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召忠：追憶我的北大生活

　　1968年到1970年我在河北鹽山工農兵大學機械電子系學習，畢業(yè)后參軍入伍，到海軍導彈部隊當了一名技術兵。到了部隊后，我被列入“高級知識分子”行列，由于我學過兩年的電子、無線電和機械專業(yè)，所以很快成為部隊的訓練尖子。1974年，領導上突然決定選送我上大學。最初是選送我去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學習核潛艇技術，后來被北大招生的老師看中了，認為我應該是一個當外交官的料兒。“革命戰(zhàn)士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于是，我這塊“磚頭”便于1974年10月從山東半島被搬到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阿拉伯語專業(yè)。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第一次聽說世界上還有這種語言，因為那個時候學生是不能挑選專業(yè)的。

　　阿拉伯語和她的文化一樣古老，樣子有點特別，象小蟲子那樣從右邊往左邊寫，還有許多顫音，是公認的外國語言中最難學的語言，所以學制定為四年，是當時北大學制最長的專業(yè)。由于長期從事工程技術工作，突然轉學外語后極不適應，科學技術主要是理解原理，強調創(chuàng)造性，而外語則恰恰相反，完全是死背硬記，不允許創(chuàng)造。最讓我頭痛的是那些類似意大利美聲唱法中的顫音，無論費多大勁，顫音都無法準確。后來我去了校醫(yī)院，在十分簡陋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動了個舌根切割手術，這下總算好多了。在北大學習的時候，我還是軍人身份，每月52元薪金，59斤糧票，這樣的待遇在當時是很不錯的。為了學好外語，我省吃儉用買了一個磚頭式錄音機，那可能是我國生產的第一代晶體管式錄音機。為了這個小東西，我差不多兩年時間沒有吃炒菜，天天都是抓幾個饅頭，喝兩碗大鍋湯完事。每個月59斤糧票根本不夠吃，有時一頓飯就能吃10個饅頭，整整2斤，現在想起來真的有點不可思議。

　　那個時候北大是重災區(qū)，受“四人幫”的影響極左思潮非常嚴重，真正用來學習的時間比較少，經常是半天學習，半天搞運動。我曾經到昌平200號校辦工廠開門辦學半年多，在那里參與印刷電路板的生產，印刷電路在當時是最先進的電子技術。后來又去大興校辦農場勞動半年多，主要是種植小麥、水稻和各種農作物。1976年，三位偉人相繼去世，我們在校同學和全國人民一樣，全都陷入悲痛之中。我和同學們一起去人民大會堂瞻仰毛主席遺容，并參與了毛主席紀念堂的一些建設工作。毛主席去世后，學校為了表達對毛主席的懷念之情，找了三個筆桿子代表全校師生給江青寫效忠信，我被選中。由于我這個人向來是我行我素，尤其不善于吹吹拍拍、阿諛奉承，何況當時我對江青也十分反感，所以我堅決拒絕參加。后來，他們把我當成反對“四人幫”的英雄，我說我沒有那么高的思想覺悟，只是不喜歡干那種事兒而已。

　　唐山大地震后，我前往災區(qū)進行抗震救災。在地震災區(qū)，我被分配在唐瓷五廠，主要是負責搶救人員和財產，并且盡力恢復生產。當時我們住在抗震棚里，我睡在雙人床的上鋪，每天就感覺像是打秋千，來回晃蕩，那是余震造成的劇烈波動。在震后的唐山，我站在任何一塊高地上，都會一望無際，昔日的那些高樓大廈全部被地震夷為平地，那種悲慘的狀況讓我至今難以忘懷。

　　太多的開門辦學活動，再加上擔任班長和學生黨支部書記，行政事務很多，占去了我大量寶貴的學習時間。學外語需要天天讀，時時記，不能間斷，我只好抓緊星期天、節(jié)假日等時間自學。每天都是宿舍—教室—食堂，三點一線，很少到市里去，也很少逛公園。那個時候學校的學習氣氛不是太濃，圖書館總是空蕩蕩的，沒有多少人愿意去圖書館學習。我們宿舍八個人，很擁擠，學習環(huán)境不好，所以圖書館和教室一直是我學習的主要場所。由于我理工科基礎很好，很自然地就把理工科學習中尋找規(guī)律的一些技巧用到外語學習當中，這對于加強記憶和學好外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為了開拓視野，我還經常到中文系、國際政治系聽一些講座，因為我特別喜歡中文、歷史和地理。1974年進北大學習的時候我22歲，正是想象力豐富的年齡。小學的時候我喜歡寫小說，到了中學就喜歡上了散文，來到未名湖畔干脆與詩歌結緣，美麗的校園風景和大量開門辦學實踐為我提供了很多詩歌創(chuàng)作的素材，我當時寫了很多詩歌，還經常給同學們講授詩歌創(chuàng)作的體會。1977年，我迎來了畢業(yè)考試。考試那天，敘利亞專家來到考場，在黑板上寫出了兩個命題論文的考題，并宣布了考試時間和考試要求。很快，我就寫完了一篇論文。為了打發(fā)剩下的時間，我索性又寫完了另一篇。最后，兩篇論文都交了上去，這位外國專家在評閱之后，居然給我判了一個滿分。后來才聽說，東語系畢業(yè)論文中滿分極為罕見。

