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鐵成：“魯迅”：作為一種文化

　　作為一個文人，魯迅在中國當代人文思想史上一直占據(jù)著極為顯赫的位置。這其中自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也有復雜的文化因素糾纏于其中。本文僅就魯迅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特殊關(guān)系，來考察一個也許被學界忽略了問題，即“魯迅”作為一種文化，對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一、毛澤東時代魯迅的尊崇地位意味著什么？

　　據(jù)說，毛澤東在1971年說了這樣一段讓人頗費猜想的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學生�！盵1]圣人者，思想導師、精神偶像之謂也。魯迅的思想和精神對當代中國——特別是50、60、70年代的中國，確實有著巨大的影響，乃至在相當?shù)囊饬x上已經(jīng)被“偶像化”了。毛澤東和魯迅到底誰在這方面的影響更大——誰是“第一等圣人”，或許并不重要，但說他們二人在相當程度上共同打造了那個年代的中國文化，大抵不會太過。[2]如果回到“17年”和“文革”，看看那時的青少年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這點就一目了然了。

　　那段歷史可以大體分作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約是1957年“反右”運動之前。在這段時間里，從初中到高中的語文課本選擇了不少魯迅的作品，如小說《故鄉(xiāng)》、《孔乙己》、《藥》、《祝�！罚�雜文“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qū)者的血”、“文學與出汗”、“‘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這些都是那一代中學生耳熟能詳?shù)钠�章。當然，那時的中學生未必都能讀懂魯迅的作品，但魯迅關(guān)于“改造國民性”的說法，他對“不覺醒”的人民大眾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的“階級觀”，以及他不妥協(xié)的“韌”的戰(zhàn)斗精神和“痛打落水狗”、對“敵人”決不寬容的主張，卻一直哺育著那一代青年人，伴隨著他們的成長過程。而毛澤東關(guān)于魯迅那段蓋棺論定式的評價，更是為一代學子所熟知：“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shù)，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盵3]“偉大領(lǐng)袖”的高度稱贊，無疑有助于那一代青少年把魯迅偶像化。而經(jīng)過官方特別選擇的魯迅作品和魯迅思想，對他們更是具有無可置疑的經(jīng)典性和神圣性，魯迅的思想和好惡也很自然地成為他們判斷是非的價值標準。

　　在這一階段，“毛澤東思想”似乎在社會上還沒有普及，但各種政治運動卻層出不窮，如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鎮(zhèn)反”、“三反”、“五反”、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肅清胡適反動思想”運動、“肅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對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直到“百花運動”和“整風”－－“反右”運動。這一系列政治運動都以意識形態(tài)專政為目標，通過批判和斗爭普及著“毛澤東思想”：政治是統(tǒng)帥，一切都要服務于政治，對形形色色“不拿槍的敵人”要斗爭并無情打擊，禁絕一切思想和言論自由，對知識分子進行長期改造，不間斷地進行意識形態(tài)整肅，等等。

　　在這一時期，魯迅的那些被官方選擇出來的“思想”，與上述意識形態(tài)基本一致，只有個別之處有所差異。例如，魯迅的“改造國民劣根性”的想法，被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視為魯迅思想的“局限性”，或是他尚未成為“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之前的思想。但總的來說，魯迅在文學和文化領(lǐng)域是居于“領(lǐng)袖”地位的。其作品和文章雖經(jīng)意識形態(tài)選擇和詮釋，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獨立色彩，沒有被完全整合為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

　　第二個階段是從1957年“反右”到“文革”時期。之所以從“反右”運動劃開，是因為自“反右”運動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開始在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上逐漸突出出來。其間（1961年前后）經(jīng)歷了一個小小的曲折，到1962年以后，則變本加厲，直到整個“文革”時期進入了毛澤東的“神權(quán)”時代。這期間，先是“戰(zhàn)天斗地的大躍進”和“反右傾”，1962年下半年起在全社會開展“階級教育”、“向雷鋒同志學習”、批判“現(xiàn)代修正主義”、“大學毛主席著作”和開展“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里的階級斗爭”，再接下來就進入了“文革”。此時，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不但被完全神化，而且形成了具體、固定的表述：即毛澤東思想主要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的學說”，是關(guān)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到了“文革”初期，全國惟一的書店新華書店里，除了《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的單行本和各種選編本、《毛主席語錄》、毛澤東像之外，只有少量馬、恩、列、斯的書，連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全集》和魯迅作品的選編本都不見了。

