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

　　我算熟識殷海光先生的，因為我在大學時代聽過殷先生的課，從臺灣出國前后也常見到殷先生。后來回臺灣大學講學數(shù)次還和殷先生有些接觸，甚至也因之發(fā)生一些反映那個時代的事情。在此文的第一部分我將就我的記憶中的一些事件說明我對殷先生的認識。在此文的第二部分我想談談我對殷先生的一些我所知道的觀點的理解與評價。

　　大學時代我不是殷先生的“跟隨者”(fnllower)，后來對他的思想也未進行任何深刻的分析與討論。但我對殷先生的生平事跡卻有深刻的感受，對他的人格心態(tài)也有深刻的體會，對他的思想探索更有一番同情與敬意。無疑，殷海光是一個悲劇時代中的悲劇英雄人物。沒有他的性格中的一些特質(zhì)，沒有他對學術(shù)中的一些堅持與向往，沒有他對時代的高度的敏銳觸覺，他是不可能用他的一生的遭遇與追求襯托出他的——也是中國近代史的——極為病痛沉郁的一刻。

　　一

　　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與殷海光先生有些交往。其時，殷是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我是外國文學系的學生。這一段交往也許能夠幫助了解殷先生及其學術(shù)，也許可以幫助了解殷先生在思想史方面的地位。

　　我那時對哲學興趣濃厚。哲學課基本上都聽了，以方東美先生對我影響最大。三年級時知道殷海光先生非常有名，非常激進，跟隨他的學生很多，以法學院、文學院學生最多，如張灝先生、林毓生先生、陳鼓應先生等等。我自己屬于誠實型的學者，觀察得多，參與得少，而且感興趣的是西方哲學的傳統(tǒng)，重點是古希臘哲學，尤其是柏拉圖主義。在中國哲學方面，我比較醉心于周易、儒家形而上學方面。我很想了解現(xiàn)代數(shù)學、邏輯，我可能是文學院唯一一個選微積分的學生。聽說殷先生在教邏輯，我就去聽他的課，由此認識了殷先生，但并不接近，也沒有跟隨他，主要是聽他在課上怎么講。

　　有一次，他上課時帶了一本美國出的數(shù)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書，作者叫“Rosenbloom”，他說這本書很難念，大家要對這本書有所了解，但他本人也不了解。后來這本書到了我手上，讀過之后，對數(shù)理邏輯產(chǎn)生了更多的興趣。慢慢地，我知道他對邏輯實證論特別有興趣，那時他開了一門課，就叫“邏輯實證論”。殷其時用的一本書，作者叫“Hospers”，主要是邏輯實證論方面的，殷教得非常認真，非常仔細，每個字都推敲，由此可以看出殷具有一種非常尖銳的語言分析能力，我分析這可能與他早期師從金岳霖先生不無關(guān)系。由此可以聯(lián)系到一個理解上的問題，就是殷先生可以說是接引了五四時代一種知性的分析的傳統(tǒng)。在五四時代，尤其是在五四后期，接受了西方哲學家，其中兩位影響尤甚，一位是杜威，一位是羅素。羅素與金岳霖先生關(guān)系密切，杜威與胡適之先生過往甚密，但這兩者實際上不是一條路上的。在分析五四精神的時候，知性的精神分析問題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而殷基于他的性格和歷史演化，從一個知性的分析走入到一種社會的參與，或者說是一種文化的參與上面，這一轉(zhuǎn)化我在當時感受到了。

