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試論西方古典共和主義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

　　內容提要：西方古典共和主義政治哲學，主張國家自由先于個人自由的政治自由觀、混合均衡政體觀以及公民美德觀。其理論特色包括：整體主義、政治平等主義、內部和平主義、公共性原則、相互性原則、積極行動原則。探討古典共和主義，對理解西方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具有多方面的啟迪意義。

　　關鍵詞： 古典共和主義 政治哲學 自由 政體 美德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關于憲政轉型的探討越來越多，中國政治改革和發(fā)展之前途，成為人們共同關心的熱門話題，在這一背景中，“共和”的問題，繼晚清、民國時期的大討論后，再次提上中國學術界的議事日程。但是，關于什么是“共和”，人們并不是很清楚。由于“共和”最初是西方政治理念，因此我們要必要回到西方古典共和主義傳統(tǒng)，以理解“共和”的實質內涵。國內學術界對古典共和主義的探討是極為不夠的，而關于其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更無專門的論文和著作討論。為彌補這一缺憾，本文試圖在理解西方古典共和主義傳統(tǒng)的基礎上，扼要闡述古典共和主義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理論特色以及由此給我們的啟迪。

　　一、古典共和主義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

　　古典共和主義是西方古老而偉大的政治傳統(tǒng)，它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啟，經西塞羅及羅馬法學家，到近代的馬基雅維里、哈靈頓、彌爾頓，在盧梭和雅各賓黨人那里第一次終結，而于二戰(zhàn)后由漢娜•阿倫特復興。古典共和主義作家的思想各有其獨特之處，但大致分享一些基本的理念。本文從自由觀、政體觀、美德觀三個最為重要的方面來進行描述：

　　1、自由觀

　　古典共和主義認為，自由的國家先于自由的個人而存在。對國家自由優(yōu)先性的強調，充分肯定了個人自由與國家政體之間的邏輯聯(lián)系，這就是說，離開自由的國家 ，自由的個人便無從說起。自由的國家是個人自由得以展現(xiàn)的公共空間 [1-p.154]。這與自由主義的立場截然不同。近代自由主義的先驅作家霍布斯認為，個人自由和國家問題乃是可以分離的兩個問題，在利維坦式的國家中，個人自由恰恰最有可能得到保障，公共自由和個人自由并無聯(lián)系。霍布斯曾以嘲笑的口吻說，意大利獨立的路加城中的個人并不見得比君主統(tǒng)治的君士坦丁堡中的個人有更多的自由 [7-p.167]，霍布斯強調個人自由多少并不在于法律的來源，而是要看法律所允許的自由活動的范圍。哈靈頓對霍布斯的觀點進行了反駁，他指出，君士坦丁堡的個人自由當然比路加城的人的自由少，因為君士坦丁堡的個人的自由完全依賴于統(tǒng)治者的善良意志，那里除君主之外，其他人的自由隨時隨地都有被剝奪的可能 [2-p.86]。

　　“自由的國家是自由的個人之前提條件”并不意味著古典共和主義否認個人自由，只是他們強調如何保障個人自由的制度前提。實際上，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都關注個人自由，而共和主義比自由主義有所區(qū)分乃至略高一籌之處，乃在于前者比后者更明白：個人自由不是天賜，而是要以人造之自由國度為制度前提。離開國家自由，自我陶醉式的自娛自樂的個人一己私域之自由，便無從發(fā)生；
離開具體的政治共同體，抽象的人的自然權利便不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樓。關于國家自由優(yōu)先性的論斷使共和主義的“古典性”、“傳統(tǒng)性”凸顯出來，從而與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與自然權利觀劃清界線�，F(xiàn)代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觀把關注重心放到了私人領域，古典共和主義則集中關注公共領域。

　　古典共和主義所說的國家自由，首先是指不受他國控制保持獨立；
其二是指按其自身的意志統(tǒng)治，其根本的一條乃是政治共同體中無一人受到奴役。例如盧梭就說，只要出現(xiàn)一個奴役他人的主人，此時便不再有共和政體了；
而對共和國來說，“侵犯其中的任何一個成員就不能不是在攻擊整個的共同體” [8-p.27]，由此盧梭提出服從自己制定的法律的主張。顯然，共和主義的自由是一種政治自由，它與奴役相對而言；
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失去自由就意味著處于受奴役狀態(tài)，奴役就是指處于別人的法律和權力之下。自由人乃是一種政治身份，要自由就是“不要做奴隸” [9-p.84]。