　　此時，“天是毛澤東思想的天，地是毛澤東思想的地”，魯迅思想則從1957年“反右”運動前的相對獨立意義被納入毛澤東思想范疇，成了“毛澤東的魯迅”。有意思的是，這時的魯迅仍被高高地舉著，他幾乎成了惟一一個未被打倒和取締的現(xiàn)代作家。在《毛主席語錄》之外，未正式出版的《魯迅語錄》（大抵由一些“造反派”自己編選印制）合法地在社會上流行。在“牛鬼蛇神”的批斗會上、大批判文章里、打“派仗”的辯論場面上，除了“最高指示”，人們也廣泛引用魯迅的一些話。有此殊榮的，除了馬、恩、列、斯之外，也就是他了。1972年后，經(jīng)過官方嚴格編選的魯迅的各種文集，配合“批林批孔”、“批儒評法”的斗爭，開始陸續(xù)出版。這時的毛澤東是地道的“圣人”，而魯迅則是“亞圣”，以“輔佐”毛澤東思想的形式，與毛共同統(tǒng)治著中國的文化和思想。例如，1974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批孔反儒文輯》的“出版說明”寫道：“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者魯迅在他戰(zhàn)斗的一生中，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進行了堅決的不妥協(xié)的斗爭。他的許多文章，深刻地剖析了孔子學說的反動性和虛偽性，揭露了從袁世凱到蔣介石等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尊孔讀經(jīng)的反動實質(zhì)，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給儒家思想以有力的批判和打擊。學習魯迅的這些文章，對于當前深入批林批孔，進行上層建筑包括文化領(lǐng)域的階級斗爭，都有重大意義�！憋@然，魯迅的精神和思想是被毛澤東思想和文革的意識形態(tài)籠罩著的，他對傳統(tǒng)文化專制性的批判，被解釋成了“批孔反儒”。

　　不管魯迅的思想是處于“相對的獨立意義”狀態(tài)，還是在毛澤東思想的“籠罩”之下，它都是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嚴密統(tǒng)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要說有什么人敢公開挑戰(zhàn)他的思想，就是在一些問題上表現(xiàn)出與他們思想的不同，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這種懲罰有時甚至要以生命為代價。毛澤東的名字高高聳立于上，魯迅的名字列于其側(cè)的第二階，共同構(gòu)成了一種思想和話語的絕對霸權(quán)。當然，其時魯迅早已去世多年，毛澤東拉出魯迅來作為意識形態(tài)專政的工具，與魯迅本人并無關(guān)系。但是，我們?nèi)匀粦�當思考這樣幾個學界無法回避的問題：魯迅被毛澤東特別選中，是否源于魯迅的精神和思想中某些方面與毛澤東特別契合？這種從精神到思想的絕對霸權(quán)和長時間的嚴密統(tǒng)治，對中國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心理和治學方面到底會有什么影響？不管一個人是肯定魯迅還是否定魯迅，魯迅都與毛澤東一樣，在中國當代文化中成為一個巨大的存在，這一無法回避的存在之文化意義究竟為何，難道不是一個重要而長期被回避的課題嗎？

　　二、“文革”一代對魯迅的熱愛和崇拜：變態(tài)的文化現(xiàn)象

　　人的諸多需求當中，對知識、文化、思想的追求，維系著他的精神生命，否則他可能會感到生命的茫然，精神的虛空。若這種尋求答案的精神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就成為“精神饑渴”。人的“求知”的欲望還與另一種欲望，即實現(xiàn)自己本真生命的欲望，結(jié)合在一起。也就是說，人不會心甘情愿地總在欺騙和謊言中生活，否則他一定會有一種心靈、思想與生命脫節(jié)的茫然和恐懼感。祥林嫂到生命要終結(jié)時還在追問靈魂的有無，阿Q臨槍斃時還在想“過20年又是一個”，這些文學表達都說明，再愚昧的人在潛意識里也會通過他特有的方式，追求靈魂在生命中的統(tǒng)一，試圖努力把握自己的生命形態(tài)。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早就說過，最令人絕望的是“他不得不選擇做一個并非自己本身的人”，“與絕望相反的則是一個人能夠自由地成為他自己”。真實地面對自己的生命，真實地面對生命活動著的整個外部世界，在自己所實際經(jīng)歷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精神的落腳點，對人是極為重要的事。

　　然而，這一切對于60、70年代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少年一代來說，都成了“奢侈”。當他們落入巨大的恐懼或政治熱狂中時，可能暫時意識不到這些；
可是一旦稍微平靜下來，作為人的這些基本欲望就要復蘇。于是這些復蘇的欲望就碰到了毛澤東思想及其意識形態(tài)專政的銅墻鐵壁。毛澤東思想是高度政治化的意識形態(tài)，它的概念和說教無比權(quán)威、無比神圣。但是，它們高高在上，并不能與人們的個體生命發(fā)生多少聯(lián)系。即便人們“斗爭”了，“造反”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了，“鞏固無產(chǎn)階級專政”了，“斗私批修”了，可是，這些政治行動最終并不能幫助個體的生命解決精神需求，更無法通過這些行動使他們“成為自己”。相反，越是深入這些閃著耀眼光圈、摸不著、碰不得的“意識形態(tài)”，他們仿佛離自己的生命越來越遠，更無法看到生命的實在意義了，更感到人生旅途的困惑和茫然了。另一方面，這一切無比權(quán)威、無比神圣的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又如鐵桶般禁錮著他們，使他們接觸不到一點外部世界，馬、恩、列、斯的書不但相隔，又似乎太過“深奧”。正是在這種隔絕了一切知識信息和精神源泉的恐慌和饑渴中，人們與魯迅相遇了。不少人都有這樣的體驗。下面引幾位作家、學者的回憶。

