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煒光:烏臺詩案始末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蘇東坡在他44歲那年攤上了個案子,這案子差點要了他的命。像他這樣的大文豪,朝廷、民間都很尊敬、喜愛的人物,怎么會卷進一個殺頭大案呢?是誰在陷害蘇東坡?

          有人說,罪魁禍首是王安石,正史里、野史里都有這個說法,就是現(xiàn)在,許多學者或作家還是這樣寫。那么,王安石真的陷害過蘇東坡嗎?如果是,他為什么要這樣做?這位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怎么竟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的小人?如果不是,那又是誰?他們是什么目的?為什么要置蘇軾于死地?我們就試著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事情發(fā)生在元豐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當時蘇軾剛從成都被貶到潮州,他很喜歡這個地方,每天吟詩作畫,自得其樂,覺得比在成都受氣好多了。

          可惜好景不長,剛剛過了三個月就出事了。那天,蘇軾正在他的“辦公室”里工作,進來幾個御史臺的人,對他宣布:“御史中丞召見”。御史臺是什么地方?相當于今天的“紀檢”部門,召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請喝咖啡”吧。

          蘇軾不知其來的目的,說:“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眮淼幕什罱谢矢ψ,他淡然說道:“并不如此嚴重!贝蜷_公文一看,原來只是份普通公文,上面說免去蘇軾的太守官位,傳喚進京。蘇軾這才松了一口氣――否則可能就得當場自盡。

          他的妻子王弗送夫出門,心里非常難過,泣不成聲,拉著他的衣襟不肯松手。大家一定讀過《江城子》,知道蘇東坡兩口子是非常恩愛的。為了安慰她,蘇東坡開了句玩笑:“娘子,別哭啦,你就不能學學人家楊樸的老婆,做首詩送送我?”王弗聽了破涕為笑――臭酸文人,都什么時候了,還想到作詩?

          楊樸是誰?宋真宗時候的一個隱士,有一次入京見駕,真宗問他:“卿臨行時可有人贈詩么?”――宋朝是個文化發(fā)達的時代,人們很喜歡作詩,還經(jīng)常把自己寫的詩送給別人,表示某種情意。隱士回答說:“只有臣妾作詩一首。”“好啊,能否說來聽聽?”那隱士背誦道:“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
        如今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薄芮纹さ脑娋,宋真宗聽了呵呵大笑。

          蘇東坡在家經(jīng)常跟妻子講到一些文壇趣事,此時提起了這個故事,是想讓緊張的氣氛緩和下來,告訴妻子――我沒事的,你放心吧。

          潮州到汴京要走二十多天,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當時有一個通判叫祖無頗的目擊說: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其實,豈止是一個太守,正如余秋雨先生說的,繩子捆扎的是一個世界級的文化名人,此刻就這樣被人牽著,在中國貧瘠的土地上,一步步地行進。

          對此行的前景,蘇東坡是比較悲觀的,兇多吉少,回來的可能性不大。他曾一度想投江自盡,看守嚴密沒找到機會,或是東坡怕給自己的親人帶來麻煩。當然,如果他真的投江的話,那江河淹沒的將是中華民族的一位最偉大的詩人。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臺的監(jiān)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案子是由御史臺來審的,提出的罪證是一本別人為蘇軾刻的詩集。御史臺的別稱是烏臺,蘇軾這個案子又是由詩而起,所以這個案子在歷史上也叫“烏臺詩案”。對“烏臺詩案”,我們至少要問三個問題:

          第一,蘇軾獲罪的原因是詩作,但到底是什么詩,哪句詩,使他惹禍上身的?御史臺主審官把這本詩集當中的一些詞句摘出來,捕風捉影,夸大其詞,硬說蘇東坡在詩里流露了對政府甚至對皇上的不滿和不敬,用“文革”中常用的一個詞,就是“無限上綱”。

