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鎮(zhèn)邦：懷念一位純粹的文人——汪曾祺先生十周年祭

　　汪曾祺先生離開我們整整十個年頭了。十年前，即1997年5月16日上午10時，他的心臟停止跳動，與世長辭。十年來，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被人們經常提起。有的作家，身后相當落寂，真是“人一走，茶就涼”；
可是汪曾祺卻不一樣，他身后的影響遠遠超過他在世的時候，這大概同他作品的藝術魅力與人格魅力有關。

　　十年來，我經常回憶起同汪老相處的往事，借十周年祭之機，再作一次回憶吧！

　　汪老最后十年同我過往甚密，我們一同出席各種會議，一起在魯院和外地講課，一起外出游歷，我曾陪同不少文學青年到他府上求教，在他家品味他親手烹制的美食，也在一起暢聊文壇的各種事體，可以回憶的事和場面實在太多。但是，最令我難忘的還是1997年5月8日晚上到他府上取稿、辭行的情景。從1997年起，我應邀為《時代文學》雜志社主持一個專欄“名家側影”，每期推出一位著名作家，請幾位熟悉這位名家的朋友一起來聊聊他，意在為讀者提供一些了解作家創(chuàng)作背后的第一手材料，也為當代文學史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資料。那一年，在陸續(xù)推出汪曾祺、林斤瀾、艾煊三位文壇宿將之后，準備于第四期推出著名女作家鐵凝的專輯。我提前向汪老約了稿，他也慨然允諾了。但由于那年4月底他應邀到四川宜賓參加竹海筆會，遲遲不歸，直到5月5日才回到北京。5月7日，我打電話提醒他為鐵凝撰稿之事，他答應馬上投入。5月8日上午9時許，接汪老電話，稱當天凌晨4點半即起床寫稿，一氣呵成兩千多字，要我馬上去取。當天晚上7時許，我打的直奔位于虎坊橋福州會館街的汪府，進書房見老頭戴著老花鏡正在作畫，畫的是一枝燦爛的梅花與一枝紫荊花交相輝映，畫面已完成，只欠題款。老頭停筆告訴我，此畫是為5月12日參加中國作協(xié)慶香港回歸倒計時五十天的慶祝會而作。言畢即取出凌晨趕寫尚有墨香的文稿，共8頁，約2400字，題曰《鐵凝印象》，囑我復印一份寄鐵凝。然后即坐下聊了起來。從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同師母張兆和的一些愛情故事，說到5月13日即將應邀南下無錫參加一個江浙兩省，蘇州、無錫、杭州、湖州四市聯(lián)合舉辦的女作家筆會，據(jù)說與會的是清一色的女作家，只請他一位老頭作為陪襯。我乘機開玩笑說：“這不成了萬花叢中一老翁了嗎？”他接著說：“不，是萬花叢中一枯枝！”聊至此，他又取出一本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剛剛出版的散文集送我，在扉頁上題曰：“鎮(zhèn)邦留存”，語調比此前送我的書寫“指正”之類的客氣話隨便親近得多，但沒想到這是他簽送我的最后一本書。聊著眼看到了晚上9點半，我起身準備告辭，他卻一反常態(tài)，表現(xiàn)出纏綿狀，說道：“時間還早，再聊一會兒�！庇至牧艘粫�兒，我決計告辭，又送至門廳，當我告知兩天后即攜兒南下治病時，他又殷殷囑咐要給孩子好好治病，讓他好好生活，然后又緊握我的雙手良久才放開。沒想到這竟是我同老人的訣別。第三天，即5月10日我攜兒南下，先在黃山參加一個筆會，然后準備到珠海為孩子治病，在屯溪等航班時接到汪老辭世的噩耗，在電話里，汪老的長子汪郎告訴我，其實老頭從四川回京時，體內靜脈曲張?zhí)幰呀洕B血，只是他一向樂觀以為可以抗過去，不告訴家人，照常工作，才釀此大禍！

　　汪老的達觀和平易近人，給每一個見過他的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對青年尤其熱情，熱情輔導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為他們的集子作序，為他們鼓與呼，為他們寫字作畫，只要是文學青年需要的，他都盡力為之，滿足他們的要求。我在魯迅文學院主持教學行政工作期間，他被聘為我院的客座教授，幾乎每一學期都來為學生講課，給我的工作以極大的支持。記得每次講完課后，和當時魯迅文學院的院長唐因一起喝點小酒，再到我辦公室里喝點功夫茶，每次盤桓竟日，其樂融融也。有一次中午，他在食堂里與唐因喝酒聊天，我睡了一個午覺下去，發(fā)現(xiàn)他們還在喝，還在聊。1992年歲首、第七屆文學創(chuàng)作進修班與地礦培訓班結業(yè)式上，他即興講話，提出作家要做“通家”、做“雜家”的看法，要求做到“三通”，即：打通中西文化的阻隔，融中西文化于一體；
打通中國古典文學與現(xiàn)當代文學的阻隔，溝通古典文學與當代文學的渠道；
打通古今文學與民間文學的阻隔，溝通古今文學與民間文學之間的渠道，以便從民間文學中汲取不盡的藝術養(yǎng)料。汪老的一席話，說得學生與我輩茅塞頓開，受益匪淺。

