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默：文化能夠“接軌”嗎？

　�。�2008年）7月16日晚，在“鳥巢”舉行奧運開幕式預演。雖然，理所當然地，只有等到正式開幕，人們才能夠觀賞到這些景象，但從中央電視臺傳來了好消息——將充滿中國文化元素。

　　同樣是中央電視臺，這幾天還忙著另外一樁事：連續(xù)表彰幾位與奧運有關的幾座著名建筑的著名外國建筑師，包括聲稱要把中國文化傳統(tǒng)“逼到危機的邊緣”的那位（可以與這句名言并美的還有一位人士不那么太有名的名言。她一到中國就說“難道周圍都是狗屎，我也要與它協調？”）。以及另外兩位，堅持他們設計的每平方米耗鋼量高達500kg，總造可能高達70億的場館與每平方米耗鋼量只有30kg、造價折合人民幣只有10億的悉尼奧運場館是“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的兩回事”，只有耗資超出任務書規(guī)定的14倍、最后導致工黨政府下臺的悉尼歌劇院才配得上與之媲美。而這座場館，巨大無比密密麻麻的鋼架承載的卻只是厚僅0.2毫米的薄膜！這些鳥巢形的鋼架與鳥蛋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與看臺是脫節(jié)的，取掉它，只須加上一個合理的雨棚，完全不會影響場館的運行。

　　此類輿論由來已久，比較近些的可舉《光明日報》2006年9月7日發(fā)表的葉廷芳先生的長文《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為例。該文在歷數中國文化包括建筑文化的諸多弊端以后，響應安氏“我就是要切斷歷史”的狂論，力主中國建筑要與世界“接軌”，贊揚“我國在這方面也確實與世界接軌了”，因為這些建筑“都實行了國際招標，并都讓外國高手們中了標”；
認為“不管成敗如何，這個開頭是值得肯定的”，唯一的理由卻是未加論證的“藝術沒有國界”。

　　但2007年1月建設部和發(fā)改委等五部委聯合發(fā)布的《關于加強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設管理的若干意見》卻給這種輿論發(fā)出了警告。文件強調“以人為本，立足國情”。重申建筑藝術應該“弘揚歷史文化，反映時代特征”，“重視保護和體現城市的歷史文化、風貌特色”。鼓勵“自主創(chuàng)新”，規(guī)定“應立足國內組織設計方案招標，避免盲目搞國際招標”。對“一些地方不顧國情和財力……不注重節(jié)約資源能源……甚至存在安全隱患”提出了嚴厲批評。可以說，這個文件也是對從2000年開始的、關于建筑方向問題的那場曠日持久的大辯論的一個權威結論。

　　就在今年3月“兩會”期間，也有3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保護、繼承、弘揚法”，中國媒體以“哈利波特淹沒了劉胡蘭”的大幅標題報道了這件事。

　　面對如此對立的兩種指向截然不同的觀點，我真的又一次無所適從了。

　　我只從兩點提出質疑：第一，難道建筑不是一種藝術？難道被稱為“人類文化紀念碑”的建筑可以超出所有藝術的共通屬性，不是文化的外化？文化真的就“沒有國界”，隨之，藝術也“沒有國界”？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和藝術，都可以“不管成敗如何”地通通“接軌”？而正是文化，才是一個民族得以存在的根據，失去了文化，這個民族也就不再存在。

　　“現代化”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保護文化的多元化，尤其對國家性、紀念性、文化性大型公共建筑或城市標志性建筑而言，理應更多地體現一個時期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特色。國際建筑師協會近二十年來就一再呼吁發(fā)展中國家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區(qū)域性文化特色”。如果中國建筑都真的與世界（在當前，其實際所指自然是占據優(yōu)勢話語權的西方）“接軌”了，必會導致民族記憶的喪失。

　　中國的民族記憶并非完美無憾，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其優(yōu)秀部分，卻確有其獨具的價值和魅力。改革開放30年，是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近170年以來國運最昌盛的時期，隨著國力的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逐漸加強，近十幾年來，中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從官方到民間，都出現了巨大的變化，繼承優(yōu)秀傳統(tǒng)也越來越成為公眾的熱門話題。

　　但恰恰在這十幾年，卻出現了由不尊重至少是不懂得中國文化的一批外國人，主導了我們的建筑思潮，并有人以“接軌”為由為之辯護。其實，只有科學技術包括建筑科學和技術這些操作層面的東西，才可以談到“接軌”（也不是說接就接），而文化，是只能借鑒而不可“接軌”的。問題至大，不可不辯。

