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遠東：“內卷化”機理與中國農村——以安徽一個小集鎮(zhèn)的變遷為例

　　“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過密化”、“內涵化”，但從其詞源學涵義及在中國所指稱的對象來看，“內卷化”似較形象、妥帖），是近些年來已經成為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發(fā)展的某些現象富有解釋力、影響較廣泛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在國內學界的傳播是隨著黃宗智教授的著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的面世而在中國農村研究中受到關注，后來又由于美國學者杜贊奇用“國家政權的內卷化”概念，來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國家政權的擴張和社會變遷（見其《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的其他方面進行研究。學界一般認為，較早辨識出來的人類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的“內卷”問題的，似乎是美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茲（Geertz）在研究爪哇的水稻農業(yè)時提出的，指在土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增長的勞動力不斷進入農業(yè)生產的過程。而據格爾茲的述說，他對這個概念的使用，又是源自美國人類學家Alexander Goldenweiser對某一類文化模式的描述，即當達到了某種最終的形態(tài)以后，既沒有辦法穩(wěn)定下來，也沒有辦法使自己轉變到新的形態(tài)，取而代之的是不斷地在內部變得更加復雜。近來，根據國內學者韋森的考辨，事實上最早提出人類社會演化過程中的“內卷”問題的，并不是格爾茲，而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一書中，康德就提出“內卷理論”（involutions theorie），并非常明確地把這種“內卷理論”與“演化理論”（evolutions theorie——即人們所說的“進化論”）相對照，且把這種理論稱之為“鎖入理論”（die Theorie der Einschaehtelung）。在這個基礎上，韋森等提出從制度變遷的理論視角思考制度或社會體制的“內卷”問題。這樣，“內卷化”這一概念又用來解釋社會歷史發(fā)展和制度變遷的模式，解釋范圍進一步擴展。盡管各個論者對這一概念和這一概念的解釋范圍及效力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該概念的基本所指還是能大致確定的，就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fā)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無法轉化為更高形態(tài)的現象。這個涵義與其詞源學的解釋也基本一致，據有的論者考辨，involution是由involute一詞抽象化而來的名詞，有內卷、內纏、錯綜復雜、糾纏不清，糾纏不清的事物，復雜的事物，以及退化和復舊等涵義。所以，不少論者認為，“內卷化”概念的周延是可以跨越的，進入到對中國社會整體的長時段的分析。這一概念與金觀濤的“超穩(wěn)定結構”說能相銜接，與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有很大的干系，與韋伯、哈耶克、黑格爾等對中國社會的理解也相契合。

　　“內卷化”可以指一種現象，也可以指一種機理。本文認為是一種歷史形成的機理，一個共同體或社會一旦定型于這種機理，就會陷入諾斯所說的“鎖定”狀態(tài)，進入惡性的路徑依賴，任何從內部的制度創(chuàng)新都成為不可能。中國社會從秦迄清末遭遇西方之前的歷史就處于這樣一種狀態(tài)。2000年間，城頭王旗變幻，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以專制皇權及官僚體制為中軸的政治結構、以地主——官僚——士紳的一體為統(tǒng)治階層的社會結構及以儒學意識形態(tài)為核心的文化結構都并無根本性的變革，相反，卻不斷得到復制、延伸和精致化，從而也逐漸喪失容納新因素成長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內部機制。鑒于人們基于民族自豪感可以舉出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不是“停滯的”的例證，并可以從中國傳統(tǒng)中挖掘出足夠的“現代性”資源，甚或出于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以“中華性”為其正名。為暫避爭論，本文姑且把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內卷化”判斷視為一個假設。那么，問題可以轉換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形成的這種“內卷化”機理或陷入的這種“鎖定”狀態(tài)如何才能打破，其動力在于何處？