          那么,蘇東坡詩詞中有沒有這樣的詞句呢?確實有。蘇東坡恃才傲物,是一個“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經(jīng)常在他的詩歌中譏諷朝政,特別是對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你越說好,我越說不好。這樣一個人寫的詩,自然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監(jiān)察御史舒亶在他的彈劾奏疏中把蘇東坡的詩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陛下不是實行青苗法嗎?他就說“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陛下不是要明法整頓吏治嗎?他就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卻無術”;
        陛下不是要興水利嗎?他就說“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堿地)變桑田”;
        陛下不是要推行鹽禁嗎?他就說“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蘇東坡的詩經(jīng)舒亶這么斷章取義地一“解釋”,立馬變得處處與新法、也跟他神宗本人過不去了。宋神宗正為新法不能順利推行而煩惱,舒亶的挑撥正如火上澆油,便也開始對蘇東坡不滿了,于是命御史臺立案審查。這就是“烏臺詩案”的由來。

          可見,不是哪一首詩,哪一句詩,而是很多詩里面的幾句詩,被御史臺的人抓住了“小辮子”,要跟蘇東坡算總帳。

          第二,這些人為何要陷害蘇東坡?詩案的發(fā)生,正值王安石變法時期,朝廷圍繞贊成與反對變法,形成新、舊兩黨,蘇軾作為“舊黨”中的中堅人物,對王安石變法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并屢作詩文譏諷,“新黨”成員對之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因變法而引發(fā)的新舊黨爭,終于演變?yōu)橛脤Ψ接谒赖氐臓幎贰?/p>

          蘇東坡的性格就是率真、耿直,他想不通,為什么王安石變法這么十萬火急,這么大刀闊斧,全然不顧社會的承受能力,放慢一點速度,先整頓好人心,選用一批賢良,緩緩圖之不是更穩(wěn)妥、更能收到實效嗎?治理國家,難道就是發(fā)展經(jīng)濟這么簡單嗎?老祖宗不是這樣的,大宋王朝是以文治國的,這個傳統(tǒng)丟了,國家會出大問題的。

          他想不通,就拆執(zhí)政者的臺,頻頻上書勸阻,勸阻不成就私下串連游說,聯(lián)合起一批賢德人士共同抵制,抵制不成就吧一肚子的牢騷不滿發(fā)泄到他的文字里去,作詩諷刺,作文咒罵,文人不就是這兩下子嗎?一介文弱書生,能做的不過是摜掉自己的烏紗帽,不與執(zhí)政者合作?墒牵@樣做的同時,危險也就伴隨而來。現(xiàn)在,大難終于降臨到他的頭上了。

          御史何正臣率先發(fā)難,向神宗皇帝上疏,指控蘇軾誹謗新法,并進呈蘇軾詩文,請神宗御覽。神宗對此反應冷淡,只是將他的奏疏交給中書省去辦理。事情久拖未決,蘇軾毫發(fā)無損,令新黨人物大為不快。恰在此時,剛到湖州的蘇軾依照慣例上了一份《湖州到任謝上表》,里面有幾句譏諷時政的言詞,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感覺抓到了確鑿證據(jù),立即上疏,再次彈劾蘇軾。

          御史中丞李定說,蘇軾有四條“可廢之罪”;
        一是“怙終不悔,其惡已著”;
        二是“傲悖之語,日聞中外”;
        三是“言偽而辨,”“行偽而堅”;
        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認為蘇軾“訕上罵下,法所不宥”。

          監(jiān)察御史舒亶手段最為毒辣,東坡的那些所謂的“反詩”就是他親自摘錄出來的。他還告訴皇上,蘇東坡的那個“上謝表”如今已經(jīng)“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 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他把問題往極處夸張,神宗就是再“圣明”,也禁不住這樣肆無忌憚的挑撥。皇帝一旦過問,御史臺的人就有了上方寶劍,定要查個“水落石出”,蘇東坡自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第三,王安石與這一切有無直接關系?關于荊公與詩案的關系,大致有三種說法:

          其一,政敵說!霸姲浮卑l(fā)生在元豐二年(1079年),而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也就是熙寧九年(1076年)就離開政界了。那一年,王安石由于喪子的原因第二次罷相,去了江寧,最后連宰相都不干了!霸姲浮笔侨曛蟮氖铝耍鋾r的宰相已是呂惠卿,怎能把“詩案”和王安石扯在一起呢?難道王安石閑居南京,卻能夠遙控指揮清洗政敵?那時又沒有手機、電腦,王安石的神通是不是太廣大了?