　　“1968年冬天，一場政治災難突然襲擊我時，我?guī)缀醪恢�所措。……我獨自在一間簡陋的農(nóng)舍里，忍受著憤激、無望和孤寂的折磨。我需要精神支柱�！�…當時我的手頭上還有一本群眾組織編輯出版的《魯迅語錄》，很厚，達500多頁。我是那樣珍愛這本小書，竟然剪下了一個筆記本的硬紙封面，把它改裝成‘精裝本’，使它免受損害。每天，當‘革命群眾’到農(nóng)田干活去的時候，我便從褥子底下拿出它來，通過它，去拜謁那個偉大的、睿智的、雄強的靈魂�！�…當我讀到先生一些精辟透徹、酣暢淋漓的論述時，多想用筆把這些段落畫下來，可是在當時我的家信也已受檢的情況下，我不能這樣做，我擔心他們會從中知道我‘頑固不化’的‘活思想’。不能標記下來，又惦念著，尋味著，這種隱蔽的欣喜，在我悒郁的感情中，算是難得的一點亮色�！盵4]

　　“1969年，我去了北大荒農(nóng)場。在我能帶走的不多書籍中，魯迅先生的作品幾乎占了一半。在那周圍沒有更多書籍，也不允許讀其他書籍的荒蕪的原野上，在寒冷而漫長的冬季的火爐邊，魯迅先生是一個幸存者，在身邊陪伴我們渡過了那么艱難的歲月。我有一本紅皮的《魯迅語錄》，是‘文革’中不知哪一派摘錄下來作為戰(zhàn)斗武器的，這時也成了我的寶貝，其中那些警句我至今都能背誦下來�！�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忠厚是無用的別名’，‘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流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茍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在鏟地休息的時候，在麥田管小麥，在顛簸的爬犁上，在水利工地……我心中默念著這些警句，翻來覆去，滾瓜爛熟，卻從來不覺得乏味，好像其中有無數(shù)道看不見的放射線，透視到我的靈魂里去了。有的后來成了我的人生宗旨和信條�！盵5]

　　“有些篇章無法連續(xù)讀下去，因為讀一句就有各種思想涌來。有些話一經(jīng)接觸便像砸進大腦的釘子，再也無法忘記。……今天的年輕人已經(jīng)很難設(shè)想，當一種建立在自己人生體驗基礎(chǔ)上的思想因為意識到它的‘危險’而自我壓抑的時候，當某種想法得不到陽光下的語言表達而又迫切地想要表達的時候，如果發(fā)現(xiàn)一些能夠表達自己思想的現(xiàn)成語句，那將是一種什么樣的興奮！這一切，我從魯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是他促使我進一步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現(xiàn)實、思考歷史、思考人、思考自我和思想本身。……我喜歡思想，同時也害怕思想。而魯迅把我從恐懼中部分地解救了出來�！�…因為作為抽象存在的魯迅是被權(quán)威認可的，而他的思想竟然與我的想法如此貼近！在魯迅那里，我找到了自己的聲音，面對魯迅，我不再徹底地處于孤獨當中，是他使我在暗地里對自己的思想感到理直氣壯。”“讀魯迅著作的感覺之所以特別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在于我可以公開地閱讀它。我再也不必像地下黨一樣讀書，而是可以公開地把它擺在枕頭旁邊，把它帶到實驗隊的屋子里，而且可以高聲朗讀而不必害怕讓什么人聽到�！�…”[6]

　　“在我閱讀的全部歷史中，差不多有22年，這兩位大師（另一位指曹雪芹）的書籍，總是與我的行李，背囊，吃飯的搪瓷盆，糧票，菜金在一起。那些日子里，我發(fā)配到修建鐵路新線的工程單位勞動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個中國。幸好，即使在最為嚴峻的‘文革’歲月里，這兩位大師也不在禁絕之列，于無奈的孤獨中，只有閱讀他們，是惟一的慰藉�！盵7]

　　這一類的回憶性文字非常之多，本文自然不必一一列舉。這些回憶清楚地告訴我們：第一，魯迅的書在當時是除了毛澤東的書（當然也包括馬、恩、列、斯的書）之外，幾乎惟一可以合法接觸的讀物。在“不允許讀其他書籍的荒蕪的原野上”，人們在魯迅那里得到了精神寄托。第二，顯然，毛澤東思想的一統(tǒng)天下并不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反而加重了那種“精神荒原”之感。這時，與魯迅的相遇正好幫助他們解決了可怕的精神饑渴、貧瘠和孤獨。于是魯迅的作品和思想就成了他們“精神的支柱”，他們的靈魂也迅速為魯迅所占有。第三，這些回憶文字的作者有的是“知青”（其前身是“紅衛(wèi)兵”），有的是過去政治運動的罹難者（例如“右派”），這原本存在著巨大思想隔膜的兩代人卻通過魯迅緊緊地聯(lián)系到了一起，各自都在魯迅那里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由此可以發(fā)現(xiàn)，當時人們選擇魯迅，并不是在大量圖書、資料、知識和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有各種參照情況下的自由選擇。在鐵桶般封閉的文化環(huán)境下，他們除了閱讀毛澤東的文字，就只能選擇魯迅了。這其實是別無選擇下的“選擇”。另一方面，這確實又是一種帶有主動性的選擇。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他們不能不讀一些毛澤東的文字，但不讀魯迅是可以的（不選擇不等于可以懷疑）；
然而，他們根據(jù)自己的精神需要選擇了魯迅，這其實也意味著對毛澤東的某種精神“逃離”。

