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軍國與民國的兩套邏輯

　　陳志讓先生的《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是中國大陸改革之后，最早公開引進的西方歷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進的相當及時，這邊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已經由三聯書店推給讀者了。

　　陳志讓先生是加拿大的華人學者，早年在西南聯大讀書，學的是經濟學。讀過何柄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回憶，我們知道，當年的西南聯大，集中了中國學術近代 轉型以來最優(yōu)秀的學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屬于那種有大師而無大樓的大學，這個大學又有讓學生隨便聽課選課的學風，不僅人文社科相互串門，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 選課，出身經濟學的陳先生，后來居然做了歷史研究，而且做的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點都不奇怪。

　　陳先生的書，跟那時候為數不多的幾本西方的近代史著作一樣，是我們這代學者的啟蒙之作。第一次讓我們知道了，原來近代史除了為領袖的言論做注釋，以及按這些言論所指示的路徑解釋兩大運動和三大高潮之外，還居然可以這樣寫的。

　　軍紳兩個字，用來說明北洋時期的民國，實在是太傳神也太簡潔了。從晚清到民國的轉變，從權力結構上來說，實際上正如陳先生所說，就是從紳軍變成軍紳的過 程，軍人成了這一時期發(fā)言權最大的人。從政治體制上，軍紳政權，則表現為軍國。北洋時期，從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再到胡帥張作霖第次當家，都是軍 國，到了國民黨時代，他們自稱黨國，其實也是軍國，作為黨的國民黨并沒有當家作主，當家作主的是黃埔系的軍人。而原來居于舞臺中心的紳，無論新舊，從張 謇、嚴修到梁啟超、湯化龍，再到顧維鈞、曹汝霖這樣留學精英，甚至包括跟當家的軍人領袖關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凱的楊度、段祺瑞的徐樹錚，吳佩孚的張 其**，張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原本，人們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國的，卻弄出來個軍國，被大家罵成軍閥混戰(zhàn)。于是道統和法統打架了，派系紛爭出來了，地盤和養(yǎng)兵問題成了政治的關鍵， 一邊是戰(zhàn)爭和割據，一邊是外國勢力的推進，現代化的開展，一邊是傳統生活方式和環(huán)境的破壞。軍官當家說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種養(yǎng)家糊口的職業(yè)，秩序混亂，一 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榮，一面是內地農村的真正破敗。都市有了現代的企業(yè)和市場以及大學、報社，但在鄉(xiāng)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時代變化的現代對象，就是漢陽 造步槍。

　　皇帝沒有了，傳統的政治信仰三綱五常缺失了關鍵的部件，死活立不起來了，一部分上層人士，從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論，相信社會進化的大道理�？上Ю习� 姓沒有跟得上，也沒想跟上。沒有了皇帝，對于一部分底層的人來說，就等于沒有了王法，于是鄉(xiāng)村秩序有點亂，社會邊緣或者叫第三社會的成員，土匪、流氓、私 鹽販子統統活躍起來，鄉(xiāng)紳們也只好跟著武裝起來，沒有武裝的，只有靠邊站。社會在配合軍人的武力統治，整個社會都呈現武化的面貌，講道理的不多，來耍橫的 橫行，你殺來我殺去，不服就比較刀法槍法。即使在軍閥內部，由于“綱紀”大亂，反叛的部下總是很多，一個軍頭混成了一省的督軍，如果不親自兼任一個主力師 的師長，就立馬會被人架空，什么都說了不算。在這種困惑之下，很多軍閥當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傳統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揚傳統道德，印十三經，但如果 走到復辟帝制的地步，就會崩盤，像袁世凱洪憲帝制那樣。因為進化論的信仰，在發(fā)言權最大的上層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進化論邏輯建立的西式政體，無 論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這個進化的邏輯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斷革命。

　　把民國弄成軍國的武夫們，其實跟傳統王朝末代的前輩不一樣，他們是國人學習西方，立志富國強兵，幾代人奮斗的果實。他們中無論留學日本的士官生，還是本土 軍事學堂的學生，有愛國報國之志者并非少數。國家變成武人割據，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很多軍人，也很痛心。北洋時期，幾代當家的軍閥，除了胡匪出身的張作霖， 都表現出對民國這種西式政體的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樣，都得要國會，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校自治都還認賬。章太炎打上門去罵袁世凱，還砸了總統府的 家具，袁世凱也只能把他軟禁起來，每月給五百大洋養(yǎng)著。當了總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記者寫文章罵他，罵也就罵了，斷然不會派兵拿人。

其它的人，趕上脾氣不好的，也許會把報館封了，這邊封了，那邊轉身人家又開辦了。批評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記者的毛病。就算陳志讓先生沒有提及的國民 黨時期，對輿論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設個新聞檢查官，看出來不合適的，也就是開人家天窗而已，斷然做不到把天下的新聞出版業(yè)都變成黨天下，所有這個界里的 老板化為看門的家丁。大學更是如此，當時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國力、私立和教會大學并存，不僅私立和教會大學，政府無法置啄，就是國立大學，也是教授治校， 政府沒法子說了算。清華大學屬于國立大學，可在梅貽琦長校之前，接連幾任校長都被學生和教授們轟走，政府也無可如何，斷然想不到治這些鬧事者的罪。大學里 講什么，怎么講，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誰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國民黨激烈查禁“赤化”的時候，大學里教馬克思主義，也是合法的。黨化教育，最終的結果，也無非 是在大學設了訓導處，對大學的權力結構沒有什么影響，頂多算是一個政治廁所，只能吸引些職業(yè)學生像蒼蠅一樣飛進飛出。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民國時期，一方面是軍人專權，軍閥割據，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榮。在一些軍閥熱衷恢復傳統道統的同時，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西風勁吹，甚至吹到全盤西化的境地。民國歷史，呈現的是一種異常吊詭的面目。

　　《軍紳政權》是陳志讓先生30年前的舊作（1978年的講稿），這樣的舊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夠再版，一方面說明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說明我們的史學 界，在民國史方面的研究停滯不前。什么時候，我們的史學界不再盯著有皇帝留辮子的大清朝，分點精力給國人第一次民主政體實踐的民國，也許會讓國人對歷史研 究多點信心，沒準，中國今后轉型的路，還可能因此而好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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