          從熙寧二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到“詩案”發(fā)生,已經(jīng)10年過去,蘇軾一直沒有放棄對新法的功績,王安石一直不以為然,在他斷斷續(xù)續(xù)執(zhí)政的八年內(nèi),蘇軾一直可以暢所欲言,王安石一直未加干涉,怎么他當宰相的時候不辦蘇軾,退隱山林多年后卻想到要報復蘇東坡了?

          呂惠卿確實是王安石提拔的,但這又能說明什么?在王安石當政時,呂與王的政見已然不同了,他不陷害王安石就算不錯了,又怎么會在王安石遠離政壇以后,秉從他的什么意志,替他清洗所謂的“政敵”呢?所以,“政敵說”于理不通。

          其二,嫉妒說。說王安石是因為嫉妒對手的才華而下毒手的,這更是一種想當然的說法。王、蘇二人政見不同,但并不影響他們欣賞對方的文采,在才情文學上他們二人恰恰是相當欣賞對方的。王安石曾稱贊東坡:“子瞻,人中龍也”;
        在讀到“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的東坡佳句時,撫幾慨嘆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
        蘇東坡則稱王安石“名高一時,學貫千古;
        智足以達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相關的例子,在各自留傳的作品中很容易找到,歷史上也從沒有留下任何王安石嫉妒蘇東坡的記載,更不會因嫉妒而生仇恨陷對方于死地,這決不是半山的為人。反倒當代的人,倒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所以,“嫉妒說”同樣站不住腳。

          其三,“小人”說。林語堂在他寫的《蘇東坡傳》中,把王安石稱作“王安石那群小人”,的確,“烏臺詩案”的制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歷來被視為王安石的“朋黨”,王安石提拔的人、他的助手、學生和繼承者,幾乎都被官方修訂的正史《宋史》列入奸臣的行列,他本人雖沒有被列入其中,但歷史聲譽能好得了多少?也是被罵了一千多年。

          蘇軾和王安石都是從政的文人。他們有許多的共同點,都是奇才,唐宋八大家,他倆就占了兩家;
        他倆都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富有同情心,關心勞動人民的疾苦。他們各自的詩作中很多都反映了這方面的內(nèi)容。但是,他倆政見不同,兩人的關系也受到影響,逐漸疏遠,最后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熙寧新法每推進一步,蘇東坡都要寫詩文譏諷,弄得王安石十分惱怒;
        蘇東坡性情豪放,不拘小節(jié),有時出口不讓人,有時弄得王安石下不來臺,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報復的事顯然是有的。蘇東坡半生顛沛流離,有一些就是他王安石造成的。

          所以,客觀地說,盡管王安石沒有直接參與“烏臺詩案”,但也不能說與他毫無關系,起碼是他啟用的那些人,有幾個是賢德君子呢?李定是王安石的學生,他表面上還尊重王安石,遵守他的教誨,但是他的私德、心胸、手段、志向,他王安石怎么能擔保呢?事實證明,正是李定,這些小人們,制造了這個千古怨案。

          其實東坡的弟弟蘇轍早就下過結論:“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實際上,不禁是李定,王安石、蘇東坡、宋神宗,大家都有小人的傾向,表現(xiàn)就是不能容人,氣量狹窄,個人意氣用事,政見不同導致朋友都做不成。這樣的事,所見所聞實在太多,古來如此。