　　質疑之二是：難道建筑是一種“純藝術”？ 后者的許多創(chuàng)作都屬于個人行為，花的是自己弄來的錢，又沒有什么物質性功能，表現的是個人的觀念，與能源、環(huán)境也不會有太多關聯。作為個人，人們自有選擇的權力，但即便這樣，作為一種文化，“接軌”對于純藝術來說也是一個偽問題。一位美術理論家在他的《能提倡文化接軌嗎？》中問道：是曹雪芹接巴爾扎克的軌？還是畢加索接齊白石的軌？

　　建筑師花的可不是自己的錢，作為建筑藝術主要體現者的多數公共建筑，更都是納稅人的辛苦錢，難道可以不顧國情和建筑的功能本性，不惜人力物力財力，由著外國人的性子，表現他們的個人“張力”？

　　“現代化”的另一個重要觀念就是保護環(huán)境和強調節(jié)約資源。近些年吹來的這股建筑洋風卻背離了這一原則（“水立方”或許例外）。從一開始爭論到現在已經八年了，雖然多數人已早有共識（鳳凰衛(wèi)視網站對國家大劇院的民調表明，不認同者竟占到88.6%），但從理論界輿論界視之，情況仍令人憂慮。

　　我真的非常擔心：這些中國人付出如此之高物質和精神代價的作品，幾十年以后，真的會成為設計人和他們的辯護人一再保證的“舉世的典范”？誠然，世界上確實有當時并不叫好，后來卻證明是好的事物存在（這句話，今天已成為替這幾座建筑辯護的毫無例外的套語了）。但是，也有著當時被瘋狂崇拜恨不得推向世界如今卻被徹底否定了的東西。不管東方還是西方，不管在建筑還是更多方面，都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梢钥隙�，后一種還占到多數。雖然痛心，我倒是更加相信，隨著中華文化的重新崛起和能源、資源、環(huán)境觀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它們的荒唐只會更加為人唾棄。

　　2002年10月，德國人馮·格康在中國舉辦“在中國從事建筑設計”展覽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認為只有故宮、天壇和長城是不可替代的。不客氣地講，北京的現代建筑沒有一個是尊重傳統(tǒng)的�！�…現在北京的建筑在我的印象里，完全是美國化的，就像是雞尾酒。我看到太多的北京建筑在追求一種表面化的東西�！彼�善意地指出：“那是不健康的，建筑設計的出發(fā)點應該考慮和當地的歷史與傳統(tǒng)的關系�！�

　　馮·格康的言說可能有點刺耳，或許言過其實，但很值得我們思考。

　　這類被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極力推薦給中國的追求新、奇、特、怪、洋的東西，其實在西方都已經沒有多少市場了。設計中央電視臺那座扭七拐八新樓的外國建筑師自己也承認：“這一建筑也許是中國人無法想象的，但是，確實只有中國人才能建造�！憋@然，中國已成了這類建筑師的最后一塊表演場。

　　趙汀陽在他的《觀念圖志》中對這類“藝術”作過這樣的評論：“他們需要突破，突破本身變成了藝術的任務和目的，開始是為了突破古典藝術概念，后來變成互相突破其他藝術家的思路。藝術不再追求成熟和完美，而是追求叛逆、造反、破壞、革命、另類和變態(tài)。”這些藝術家所遵循的，“只是一些也許打破日常規(guī)則的肆無忌憚的想法�！�

　　當然，對于一些外國建筑師朋友和與我觀點相異人士力求在世界面前展現中國新形象的良好出發(fā)點（如果確實如此的話），以及他們付出的辛勞，筆者可以表示尊重。要在新建筑上體現中國特色或在超大型建筑上做到盡量完美也并非易事。有的問題一時辯不清楚，不妨求同存異。筆者只是企望，在以后的建筑創(chuàng)作中，建筑師能夠在心里，給“建筑”的本體精神，給追求中國氣派、中國風格、中國特色，多少也留下一些位置，對于“現代化”的真諦，有更深的理解。

　�。ㄖ腥A讀書報，2008年7月23日）

　　花絮：

　　上文是北京奧運開幕前夕在筆者一篇文章的基礎上修改而成，原文經編輯先生小有刪改后與別的文章構成一組發(fā)表了。我發(fā)信給編輯先生說：“粗瞄了一眼，看來我又成‘孤立派’了，或者，應該叫‘反動派’，但沒有關系�！本庉嬒壬�回信說：“蕭先生：是啊，從這組文章來說，您比較孤立，但我并非有意為之。從一個專題來說，光說好，只發(fā)一種聲音的文章就沒意思了。因此，多虧有您的文章，才使這個專題沒有變成一邊倒。應該謝謝您。