　　2、政體觀

　　古典共和主義者認為，混合均衡政體（mixed balanced constitution）是人類所能構建的政體中最好的政體。在介紹共和主義的政體觀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政體好壞的標準是什么？政體作為公共生活展開之制度框架，作為人類秩序之前提，其好壞標準雖然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考察，但最為核心的一條標準就是政治共同體的持久性——即好的政治制度應當是能綿延既久的制度 [3-p.467]。事實上，西方思想史最早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波里比烏斯開始，便以此來考察各種政體，他們承認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各有其好處，然而問題在于它們自身皆不能持久，由此便會進入一個政體衰敗的過程，由王政到僭主政體，既而到貴族政體，寡頭政體，最后是民主政體、暴民政體，再到君主制，如此循環(huán)。他們認為，好的政體應當是能擺脫這一循環(huán)的宿命，而可能的形式則是同時兼具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三者好處的混合均衡政體，即共和政體�；旌暇�衡政體在羅馬共和國、近代英國和美國是典型的實際例證。羅馬共和政體包含了執(zhí)政官、元老院、平民大會三者的混合，近代英國包含了君主、上院和下院三者，而美國則是總統(tǒng)、參議院、眾議院三者的混合，其根本精神在于把大眾民主、精英統(tǒng)治、領導決斷三者進行混合，從而兼顧國家各階層的利益，做到盡可能的公正。古代羅馬以及近代的英國、美國的強大，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它們的共和政體。

　　混合均衡政體中的兩院制，在于它通過把均分和選擇分開，從而使各階層的利益皆能得到實際之保障。哈靈頓以著名的分蛋糕的比喻來說明了其中的道理，他寫道：“假如有兩位姑娘共同接到一塊沒有分開的餅，兩人都應分得一份。這時其中一位對另一位說：你分吧，我來選。要不然就我分你選。分發(fā)一旦決定下來，問題就解決了。分者如果分得不均，自己是要吃虧的，因為另一位會把好的一塊拿走。因此，她就會分得很平均，這樣兩個人都享受了權利……國家的奧秘就在于均分和選擇�！� [10-p.23]而混合政體中的政治領袖，一方面是公共權力的象征符號，另一方面也承擔在國家危急時刻的“決斷”的責任 [11-p.12]。共和主義政體正是通過這樣的制度設計保證各種因素的混合。

　　3、美德觀

　　在古典共和主義陣營中，除關注混合均衡政體的一方外，另一方更多地從人文主義立場出發(fā)提倡公共美德，如審慎、節(jié)制、勇氣、正義等，他們往往也被稱為公民人文主義者（civic humanism）。古典共和主義之所以把美德放在重要的位置，因為他們堅信“美德可以戰(zhàn)勝命運”[12-p.288]，同時，和平自由的生活，除了有賴于制度設計外，還要看公民的德行，美德與自由是相互支持的關系，美德敗壞之時，即為政治衰亡之始。他們認為：“為了保證自由的價值得到維護，首先需要促進的與其說是有效的組織和法律結構，不如說是全體人民的公民自豪感和愛國精神” [12-p.272]。文藝復興后期的馬基雅維里、圭恰迪尼均如此主張。他們目睹了共和國體制的脆弱和腐化，以及連年的戰(zhàn)爭狀況。此時，對有美德的君主、有美德的公民的呼喚便順理成章。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和《論李維前十書》雖然重點不一樣 ，但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則是美德與自由的相容，他實際上向人們表明：一切保證公共生活中取得成就、維系自由的品質，都可稱為“美德”，其邏輯結論則是為了維護安全和自由，如果需要作惡，就應當毫不猶豫地去做。以斯金納之言，馬基雅維里論證了公共美德與基督教時代舊道德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他“不過將美德這個觀念與在實踐中‘拯救我們國家的生存和維護其自由’所需要的一切品質等同起來” [12-p.286]。古典共和主義主張的“美德（virtue）”，是政治領域中的“公德”，是一種公共精神。

　　二、古典共和主義政治哲學的特色

　　在扼要介紹古典共和主義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考察它的理論特色，筆者將其概括為如下六個方面：