          所以,我們可以說詩案與王安石的變法有關系,但跟王安石本人無直接的關系。這個問題一定要說清楚,不能讓荊公背了1000躲年的黑鍋再背下去。

          此刻,蘇東坡正被關在御史臺的大獄里大受其罪。詩人的作品件件都成了事兒,被主審官抓住不放,審了又審。日復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xù)逼供,終于使他實在支持不住了。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而這樣的罪名一旦承認,就是死路一條,蘇東坡不是不知道,但他沒有其他的選擇。而認罪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干等著皇帝批準來殺頭了。

          在形勢最緊張的時候,蘇東坡已喪失了所有的信心和希望。他把一些青金丹偷偷埋起來,準備一旦知道自己要被處死,就把它吞下去。他還跟兒子蘇邁約好一件事:每天送飯的時候,都要有菜和肉,如果聽到外面?zhèn)饕形宜佬蹋憔退汪~,不要送菜和肉。蘇邁是個老實人,每天給他送菜和肉,天天念叨:送菜送肉別送魚、送菜送肉送魚,不對,別送魚……。

          有一天,蘇邁外出籌集生活費用,就托了一位親戚代為送飯?墒谴中拇笠獾乃R行前忘了交代一句:千萬不要送魚。正是無巧不成書,那位先生跟蘇邁一樣,也是個老實厚道之人,看蘇邁天天不是菜就是肉,太過單調,怎么也不給先生改善改善伙食,打打牙祭?于是就吩咐老婆真的做了一條魚――還是美味的紅燒魚,給蘇軾送去了――“先生,您吃魚!毕壬幌伦鱼铝栓D―“完了完了,我命休矣!”雖有思想準備,但這一天真的到來時,蘇軾還是感到如晴天響了一個霹靂。不就是幾句詩嗎,何致死刑?

          稍微鎮(zhèn)定下來以后,他把獄卒梁成叫了過來:如有筆墨,可否借來一用?監(jiān)獄里有規(guī)定,犯人不得接觸筆墨,可是這個獄卒人很善良,慈眉善目,同情蘇軾的遭遇,平時很照顧蘇軾,甚至每天晚上給他準備熱水洗腳,不厭其煩。送筆墨對他來說小事一樁,但對蘇軾來說卻如雪中送炭。

          東坡伏在案子上,就著牢房里昏暗的光線,提筆寫了兩首詩。其中有幾句顯然是寫給他兄弟蘇轍的:“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甭窆堑牡攸c,他希望是杭州西湖。這實際上是蘇軾的絕命詩,表達的是他當時的那種極其悲憤、傷感的情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寫好后,他把詩卷好,交給獄卒,囑咐他收好,“這兒有小詩兩首,請轉交舍弟蘇轍!绷撼纱饝骸耙欢ㄞD到,放心。”

          蘇軾為什么把絕命詩交給獄卒呢?蘇邁天天來送飯,為什么不交給自己的兒子呢?

          第一,蘇邁拿到詩,馬上會把它轉交給自己的叔叔蘇轍,讓蘇轍現(xiàn)在就看到詩稿,不是時候,除了讓家人更加傷心,別的作用什么也起不了。所以,不能把詩稿交給蘇邁;
        第二,現(xiàn)在的情勢看來自己難逃一死,臨走之前有些身后事要跟自己的家人有個交代,還有一家大小十口的生活負擔,看來只有交給蘇轍了;
        第三,蘇軾知道獄卒拿到這個詩稿是不敢留在自己手里的,必定往上交。監(jiān)獄長之類的官吏恐怕也不敢留,因為蘇軾不是平常的犯人,如果這事誰都不敢作主,就有可能轉到上層人物、甚至神宗的手里去。

          果然。蘇軾的這一步走對了。詩最后還真的轉到了宋神宗的手里。神宗看過后一時也很感動。

          神宗本人并不大相信蘇軾對他懷有二心,也十分賞識蘇軾的才華,他并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如果不是神宗對蘇軾甚有好感,不欲深加治罪,一拖再拖,按照李定他們幾個人的意見,早就把判他個“斬立決”了。

          神宗的猶豫不決讓御史臺的人很著急,他們要進行“最后一博”。一天,宰相王珪面見神宗,說:“蘇軾于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問:“軾固有罪,然于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說,蘇東坡的《檜》詩:有“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唯有蟄龍知”一句,這句詩大有問題。陛下請看,龍飛本在天上,蘇軾卻要在地下求什么蟄龍,還在九泉之下去求,這不是這不是在咒皇上、要造反嗎?