　　一天上課時，他拿出一本書，就是唐君毅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殷先生昂首闊步走進來，拿著這本書，說，這本書可以丟到茅廁坑里去了。對此驚人之言，我很吃驚，唐先生的書我看得很少，但我知道他是提倡中國文化的。我當時就對劉述先講，“是不是太極端了一點，怎么會這樣?”這種非常嚴厲的批評反映了五四精神，同時，這里也顯示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中國文化的價值和一個西方的、知識主義、理性分析精神之間有一個重大的阻礙和隔閡，兩者之間是否有一個界面，是否可找到一個可通約的方法，這的確是殷后來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不是解決了，我覺得是應該提出來討論的。從后期來看，顯然在心態(tài)上有相同的地方，比如說，唐喜歡講“花果飄零”，文化的種子要在海外生根；
殷也談到自由的火花要播下種來，所以這種“種子意識”和心態(tài)，都希望多傳播一點什么，多影響這個時代一點什么，多對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發(fā)展貢獻點什么。這個也許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在五四，還是在后五四的時代里面，可能都有這種心態(tài)。但是問題在于，怎么把這樣一個知性的、一個自由主義的這樣一個啟蒙價值的文化思潮和一個非常具有傳統(tǒng)、但是是一種深入體驗的一種中國文化的價值結(jié)合在一起，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兩方面的人士都可以說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在殷身上，我也看到了這樣一種沖擊。

　　大約在1964年，我回到臺大，開了一門分析哲學的課程。一次我講奎因哲學，殷先生就坐在臺下，非常認真地聽。有一次聽完之后，我們還繼續(xù)談一些事情，但很少涉及到政治。但是后來還是發(fā)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有一次，中國文化大學邀請我去作兩次講演，講美國的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第一次講演中，殷先生來了。我講完之后，殷第一個發(fā)言，問題好像是講美國這樣一個社會，其真正的立國精神何在。他說先說說他自己的觀感，他說完之后我也再說了一些。此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快件，說我的第二次演講因某種原因被取消了。后來才知道，殷已無公開發(fā)言的機會，即當局對他的壓力已經(jīng)很大了，大到只要他一公開露面，有接觸群眾的可能性的時候，就馬上予以阻止。在這種非常嚴峻的氣氛里，殷的道德勇氣、追求知識的熱忱還存在，這令我非常佩服。

　　1965年之后，他送了我一本書，即《中國文化的展望》，簽名非�？蜌�，是“殷海光遲贈”，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動。

　　理性的精神、分析的方法是殷先生一種衷心的愿望與追求，但他沒有將其發(fā)揮到極致。他看到了中國文化的一些負面，找到了一些問題，如講天朝型的中國文化觀，可以說是基于文化學、社會學的分析來為中國文化形成的社會背景、歷史傳統(tǒng)作了很多定性、定向的分析。但對中國文化的精神面、價值面，我認為可能還是沒有完全照顧到，也就是說他在這方面是欠缺的，他對西方的優(yōu)點掌握很多，缺點沒有掌握；
中國的缺點掌握了，但優(yōu)點沒有掌握。這還需要一個新的整合，但是很不幸他得了病，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殷是一位悲劇人物。他有一些潛力，面臨一些問題，他是一位很真實的人物，他面對這些問題，或許可以進行某種程度的了解或認識，但是他沒有時間。從我個人感受來看，有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感受。

　　對殷氏的理解和其影響，我認為對他過去早期的思想談得太少。真正要了解殷先生。就要了解那個時代及其變遷。比如說，我不太清楚．他本來是《中央日報》的主筆，后來又怎么離開了《中央日報》，慢慢變成批評國民黨。他在這里經(jīng)歷了怎樣的一種轉(zhuǎn)變，這個關(guān)節(jié)我不太清楚。第二個不清楚的是他跟徐高阮先生、許道麟先生等，談自由談得很多，但什么是自由?自由的概念如何?《自由中國》以自由標榜，《民主評論》提倡民主。自由、民主，尤其是自由是一個后五四的概念，自由的邊際是什么，它與其它價值如何結(jié)合，沒有很好地進行探討。殷氏與徐高阮、許道麟、徐復觀、胡適之有些什么交涉和沖突，我還沒看到能夠說得很清楚的文章，這是我覺得欠缺的一個地方。