　　1、整體主義：古典共和主義與近代自由主義的理論區(qū)別，重要的一條在于前者是整體主義的，而后者是個人主義的 。古典共和主義的整體主義，并不意味著否定個人價值，但終究突出整體的優(yōu)先性，即離開共同體，便不再有自由的個人。柏拉圖的下面這句話可謂古典共和主義基本立場的高度概括：“我們的立法不是為城邦任何一個階級的特殊幸福，而是為了造成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幸福。它運用說服或強制，使全體公民彼此協(xié)調和諧，使他們把各自能向集體提供的利益讓大家分享�！� [9-p.279]

　　2、政治平等主義：當古典共和主義將自由從嚴格的政治角度來界定時，一種政治上的平等主義便是其必然結論了。政治平等主義意思是說政治身份的平等，即每個自由人都是平等的，其基本信條是“任何人都不能壓迫另外一個人” [4-p.34]，當然，在古代世界這是把奴隸排除在外面的。政治平等主義是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平等，而不涉及任何分配均等的問題。古典共和主義雖然有君王、貴族與民眾的區(qū)分，但他們是將這些等級建立在自然的基礎之上，認為人天然有貴賤賢愚之分，而在政治共同體中，每個部分均應當發(fā)揮合適的作用，共同體要為每個等級提供福利而不是為某個等級服務。

　　3、內部和平主義：嚴格說來，共和主義的“和平”，是指共同體內部的和平。筆者認為，用“內部和平主義”的提法更為貼切。當馬西里奧發(fā)出“保衛(wèi)和平”的號召時，其目的是要以戰(zhàn)爭維護自由，從而實現(xiàn)和平 [13-p.76]。事實上，古希臘的斯巴達、羅馬的共和國和意大利的城市國家，乃至近代英國、美國，雖然內部或可保持著高度凝聚而和諧之狀況，但對外則是窮兵黷武，對外戰(zhàn)爭是這些共和國的常事。共和主義就此而言是有局限性的，政治共同體的“和”如果只是建立在對他國的“戰(zhàn)”的基礎上，政治共同體的“自由”如果只是建立在對他國的“奴役”的基礎上，其普遍性價值便要大打折扣。西方思想史上，康德實際上把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與共和理念進行了較好的結合，是故他堅信在憲政共和的基礎上，最終人類將脫離戰(zhàn)爭苦海而進入永久和平狀態(tài) [14-p.105]。

　　4、公共性原則：公共性原則與私人性原則相對而言，其含義是說古典共和主義把政治共同體當作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機構，這與近代自由主義把國家當作利益集團追逐私利互相較量的平臺有根本的區(qū)別。古典共和主義則相信人的道德能力，它從公共政治人的立場出發(fā)，認為政治活動本質上乃是高尚的為公眾、為祖國謀幸福的活動，公共空間乃是公民美德和愛國情操展示以獲得榮耀的舞臺。以思想方式而論，同樣，自由主義所謂的“理性”，以霍布斯的話來說，就是“算計”，理性能力就是個人利害得失加減算計的能力 [7-p.28]。而古典共和主義則主張以公共性的方式進行思考，即但凡政治之事，必須從共同體的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個人的私利出發(fā)，卻進行思考和推理。古典共和主義以公共性為總體原則，是與古代世界重視“公”而忽視乃至否定“私”的思想意識是相一致的。

　　5、相互性原則：與公共性相連，古典共和主義者大體秉承一種筆者概括為“相互性”的原則。該原則到近代實際上表現(xiàn)為自由主義所主張的權利原則，在這一點上，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有著共享的理論前提。但是，相互性原則顯然是一個遠遠早于現(xiàn)代權利原則的一種古老觀念。相互性原則，以康德的名言來說，便是絕對命令中所體現(xiàn)的原則，即“依照一個可以同時被承認為普遍法則的準則行事�！� [15-p.28]這一原則以中國古代孔子的話來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相互性原則的中心是要求人們“站到每個別人的地位上思想”[16-p.138]，這樣便與以自我為中心去看待他人的立場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古希臘城邦政治生活的重大意義之一，就是每個自由人進入公共空間，不僅是展示自己，同時也接受他人的考量，每個人都既是表演者，又是欣賞者 [5-p.57]。相互性原則在思維方式中體現(xiàn)為一種阿倫特所稱為的“代議性”思維，“代議性”意指思考者實際上要設想和許許多多其他可能相關的人在議會中進行討論那樣，去思考政治生活中的問題。在此過程中，慮及的不同的立場和見解越多，思考者就越能體會如果他處在那個位置的真實想法，思考者的最終結論也就越有效 [1-p.241]。