　　為什么他們會選擇魯迅？我以為，與毛澤東相比，魯迅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魯迅所講的都是人生，是如何做人，所面對的都是具體的社會和人生現(xiàn)象，體現(xiàn)了難能可貴的“真實”。讀魯迅的書，你時時可以感受到魯迅說的每一句話都發(fā)自肺腑，是屬于一個活生生的個體生命。無論是他的思想還是感情，是冷辟、決絕、激進的理性分析，還是無奈、孤憤、絕望、多疑、虛無的情感抒發(fā)，都源于他生命的真實感悟。只有這種“真實”才能讓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獲得具體的感知——感受到一個真實的生命與讀者的生命的呼應和接通。這絕對是人們無法從毛澤東的文字那里可以得到的，甚至也是從他們正經(jīng)歷著的現(xiàn)實社會、人生里無法體驗到的——因為那現(xiàn)實的人生早已被“革命”虛飾和板結(jié)了。

　　其次，魯迅的書（哪怕僅僅是些“文輯”、“語錄”），在毛澤東思想之外給他們提供了另類思想和思維方式。例如，他要人們“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反對“瞞和騙”；
他憎惡奴性、卑怯、麻木、虛偽、健忘、圓滑、自欺欺人，等等。他認為，中國的希望在于“改造”這些國民的“壞根性”。從他的書中，可以感受到一種強大的自我、自主和寧折不彎的人格力量。這一切在毛澤東思想的天地里是找不到的，卻隱隱同人們的生命感受有所呼應，這無疑會讓他們感到格外美好、親切，并激發(fā)對自身的某種信念。

　　第三，魯迅無論談論什么問題都有特屬于他的深刻而獨到的見解，準確、冷峻、一針見血的剖析，嘻笑怒罵，說古論今，既有豐富的知識和意象，文字更是如投槍、匕首，精煉潑辣，凌厲無比，富于殺傷力，讀來十分痛快淋漓。拋開其思想內(nèi)容不說，就是這種知識的豐富性，這種深刻、獨到和“表述方式”的個人性本身，就極富藝術(shù)魅力，讓人于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所造就的極其板結(jié)的思想之外，感到耳目一新，感受到情感和思想的巨大沖擊力量。

　　最后，魯迅對傳統(tǒng)文化的專制性和“國民劣根性”的批判，總使人對當下的人情世態(tài)產(chǎn)生諸多感受、聯(lián)想和共鳴。比如，自欺欺人、卑怯、麻木、妄自尊大、諱疾忌醫(yī)、奴隸式的順從等等，這些“劣根性”可以說觸目皆是。而最有意思的是，過去這些“劣根性”被魯迅深惡痛絕，不斷由此嘆息中國人的“不幸”和“不爭”，而今卻被披上“革命”的華袞，成了“最美好”的“無產(chǎn)階級品質(zhì)”加以宣揚。而另一方面，魯迅式的人格和精神在實際生活中又遭遇到壓抑和控制，這種強烈的對比，不能不使許多人從中有所憬悟，并對他們所處的社會和時代產(chǎn)生置疑。

　　總之，魯迅給他們提供了毛澤東話語世界之外的許多另類知識和思想、另類思維和價值理念，以及另類的表述方式。魯迅的文字包含著超越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屬于一個獨特生命的真實和真誠，有富于魅力的真思想，有同人們的生命感悟相呼應、相對接的東西，正是這些喚起了人們的自我意識、對生活的感知力和信念，讓他們未泯的良知不再受孤獨和絕望的折磨，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支撐了他們渴望用思想和情愫慰藉的心靈。所以，他們對魯迅有著由衷的敬愛、感激和親近之情。這一點也不奇怪，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這確實是那個時代的特殊文化現(xiàn)象。

　　然而，也正是由此讓我們同時產(chǎn)生了一種復雜的悲憫之情，甚至某種疑慮。應該說，這并不是一種正常的文化現(xiàn)象。在20世紀的60、70年代，在人類早已經(jīng)確立了現(xiàn)代人文體系的時代，當時的人們只能接觸到毛澤東話語世界外的魯迅，不要說中國之外的現(xiàn)代文明接觸不到，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和中國現(xiàn)代已經(jīng)有過的文明訴求、學術(shù)研究也與他們隔絕。這樣的坐井觀天，這樣荒蕪的文化沙漠，不會讓他們的視閾過于狹隘、偏枯嗎？而尤為嚴重的是，由于精神的過度饑餓、思想的過度貧窮和他們對精神支柱病態(tài)性的強烈追求，使他們對魯迅產(chǎn)生的那種幾乎近于神靈般的崇拜和生死相依的精神依戀，本身就是一種變態(tài)的文化現(xiàn)象。沒有以知性為準的探索、懷疑精神，只有高山仰止和對“心靈哺育者”的感恩之情，只是以魯迅的思想印證自己思想的真理性，把魯迅的思想看成了對自己生命的“救贖”和“靈魂的超度”[8]。于是，他們還沒有從毛澤東的話語世界中徹底走出，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魯迅的話語世界。這兩個“話語世界”都“不容置疑”，如此，他們能從信仰的世界走進知性世界嗎？此種卑微的心理和可憐的精神狀態(tài)，不是又預示了另一個危機嗎？[9] 更何況，那些“哺育”他們的“魯迅思想”，還大都是根據(jù)意識形態(tài)需要選編的“語錄”和文章，其中突出的都是魯迅對“敵人”不講任何寬容的“斗爭精神”。這樣一種學習和片言只語式的掌握，到底能給他們帶來多少真正有益的營養(yǎng)，值得懷疑。當然，這不能怪他們，這是那個病態(tài)的時代造就的病態(tài)文化現(xiàn)象。然而，病態(tài)畢竟是病態(tài)。這個事實首先需要正視。

