàn)代政治生活里革命與民主的這個辨證關系。（“百萬雄師”一號頭頭至今也對毛的指示表示鄙視，認為群眾分裂就是毛造成的）
一個傾向壓制一個傾向，一個傾向掩蓋和追趕另一個傾向，“7.20”后的武漢群眾，沒有能夠實現(xiàn)毛主席指示的政策要求，對“百萬雄師”廣大群眾去政策攻心；
雖然造反頭頭們也發(fā)了聲明，有所布置，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內心就是唯我獨左的，用自己在反對“反動路線”時，批判對方的“僵硬政治思維”，反過來對待壓制過自己的另部分人。或者客觀形勢根本不容許群眾自己去實現(xiàn)：在省市的層面上可以強調與宣示，但到了基層單位，情況十分具體和復雜；
況且，17年體制形成的觀念，怎么可能在沒有政治經驗的造反群眾的勸說下，輕易動搖。元月分“工人總部”對待潰散中的“職工聯(lián)合會”（“百萬雄師”群眾基礎的前身）的粗暴壓制行為在7、8月里加倍——或許是殘酷的武斗后遺癥使之更為加劇[19]；
“革與�！钡拿�，在每個單位里并非都是那么清晰，人群因具體干部問題或宏觀局勢歧見重新分化、掛鉤，紛紛反戈一擊的“百萬雄師”基層組織與群眾，也各自投奔不同的造反組織（在河南省叫做“跳過來”，武漢叫“站過來”）。
半年多來造反派內部所謂“鋼”派與“新”派的無謂爭執(zhí)，也非得人為的隨即發(fā)展與激化起來，周恩來與其他中央領導人告誡的“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僅僅成為一個口頭傳傳的信條。盡管大家都承認以中央確定的革命造反組織為核心搞大聯(lián)合，但由于當年一直批評的非馬列主義的小生產意識，革命戰(zhàn)爭年代業(yè)已存在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文革里更以極端“革命”，也極端自由放任的形式出現(xiàn)。毛澤東的號召沒有實際的反響。
武漢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使周邊激化的沖突，得到某種冷靜的參照，實際上兩種思潮、兩大派群眾的斗爭更加激化。情緒緊張的權力集團和頭腦發(fā)熱的群眾，都在尋求擺脫困境、勇爭革命與獲取支持的出路。
四川與重慶在造反派內部的武力沖突，按其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升級到頂點，創(chuàng)下文革中火器沖突的典范。
江西一個軍分區(qū)司令甘冒當“小陳再道”的風險，公開抵制中央派赴的野戰(zhàn)軍進入，保守派已持有武斗軍械，又與造反派爭奪槍支，大打出手[20]；
在8月的高熱中出臺的中央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包含了武裝造反派的內容，已經不能遏止幾月來的基本態(tài)勢，甚至可能是適得其反，因為不少部隊和領導堅信保守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對“支左”或“武裝左派”,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司令部的任何口號，哪一派都可以利用，完全可以合法授槍或明搶暗贈。
湖南在處理本省問題的文件出臺前后，兩派之間、造反派內部武斗繼續(xù)加劇[21]；
甚至還出現(xiàn)了以鎮(zhèn)壓造反派為前提的，湘西南一些縣血腥鎮(zhèn)壓所謂“黑五類”子弟的大規(guī)模野蠻屠殺。河南的運動幾月來得到中央明顯的支持，又有一批亮相干部的點撥，在武漢形勢與江青贊揚“文攻武衛(wèi)”口號的精神鼓舞下，造反派取得對保守勢力的武力壓制的唯一的絕對優(yōu)勢，但是，這些主動出擊難道真是必要的嗎？[22]
安徽造反派的長期沖突，到8月也非得激化到搶槍割據一步，幸好12軍及時控制局勢，后來得到毛澤東的表揚，大概當時是武漢周邊最理想的一個地方。這些進展，當然都是基于各省自身的運動必然（河南受武漢制約影響要大得多），但也是武漢事件所體現(xiàn)的極力抵制文革與強力推進文革兩種勢力——政治能量劇烈沖突的外在釋放和一些荒誕的演繹（四川的事態(tài)很難說有多少路線斗爭的原則）。武漢在7月沒能做或做完的事，周邊——甚至全國依然在更加強烈地進行。雙方都到了更加自為的地步。
連武漢人向來看不起的溫吞水的上海運動，居然也在大局似定的形勢下，出現(xiàn)攻打“上柴聯(lián)司”以穩(wěn)定上海局勢的棍棒武斗，當事人徐景賢回憶：“毛澤東覺得上海的形勢和武漢的形勢大相徑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局，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示‘武裝十萬工人’……”，結果是“‘每人發(fā)一條棍子’”！[23]
各派群眾對形勢的推動，調動了難以想象的能動性與奉獻了巨大的加速力，高熱的八月，只是各種分力的模糊又是有序與能動的合成。新華社以各地對武漢事件的表態(tài)為契機，點了系列革命群眾組織的大名，一時激進的造反派皆大歡喜，似乎每個組織都面臨“革”了或“�！绷说蔫b別。勝利的武漢群眾，居然自發(fā)出動數(shù)萬人次，向周邊甚至新疆“武裝支左”。的確，事件對于路線的劃分（？）和對立的加劇，都是有重大影響的。沒有點到名的組織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定性為保守派），一些地方反而激化了對軍隊或造反派的沖擊，更為嚴重的是，形成省際聯(lián)合逆反態(tài)勢。這就是文化革命的“新高漲”嗎？顯然不可能是。多數(shù)激奮的群眾可能都理解錯了，各種特別激動與活躍的群眾里，真正想問題而且會思考的人，真是鳳毛麟角。
