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wèi)平：思想解放首先要解放思想者

　　我們對于這樣的歷史應該耳熟能詳——從某個年代開始，思想問題便是政治問題，“思想犯”便是“政治犯”。那些擁有不同思想的人們，一律被看作政治上的異己者或敵人，他們被視為十分危險乃至最為危險的。給“思想犯”判處死刑便是例證，哪怕他實際上只是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真實想法。

　　顯然因為存在這樣的聯(lián)系和邏輯，才導致了人們普遍思想上的束縛。人們不僅需要在行為上小心翼翼，而且在腦海中也不要信馬由韁。不要隨便寫日記，成了耳口相傳的“寶貴”政治經驗。假如一個人不幸將他的想法在會議上說了出來，那么他的災難就來臨了。有些人甚至什么想法也沒有，只是被他人無端誣陷，而一旦與思想問題掛鉤便永世不得翻身。

　　當更多的人們看到這樣的現(xiàn)實，便將他們的腦袋縮到大衣領子里面去了，也將他們的真實面貌藏到一張表情冷漠的面具中去了。他們整天說東道西，就是不說出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這種情況如果延續(xù)得夠長久，人們長時間不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那么他們就會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真實想法是什么，就會模糊自己的想法和別人想法的界限，模糊事實與加強的觀念之間的界限，因而弄得不辨真假善惡，這種情況叫做思想混亂。

　　而只要這樣的歷史沒有結束，只要思想問題仍然被看作是政治問題，思想者被看作是潛在的政治犯，發(fā)表思想看法的人被視為政治權力的冒犯者、挑釁者，那么，思想解放首先意味著解放思想者，即取消對于思想者種種“污名”的做法，不將他們歸為另冊，給予他們相同的公民待遇，尤其是在人身自由方面不加任何限制。

　　1978年的思想解放，是伴隨著出臺一系列具體措施的，是有讓人們看得見的實際行為。

　　在種種“解放了”的人們當中，有一批是因為“思想問題”遭到殘酷驅逐的人們。最著名的比如張志新，為了禁止她表達思想，臨刑前這位美麗女性被割斷了喉嚨。這個名單上有長長一串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遇羅克、林昭、王申酉、李九蓮……。他們因為堅持人類思想的尊嚴、真理的尊嚴，年紀輕輕便慘遭殺害。

　　為這樣的人們去掉污名，還他們以清白的政治身份，其意義不僅在于他們本人，同時也是在為“思想”正名：肯定思想的權利和尊嚴，肯定追求真理的美德，肯定說真話這個人類成員的基本底線。這些思想烈士雖然人數(shù)不多，但他們可貴的品質光芒四射，為他們恢復名譽在整個社會中造成了極好的影響，如同樹立了新的民族英雄的榜樣。有這樣的榜樣在前，何愁思想不解放？

　　但是接下來事情的發(fā)展，并不如1978年的人們感受得那樣樂觀。一批最早吃螃蟹的人，他們或許仍然帶著思想奴役的痕跡，在為我們民族掙脫思想牢籠的過程中，開拓了富有生長性的空間，但是后來一個一個地，他們在公共視野中慢慢消失了。其中包括王若水、李洪林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身處某個高級領導崗位上，為了思想的真理他們寧愿丟掉烏紗帽。在今天紀念社會轉型三十周年之際，人們或許可以問一聲：那些站在前排的思想解放者今安在？他們可好？

　　王若水當年那些“以人為本”的表述，即使白天和夜晚都打著燈籠，也找不出其中一絲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之處，而在當今的社會中甚至不時見到它們的身影，令人感受到它們的回聲，但是他本人卻因此遭到驅逐。仿佛有人盜用了他的想法，卻將他本人列入萬劫不復之境地。這真是應了馬克思說過的“扮演革命的遺囑執(zhí)行人”，是另外一些根本不同的人們。

　　因此，“思想解放”，首先需要的是“解放思想者”，給那批在三十年前最初的思想解放中，作出卓越貢獻的人們恢復政治名譽，還他們平等的公民身份，還他們陽光和藍天，不再將他們當作政治難民，將他們驅逐出公眾視野。通過解放這些“被囚禁的思想者”，從而還思想的尊嚴和權利，樹立其思想的權威而不是權力的權威，就和當年所作的一模一樣！

　　而當今天的年輕人，若是知道在他們前面，有這樣一些人們，曾經為了真理、為了民族的前途，如此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不怕犧牲個人的利益，他們就會獲得另外一些參照，打開另外一些人生視野，開啟另外一個世界圖景，就像我本人在1978年所經歷的那樣。給好人恢復名譽，社會的正氣才有可能抬頭，民族的美德才有可能得到提升。

　　只有這樣做，也才可能給新一輪思想解放，提供確鑿無疑的有力保證。當然，比起1978年來，今天需要的不僅是一些舉措，而是建立起必要的機制，一勞永逸地保證今后的思想解放者們，永遠不會落到被污名、被驅逐的處境。不同的觀點可以展開討論，但是不要上黑名單，不要無端打攪他們和干擾他們正當?shù)墓ぷ骱蜕�活。這樣我們民族的所思所想，才可能擁有更多一些良性的方向；
我們民族的想象力積極性，才有可能被調動和發(fā)揮出來。打擊一個思想者，等于取消了一千個人的獨立思想，這個比例甚至還要大得多。

　　原載《國家歷史》雜志，發(fā)表時略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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