　　本文試從一個叫做Z村的鄉(xiāng)村社區(qū)的變遷說起。

　　Z村是安徽省東北部的一個小集鎮(zhèn)，有3000多口人，明清時商業(yè)繁榮一時，民國以后逐漸衰落，建國后曾一度是公社和鄉(xiāng)政府駐地，20世紀90年代初并入其他鄉(xiāng)鎮(zhèn)。該村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狀況如下：

　　農業(yè)方面，和全國大多數地方農村一樣，自1985年起就基本停滯不前了。這個問題其實很好理解，該地農業(yè)以種植糧作物為主，而以糧作物為主的農業(yè)發(fā)展主要表現在單產量的提高和建立在規(guī)模生產基礎上的效率的增進，但Z村人均只有耕地一畝多，人多地少，規(guī)模經營不可能，那么，農業(yè)發(fā)展主要只能表現在糧作物的單產量提高上，但如人們了解的那樣，糧食的單產量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是一個常量。或許有人問：農戶們?yōu)槭裁床蝗�從事更有效益的種植業(yè)、養(yǎng)殖業(yè)等？其實，從事上述行業(yè)，不僅要有合適的自然條件，還要有資金、技術的投入，更要有市場。該地地處平原但相對封閉，且以旱地為主，這種選擇自然被農民的理性所排拒。工商業(yè)方面：工業(yè)除了零星的幾個家庭手工作坊式的加工廠外，幾近于無，工業(yè)發(fā)展的約束條件更嚴格，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沒有突破的可能性。商業(yè)則一片凋零，這在內地農村也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原因很簡單，該地的購買力其實相當有限（近些年隨著人口外出的增多購買力甚至大大降低），而以小型零售業(yè)和簡單服務業(yè)為主的商業(yè)準入門檻又極低，從而呈現一種過渡競爭、慘淡經營的狀態(tài)。幾千人的一個小鄉(xiāng)村社區(qū)，零售商業(yè)網點就有幾十家，浴室四五個，小飯店十幾家，甚至藥店、診所都各有好幾個。只要有一家從事一個新的行當，只要門檻不高的，立刻就會復制數個十數個出來。有一年，一個外地婦女在此地開了一個賣“娃魚”（一種涼粉）的飲食鋪，一時生意不錯，沒有過多久，就有十幾家鋪子跟進。90年代末期，該地風行滑冰，有人就開了一家簡易的滑冰場，生意也不錯，盡管這是一種投資相對較大的行當，也迅速又冒出兩家。結果是，所有的行當都難以為繼，甚至虧本。每次回到家鄉(xiāng)，從鄉(xiāng)民們的言談舉止中我能明顯感受到那種深深的無奈。不過，Z村有一種行當卻一枝獨秀，就是“筵席業(yè)”。中國是一個人情大國，無論城鄉(xiāng)，人們適逢婚喪嫁娶，互相隨禮是很正常的事情，從社會學和經濟學上都能獲得合理的解釋。但在Z村，通過辦理筵席收取禮金近些年來已經發(fā)展到無以復加、匪夷所思的境況，不僅鄉(xiāng)村干部和當地頭面人物廣泛參與，一般村民也不甘落后；
辦理筵席的花樣不斷翻新，不僅是“借機斂財”，而且是“創(chuàng)機斂財”。除了傳統(tǒng)的婚喪嫁娶等名目外，升學、參軍、為老人做壽、為小孩過生日、蓋房子、生意開業(yè)、剃毛頭（當地的一個風俗，比較嬌貴的男孩生下來會在腦后留一撮毛，等到六歲的時候剃掉并宴請親朋，但現在所有的男孩女孩后腦勺都留了一撮）等等，都成為大擺筵席的名目。有的人生意開業(yè)幾乎就是個幌子，筵席擺開、禮金收完就歇業(yè)大吉。該地甚至發(fā)生過一次更荒唐的事情：有個光棍，突然辦個婚禮，但吃完喜酒第二天，新娘就不見了，后據了解，這個所謂“新娘”是附近縣城的賣淫小姐，光棍的目的無非兩個，一是過過新郎癮，第二就是收取為數不多的禮金。真是“蝦有蝦路、鱉有鱉路”。