4．繞不過去也沖不過去的軍隊問題
武漢出現(xiàn)的事件，令人們立即聯(lián)想到早在1964年的《九評》里，就表述了毛澤東在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方面提出的理論和政策，其中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武裝部隊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下，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tǒng)，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堅持軍官當兵的制度。實行軍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同時，普遍組織和訓練民兵，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槍桿子要永遠掌握在黨和人民手里，絕不能讓它成為個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條：“人民公安機關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下。在保衛(wèi)社會主義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爭中，要實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和專門機關相結合的方針，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可以說，這是毛澤東強調加強黨和人民對部隊的監(jiān)督，清洗軍隊中的壞人和“公檢法要徹底革命”、提倡“群眾專政”的觀念，第一次以公開文獻出現(xiàn)。在文革當中，類似的理念以各種文件、社論、講話形式表達出來。[24]
武漢事件中部分軍人和“武漢公安”的造反，加深了毛澤東有關理念的感性認識，他也從江西問題，和武漢軍區(qū)支持傳統(tǒng)的基干民兵，發(fā)生殘酷的武斗，意識到武裝革命群眾的必要。他在事件后，突出地感到部隊問題相當嚴重，一再提出“武裝左派”；
給江青的信談到“現(xiàn)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qū)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25]提出“大量武裝左派”“實行群眾專政”，他以為“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26]；
試圖壓制他心目中文革運動的右派甚囂塵上的反攻。
事件發(fā)生后，中央在北京緊急研究處理、善后和宣傳措施�！锻趿Ψ此间洝罚�1011、1027頁）說：社論從這時候就開始提“軍內一小撮”，這把火是林彪點的。他說：過去有三個大軍區(qū)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后，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qū)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捌叨闶录院筇幚砦錆h問題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布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達布置。最令人感動的是：在批斗我的會上，總理說：我們也有責任。江青和林彪卻不認賬�！蓖趿Φ恼J識可作一個參考。問題是，“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漢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確定了這一點；
也不能單純認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點的，社論的提法他就難于負具體責任，很快，王力、關鋒和具體執(zhí)筆的林杰，就為武漢事件后兩報一刊連篇累牘的宣傳攻勢的文章和提法——王力為在中央給武漢市的信中加上了“和軍內”的字句，將付出政治生命的代價，文革小組的激進文人們，至今也沒有脫掉干系[27]。問題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個多月里，從毛澤東到當時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認可了這個提法，大多數(shù)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領導干部也視為正常。誠然，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問題。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進文人就按他們理解的毛主席的戰(zhàn)略部署，利用武漢問題在宣傳中大肆宣揚了“揪軍內一小撮”，本來武漢事件就引發(fā)了左的傾向的抬頭，群眾性的懷疑一切，沖擊各軍事機關、部隊和對文革不滿的領導人，現(xiàn)在有了大家都一時難以懷疑的中央輿論，于是皆向著文革的“第三階段”奔去。僅僅是對所謂“陳再道似的”人物與順藤摸瓜的沖擊，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國，首當其沖的是原來四方面軍的高層干部和各軍區(qū)領導。文革中一再顯露出的所謂“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的暗傷[28]，完全可能立即變成頂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線斗爭和對軍隊高級領導的教育，引到山頭與宗派與歷史恩怨的歧路去，這當然是毛澤東、周恩來絕對不主張的。