　　1978年1月，我走出北大校門，不久之后，就到伊拉克擔任阿語翻譯。兩年的國外翻譯生涯，使我對翻譯工作產生厭煩情緒，因為我生性喜歡科研和創(chuàng)新，而翻譯工作又恰恰是一種因循守舊、死背硬記和從文字到文字的死板工作。那個時候國內剛剛對外開放，懂外語的人非常吃香，出國、賺匯、做生意都是很賺錢的事情，但我從1980年起毅然改行從事科研工作。剛開始，我非常注意強化英語和日語學習，并與他人合作翻譯出版了美國暢銷小說《追蹤紅十月號潛艇》。從此，一發(fā)而不可收拾，以外語和計算機為工具，廣泛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資料，開展多學科交叉研究，最后得出個人獨特而客觀的觀點和思考，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20多年來矢志不渝，我就是沿著這樣一條崎嶇的小路一直顛簸著走了下來。當年朝氣蓬勃的小伙子如今已進入暮氣沉沉的知天命之年，曾與我一同共事的同學、同事有的當了大款、老板、經理、外企雇員、專業(yè)翻譯、政府高官，而我還在從事我喜愛的科研與教學工作，仍然是一個兩袖清風的教書先生。

　　對于“工農兵學員”人們是不屑一顧的，認為這些人沒有什么真才實學，是社會過渡時期的特殊產物，不少人在用干部、評職稱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牽連。我是比較幸運的一個，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中斷我的教育，反而使我有機會讀完兩個工農兵大學。北大畢業(yè)后轉行搞科研，先后有多項成果獲獎，38歲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44歲被晉升為教授，1993年開始享受國家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被調入國防大學，一直都在擔任教研單位的領導，并成為軍事裝備學的學科帶頭人，軍事戰(zhàn)略學博士研究生導師，2004年晉升為副軍職，后被授予海軍少將軍銜。我雖然沒法與那些大家相比，但也并非一事無成。我想用自己的成就明白地告訴世人，不要嫌棄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我們畢竟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我們不應該成為時代的犧牲品，因為我們是時代的建設者，如果沒有這一代人的承上啟下，我們的社會必將會出現嚴重的人才斷層！

　　有人說，“北大的學生有后勁”。走出北大20多年的社會實踐使我深深體會到這一點。但是，這種后勁是什么？其實就是現在人們所講的“素質教育”。人才的培養(yǎng)，不能光注重分數，全面綜合的素質教育是至關重要的�，F在回憶那段在北大學習的經歷，未名湖畔的生活究竟給我留下了什么？大學生在大學中最重要的是學習專業(yè)知識，還是在學習專業(yè)知識的基礎上，更加側重于做人、做事的素質培養(yǎng)，以及廣博知識的拓展？如果我在北大期間沒有擔任那么多的行政職務，如果當時沒有參與那么多的開門辦學等社會活動，如果思想和理念沒有被那樣的激活，如果自己當時不是那樣自主式和創(chuàng)造性學習，我會有后來的一系列成功嗎？

　　我不懂醫(yī)學、生物學和神經科學，但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人的智力是可以塑造的。人之所以聰明是因為他們在用功，能吃苦，很勤奮，正所謂“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我在想，人的大腦或許有多個分區(qū)，功能各異，音樂、繪畫、歌舞等文藝是一類，外語、口才、演講是一類，數學、物理、化學、電子是一類，文學、歷史、政治算一類，如此縱橫交錯，相互刺激，所有這些信息在大腦中經過相互碰撞后激活并產生智慧的火花，靈感、觀點、創(chuàng)造、發(fā)明等新的知識隨之而生。我先后學過阿拉伯語、英語和日語三門外語，這三門外語是三個不同的語系，可見其難度是很大的。我的體會是，學外語與學藝術有些類似，天分是主要的，勤奮是次要的，大致是七分天才、三分勤奮。如果沒有天賦，光靠勤奮是不可能學好的。當然，如果把三分勤奮發(fā)揮到極致，也就變成百分之百的勤奮，那就會如虎添翼。只有這樣，才能把外語學好。但是，如果一個人整天就知道學外語，那最終只能是一個會說外語的機器人，相關知識的學習是對外語學習的補充和激活。

　　一個人最好盡可能多地接受外界信息和刺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許許多多看似沒有用的信息可能正在激活你的大腦，你不應該放棄任何機會，你應該把一切學習和實踐都看作是學習，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你的綜合素質。任何一個只知道啃書本、背作業(yè)的乖學生都很難在未來的社會實踐中有大的作為，切忌不能一條道兒走到黑，要在自己的征途上不斷修正前進的方向。我的另外一個體會是，學歷不等于能力，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事情。北大畢業(yè)后，我有過很多機會攻讀學歷，但我感覺是浪費時間，就沒有把學歷當回事兒，而是全力發(fā)掘我的能力和創(chuàng)造力。當然，學歷也很重要，但學歷再高也必須轉化為能力才有效。

　　完稿于2007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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