　　三、當年人們從魯迅那里學到了什么？

　　那么，在這種對魯迅的熱愛和崇拜當中，人們究竟學到了什么呢？

　　一位學者曾這樣回憶“文革”中魯迅對他的影響：“當文革期間，沒有什么更多的書可讀的時候，魯迅的雜文卻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澤東選集》之外的最有力的戰(zhàn)斗武器，那時的魯迅在我們心中則是一個尖銳犀利、充滿戰(zhàn)斗激情的斗士形象。當然，他的老到、尖刻和冷峻，也成為那個時代的一種深刻戰(zhàn)法。這個其貌不揚但又高大偉岸的小老頭成為我們一代人的精神偶像。在那個彌漫著戰(zhàn)斗硝煙的嚴峻階級斗爭的年代里，讀‘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樣的文章，對于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來說，無疑是太深奧了一些。但是，那‘痛打落水狗’的戰(zhàn)斗主旨，也還是略通一二的，盡管這種誤讀扭曲過我們的靈魂，但它畢竟為我們以后更深刻地認識魯迅提供了一個參照系�！盵10]“文革”期間這位學者只是個“十幾歲的少年”，還沒有產(chǎn)生上面說的那些青年的“精神追求”。他也并未說那“最有力的戰(zhàn)斗武器”和“一種深刻戰(zhàn)法”在“文革”中是怎么發(fā)揮作用的。

　　但是，我們可以從另一篇回憶中看到當時魯迅精神的影響：“1966年8月18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北京101中學的紅衛(wèi)兵從天安門游行歸來，激情滿懷地要干一番驚天動地的革命大事業(yè)！怎么干呢？斗壞人！于是，一群紅衛(wèi)兵狂叫著，把出身于舊軍閥家庭，因畫過裸體像，又因有‘侮辱女同學’等罪名判過刑的老師陳寶坤揪了出來，從腰上解開牛皮武裝帶，劈頭蓋臉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將他扔進學校蓮花噴泉池里。遍體鱗傷的陳老師在污泥中掙扎著，全校紅衛(wèi)兵與師生里三層外三層地圍觀著，一群十多歲的孩子圍著池邊狂喜地笑著，一邊叫嚷著‘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邊扔石塊。就在陳老師拼命地躲開水花，咬著牙抓住荷花池欄桿的剎那間，‘通——’一塊大石頭砸在他身上，‘通’——又一塊大石頭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剛剛觸到欄桿的手松開了，‘通’——像一塊大石頭，一下扎到了水中，當他沉于水底時，水花息了。這正是下午4時14分（請永遠記住這歷史的一刻），他死在圍觀的人群心滿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歡樂的狂呼聲中�！�…”[11]

　　這些“少年屠夫”們興高采烈地虐殺他們老師時狂呼的口號，一句是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另一句就是魯迅的“痛打落水狗”。魯迅的“痛打落水狗”正是“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篇文章的主旨。按這篇文章的精神來看，似乎不能說“少年屠夫”們是“誤讀”�？梢赃@樣說，魯迅的“‘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想法和“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與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話，以及毛寫過的，把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以及“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的思想，是緊緊地結(jié)合在一起的。這些主張就成了“文革”期間“紅衛(wèi)兵”肆意作惡的重要精神資源和思想依據(jù)。也許有人會說，魯迅是對“敵人”說的，可是“造反派”們卻把“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指向了群眾。確實，魯迅是對“敵人”說的，然而，只要“造反派”認定了一個“敵人”，然后遵循魯迅的邏輯，凡是“敵人”就要無情打落水里，“又從而打之”，這樣的“魯迅精神”本身不正是魯迅所提倡的嗎？于是，誰被判定為“敵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以及所有被稱為“牛鬼蛇神”的，都是“文革”中被指定的“敵人”），“革命造反派”就有權(quán)利、也有義務以“革命的名義”對他們進行肆無忌憚的虐殺。毫無疑問，這一邏輯是相當可怕的。任何人只要被任意地判為“敵人”，誰都有合法和道義上的依據(jù)加以摧殘，而這樣的舉動居然都成了“革命行為”。無論是魯迅的年代，還是“文革”前、“文革”中，都有無數(shù)這樣被判成“敵人”的無辜者成了“革命”的刀下冤魂。

　　當然，人們從魯迅的思想中還領(lǐng)悟到另外一些精神。王富仁回憶說：“在那個時候，我屬于所謂‘根紅苗正’的少年。我出生貧農(nóng)。父親1938年入黨�！�…我也‘紅’過，初小時，當少先隊小隊長，初中時當中隊長、大隊長。但到讀了魯迅作品，不知為什么竟變了，政治上是越搞越糟。在那時入團入黨是要找支部書記談話的，那叫匯報思想，靠攏組織�！�…我覺得這有點滑稽�！�…《魯迅全集》里沒有找領(lǐng)導談話時說的那套語言，中國書我讀得少，見了領(lǐng)導不知說什么好�！�…當時我就知道《魯迅全集》沒有給我?guī)�來什么好處，反而把我可能有的‘錦繡前程’給毀了。但我沒有后悔過，因為我覺得有些人活得怪沒有意思，活得巴巴結(jié)結(jié)的，唯唯諾諾的。魯迅雖然一生不那么順，但活得卻像個人樣子�！�…我喜歡魯迅，就喜歡他說的不是假話大話，說的不是專門討人歡心的話，雖然當時年齡還小，懂得的事理不多，但這點感覺還是有的。”[12]王富仁更多感受到的，是魯迅“不說假話大話，說的不是專門討人喜歡的話”的品格。這品格使他抵御了當時慣說“假話大話”、“討人歡心的話”的惡劣社會風氣。這惡劣的社會風氣當然都是毛澤東的意識形態(tài)專政造成的。