作為主持軍隊工作的副統(tǒng)帥，林彪也并未希望與驅使各個軍區(qū)癱瘓和主官垮臺。盡管他對“武裝左派”的意見不好公開表示不滿，但對普遍的搶槍浪潮極為擔憂與不滿，他口述了給毛澤東的信[29]，認為情況比較嚴重，急需采取一些嚴厲措施，甚至讓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幫忙修改�？磥�，他并沒有希望自毀長城。不過，親歷者張秘書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現(xiàn)前后判若兩人……過了‘八一’，他又恢復少言寡語、悶悶不樂的狀態(tài)”。
毛澤東沒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認為搶槍情況并不嚴重；
江西形勢嚴峻時，周恩來曾主持一個參加者極少的緊急軍委擴大會，起草并發(fā)出制止江西搶槍的電報（顯然此舉是林彪知曉和贊同的），散會后人們剛從京西賓館回到釣魚臺，戚本禹就告訴他們：毛澤東在上海對該電文的批示已經傳到，仍然認為為什么軍分區(qū)已經給保守派授槍，我們就不能武裝左派？[30]大家知道，甚至到巡視大江南北時，毛還多次輕松地從積極面看夏秋的“全面內戰(zhàn)”。
在文革的初年，從事革命造反的普通群眾，實際上很難理解老軍人心理，盡管大家學習了幾年解放軍也崇拜擁戴解放軍。筆者通過連隊生活，耳聞目睹，才開始明白軍人這個群體與工人、學生、干部的基本不同。他們的相互情感，融灌著兄弟生死情懷，沒有參加過戰(zhàn)爭的戰(zhàn)士尚且如此，更不要講經歷過戰(zhàn)爭共趟過血海的生還者。造反民眾用簡單的概念化的“支左”或“支右”來觀察和要求、追求軍人，其實嚴重地忽視了軍人的本質就是軍人；
多數(shù)軍人已經很不熟悉地方與社會——更不懂得毛的文革究竟要做什么。他們用特有的視角來打量彼此，革命戰(zhàn)爭歷史與客觀存在的山頭——這中國革命特有的時空情愫，或許決定著他們在文革里的特殊心理與行為。在地方黨政領導通通靠邊時，毛澤東試圖依靠軍隊來維系黨的組織功能和政府權力。但是，17年來，部隊再也不簡單是戰(zhàn)爭年代的戰(zhàn)斗隊、工作隊，他正逐漸成為掌握國家權力后的一個穩(wěn)定秩序工具，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盡管在1960年代，部隊的革命化政治色彩越來越濃厚，但也實在難以奉行文革政治的復雜功能，即當時所期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功能。一方面要繼續(xù)立新功支持文革造反，一方面又得維系槍桿子打下的政權秩序、堅守專政工具的職能，并且卷入政治紛爭。革命戰(zhàn)爭的榮譽縈繞心中，不論是哪種老軍人，都認為當然是政權的合法掌持者，絕對意識不到，自己也和黨政干部一樣，有一個是否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問題。兩難的局面，終于演成毛澤東文革理念和實踐的悖論，出現(xiàn)了歷史的悲劇。
陳再道是可能被公開在群眾里打倒的大軍區(qū)司令員，按照先前運動的慣例，僅僅是頂撞毛、周，放任部隊造次和嚴重失職的錯誤，就可以點名打倒了，況且中央權威面臨了事件的極大羞辱，需要修復。各派系、山頭的老軍人（決非僅僅原四方面軍的），正滿懷同情——憂心忡忡地看著這只跳出來——群眾可恣意宰來嚇雞的“猴”，擔心出現(xiàn)“倒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許世友逃進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黃永勝在總理的一再訓誡下，也試圖丟棄保守派把屁股坐過來。諸軍區(qū)和軍事機關紛紛遭到沖擊，包括保守派群眾的沖擊。
可是毛澤東經過冷靜慎重考慮，很快決定將武漢事件作為“嚴重政治錯誤”處理，稱陳為“你們要打倒”的同志。這時，對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調查、審查都剛剛開始，事件是否有何嚴重背景？并未弄清。但是，毛主席對事件有個基本判斷，絕對不愿把自己統(tǒng)帥的軍隊置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邊，輕易地依靠激憤的民眾去搞臭搞倒一個又一個剛烈的老軍人；
也不愿意有人利用陳再道的錯誤打破政治平衡。周恩來出面，首先阻止了對原四方面軍同志的可能傷害，保護了業(yè)已靠邊的開國將帥。被造反群眾抄家的徐向前與徐海東[31]，立刻得到周的關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對原四方面軍的領導的懷疑與沖擊——文革滑向宗派斗爭痼疾的可能，進而保護了彭紹輝、許世友和韓先楚等。[32]