　　可以想見，“筵席業(yè)”不僅嚴重毒化當地的社會風氣，徹底瓦解殘存的一點鄉(xiāng)村倫理；
而且從純粹經濟學的角度看，對這個社區(qū)而言，這也是一種“飲鴆止渴”、“割肉補瘡”的行為，不但不創(chuàng)造任何財富，而且每一次筵席都是以社會財富的凈損失為代價的。我們可以簡單算個賬：每一次筵席如果能收取一萬元（當地仍比較貧困，禮金一般是三五十元，人們已經不堪重負了），至少有一半是成本（當然主要是吃喝掉了），當事人能賺取五千元，對當事人來說無疑是合算的。但不要忘記，鄉(xiāng)村社會是個熟人社會，在人情的籠罩下，每個人與所有其他人之間都是N次的博弈關系，按照禮尚往來的規(guī)則，當事人在未來可預期的一個周期內，要分批次向其他博弈方支付一萬元，實際上虧損5千元（封閉、落后的鄉(xiāng)村社區(qū)，資金的收益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從個人、集體來說，擺筵席都是非理性的行為，但這個游戲一旦開始，就有它自身的邏輯，所有人都必須玩下去，對于很多人來說，擺筵席已經不是為“斂財”了，而是自保，因為不擺筵席，損失更大，連回旋的余地也沒有了。這使我想起，有人研究過的，民國時期，河南全省有三分之二的人淪為“土匪”，大多也是為自保計；
還有顧炎武提到的明末時期，全國科舉人數大增，有生員五十多萬，其中有三十多萬不是為入仕，僅是為“糊口”而已，因為有功名的士子可以免除一些盤剝。一個共同體一旦陷入這樣的境地，對于局內人而言，就只能“令人徒呼奈何”了。所以，我從鄉(xiāng)民們那里看到不僅是無奈，還有抱怨、甚至憤懣。

　　可以說，Z村已為“內卷化”機理所主導，農業(yè)走到盡頭，工商業(yè)無從談起，“筵席業(yè)”則完全是“慢性自殺”。那么，問題來了，這種機理如何打破呢？鄉(xiāng)親們還有更好的替代選擇嗎？

　　未來一段時期，對Z村來說，在一般情況下，農業(yè)、工商業(yè)仍然一如既往甚或每況愈下，相信中國的中西部大部分農村也不會比Z村更好，這不是誰的錯，這是中國面臨的一個政治經濟學難題。盡管農工商業(yè)也存在“內卷化”問題，但似乎更復雜。這里暫只談談“筵席業(yè)”。

　　順便補充一下。前兩年，媒體曾報道改革明星、前江蘇省宿遷市委書記仇和頒布“限桌令”，即干部辦理筵席不準超過6桌，群眾不能超過8桌，遭到網絡媒體的撻伐和譏諷，認為是侵犯人權云云。其實，這一改革的背景就是“筵席業(yè)”的泛濫。Z村地處蘇皖交界，毗鄰宿遷，二者分享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所以，我當時的感受是：市委書記或許無奈，只能出此下策了。當然，Z村的情形比之當時仇和面對的景象要嚴重得多�，F在，據說“限桌令”被人們以分批次擺筵席化解。Z村沒有“限桌令”的壓制，但近一二年，根據我的了解，倒有了很大變化。變化的主要是筵席業(yè)難以為繼了，很多人不玩這個游戲了。主要原因是當地適齡人口尤其是成年男性的大量外出。實際上，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自20世紀90年代初就蔚為壯觀了，只是Z村由于種種原因行動比較遲緩。人口的外出造成：一是一部分人直接退出這個游戲，二是一部分人在外面的世界接觸了不同的知識和價值觀，即使回到村里，也對那套游戲產生本能的抵制。當這樣的人達到一定規(guī)模，原有的游戲就玩不轉了。當然，這個過程也是農民以自身特有的“理性”通過漸進的方式完成的。比如，一戶人家兒子結婚，他可能只會叫上自己的親戚，小范圍的擺上幾桌。這樣，他就可以有所選擇地參加其他人的筵席，以致逐步退出全部游戲。其他人也會效仿和作出對等反應，游戲的規(guī)則逐漸改變，以致恢復應有的民俗性質。