　　張長弓回憶過自己當年讀魯迅著作時的情況：因為沉迷于魯迅著作，經(jīng)常把魯迅這樣一些話話掛上嘴邊，“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罵，敢打”。結(jié)果被周圍人匯報上去，“領(lǐng)導就說，這個同志很成問題了，總愛提一些不同的主張，唱相反的調(diào)子，這都是看那種書所致。再這樣下去政治不展開，學習不進步，就變成民主人士了�！盵13]這是魯迅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獨立自主精神給他的影響。毫無疑問，這是與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專政、徹底消滅自我和個體人格的整個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根本對立的。

　　另有一些青年也談到自己從魯迅那里所受到的啟發(fā)：“即使他不是文學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是思想家，不是一切以‘家’為后綴的各種各樣的干巴巴的怪物；
即使他是市井無賴，是小偷強盜，是呼呼入睡于旮旯墻角的滿身癩瘡的乞丐，只要他能那樣坦蕩而無所顧忌地走著自己生命的行程，便是一條我可以為之傾心結(jié)交的好漢子，這樣的人，少極了。所以魯迅更少了。這便是魯迅在我心目中異常異常珍貴的原因。人的本性應該張揚到一種無所不在、天馬行空的境界，應該張揚到一種極限，……在中國，與舊勢力的抗爭，實際上是在與幾千年的舊傳統(tǒng)、舊觀念宣戰(zhàn)，也就是與整個社會宣戰(zhàn)。作為一名斗士，他理應得到的是全社會的詛咒，不必指望別人的理解，更要警惕別人的布施，包括親人的愛，便應該這樣孤獨地，一往無前地走向拼殺之地，走向死亡�！�—如果你打定主意，與你身邊包圍著的黑暗的一切斗爭到底�！盵14]這當然也不是對魯迅的“誤讀”。這思想不但突出地體現(xiàn)在魯迅早年的文章“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中，也體現(xiàn)在他深層的人格結(jié)構(gòu)中。

　　無疑，這些都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毛澤東雖然不只一次地說，他同魯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也不會不清楚魯迅在“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中表達的思想，但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毛澤東思想所張揚的，卻是革命的集體主義精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無我”精神，和建立在革命功利性基礎(chǔ)上的倫理原則。毫無疑問，上文提到的“天馬行空”、“無所顧忌”，要把個人的“意力”發(fā)揮到“極限”，做同“身邊包圍著的黑暗的一切斗爭到底”的孤獨的絕望的“社會斗士”，甚至認為不管是強盜小偷、市井無賴，只要表現(xiàn)出“無所顧忌”的“生命意志”，就是“可以為之傾心結(jié)交的好漢子”，把“生命意志”看成最具倫理精神的價值，屬于完全抵制革命、抹殺階級斗爭思想的價值觀，正是幾十年“興無滅資”的社會主義革命所極力鏟除的“資產(chǎn)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思想”。這些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極端個人主義”，當然也與現(xiàn)代人文理念沒有多少聯(lián)系，然而，它們又確確實實與魯迅的思想緊密相通。

　　于是我們看到，魯迅的“革命”思想、徹底斗爭的思想和對“敵人”無情打擊、決不寬容的思想，與毛澤東思想是“同構(gòu)”的，就這樣他與毛澤東一起打造著“文革”人格；
但魯迅的另外一些思想和人格，如不阿諛、不奉承，不卑屈，不說假話、大話，到什么時代都守護著獨立自我人格的精神，以及極端個人主義、尼采式的“強人”、“超人”哲學等，又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對“馴服工具”的要求形成了突出的矛盾，也無疑是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神權(quán)的“解構(gòu)”，并從相反方面做出破壞性的回應。

　　如果是在一個思想多元的時代，各種思想的相互激蕩自然是再正常不過的文化現(xiàn)象。但在高度集權(quán)的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中，出現(xiàn)這種既統(tǒng)一又沖突，表面是一元化、實質(zhì)是二元化，既同構(gòu)又解構(gòu)的情況，卻是相當耐人尋味的。而尤其是上面談到的魯迅帶給人們思考的幾個不同于毛澤東的特點，以及一代青年是在怎樣一種精神饑渴狀態(tài)下與魯迅相遇的，不但使魯迅更具影響力（由于毛澤東思想的反人性，倘若沒有強大的極權(quán)主義統(tǒng)治，可以說對普通人幾乎不會有任何影響力），也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形成很大的沖擊，這也許是毛澤東所始料未及的。