如何正確處理與安撫軍隊對文革的疑懼、集體怠工和反抗，毛澤東主席選擇了極大的讓步和迂回，顯示了他深諳中國政治歷史和現(xiàn)實的偉大戰(zhàn)略家胸懷。
誠然，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的軍隊領導干部和革命群眾，未必每個人都深沉地意識到軍隊和群眾產生芥蒂乃至沖突的歷史悲劇，那是想在不同范疇和層次上，保衛(wèi)我們這個政權和江山的群體間，發(fā)生的悲劇�？傆行┩�，在歷史的當年，或者在幾十年之后，把文革里的群體與個人，分別評價為所謂“擁軍派”、“反軍派”，對于革命干部、群眾來說，這種劃分極不科學，也不嚴肅，“擁軍”和“反軍”對于革命群眾來說，只是一個表面現(xiàn)象，而非事情的本質。當事人的糊涂基本上是無知，后事者的跟進抨擊，基本上是偏見。偏見比無知距真理更遠。按這樣“物以類聚”，在文革運動里是不是也能夠劃分出一個“擁黨派”和“反黨派”��？
但是由于運動觸犯了軍隊“眾怒”，文革的出軌已成事實，路線斗爭中傾向性的回潮、反復，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國外學者邁斯納公正指出：“極左的領導人便大張旗鼓地對軍隊的革命性表示過懷疑，造反的群眾也對軍隊發(fā)動人身攻擊，這樣，軍隊也面臨著這樣的危險，那把黨弄得四分五裂、使群眾運動分裂為許許多多互相交戰(zhàn)的派別的政治分歧也要被強加于軍隊之上，內戰(zhàn)的幽靈不詳?shù)卦絹碓奖七M了……為武漢事件和極左領導人的激烈講話所鼓動起來的情緒給8月的新的極左行為火上加油，攻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央國家機關……到8月底，中國看來已徘徊在無政府的邊緣。毛澤東在結束了對各省的‘視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時認識到，如果繼續(xù)進行作為一場建立在群眾首創(chuàng)精神基礎上的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勢必會冒使全國陷于大規(guī)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內戰(zhàn)的危險。他選擇了秩序，實際上，他是選擇了結束文化大革命”。[33]
周恩來親自處理武漢問題，也最早對7、8月出現(xiàn)的“揪軍內一小撮”和搶槍風潮產生強烈的憂慮。8月中旬以來，他連續(xù)告誡群眾：“不要以為武漢軍隊出了個陳再道，青海出趙永夫，內蒙王逸倫，就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fā)生了懷疑。整個軍隊，就那么少數(shù)幾個人”�！艾F(xiàn)在到處抓陳再道。就象前些時期到處抓譚震林一樣這是不對的”；
“‘7.20事件’以后這個浪潮不正常，對形勢的根本估計都不對。什么‘全國處于反革命復辟的前夕’、‘武裝奪取政權’，完全不對”。
到8月中下旬之際，周恩來已經對中央處理“7.20事件”——后續(xù)的負面問題和全國形勢變異，形成了系統(tǒng)的相反意見，并在各種場合向群眾公開表述。但是，在“武裝左派”的問題上，他十分謹慎地與毛澤東保持一致，沒有輕易去懷疑[34]。
在文革司令部里，小組長陳伯達也不至于發(fā)瘋到同意亂搶槍。后來陳與他兒子回憶：“1967年夏天，全國很多地方發(fā)生群眾組織之間的武斗。我提出應當收繳群眾組織的武器，卻遭到江青的反對。她反過來提出要‘文攻武衛(wèi)’。我的收繳武器的意見就落了空”[35]
從更深層的更“歷史”的意義上看，革命的軍隊在新政權成立和鞏固之后，勢必有一個向政治制度化、專業(yè)職業(yè)化的過渡，對于依靠槍桿子獲得的中國革命政權，更有一個如何處理革命軍隊、將領與黨和國家關系的重大問題。將帥老同志，都和其他非軍事工作的黨政領導一樣，有一個從光榮的革命者到稱職的國家管理者的身份轉換問題，有一個通常理解的、第一層面——革命戰(zhàn)爭奪權的合法性，到第二層面——真正代表人民掌權——取得深刻徹底合法性的問題。這就是毛澤東的文革初衷，意在紅色政權長治久安的根本問題，而不是簡單打倒幾個人。在文革以前一些軍隊內部以及軍隊與黨和國家關系問題上的分歧，可以看成在如何保證軍隊繼續(xù)革命化（又不能太政治化甚至超越政黨、國家），爭取軍隊現(xiàn)代化、軍事管理制度化、實際生活中軍隊國家管理的進程里不可避免的正常探索和思想斗爭。文革前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悲劇事件，文革中的軍隊集體和個人的悲劇，文革以后依然存在的分歧、沖突及其化解，都是我們這樣的革命政黨和革命軍隊，在探索政權建設與體制取向，以及實現(xiàn)軍隊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系列陣痛，是漫長的分娩。