　　至此，Z村的發(fā)展當然不能說走上一條良性的道路，但“內卷化”的機理已經打破，避免了更壞的結局。不難發(fā)現，打破這個機理自然離不開村民的理性選擇，但原初動力是來自于外部，即人口的外流及與外部信息的交換。這就是Z村的變遷給我的啟示。打破幾千年形成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內卷化”機理的動力或許也只能來自于外部力量的沖擊。

　　韋森在其一篇經濟史的論文中曾指出，在人類社會制度的變遷中，大致有三種“路徑力量”在起作用，即revolution（革命）、evolution（演進）和involution（內卷）。革命是一種間斷性的、突發(fā)式或者說劇烈的社會制度的改變與更替，即從一種社會制度跳躍式地改變?yōu)榱硪环N社會制度。而演進則是指一種連續(xù)的（往往是緩慢地）、增進性的、發(fā)散性的或沿革式的社會變遷（如哈耶克所說的“自發(fā)社會秩序”）。與前兩者相對照，內卷則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社會體系或一種制度在一定歷史時期中在同一個層面上內卷、內纏、自我維系和自我復制。其實，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人類社會制度的變遷主要是兩種模式，即演進和內卷。革命不是常規(guī)的演進路徑，畢竟一個社會不能天天革命，革命是演進路徑受阻時的突破動力，更是扭轉內卷路徑之必需的外在動力（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改朝換代不是革命，是如金觀濤所說的“超穩(wěn)定結構”發(fā)生功能紊亂時的自我修復機制）。事實上，以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為主要內容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生更可能是一個人類歷史的特例，是各種機緣巧合的產物。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社會都能自行“擴展”出秩序來，尤其是陷入“內卷”的社會。按照哈耶克的經典見解，市場經濟是一種不斷自我生長和自發(fā)擴展的人類合作秩序。但如韋森引述過的，在人類歷史上，這一合作與擴展秩序常常被一些未知的社會因素和社會機制所制約，致使這一擴展秩序不能自我擴張而占據整個社會，因而歷史上的市場經濟就好像被困在一種與世隔絕的“鐘罩”內。原因何在呢?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將這一問題視作一個一直沒有解開的歷史之謎。布羅代爾的原話是：“關鍵問題是要弄清楚那種我毫不猶豫地將之稱為資本主義的社會部門為什么好像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鐘罩里?它為什么無法擴展而占領整個社會?……[為什么]資本快速形成只可能在某些部門中發(fā)生，而沒能發(fā)生在當時的整個市場經濟中?”根據布羅代爾的這段話，秘魯經濟學家狄索托（Hemando de Soto）把那種被哈耶克所稱作的“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的市場經濟被種種社會因素和機制所阻斷和隔膜的社會安排稱作為“布羅代爾鐘罩”（the Braudel Bell Jar）。現在可以說，正是“內卷化”的機理造成這一鐘罩遲遲不能揭開。從目前的文獻看，哈耶克似乎對此并未認真考慮和深入探究，所以，不少論者認為，社會制度變遷中的“內卷”現象是哈耶克的一個研究盲點。

　　既然如此，革命（revolution）當不可輕言告別，打破“內卷化”的機理只能依靠外部的動力。就如黃仁宇所說的，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制度已無法超越其自身的限制，中國社會的變遷只有等待“與世界潮流沖突”所提供的歷史機緣來從頭發(fā)動。不幸的是，這是歷史，也是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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