　　事實上，您也并不是孤立派。我給×××先生打電話，他其實有很多見解，可惜他不愿在報紙上公開談。這次如果我能采訪到×××院士的話，那這組文章的分量也會不一樣，而且也更符合報紙平衡報道的原則，可惜他住院了，不好再去打擾他老人家。另外，此前和關注城市的×××、××包括一些朋友聊起，他們雖然不是建筑方面的專家，但也指出了一些建筑不實用、破壞城市風貌的問題�！�

　　同版也發(fā)了葉廷芳先生的新文，當本人正呼吁“求同存異”時，葉先生仍老當益壯，斗志昂揚，依然不作任何論證地宣揚他的“藝術無國界論”，并說“一個經常接觸或專門從事古典藝術（建筑）研究的專家，他的大腦里固有的審美信息已經飽和，以致與現代藝術格格不入，而是堅持‘泥古、厭新、拒外’的慣性思維。對于這類朋友的爭論我是向來不奉陪的。因為，你說得再多，他的大腦已進不去別的信息了�！笨磥肀救瞬粌H反動，簡直就是反動透頂了，竟敢公然“泥古、厭新、拒外”，妄圖阻擋歷史的前進。

　　葉先生在發(fā)表了他那篇《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并遇到張良皋先生和我的駁議后（參見張良皋：《中國建筑文化再反思——回應葉廷芳先生“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蕭默：《建筑慎言“接軌”與“藝術”——兼與葉廷芳先生商榷》，均見《新建筑》2007年第3期），看來已經坐不住了，在不回答論辯方的任何質疑并給論辯方加上許多帽子之余，竟以“不奉陪”為名，以掩飾其無法應對之窘境，未免大失風度，竊深為之憾也！

　　葉先生為了證明與西方文化“接軌”之必要，武斷地判定中國建筑理論一直比西方“滯后”，說“直到漢代”才有了一部與建筑有關的《考工記》，而羅馬人維特魯威的《建筑十書》“早在公元前一世紀”（實際只能說是公元前后）就已經出現了。就算葉先生對《考工記》成書時間的判定是對的，西漢東漢，跨越公元前后各200多年，如何僅憑“漢代”一詞就斷定《考工記》“滯后”于《建筑十書》呢？葉先生的“直到”和“早在”又從何談起？其實，《考工記》在公元前5世紀上半葉即春秋戰(zhàn)國之交的齊國就已經成書了，其時或稍后，凡儒、法、老、墨和堪輿家都對建筑理論作出了各自的頗有深度的貢獻，并對此后的中國建筑文化發(fā)生過深度的影響（參見拙主編國家重點《中國建筑藝術史》“三代”章及“理論光輝”篇諸文的相關論述），而《建筑十書》的實際影響要遲至15世紀文藝復興時代才得以更多體現的。葉先生仍然不作論證，還斷言中國的統(tǒng)治者“從來都是強調功能而忽視藝術”的，顯然荒謬，或者葉先生甚而連近在咫尺的紫禁城、天壇、頤和園和十三陵都沒有去過，也或者去過而沒有絲毫感受。更可怪者，葉先生竟至也渾然不明建筑師與工程師、藝術家為何物，將他們混同起來，并把前兩者分別為解決安全、堅固、經濟、設備或功能問題所作的努力，通通貶之為“工匠心態(tài)”。號召他們一定要“走出工匠心態(tài)”，責備中國建筑師“作為一個階層，他們始終沒有擺脫‘匠人’的地位，作為工程師或藝術家而進行自由的藝術想像或創(chuàng)作”。以上所言，都在我的駁議中附帶提到過了，葉先生至今也未回應。不過，從此類笑論，已足可判定其缺乏對建筑的基本認知，本可不予理睬的，本人的駁議，也并非為彼所作。

　　還是古人說得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智）也�！币�知道，誰也不會在意笑論制造者的“奉陪”與“不奉陪”，并隨之起舞的。

　　這本小書（指拙編《世紀之蛋——國家大劇院之辯》，2005年已在美國出版，中國版即將出版）就要結束了，我還是認為，延續(xù)了這么多年，至今仍未見終止之勢的這場大辯論，“不論正方還是反方，所有這些意見都是彌足珍貴的”（錄自此書在美國初版后向胡錦濤、溫家寶二位贈書的附函）。每位人士的觀點，包括安德魯先生的，都值得重視。如果這本小書，能有幸作為一種歷史資料性的記錄，成為我們繼續(xù)探討的參考，編者就非常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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