　　現(xiàn)在再回到本文開頭所提到的毛澤東的感慨。很難說毛澤東關(guān)于魯迅是“第一等圣人”的感嘆是因何而發(fā)；
他是不是痛感于魯迅對中國知識人的影響力超過他而“感慨系之”呢？不過，魯迅可是經(jīng)由他的“御批”“恩準”的，本是要魯迅為自己的政治服務，然而魯迅卻不是“單面人”，而是一個復雜的多面體。毛澤東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他也收獲了他不想收獲的。這也算是歷史的吊詭吧！

　　四、后毛澤東時代的“魯迅文化”

　　“毛澤東時代”結(jié)束后，一代青少年也長大了，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成了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拔母铩钡囊粋�重要后果，是讓一代從“文革”中覺醒的青少年迅速地逃離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但是，他們逃離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卻并未逃離魯迅；
相反，他們與魯迅更加親近了。剝離了“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tài)涂到魯迅身上的政治釉彩，他們終于可以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了，這就是“立人”的魯迅，“啟蒙”的魯迅，威武不屈、特立獨行、始終保持自己人格尊嚴的魯迅。想到“文革”時中國人的整體失落，想到在意識形態(tài)恐怖籠罩下的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所表現(xiàn)的怯懦和卑屈，他們更感受到魯迅的“立人”思想與“改造國民劣根性”思想的價值，以及魯迅作為一個“精神斗士”的偉大道德力量。于是，魯迅更成了他們心目中的一面光輝旗幟，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惟一值得驕傲和珍惜的精神源泉。拜倒在魯迅腳下，活在魯迅的“精神譜系”中，守護魯迅“圣人”和“精神之父”的地位，也就是守護“文革”后重新凝聚起來的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想、人格尊嚴和倫理精神。保衛(wèi)魯迅的聲名和榮譽，不允許任何人對他有任何污損乃至懷疑，似乎已經(jīng)成了這些學人莊嚴的政治使命、學術(shù)使命和倫理責任。他們也把自己這種莊嚴的使命感賦予了時代和歷史的意義。他們也許沒有意識到，他們這樣想和這樣做，不但已經(jīng)遠遠離開了學人應有的知性和懷疑精神，也將有意無意地把魯迅設(shè)置為一道學術(shù)屏障，自己則成了“衛(wèi)道者”和一種話語霸權(quán)。

　　事實上，魯迅作為中國社會和文化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期的人物，本身就交織著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文化的復雜糾葛。無論他的思想、思維方式，還是他的追求、選擇、精神困惑和種種迷茫，包括革命對他的利用和改寫，以及他與一代學人的關(guān)系，都包蘊著深邃的歷史內(nèi)容�？梢赃@樣說，“魯迅”——這個引號中的“魯迅”不只是魯迅本人的情況，還包含著纏繞在他身上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復雜內(nèi)容，在中國現(xiàn)當代史上，已經(jīng)構(gòu)成一種牽連深廣、盤根錯節(jié)的文化。如果用今天中國學人已經(jīng)可以基本認同的現(xiàn)代人文理念來關(guān)照“魯迅”，可能會提出大量饒有意義的思想史問題。

　　上一世紀末，謝泳曾在一篇文章中，就魯迅與胡適的對照提出了自己的“困惑”：“為什么魯迅以反專制為基本追求而卻總是被專制利用？”“魯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適卻從來都是挨罵的。為什么新時代愿意用一貫反專制的魯迅來作為自己的旗幟，卻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諍友的胡適呢？”“‘文革’時期魯迅的書是他同時代作家中惟一沒有被禁止的，也就是說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是讀魯迅的書長大的，可為什么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讀過魯迅書的紅衛(wèi)兵戰(zhàn)士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懂，學生打死老師的事幾乎天天都在發(fā)生，這一切是從何而來的呢？”[15] 這的確都是些重大的“困惑”，破解這些“困惑”，其實就是要破解筆者上文所說的“文化”。然而，謝泳這些“困惑”，在大多數(shù)學人、包括一些著名學者和“魯迅研究”專家那里是不以為然的。他們或“顧左右而言它”，或以魯迅被官方“歪曲”、“改寫”來回避問題，或充滿了“精神戰(zhàn)士”般的義憤。在胡與魯?shù)膶Ρ戎校瑒t以簡單的“補臺”與“拆臺”為標準加以褒貶。有人更把揚胡抑魯看成（政治）“傾向性”問題，言外之意就是要政治出面加以干預。