          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挑撥。在君權至上的社會,這樣的罪名一旦坐實,是要滅族的。好在神宗還是個明白人,回答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旁邊的章惇插言:龍未必專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稱龍。神宗說:是啊,孔明被稱作“臥龍”,東漢有“茍氏八龍”,難道他們都是人君么?說得王珪啞口無言。蘇軾在不知不覺間,又涉險渡過一關。

          章惇出來后,扭過頭問王珪:“王相是要滅蘇軾滿門么?”王珪狡辯:“是舒亶說的。”章惇也沒客氣,啐了一口:“呸!舒亶的唾液也可以食么?”

          蘇軾蒙難的消息逐漸傳出去,引起了很大的社會震動。許多人勇敢地站出來,聲援蘇東坡。當時援救他的有下面幾種人:

          一是同情蘇軾的各界人士。從蘇軾被捕的時候起,救援的奏章、信函就如雪片般向朝廷飛來。上至國家的宰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在為東坡說話。

          宰相吳充一次對神宗說:“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這話說出來甚冒風險,但對神宗的觸動肯定不小。

          尚書右丞王安禮,是王安石的弟弟,路遇諫官張璪。張璪知道王安禮在神宗心目中的分量,急切之下,竟不顧禮儀,焦急地沖著安禮嚷嚷:“公怎么不救他?怎么將他下死牢?”他,當然指的是蘇軾。

          安禮覲見神宗,進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論罪人。蘇軾自恃才高,一旦示法,恐后世以為不能容人。愿陛下寬大為懷!

          神宗說:“朕不想深罪他,召他對獄,考核是非,不久將放出!彪S即又說:“在外面,不要泄漏剛才的話。蘇軾積怨太多,恐言官們因蘇軾的事害朕!笨梢娛虑橹畯碗s,連皇帝也有所怕。

          據(jù)王鞏《甲申雜記》記載,那個專門負責調查、審問蘇東坡的御史李定,有一天與滿朝官員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門外等候早朝時,向大家敘述審問蘇東坡的情況,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居然記得清清楚楚!他以為,對這么一個轟傳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會有不少官員感興趣,但奇怪的是,他說了這番引逗別人提問的話之后,周圍竟沒有一個人搭腔,沒有一個人提問,崇政殿外一片靜默。他有點慌神,故作感慨狀,嘆息幾聲。令他震驚的是,回應他的仍是一片靜默。

          這靜默說明了人心所向,是抗議,是輿論,也著實透著點兒官員群體之中的正義感。

          當蘇軾蒙難時,杭州的父老百姓曾公開做解厄道場,求告神明保佑他。蘇軾后來知道后,不禁老淚縱橫。應該說,蘇軾未被殺頭,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沒,否則,中國會失去一位光照千古的藝術大師。

          二是蘇東坡的親人們。蘇轍寫的《為兄軾下獄上書》最為感人,一開頭就以呼天搶地的語氣寫道:“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進而動之以手足之情:“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庇置髦渥镉锌伤。骸拜Y居官在家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如果能原諒蘇軾這一回,我們再也不敢了:“軾感荷恩貸,不敢復有所為!边表示愿用自己的官職為哥哥抵罪:“臣欲納在身官以贖兄軾!边@樣一篇哀惋動人的上書,朝廷竟置之不理。

          三是神宗的祖母,也就是宋仁宗的皇后。當時這位太皇太后正病重,神宗為了促使祖母的病情好轉,打算搞一次天下大赦,就把這個意思跟仁宗皇后說了。這里有一段對話很有意思:

          老太太問:“據(jù)聞蘇軾已下臺獄?”

          神宗答:“是,自八月迄今,已有兩月”。

          老太太說:“憶及汝祖父仁宗皇帝初得蘇軾、蘇轍之日,回宮喜容滿面,曰:吾今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惜吾不及用也!