文革里，毛澤東看到軍隊不適應文革的政治（但又太政治化），特別是看到軍隊可能被社會波拿巴主義利用（或者說社會法西斯）的苗頭，他想起了大革命國共合作階段的“武裝工農”，依然是在前述宏大的歷史政治背景下的思考與探索。經歷過北伐戰(zhàn)爭的林彪，當然不愿意他參與創(chuàng)建的工農軍隊的將領，成為新政體新制度下的“反動軍官”，成為對立面，被文革的造反民眾推翻。群眾中僅有極少的先覺人物，明白主席為什么早就說我們這個政權要變成法西斯是可能的，也敏感地聯(lián)想到俄國“二月革命”后兩個政權并存局面，聯(lián)想到大革命中北伐軍反動軍官背叛革命的教訓，強烈地要求將人民解放軍置于黨和毛主席的絕對領導下。在“武漢事件”中，他們面對獨立師打出毛澤東語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號召軍隊造反，針鋒相對打出毛的另一原則“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因而，從另一個方面講，歌曲《我是一個兵》，大致反映了文革前國家、社會與軍隊的一個非常諧和狀態(tài)。由于文革爆發(fā)，在1967年的實際政治生活里（包括以后），人們發(fā)現(xiàn)歌曲浪漫的表述“來自老百姓”、“愛國愛人民”似乎正在淡化和消逝。就像革命政權來自人民要高于人民一樣，軍隊來自人民，必然也要高于人民��！
由于歷史發(fā)展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武漢問題在軍隊問題上爆發(fā)，毛澤東、激進文人，和他們支持鼓動的激進群眾對軍隊的要求，與恪守傳統(tǒng)秩序的軍隊的心理、思想發(fā)生沖突。問題似乎是最徹底地解決了（林與周都這樣說過），卻有完全相反的連鎖反應，并造成嚴重后果。以上陳述說明這“解決”，仍煮的一鍋政治夾生飯。1967年以后，涉及軍隊的種種問題依然不少，毛澤東就再不叫群眾介入了。
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右傾抵制和左傾的盲動，交織在一起，掩蓋了問題的實質。事件后的左傾與反左，1978年事件的平反，使文革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都瞢了，人們不敢說“武漢事件”里陳再道將軍和部隊一個不字。人們忘了軍隊悲劇性的錯誤，忘了去總結軍隊干預政治、帶政代黨的嚴重教訓，不愿意承認部隊違抗軍紀黨紀的教訓，更不愿去思考歷史與后繼的社會波拿巴主義問題。[36]
5．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機
8月在軍隊問題上的極左，僅僅是促使事物向相反方向轉化的一個關鍵契機。周恩來業(yè)已徹底看到“軍心”何在，更重要的問題是外事口的“造反”危及中央政府權威的問題，是支持陳再道或者打倒陳都影響不了的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3] 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24] 謝富治22日從機場與李震回公安部的路上，就決定在部里公開傳達毛澤東講了多次的指示。
[25] 王力，《王力反思錄》，P853，北星出版社，2001年。
[26]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P232，引自周恩來的摘記手稿，明鏡出版社，2003年。
[27] 王力后來承認，在中央告武漢人民書上，在“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前面，加了個“黨內軍內”；
新華社揭發(fā)，康生和關鋒在報道天安門廣場集會的清樣上增添了“揪武漢黨內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中發(fā)[1980]77號文件附件一。1980年 9月。
[28] 如空軍成鈞的檢討所流露。
[29] 張云生 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
[30] 當事人王廣宇回憶（2005年9月）。
[31] 沖擊徐向前，似為“清華井岡山”在“三軍無革派”影響下的自發(fā)行為，沖擊徐海東，是江青和葉群授意，文革小組指示“北航紅旗”做的。但是，毛、周擔心的問題并未解決，在1968年12中全會上，又組織了對于徐帥的批判，涉及“二月逆流”和“720事件”。
[32] 對文革沖突看成宗派斗爭的怨言早就暗暗流傳�？哲姷某赦x1967年在一個檢查里就承認自己把空軍黨委里的斗爭，錯誤地理解成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四野整其他野戰(zhàn)軍的。
[33] 莫里斯 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P445-44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34] 在毛澤東正式同意端出王力前夕，24日，周恩來還對廣州問題說要以旗派為核心大聯(lián)合，“工人造反派聯(lián)合起來后，馬上武裝工人，可以武裝2─3萬人”；
同日，對廣西問題說：“聯(lián)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話，又去進攻人家，越走越遠了。你們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全部武裝他們……又批評兩派搶援越軍用物質。
