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魯迅筆下的孫中山
發(fā)布時間:2020-06-05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孫中山生前與《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都有過直接交往與合作，他對于“托名”魯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卻沒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現(xiàn)在魯迅筆下的孫中山，也與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一、《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孫中山比魯迅大15歲，兩個人都是被奉為楷模的歷史人物。魯迅在孫中山生前，雖然站在國民黨一邊，直接參與了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吳稚暉、徐謙、易培基等人所發(fā)動的驅(qū)逐女師大校長楊蔭榆的學界風潮，卻從來沒有在作品中提到孫中山的名字。
魯迅第一次公開談到孫中山，是寫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這是他應國民黨北京黨部的機關(guān)報《國民新報》的約稿，為“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而寫的紀念文章。文章通過對于“我們大多數(shù)的國民”的貶低否定，把孫中山抬高為整個中華民國的“第一人”：“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chuàng)造民國的戰(zhàn)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們大多數(shù)的國民實在特別沉靜，真是喜怒哀樂不形于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
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加增這紀念的意義�！�
接下來，魯迅把矛頭指向“幾個論客”：“記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是憎惡中華民國呢，是所謂‘責備賢者’呢，是賣弄自己的聰明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
中華民國成立之后，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xù)著進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為了證明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魯迅還專門引用了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人物托洛茨基的觀點：“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都是革命。為什么呢？托洛斯基曾經(jīng)說明過什么是革命藝術(shù)。是：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fā)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識一貫著者是；
否則，即使以革命為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shù)�！�
按照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所謂“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報》所載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寫道：“孫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縣’、‘中山公園’等等名稱，鬧得頭昏腦痛，……索性把‘中華民國’改為‘中山民國’，……‘亞細亞洲’改稱‘中山洲’，……‘國民黨’改稱‘中山黨’，最干脆，最切當�！逼浯问�1925年3月13日《晨報》所載梁啟超的答記者問《孫文之價值》，“誣蔑孫中山先生一生‘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魯迅與孫中山一樣，是主張“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一名“戰(zhàn)士”。他在寫給許廣平的原信中表白說：“倘人權(quán)尚無確實保障的時候，兩面的眾寡強弱，又極懸殊，則又作別論才是�！泻皫茁暤娜霜氁藏撈娴呢熑�，如孩子脫衣以入虎穴，豈非大愚么？……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只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什么手段，而況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寫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中，魯迅面對來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蔣光赤等“革命文學家”的政治圍剿，依然堅持這一觀點：“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于咬著牙關(guān)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里，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
二、《中山大學開學致語》
《中山大學開學致語》，是廣州中山大學教務長兼文科教授魯迅，專門為1927年3月出版的《國立中山大學開學紀念冊》寫作的表態(tài)文章，這也是他第二次公開提到孫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國民革命的結(jié)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但是，‘革命尚未成功’。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現(xiàn)今卻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設立在這里，如校史所說，將‘以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學，從此要開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中山先生卻常在革命的前線�！Y(jié)末的祝詞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學中人雖然坐著工作而永遠記得前線�！�
中山大學“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其實就是中國教育史上頗為著名的“黨化教育”。在為中山大學專門負責“黨化教育”的政治訓育部所編印的《政治訓育》第7期“黃花節(jié)特號”而寫的《黃花節(jié)的雜感》中，魯迅再一次提到孫中山。
所謂“黃花節(jié)”，就是用來紀念1911年4月27日即陰歷3月29日在廣州起義中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節(jié)日。中華民國成立后，曾經(jīng)把每年的公歷3月29日定為“黃花節(jié)”。魯迅在文章中寫道：“黃花節(jié)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于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場里‘對空策’。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jié)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
然而戰(zhàn)死在黃花岡頭的戰(zhàn)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shù)也不知道�！�
為了表示自己與國民黨當局在“黨化教育”方面立場一致，魯迅回憶說：“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jié)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了：在學校里，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么，黃花節(jié)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為了達到“訓育”的目的，魯迅特別談到孫中山的政治遺囑：“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
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jīng)了許多戰(zhàn)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yǎng)，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xù)培養(yǎng)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查《魯迅日記》，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當天的記錄是：“晴。上午寄趙其文信。復許廣平信。得梁生為信。午高歌來，……晚為馬理子付山本醫(yī)院入院費三十六元二角。晚呂蘊儒、向培良來，贈以《苦悶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一周年時的記錄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復。晚紫佩來。”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魯迅日記》中并沒有留下參加大型集會或觀看演劇的記錄。所謂“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在魯迅自己的《日記》中，并沒有留下確鑿的文本依據(jù)。
由于拒絕與《語絲》周刊同人、前廈門大學同事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共事，魯迅于1927年4月21日憤然辭職并且搬出中山大學。在他此后發(fā)表的文章中，再也沒有出現(xiàn)孫中山的名字。
三、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魯迅筆下最早出現(xiàn)孫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許廣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
魯迅筆下最后出現(xiàn)孫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楊霽云信中：“中山革命一世，雖只往來于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約必如來函所言，其實在那時，就已經(jīng)給陳炯明的大炮擊過了�！�
“足不履危地”，是魯迅對于孫中山最為真切的蓋棺定論。比起“只往來于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孫中山，黃興、陳炯明、趙聲、秋瑾、徐錫麟這些人，才稱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線”沖鋒陷陣的革命斗士。
長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區(qū)的魯迅，之所以要指出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于他極為復雜的革命意識。1928年，他在江灣實驗中學演講時回憶說：“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卻要問‘你呢’，當我年青時，人家叫我去暗殺，暗殺之后怎么樣呢，我想不出……”
另據(jù)增田涉介紹，魯迅晚年曾對他說過，“他在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時候，上級命令他去暗殺某要人，臨走時，他想，自己大概將被捕或被殺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親怎樣生活呢，他想明確知道這點，便向上級提出了，結(jié)果是說，那樣地記掛著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還是不要去吧�！比欢�，當增田涉把這段話寫入《魯迅傳》并請魯迅審定時，魯迅把它刪除了。
在此之前，魯迅也曾經(jīng)向許廣平表白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碑斣S廣平問到關(guān)于暗殺的意見時，魯迅的回答是：“第一，這不是少數(shù)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xiàn)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
還有，是縱使有一二回類此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贊成。”
在《學界的三魂》中，魯迅對于暴力革命另有解釋：“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于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么，我答道：‘造反�！麄儽愦篑敼�。在萬世一系的國度里，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
在隨后寫作的《通信》里，魯迅又表白說：“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么‘戰(zhàn)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斗；
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并非‘戰(zhàn)士’的證據(jù)。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zhàn)斗者，革命者。于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zhàn)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著牙關(guān)，背了‘戰(zhàn)士’的招牌走進房里去，想到敝同鄉(xiāng)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么？”
由此可知，在魯迅的革命意識中，是充滿著行動上的拒絕與思想上的懷疑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凡做領(lǐng)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愿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刺激的結(jié)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魯迅筆下的孫中山，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評價孫中山在中國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應該依據(jù)他作為同盟會創(chuàng)始人和國民黨最高領(lǐng)袖的歷史事實，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實，以及“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既難以量化又難以操作的道德判斷。要評價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也同樣不應該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實，以及“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的道德判斷，而應該依據(jù)他作為現(xiàn)代雜文和現(xiàn)代短篇小說的開拓者的歷史事實。
�。ㄎ妮d《隨筆》2007年第5期。作者授權(quán)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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