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以“國家”的名義

　　讀歷史書，書上總是說唐帝國多少大方和自由，中國人的歷史記憶總是很留戀那個自己很酷很闊的時代。那個時代的自信和驕傲，使唐人覺得中國就是整個“天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家門大敞開著，還說這是“海納百川”。一千二三百年前，日本使臣和僧侶到中國來，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臨行時總是送一堆書，儒經(jīng)也有，佛典也有，連那些不那么能登大雅之堂的《游仙窟》甚至《素女經(jīng)》、《玉房秘訣》，也隨便他們鈔回去，并不覺得這就被偷窺了國家機密，也不覺得這就丟了上國斯文，倒總覺得這是“以夏變夷”。只有一回例外，就是在吐蕃日益強大，弄得唐帝國寢不安席的時候，于休烈上過一份奏折，叫《請不賜吐蕃書籍疏》，但是，好像也沒有下文，該送的照樣送，大包小包，看看日本人自己編的《將來書目》，就知道這種“文化饋贈”在唐代是多么大方。

　　大方的背后是富強，自由的基礎(chǔ)是自信，到了帝國外面突然出現(xiàn)敵國外患的時候，漢唐以來中國人那種睥睨萬國的心理就開始悄然變化，特別是在“八尺臥榻變成三尺行軍床”的宋代，盡管口頭不說，心里卻總是有個揮之不去的陰影，那個寫詩寫得很好的張耒就說過，“為今中國之患者，西北二虜也，……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shù)十年矣”，數(shù)十年的陰影籠罩下，讓過去的自信和大方，統(tǒng)統(tǒng)變成了謹(jǐn)慎和緊張，只是口頭不肯多說，害怕一言成讖。

　　這個時候，有人意識到書籍不能大方地送人了，知識不能隨便的外傳了。理由呢？據(jù)說是為了“國家”的安危和尊嚴(yán)。

　　最早是至和二年（1055），有名的歐陽修在《論雕印文字札子》中，相當(dāng)鄭重地請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關(guān)文字，原因是什么呢？因為怕傳到北方的遼國。據(jù)說，當(dāng)時汴梁有人刻印了宋人的文字，“多是當(dāng)今論議時政之言”，里面有很多朝廷的內(nèi)部消息，歐陽修說“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于朝廷不便”，另外呢？據(jù)說有的文字不那么高雅，說是怕“不足為人師法者，并在編集，有誤學(xué)徒”，實際上是怕北方的遼人小看了大宋，丟了國家的體面。歐陽修的建議結(jié)果如何？我沒有考察。表面看來，理由相當(dāng)正當(dāng)，事關(guān)國家的安全和民族的體面，不能不小心。幾十年以后，元佑四年（1089），也算是他的學(xué)生吧，那個有名的蘇轍出使了一趟北方，就在《北使還論北邊事札子五道》里說，我們大宋的民間印刷品，“北界無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泄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意思和歐陽修的差不多，大概是應(yīng)他的呼吁，第二年也就是元佑五年（1090），禮部就下了禁令，“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于是，唐代的宏放和自由，在事關(guān)安危的背景下?lián)Q成了小心翼翼，天朝的大方和豪氣，在不太自信的心境中變成了惴惴不安。

　　小心翼翼也罷，惴惴不安也罷，當(dāng)國家畢竟還是同一秩序下的生活空間時，這種小心和不安都很有理。不過，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馬上就變味道，知識分子為了國家安危和尊嚴(yán)出的主意，反過來卻授政府以柄來鉗制言論。他們也許沒有想到，以“國家”的名義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樣可以夾帶私貨，特別是懷有某種不良意圖的執(zhí)政者越俎代庖，把這種正當(dāng)行為延伸到了文化領(lǐng)域的時候。就在這份元佑五年（1090）的禮部令中，借著對敵國的擔(dān)心，執(zhí)政者便暗度陳倉，順手就控制了本國的知識和思想空間，禁令中說，不僅“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就連“其他書籍欲雕印者，選官評定，有益于學(xué)者，方許鏤板”，而且“候印訖，送秘書省”，這口氣，這腔調(diào)，讓人想起馬克思所說的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官。

　　事情一旦開了頭，就沿著慣性往下走，接下來，皇帝偽裝成政府，政府替代了國家，以“國家”的名義鉗制新聞出版的官方行為，似乎接連不斷。北宋的大觀二年（1108），由于各地書商生意紅火，有個負責(zé)淮南西路教育的官員叫蘇棫的，就建議把印刷權(quán)力收歸國子監(jiān)，不要讓民間的書商自己印諸子百家的書，免得“晚進小生，以為時之所尚，爭售編誦，以備文場剽竊之用，不復(fù)深究義理之歸”。到了政和四年（1114），一個叫做黃潛善的人，也乘機大講時文的壞話，把他們自己用來考試的時文和導(dǎo)致考生死背教條的毛病，都算在了出版商的身上，說因為讀了書商的東西，他們的學(xué)問“讀之則似是，究之則不根”。三年以后（1117），又有人就引用控制印刷的禁令，覺得讀書人現(xiàn)在講話寫文“不根義理”，就是讀了“編題”、“類要”之類的出版物，所以建議“禁絕書肆私購程文鏤板市利”。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來是士人的建議，最后鉗制的是士人自己。以“國家”的名義，政府有了對思想控制的合法權(quán)力，于是，關(guān)于出版的鉗制就越來越嚴(yán)厲。舉兩個南宋的例子，一個是對于自由思想的控制，慶元二年（1196），國子監(jiān)建議，讀書人要以《語》、《孟》為師，不能傳習(xí)語錄，應(yīng)當(dāng)禁止這些語錄出版，免得這些“欺世盜名”的理學(xué)家思想壞了人心，所以要把《七先生奧論》之類的書統(tǒng)統(tǒng)銷毀。一個是對政治新聞的管制，像南宋紹熙四年（1193），朝廷下令銷毀各種小報，因為它“始自都下，傳之四方”，把各種本來只讓官方知道的消息，像章疏、封事、程文，甚至“官員陳乞未曾實行之事，先傳于外”，搞得民間的小報比官方的朝報還受歡迎，因此朝廷只好下令銷毀，把新聞大權(quán)統(tǒng)統(tǒng)收歸自己，規(guī)定只有官方朝報才可以報道消息。

　　其實，遼和金從兩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軍情政事，只是在這種小心、不安、緊張和焦慮中，不僅僅文化氣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漸漸換成了宋人的拘謹(jǐn)和專制，而新聞、出版和言論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國家”的名義，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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