[35] 陳曉農編撰，《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P308，陽光環(huán)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36] 王力在反思支左的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時，談到“毛主席認為依靠軍隊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依靠軍隊奪權，亂不怕，只要軍隊站在毛主席一邊，聽毛主席指揮，那就不能叫天下大亂……國家機器一旦被資產階級掌握了，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時候，人民武裝也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新的政權的組織形式要保證人民武裝不變質，人民解放軍不變質，保證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武裝，或者是武裝的人民�！婈犞ё螽a生的消極作用也很大，這歷史的教訓也很嚴重的�！紫人`背了毛主席一貫反對的軍黨論，一貫反對的軍隊直接代替黨這樣的論點，這是個重大原則問題……這樣勢必走向毛主席本來主觀愿望的反面”。參見《王力反思錄》，P848-851。因“反軍亂軍”待罪之身的王力，能夠如此直截了當?shù)卣勎母锝逃�，還是不韙敏感問題，實事求是的，可以作一參考。
[37] 周家鼎，“天欲墜，賴以拄其間”，見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P499-500，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38] 一些部隊同志（如廣州軍區(qū)的遲澤厚）至今覺得武漢的事件僅僅是策略性不夠，授文革小組以反軍的口實。
[39]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P161-162，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40] 參閱周恩來在67-70年關于揭批“516反革命集團”的系列講話。
[41]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P363，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有類似敘述：“他……決定在政治上轉守為攻，抓住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開反擊，同時伺機敦促毛澤東結束文革亂局”；
見原書P240，明鏡出版社，2003年。
[42]《周恩來外交文選》，P483，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43] 穆欣，《劫后長憶——十年動亂紀事》，P234，新天出版社，1997年。
[44]《毛澤東傳（1949—1976）》，P1505-150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45] 我們青年人在學習馬克思正確對待巴黎公社的革命群眾運動、贊揚公社經驗時，往往不知公社優(yōu)秀的核心，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魯東分子組成的。
[4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P412，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47]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P189，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48] 1967年繼任文革辦事組負責人的閻長貴認為：“這兩句詩，確實是毛澤東經過‘七二零事件’后心態(tài)的寫照，也是他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心態(tài)寫照”，是值得參考的。其前任王廣宇也認為事態(tài)發(fā)展，到8月中旬，“毛澤東終于發(fā)覺這些左翼文人不可用不可信了”。（2005年9月）
[49] 王力，《王力反思錄》，P1018，北星出版社，2002年。
[50] 徐海亮，《東湖風云錄》，P247，銀河出版社，2005年。后來在8月9日接見武漢軍區(qū)領導人時，林彪又講到：“各地區(qū)的同志有的犯錯誤，現(xiàn)在出了陳再道、不要再出陳再道，李再道，能挽救的還要挽救�，F(xiàn)在沒有垮臺的，也不希望垮下去，連許世友在內……現(xiàn)在老實講，擔心我們同志擔負這樣重的任務犯錯誤，對文化大革命不利。現(xiàn)在依靠軍隊，軍隊不犯錯誤就好。要不犯錯誤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眾，最重要的是請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都是類似的想法。
[51] 鄧榕的回憶，提到這次接見；
但毛與鄧最關鍵的話，涉及到毛、林、鄧在文革中的微妙關系，她沒有提，不知是她忽略了，或故意不講，或出版時被刪，還是鄧小平壓根就沒有給孩子談。參閱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P4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52] 王力，《王力反思錄》，P1030，北星出版社，2002年。
徐海亮（文革研究專家，水利部減災中心客座教授，武漢文革親歷者，著有《東湖風云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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