　　6、積極行動原則：共和主義歷來秉承的一個中心原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是“積極行動原則”，“積極行動”的生活一方面與消極公民的政治冷漠相對，另一方面也與“思”的生活相對而言。共和主義認為，只有積極行動，投身于公共生活，致力于共和國事業(yè)，人生才有意義；
在此意義上，所謂自由，便不僅包括在私人生活領域免受他人的干涉，還要包括參政議政之自由；
不僅包括意志自由、思想自由，還要包括行動自由。古典共和主義中公民人文主義一支特別強調服從自己制定或同意的法律，認為舍此自由便必不可保。而這種對“自己服從自己”的要求，便必然要求公民積極參與政治。

　　不過，古典共和主義理論對一些人們常以“現(xiàn)代性”來指陳的要點語焉不詳。古典共和主義未能充分論及之處，主要有兩個方面，即（1）、國家主權問題；
（2）、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而這兩個方面本質上乃是一個方面，即現(xiàn)代國家的興起。古典共和主義雖然認為自由國家的優(yōu)先性，但他們所說的國家，毋寧說是“政治共同體”，而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在一定的疆域內壟斷暴力合法使用權的民族國家。由于他們沒有明確的國家主權者概念，所以也就談不上對國家與社會進行區(qū)分了 [6-p.241]。古典共和主義除了在號召人們積極爭取自由，并以“混合均衡政體”的憲政主張為近代國家的構建作出貢獻外，在其他方面，大體便不再發(fā)揮影響了。而一當近代民族國家在世界范圍內先后完成，古典共和主義更是成了明日黃花。昆廷•斯金納曾驚異于古典共和主義之迅速衰落，似乎是一夜之間。在他看來，共和理論到18世紀很快讓位于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自由國家、積極公民的主張很快就被人們視為迂腐過時，其間重要原因則是商業(yè)時代的來臨，此時紳士美德便不再為人們重視[2-pp.96-97]。資本主義機器一經發(fā)動，人們便被迫主動或被動地納入其軌道，資產階級老板、無產階級工人，取代了追求榮耀和美德的古風公民。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無疑是最符合新的時代精神的意識形態(tài)。而奴隸制的終結，要求每個人都要工作，這樣，政治一方面便得專業(yè)化、職業(yè)化，普通公民也從公共事務中解脫出來，由全職公民變成了兼職公民。貢斯當在古代人的自由到現(xiàn)代人的自由的論述中，對這一轉變做了清晰的描述 。

　　不過，馬基雅維里等人所代表的古典共和主義的衰落，并不意味著共和精神的滅亡，實際的情況是，共和精神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與近代自由主義的聯(lián)姻，從而孕育出或可稱之為“自由主義共和派”的思想來，其代表人物以美國的聯(lián)邦黨人等為典型，美國革命乃至制憲，都與共和主義的貢獻密不可分。自由主義共和派亦可稱為現(xiàn)代共和主義，它摒棄了古典共和主義的一些屬于“古典時代”的理念而加入了“現(xiàn)代”因素。從古典共和主義到現(xiàn)代共和主義，其間轉變大體說來可以體現(xiàn)為以下五個大的方面：（1）、從以美德為基礎表達政治主張到以憲法為基礎進行政治設計；
（2）、從小國共和到大國共和 [17-p.102]，這在國家結構形式上也就是指聯(lián)邦制的引入；
（3）、由于地域的擴展、人口的增加，共和主義從主張直接民主自治到實行代議制民主；
（4）、從古代的貴族共和到民主共和；
（5）、從混合均衡到混合均衡基礎上的分權制衡 。