　　1989年12月，我曾陪同汪老與林老（斤瀾）一起到我的故鄉(xiāng)福建漳州為魯迅文學院函授學員設點面授，然后遍游八閩大地。一天傍晚，到達東山島，東山縣文聯(lián)主席劉小龍領我們在街頭喝過“貓仔粥”之后，即到一個會議室為業(yè)余作者講課。大概是剛喝過“貓仔粥”之故，汪、林二老均十分興奮，盡管聽眾還不到二十人，他們都還講得十分帶勁，尤其是汪老講的是文學的第一要素語言問題，不僅講了文學語言的本質以及功能，還指出福建的作者，尤其是閩南地區(qū)的作者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遇到一個語言問題，就是要把自己的思維語言閩南話翻譯為普通話才能進入創(chuàng)作的問題，他建議閩南的作者到北京待上一兩年，學會用普通話進行思維，才可能突破語言關。汪老在東山島的這一席談十分精彩，可惜當時沒有錄音設備，否則錄了音整理出來絕對是一篇好文論。

　　受到汪老指點和惠澤的青年作家不勝其數(shù)，除了魯迅文學院歷屆研究生班、進修班的學員外，我常聽汪老說起的是兩位青年作家，一是山西大同的曹乃謙，一是安徽天長的蘇北，他們倆都是汪老比較器重又受到汪老較多指點的，如今果然都修成了正果。

　　汪曾祺先生生前有各種頭銜，著名作家、劇作家、散文家、詩人、書畫家，全方位美食家，等等，但據(jù)我所知，他生前最感興趣，并津津樂道的是這么兩個稱號：中國本世紀（指20世紀）最后一位純粹的文人和抒情的人道主義者。這兩頂合適的帽子不知是哪位評論家送的，汪老生前也沒弄清楚，后來據(jù)考是我的朋友評論家劉錫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至于汪老怎么看到的，就無從查考了。

　　說汪曾祺是上個世紀中國最后一位純粹的文人，汪曾祺又認可這個稱謂，我以為大致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汪曾祺是一位地道的平民作家。雖然他曾炫耀說過在50年代中期當《民間文學》雜志編輯部主任時出差可以享受軟臥待遇，在他的“離休證”上看到過“享受局級待遇”的字樣，但他畢竟是個平民，“局級待遇”在他身上并無什么體現(xiàn)。住房方面一輩子房無一間，先是當夫人的家屬，住新華社的宿舍；
90年代中期中國作協(xié)某人到處嚷嚷要給汪曾祺解決住房問題，以撈取政聲，結果還是“忽悠”了汪老頭子，汪老為此極其憤怒，但換房子的欲望被激發(fā)出來了，又無新房住，只好搬到了兒子汪郎在《經濟日報》社分到的一套局級待遇的新房子里住，依然是當了家屬。醫(yī)療上是有所照顧的，但也很有限。汪曾祺始終把自己當作一個平民看，有一種平民的情懷和立場。60歲以后創(chuàng)作上紅了一把，他還是低調看待自己。私下常對家人和朋友們說，他頂多算個名家。這種低調的態(tài)度同一些牛氣沖天的作家比起來真有天壤之別。汪老在1996年年底的中國作協(xié)五大上終于被聘為“中國作協(xié)顧問”，他終于有了一種身份；
于是在1997年1月赴云南時，終于在名片上印著“中國作協(xié)顧問”的字樣，足見其對此身份的重視，也可以見出低調如汪曾祺者也難以免俗。汪老的這一名片我至今仍然保存著，這也是一種紀念。

　　另一方面是汪曾祺的平易近人與返老還童式的純真。在家里，從他夫人到兒女，孫女、外孫女都可以喊他“老頭兒”。在他精力尚可時，除了奉獻美文外，還默默地為家人和朋友奉獻精心烹制的美食。他的“粗菜細作”如拌菠菜等，還有爆肚等北京名吃，都是令人贊不絕口的。在這方面，除了師母施松卿偶爾揭發(fā)他在廚房里偷喝料酒外，大家還是一致稱贊的。當然，對他的貪杯，家里曾開過若干大大小小的批判會。他的短篇小說《安樂居》發(fā)表后，恰逢我到他家里吃飯，當眾夸了這篇小說，他當即示意讓我暫停。飯后到他只有八平方米的書房兼臥室小坐，一問究竟，他才說為此小說老太太發(fā)動兒孫們開了批判會，批判他到小酒館里喝酒，老太太責問說：“汪曾祺，你沒到小酒館里喝酒，怎能把小酒館里的酒客寫得活靈活現(xiàn)？”一句話把老頭兒問住了。碰到他家里開批判會時，我也大致加入批判的行列。但他是樂呵呵地虛心接受，卻是堅決不改，直到查出肝硬化、連接肝與胃的靜脈曲張時，才在醫(yī)生的勸告下，只喝點紅酒，不喝白酒了。

　　汪老純真之表現(xiàn)，還可略舉一二。一是1996年秋，當他聽說南方某位以左爺自居的老作家上書自請當中國作協(xié)主席時，他憤然說：如果他當了主席，我就退出中國作協(xié)，并到天安門廣場自焚以示抗議！另一例是他常把我家的電話號碼告訴索取他家電話號碼的人，于是一兩年中常接到一些電話找汪曾祺，為此我追問他為什么把我家的電話號碼當作他家的電話號碼告訴人家，他竟理直氣壯地回答我：“我老是給你打電話而不給我自己打電話，只記得你家的電話號碼，不記得我家的電話號碼！”如此說來，讓我啼笑皆非。當然，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到他的一顆純粹文人的心，一顆未被污染、返老還童的童心！

　　嗚呼！倏忽之間汪曾祺先生已離開我們整整十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他的不朽業(yè)績永遠驅策我們前行。

　　原載《中華讀書報》2007年5月16日

相關熱詞搜索：文人 十周年 懷念 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