          神宗聽罷惶恐道:“娘娘勿憂,尚未定讞!保▽徟卸ㄗ铮。

          太皇太后長嘆一聲,輕聲言道:“官家大赦可免,但放了蘇軾足矣!

          老太太一邊說,還一邊掉眼淚。這邊神宗也跟著掉淚。

          當時不光是仁宗皇后老祖母,整個皇宮里的皇親國戚們都很喜歡蘇軾的詩文――特別是皇后、妃子、公主們。

          幾天后,太皇太后終于一病不起。蘇軾在獄中聞知心中大慟,作挽詞兩章以示哀悼。

          這時王安石已五十九歲,在退隱地金陵鐘山也寫了兩首挽詞,派人送到京城。

          四是王安石。關鍵是王安石。這次東坡出事,事關重大,除了蘇東坡的弟弟蘇子由肯丟掉烏紗帽救兄,其他人想幫,也使不上勁,聲援起的作用畢竟有限。這可急壞了蘇子由,蘇東坡也清楚如果援救的力度不夠,事實上于事無補?磥磉@次是兇多吉少,難免一死了。這時子由說了一句:“如果王安石要是能說句話……”,蘇東坡不等子由說完便嘆了口氣:“不要異想天開了,他恨我還嫌不及呢!

          此時的王安石罷相后早已退隱山林,回到江寧(今南京)隱居,所以沒能及時知道蘇東坡坐事入獄的消息,等到這場轟動朝廷的“烏臺詩案”傳到江寧時,蘇東坡的罪名已定,只爭一個早遲,晚一步,蘇東坡的人頭就可能落地。王安石忙連夜寫信,派人飛馬進京交給神宗皇帝。信中就一句話:“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意思是說,哪有國家正在用人之際,為一些小文字惹的麻煩去殺有學問有才華的士子的道理?

          神宗歷來對是十分敬重的,因為王安石是他的老師,雖然先生早已退隱,但在看了王安石的信之后,猶豫再三的宋神宗不再猶豫,馬上下旨將蘇東坡放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諭下發(fā),詔書中說:“朕之所治,雖非圣世,但朕決不以文字之罪殺人,更不會以文字為獄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絕之唾罵!”從詔書的用詞中,我們可以看到,還是王安石的一句話最為奏效。在“烏臺詩案”中,如果說別人起的是重要作用的話,王安石就是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性的一句話起的最關鍵的作用。

          前后持續(xù)了五個月的“烏臺詩案”終于有了結果,蘇軾被釋放,但還給他定了個罪名,叫“譏諷政事”。雖然感覺冤,但能保住性命,蘇軾感覺已經(jīng)是很慶幸的了,只得按照吩咐,回去寫份“檢討”交了上去。接著,他被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并且不準擅離該地區(qū),無權簽署公文,相當于流放了。除主犯蘇軾外,其余如蘇轍、司馬光等二十九人,也一并受到株連。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出獄的時候,梁成――那個善良的獄卒把他的絕命詩還給了蘇軾。他接過來,一時百感交集,伏在案上讀,一邊讀一邊眼淚嘩嘩地往下流。

          蘇軾經(jīng)過這場磨難,性情上有很大改變,這以后我們見到的蘇東坡,是成熟了的蘇東坡--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于一場災難之后,成熟于孤寂潦倒之時,成熟于毀滅之后的再生。他去了黃州,在那里,偉大的作品《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后《赤壁賦》,即將誕生。

          “烏臺詩案”是北宋160多年中影響最大的一次文字獄,當然,與后世相比,特別是“康乾盛世”發(fā)動的無數(shù)次文字獄,那些歷史上的浩劫,烏臺詩案算不了什么。因為,至今,人們還可以嗅到濺落在康熙、乾隆龍袍上的血腥味。北宋帝王對知識分子是比較寬容的,這是封建社會發(fā)展到鼎盛階段,最高統(tǒng)治者的精神素養(yǎng)的一種體現(xiàn),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北宋別具一格,可惜以往人們對它關注不夠。