　　三、古典共和主義政治哲學的啟示

　　在這一部分，筆者將簡要闡述來自古典共和主義的五個方面的理論啟示：

　　1、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分合。政治哲學界自以賽亞•伯林以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類型劃分堪稱經典，斯金納試圖以統(tǒng)一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方式，將伯林所做的劃分進行調和，但當斯金納說馬基雅維里等新羅馬作家也持一種消極自由觀時，未免有點勉強[4-p.199]。斯金納的論證，并沒有使古典共和主義擺脫“積極公民”、“參與自由”等典型的伯林意義上的“積極”色彩。我們毋寧說，斯金納是補充了這樣一個道理，即古典共和主義同時包含了消極自由的觀念。并且，它對自由的要求更高，即當自由主義以底線自由——個人私人空間免受外界侵犯——為目標時，古典共和主義反復表達了這樣一個道理：消極自由必須有積極自由做基礎。這樣，古典共和主義確實補充了自由主義未能重視之處。

　　2、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辯證：古典共和主義由于以公共性、相互性為其基本原則，實際上將公共領域推到政治哲學的前臺，這在當代自由主義所主導的西方政治哲學世界中尤其顯得引人注目。以筆者之見，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共享的一個理論前提就是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區(qū)分，只是自由主義致力于強調私人領域之首要價值，而共和主義則強調，公共領域才是實現(xiàn)自我的場所，人生的價值不在于滿足一己私人生活之安逸富足，而是要進入公共世界，去尋求榮耀，追求意義，展現(xiàn)風采。共和主義作家的思想提醒我們注意：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實際上有著更為復雜而微妙的聯(lián)系。

　　3、公德和私德的界分：強調公共德行者，在西方必以古典共和主義傳統(tǒng)為最；
盡管自由主義者未必是沒有美德的人，但是，就理論而言，自由主義把美德問題交由個人自由選擇，以羅爾斯之言，自由主義毋寧說是“政治自由主義”，它放棄了對整全性道德、宗教價值的追求，而只關注于自由民主憲政的政治制度框架。古典共和主義者更關注的是公共德行，即要求公民為公共事業(yè)、為公共福利之謀求而必須具備之品質，他們堅信缺了這些公德，政治生活勢必衰朽，而人類的自由權利，也將面臨威脅。

　　4、制度共和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的區(qū)分：在理解西方古典共和主義傳統(tǒng)時，我們需要從制度與精神兩條路線來理解。這一傳統(tǒng)中的主要思想家，有的側重前者，有的側重后者；
就制度層面來說，共和主義者主張混合政體，以混合均衡的憲法制度設計，確保共和之實現(xiàn)，這一支或可稱之為“制度共和主義”（constitutional republicanism）；
而就精神方面來說，共和主義者主張公共性、相互性、積極行動等政治原則，這一支共和主義往往強調公民的直接民主自治，由此強調個人之德行，我們不妨以西方學者所謂的“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 ）來概括。

　　5、戰(zhàn)爭與和平的悖論。在前文論及“內部和平主義”時，筆者已經提到古典共和主義似乎只是強調“內部和平”。而在共同體之外，其態(tài)度則頗為曖昧。這便暴露出了古典共和主義理論本身的局限性。古典共和主義作家皆推崇羅馬共和，但羅馬共和卻是建立在對外戰(zhàn)爭的基礎之上的。羅馬史家瑟盧斯特（Sallust）就指出，戰(zhàn)爭成就了羅馬的偉大，而和平、富足的時期，卻是羅馬人的美德開始衰敗，最終共和國衰敗的時期。14世紀早期意大利的有些前人文主義作家提出，熱愛和平可能導致對自由的威脅，以中國成語來說就是“委曲求全”，他們號召要為自由而戰(zhàn)，而不是以自由的代價換取和平 [4-p.23]。古典共和主義在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上的窘境，實際上來自于自由與和平本身的悖論，即人類生活中當自由受到威脅時，和平就要讓位于戰(zhàn)爭，這在政治共同體之間，尤其如此。

　　四、小結

　　在建設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過程中，我們需要從各種文化中汲取資源，這其中不僅包括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實際更重要的一塊，就是西方古典共和主義傳統(tǒng)。事實上，傳統(tǒng)中國政治文化中，也包含了“天下為公”、“和為貴”等典型的古代共和理想，這為當代中國吸收西方共和主義政治文明之有價值的部分，提供了充分的本土資源。我們不妨說，共和理想是天下世人之普遍理想，它屬于全人類，而不僅僅屬于西方。探討西方古典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對當代中國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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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復旦學報》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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