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野草改變中國:《野草:現(xiàn)代中國的三個變革故事》

        發(fā)布時間:2020-06-14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美國記者伊安·約翰森(Ian Johnson)于1984年來到中國做交換學生,學習中文,大學畢業(yè)后又去臺灣專學漢語。從1994年到2001年,他先后是美國《巴爾底摩太陽報》和《華爾街時報》駐中國的記者。他自己說他在中國住了整整十年。2001年,他連續(xù)報道山東濰坊一個普通婦女陳子秀因信教被打致死的事件,因此獲得當年美國新聞普利策獎。讓世界了解中國民間宗教對中國的政治意義,約翰森的貢獻非同小可。美國幾乎家家戶戶都知道FLG,可以說是約翰森的長篇連續(xù)報道制造的深遠影響。他對中國宗教狀態(tài)的視角塑造了西方老百姓理解中國的眼光。

          他的書《野草:現(xiàn)代中國的三個變革故事》出版于2004年。我早就聽說過這本書。記得這本書剛出版的時候,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推薦這本書。我卻一直拖到這個假期才看。書拿起來,我就看下去了。這是一本非常好讀的書,讀起來像小說,卻比一般的小說好讀。這不是那種泛泛介紹中國的書。這是一本試圖走進中國的土地,走進中國靈魂的書。一本試圖反映中國的變化,從中國的“脊梁”寫起的書。多年前魯迅曾經(jīng)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看完這本書,我想起的是魯迅的這句話。這句話是三十多年前恢復高考制度是北京的考試題之一,那道題要求我們解釋誰是中國的脊梁。我從此不能忘記誰是中國的脊梁。

          這本書講了三個故事:陜西農(nóng)民律師馬文林因為替農(nóng)民告狀反對地方政府亂收費結(jié)果反被判刑五年的故事;
        北京城內(nèi)拆遷,清華大學畢業(yè)生方可幫助北京居民狀告強迫拆遷的故事;
        陳子秀的故事。三個故事從三個角度看90年代的中國:偏僻的陜西農(nóng)民利用法律保護自己權(quán)益――農(nóng)村的故事;
        北京城內(nèi)居民日益覺醒的權(quán)利和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建筑的新意識――城市故事;
        陳子秀的抗爭信仰自由的故事――精神故事。農(nóng)村,城市和精神追求,作者要告訴世界的是草根老百姓正在創(chuàng)造中國的未來,正在改變中國。用這本書自己的話說:

          “我們常常期待歷史是由我們這樣的人創(chuàng)造的:大學老師借用膽大的思想家而思考改變;
        記者們尋找勇敢的作家;
        政治家們急于與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見面。這樣的人,除了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以外,全都存在于今日的中國。但是推動中國改變的主要來自那些我們很少聽說過的人:小城鎮(zhèn)決定起訴政府的律師;
        尊重被迫搬遷的人的權(quán)利的建筑師;
        目的是揭露警察殘酷暴力的普通婦女。這些人有的是出于家庭或村鎮(zhèn)的狹小的利益,有的是出于理想主義。所有這些人,成功與否,都播下了改變中國的種子,幫助醞釀一個漫長的革命。雖然在中國我會見過很多有意思的人,勇敢而往前看的人,這本書只寫了三個了不起的人,這三個人代表了晃動這片土地的顫栗。當目前的政府在一些方面做出民主的改變的時候,是因為這樣的人的努力。每一個人,不管是否自覺,都在推動這個國家的頑固的政治走向改變:村莊的、城市的、靈魂的哭喊。”

          這樣的斗爭故事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也許司空見慣的。生活在中國,每天都要有一種斗爭精神,要做成每一件事都是一種斗爭。從一個更大的背景看,正是每天的為自己的權(quán)利或為幫助別人的權(quán)利的斗爭推動著中國的改變。馬文林為普通的沒有人替他們說話的農(nóng)民斗爭;
        方可為保護北京的古老建筑斗爭;
        陳子秀為自己的信仰斗爭,即使這個信仰在我看來不值得一信,但是這種為個人權(quán)利、為他人權(quán)益跟一個一直絕對控制我們的政府的斗爭,推動中國的進步。雖然這三個故事的結(jié)局都不 美好:馬文林被關(guān)進監(jiān)獄五年,北京居民的呼吁失敗,陳子秀被打死了,但是,馬文林和要求馬文林替他們說話的農(nóng)民在這個事件中覺醒了,方可,寫作了《當代北京舊城更新 : 調(diào)查·研究·探索》 (2000)一書的清華大學建筑系的建筑師來到美國留學,他對中國的建筑的未來的作用我們還會再看到,陳子秀的家屬到今天還在繼續(xù)為自己的母親伸冤。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野草的性格。野草改變中國。

          北京城內(nèi)的大面積拆遷是我心頭的一個傷痕。出國前,我住在北京西單路口的白廟胡同11號,一個三層套院的四合院里。白廟是什么廟,我不知道。北京有多少廟宇我不知道。這本書說,這個在 1949年前還有一千多個廟宇的城市如今只剩22個廟宇,城墻不復存在,上百個湖泊全部干涸,“與歐洲的城市不一樣,歐洲的街道,兩側(cè)是樹木,通向廣場,北京的胡同兩側(cè)是墻――大多數(shù)中國的傳統(tǒng)房屋被墻環(huán)繞著,墻內(nèi)種著樹,樹高大而伸展到胡同里,遮蓋胡同,這使整個北京從空中看就是一個巨大的公園。”書這樣描寫北京:“直到五十年代,北京還是一個建筑的奇跡,一個幾乎完美地保存的工業(yè)化時代之前的大都市。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城鎮(zhèn),但是北京是一個巨大的城市;
        是一個62.5平方公里的包括湖泊、公園、宮殿、廟宇的大城市。四周環(huán)繞著古的時候最偉大的城墻。整個城市是古代中國的縮影,這個城市象征著已經(jīng)存在了兩千五百年的中國的政治、宗教理想!

          分析原因,作者認為,“當1911年帝國制度垮臺的時候,北京慢慢地開始沒落。三十年之內(nèi),北京經(jīng)歷了一個軍閥,一個總統(tǒng),一個外國侵略者的統(tǒng)治。令人驚奇的是,即使這樣,北京還是原封未動。但是,北京不能抵抗的,是自己對自己的作賤:自恨自卑,缺乏信心,彌漫全中國”(101)!霸谝话僮笥遥瑥氖攀兰o中到二十世紀中期,中國在外國的進攻之下。西方國家強迫中國接受鴉片輸入,強迫中國接受很多羞辱的不平等的條約,割讓殖民地,給外國人治外法權(quán)。逐漸改革的努力被外國強權(quán)打掉了,外國繼續(xù)瓜分中國,直到日本1937年侵略中國到了極限。如哭喊中常發(fā)生的那樣,漸進主義被激進主義代替。信心危機橫掃中國,人們開始懷疑這個國家傳統(tǒng)文化還有任何價值留存。四年的內(nèi)戰(zhàn)之后,共產(chǎn)黨人在1949年掌握了權(quán)力,提倡幾乎徹底與過去決裂”(104)。這個與傳統(tǒng)決裂的決定應(yīng)用于城市計劃,老北京在這種意識形態(tài)下被鏟平了,被推翻了,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公園之一就被與傳統(tǒng)決裂的思想毀掉了。

          伊安·約翰森的書從很多角度值得我們再思。

          

          1/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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