　　《收獲》2000年第2期開辟了“走近魯迅”專欄，并刊登了3篇文章，馮驥才的“魯迅的‘功’與‘過’”、王朔的“我看魯迅”、林語堂的”悼魯迅“（這是林語堂1936年11月客居紐約時寫的，次年發(fā)表于《宇宙風》雜志）。3篇文章分別從不同角度對魯迅和圍繞著魯迅所形成的文化現(xiàn)象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文章發(fā)表后，首先在魯迅故鄉(xiāng)紹興引起軒然大波。該市作協(xié)主席以公開信質(zhì)問中國作家協(xié)會：“這次《收獲》討伐魯迅，到底是出于怎樣的考慮？作為我們協(xié)會主席和刊物主編的巴金知不知道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這次‘倒魯’是誰策劃又代表了誰的旨意？用意何在？”他還要求中國作協(xié)機關(guān)報《文藝報》刊出這封公開信并作出答復。公開信首先刊登在《紹興日報》，新華社就此事發(fā)了消息。紹興市魯迅研究會、紹興市作協(xié)、紹興市文聯(lián)、紹興市社科聯(lián)幾個單位還召開了“反對貶損魯迅”座談會。與會者表示：“作為魯迅故鄉(xiāng)的文學和社科工作者，我們有職責、有義務捍衛(wèi)魯迅精神，讓魯迅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中國作協(xié)雖未對公開信直接表態(tài)，但此后《文藝報》在“魯迅是中國現(xiàn)代進步文化的代表”的大標題下發(fā)表了題為“魯迅的革命精神不容褻瀆”的“北京召開魯迅研究熱點問題討論會”消息。至此，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顯然，這種“神圣的捍衛(wèi)”與學人應有的“為學”精神相悖謬。然而，這“悖謬”恰恰是“魯迅”作為一種文化的組成部分。如果我們把屬于魯迅的思想加以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既是反專制的，又是專制的；
他追求個性的解放、獨立和自由，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專制性深惡痛絕，但同時他也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絕對化為一種神圣的價值；
他站在“社會精英”立場，以“啟蒙”意識（這“啟蒙”意識與歐洲18世紀的啟蒙精神并無共同之處）“改造國民劣根性”；
他對異見、異端的決不寬容，他對民主、法治的堅決抵制，就源于此種思想。由此，他成了一個“徹底革命”的“精神斗士”。正是這種骨子里的專制性讓他與共產(chǎn)黨的社會大革命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重要的不是這種專制性指向誰，而在于這種絕對化思維。英國著名思想家伯林是這樣評價這種思維的：“沒有什么東西比這種信念更有害：某些個體或群體（或者部落、國家、民族、教會）認為，只有他、她或他們惟一擁有真理，特別是那些關(guān)于怎樣生活、成為什么與做什么的真理；
而與他們不同的人，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邪惡與瘋狂的，因此需要抑制與鎮(zhèn)壓。相信只有自己正確，這是一種可怕而危險的自大：擁有看到惟一真理的靈眼，而如果別人不同意，錯的只能是他們。這使得一個人相信對于他的民族、教會或全人世人類，存在著一個目標而且是惟一一個目標，只要這個目標能夠?qū)崿F(xiàn)，無論遭到多大的不幸（特別是就別人而言）都是值得的�！�…”[16] 的確，有這種思維在，就不會有自由、民主、人權(quán)、平等、多元、法治這樣一些人類的普適性價值，當然也不會尊重任何學術(shù)自由。

　　魯迅與包括胡適在內(nèi)的自由知識分子在這些問題上的戰(zhàn)斗，貫穿了他整個后半生。他的這些思想也直接表露在他早年的重要文章“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中。非常遺憾，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nèi)，中國都籠罩在這種思維中。胡適們只是作為“另類”與這種主流思維進行著無望的斗爭。那些“神圣的捍衛(wèi)者”扮演的正是魯迅式“精神戰(zhàn)士”的角色。不過稍有區(qū)別的是，魯迅作為“精神戰(zhàn)士”，是特立獨行、面向統(tǒng)治的權(quán)力，如今這些“精神戰(zhàn)士”卻是托庇于權(quán)勢。仔細想來，“思想斗士”、“精神戰(zhàn)士”這一類美麗的冠名，是挺可怕的。在人類的精神世界、思想世界，其實是不必“斗”也勿需“斗”的，它需要的是理性、研究、探討、辯析，是鍥而不舍、知難而進的知性精神。誰也不具有絕對真理性，誰也不應壓服誰，誰也不神圣，惟一神圣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對任何“神圣之物”發(fā)表自己意見的權(quán)利。

　　中國的希望也許就在于我們徹底走出那種絕對化思維。

　　【注釋】

　　[1] 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58頁。

　　[2] 例如，北京大學學者錢理群就承認，在50、60年代，毛澤東和魯迅就是他的兩個“精神之父”（見錢理群的《壓在心上的墳》，第3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3]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第658頁。

　　[4] 母國政，“小草仰望大樹”，《當代作家談魯迅》，西北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5] 張抗抗，“心靈的哺育者魯迅”，載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編，《當代作家談魯迅》。西北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6] 李新宇，《〈魯迅的選擇〉自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7] 李國文，“我的閱讀主張”，見《文學自由談》，2004年第6期。這里有一點需要指出，《紅樓夢》在“文革”的很長一段時間并未享受到如作者說的那種“特權(quán)”，只是到了“文革”后期，有了毛澤東“《紅樓夢》也要作為一本政治小說來讀”這樣的話，始才開禁。

　　[8] 錢理群，“我與魯迅”，《壓在心上的墳》，第39頁。

　　[9] 錢理群，“我與魯迅”，《壓在心上的墳》第48頁。

　　[10] 丁帆，“‘費厄潑賴’的背后”，《21世紀：魯迅和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11] 轉(zhuǎn)引自錢理群“青春是可怕的”，見《壓在心頭的墳》。

　　[12] 王富仁，“我和魯迅研究”，一土編，《21世紀：魯迅和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 張長弓，“魯迅使我敢于面對人生”，見《當代作家談魯迅》，西北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14] 以上均見錢理群在“七、八十年代青年眼里的魯迅”，《走近當代的魯迅》，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15] 謝泳，“魯迅研究之謎”，《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 出版，第19頁。

　　[16] “關(guān)于偏見的筆記”，《自由論》，譯林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第393頁。

　　來源：當代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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