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改良和革命殊途而同歸

　　晚清中國從維新運動到立憲運動和革命運動，最重要的四個歷史人物，毫無疑問是康有為、梁啟超、張季直和孫中山，1895年是一個分界線，這一年泱泱大國被 一個東方的蕞爾小國擊敗，簽定了屈辱的《馬關(guān)條約》，良心尚存的中國人無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來改變民族的處境。我們都知道，四個人后來走了不同 的道路，從這一年開始，張季直（謇）回家鄉(xiāng)南通辦實業(yè)，埋頭苦干、實干，在本土走出了一條通往現(xiàn)代的大道；
孫中山在遙遠(yuǎn)的異鄉(xiāng)組建了革命團(tuán)體“興中會”， 走上推翻滿清、創(chuàng)立共和的革命之路；
康有為、梁啟超師生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則直接推動了三年后的百日維新，在維新失敗、流亡海外的歲月里，他們也沒有放棄 自己的路線，特別是梁啟超通過辦《新民叢報》等一系列報刊，繼續(xù)影響著晚清中國。其實，在1895年之前，四個人的思想并無多少差異，即使孫中山也曾主張 走改良道路，他給李鴻章的上書就是最好的證明�？梢哉f，改良是他們共同的起點。

　　1894年，青年西醫(yī)孫中山放下手頭的醫(yī)務(wù)，到翠亨村家中閉門多日，寫下了洋洋8千言的“上李鴻章書”，提出對國事的建言。1893年出生的歷史學(xué)家左舜 生說：“在清末一切談改革談洋務(wù)的文字中，就我涉獵所及，以孫先生這封上李書第一。”當(dāng)中最有名的就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 其流”四條。實際上這是當(dāng)時改良派的基本共識，并不是孫中山的原創(chuàng)，比他年長的思想家、買辦鄭觀應(yīng)早在《盛世危言》的序言里就說過：

　　“……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qiáng)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yǎng)得法，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
講農(nóng)學(xué)，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
造鐵路，設(shè)電線，薄稅斂，保商務(wù)使‘貨暢其流’�！�

　　孫中山只是增加了一條“物盡其用”。他平生的文章在發(fā)表前，一般都要請他的朋友批評、斟酌，這篇他走向革命前最重要的文章，就曾經(jīng)向陳少白、鄭觀應(yīng)、王韜 等人請教乃至代為斟酌過，鄭是他的廣東香山同鄉(xiāng)，他北上天津，路經(jīng)上海，拜訪了鄭，還有思想相通的王韜，兩位有聲望的老人給這封上書作過修改是可以肯定 的，這幾條是不是鄭加上去的，我們則無法知道了。王韜還親筆寫信介紹他去見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希望引見。然而時間不巧，正好是甲午之戰(zhàn)前夕，李鴻章沒有 時間接見一個微不足道、從廣東來的年輕人，乃至有沒有看到過這封8千言書，也是一個疑問。孫中山失望之下，在改良的路上掉頭而去。

　　張季直是東南實力派領(lǐng)袖，1894年中狀元，以漢人而對清室懷有感情，辛亥前的將近10年間，他一心推動君主立憲，是晚清立憲運動的靈魂人物，和孫中山走 的不是同一條路，然而，清廷一而再地錯失良機(jī)，到最后，革命風(fēng)暴起來時，他斷然選擇了共和。他從立憲轉(zhuǎn)向共和并不突兀。1910年，他接待來訪的美國工商 代表團(tuán)，不會英語的他就立憲等問題，通過翻譯請教美國人，其中一個美國人發(fā)現(xiàn)——“商人與官吏之間存在對立情緒，我清楚地察覺他們之間的裂痕業(yè)已擴(kuò)大�！� 并在日記中留下了這個記錄。1911年5月，他曾到過一次北京，受到攝政王的親自接見，北上途中，隨行的江蘇咨議局議員雷奮對他說，清廷斷無不倒之理，愛 好和平的各省咨議局議員，如果大家不肯出頭，局勢將不可收拾，懇切地忠告他：“切勿因為自己是清朝狀元，要確守君臣大義，而躲避現(xiàn)實。須知皇帝與國家比 較，則國家重于皇帝。”當(dāng)時也在場的劉厚生證實，他以十分欣悅的態(tài)度完全接受了這個建議。

　　1895年之前，他們都站在改良的起點上，從改良到革命，從立憲到共和，這是歷史的邏輯。當(dāng)年，29歲的孫中山拖著辮子來到天津，一年后亡命異國，他就剪掉了臣民象征的辮子。相隔十幾年后，59歲的張季直也在上海剪下辮子，可謂殊途同歸。

　　2008年7月1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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