　　關(guān)于他的影響，他當時屬于很Popular(流行)的學者，比如說張灝、林毓生先生等都跟在他后面。對于一個哲學家而言，影響不一定要即身而成。1974年的臺大哲學系事件，殷門弟子受到了牽連，雖然此事已于去年(1997年)平反，但仍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社會課題。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的場所，像殷海光這樣一個知識分子，一種知識的理想，一種心態(tài)，和這樣一種距離所產(chǎn)生的一種沖突，構(gòu)成了他個人的病痛和悲劇，同時也反映出了這個時代的問題。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范疇中去間接地反映他的影響，而不是單純從當前來看，可能更有意義。

　　思想跟性格是有關(guān)系的。William James有一個性格論。他說哲學家可分兩種，一種是硬心腸的．一種是軟心腸的。硬心腸的是指純粹理性主義，純粹到后來，變成了一個系統(tǒng)家，一個系統(tǒng)構(gòu)造者。如黑格爾，柏拉圖也可入此列。軟心腸的喜歡大的思想，以思想掌握環(huán)境，以哲學理念來掌握經(jīng)驗，但是硬心腸的是以經(jīng)驗掌握理論、慨念。所以比較屬于經(jīng)驗主義的。那么殷先生屬于哪一種呢?這里我不好作最后的判斷，我只覺得殷是一個性格中人，是一個很有性格、很有感性的一個人。這種性格、這種感性也影響到他個人處理問題的方式。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要了解殷及其背景，以及從這個了解中作出對那時臺灣的中國文化、社會和中國人的心態(tài)的某些有價值的結(jié)論的話，那么一定要把這些問題考慮進去。尤其是在討論到大陸與臺灣這個斷層時，殷更具有一種聯(lián)系的作用，因為恐怕殷之后，大陸上的東西基本上都看不到了，具有五四精神的人物都已經(jīng)沒有了。

　　二

　　在這一部分里，我來談一談對殷先生的評價。基本上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說。

　　首先是關(guān)于邏輯實證論。殷先生非常向往知識，非常向往方法。注重方法，注重論證，注重科學，同時非常注重價值。他基本上就是在價值中討生活，他每天面臨很多決策，很多選擇(價值的選擇)。他甚至不能像金岳霖先生那樣關(guān)在書本里面從事他的語言的邏輯的分析，所以他并沒有真正把邏輯實證論貫徹起來。他唯一談到的一點，從邏輯實證論對價值概念所做出的一些判斷，認為它是具有一種情緒化的思想，但他并沒有把它發(fā)揮到極致。也就是說，中國人講了半天理性，但是對自己的價值間接的、直接的、潛意識的、有意識的，還是那么堅持，甚至于都不知道是在自覺地堅持，一方面講科學，另一方面又反科學；
一方面講理性，另一方面又反理性。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一個糾纏不清的二律背反，這個他并不知覺，這個情況在知識分子里面很容易出現(xiàn)。一講自由就非常極權(quán)，講極權(quán)的人也許不知道發(fā)展到最后可能還要走自由的路。

　　其次，對自由主義的看法，也是從一個二律背反的觀點來看。他喜歡推薦海耶克的一本書，即《通往奴役之路》。海氏的自由主義，他本身是不是有些什么樣的背景，對自由的概念、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和經(jīng)濟上的自由主義有什么樣的一種關(guān)系，今天西方的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是否會發(fā)展成另外一個極端，如托拉斯等，這都需要進一步探討。他和新儒家有什么沖突和交往，在這一點上，韋政通先生講得很好。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和中國文化的整體的價值概念，作為一個人性、人文、人本的哲學思想，如何將它們?nèi)嗪显谝黄�，達到一個既自由又具有一種正義的社會的理想，仍然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而殷先生因為時間和境遇，也許假以天年，他會更好地面對這個問題，也許他會成為一個更好的哲學家，我想一定是可能的。

　　說明：本文系顏昌武根據(jù)成中英教授在“紀念殷海光先生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上的發(fā)言錄音及提交會議的論文提綱整理而成，未經(jīng)成先生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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