          讀這段歷史,唯一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兩位文化巨人最后的握手言和。元豐七年(1084年)七月的一天,蘇軾專程拜訪閑居江寧的荊公。王安石聞聽蘇東坡要來,欣喜非常,穿著粗布衣服,騎著毛驢,到江邊去迎接。蘇東坡的衣著也很隨便,冠巾也不戴,神情瀟灑地走出船艙,向荊公深深作揖:“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卑肷嚼先诵Υ穑骸澳切﹤俗禮,豈為我輩設哉!”言罷,兩人相視哈哈大笑。東坡又說:“軾也自知,相公門下是用我不著的。”王安石擺擺手,滿面春風地上前拉住東坡的衣袖,兩人互相攙扶著踏上鐘山小徑。

          這一次,蘇東坡在江寧盤桓了一個多月,他們在半山花園里賞花飲酒,賦詩唱和,還攜手同游蔣山。要知道,荊公可是剛剛大病初愈的六十多歲的老人啊。

          一般認為,這一個月的相處中,兩人之所以和睦相處,是因為他們回避了政治話題,如果談到政治,兩人又會打的不可開交。是這樣嗎?

          有一則軼事:某日,二人議起了國事。東坡發(fā)話:“大兵大獄,在漢唐實在是滅亡之兆,我朝列祖列宗以仁義厚治天下,正要革除此弊端。如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而河東諸郡又數(shù)起大獄。你身為舊時宰相,為何不加以阻止呢?”(李勤。骸锻醢彩罚

          荊公伸出兩指:“這兩件事都是呂惠卿發(fā)動的,我身在山野,怎么好去干涉呢?”

          荊公聽了不免有些傷感,說:“當然,我應該去說,只是,這話出自安石之口,入在子瞻之耳罷了,可千萬不要傳了出去啊!

          后來,他們談了許多,話題涉及古今的歷史教訓和當今的社會風氣,與他們賦詩吟歌一樣,坦率而融洽。盡管過去政見不同,但如今已時過境遷,兩人都感到,夾雜著個人功名富貴而爭榮政壇的往事,已如一續(xù)青煙消逝,而現(xiàn)在,到了應該徹底解脫的時候了。這兩位文名冠蓋當世的唐、宋八大文學家中的佼佼者,終于盡捐前嫌,在六朝金粉勝地的大自然的懷抱里,在恃情畫意的精神境界里,共同度過了一段短暫而美好的時光。

          兩位老人分手之際,安石送給東坡一張專治頭痛的偏房,而且盛情對他發(fā)出了邀請,在適當?shù)臅r候,就在自己的半山園附近,建幾間草房,你就搬過來住吧。東坡愉快地答應了。

          見過王安石后,蘇東坡曾寫過四首“次荊公韻”,其中第三首有句:“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東坡集》卷十四)。意思是說他很希望如王安石所勸,在南京定居,與他為鄰,但世事悠悠,現(xiàn)在已然遲了。不過,從這句詩我們體會出的正是他對王安石極為欽敬的表示。

          而半山老人也非常思念東坡,東坡走后,他感到惘然,有些失落。東坡的曠達瀟灑,東坡的聰慧敏捷,東坡的率真豪爽,都令他思念不已。他逢人便提起他與東坡的相會,每當這時候,他就不勝感慨地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這段歷史佳話,也使王安石謀劃迫害蘇東坡的說法不攻自破。以東坡之才之智,他是誰加害的自有他自己的判斷,這個人絕對不是王荊公,否則,王安石干嗎在他最危險的時候要救他?他又干嗎巴巴的跑到江寧去看望王安石?

          兩個偉大的詩人最后終于走到了一起,文采風流,光照千古,動人的歷史情景,直到現(xiàn)在還在震撼著我們的心靈,為中華民族擁有這樣兩個具有偉大人格和藝術才情的文化巨匠而深深地感動。

          

          寫于20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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