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文杰：西方古代哲學研究回顧（1978-2008）

　　　　引言

　　 作為西方哲學之源，古希臘羅馬哲學奠立了西方科學和人文傳統(tǒng)，歷來是激發(fā)西方文化活力的智慧火種。古希臘羅馬哲學已經孕育了之后形形色色哲學形態(tài)的雛形，要理解“西學”即整個西方知識傳統(tǒng)的演進，總要回溯到古希臘羅馬哲學。從公元前六世紀的“七賢”時代，至公元529年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關閉雅典學園，西方古代哲學綿延1100余年，期間產生了許多重要的哲學家，留下了大量的著述，這在古代世界文明中是很突出的，它是全人類的珍貴文化寶藏。伴隨著西學東漸，漢語學界開始正式引介西方古代哲學，涌現(xiàn)出了李石岑、陳康和嚴群等一批優(yōu)秀的希臘哲學研究者，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界關于西方古代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進入了系統(tǒng)介紹、深化研究的時期。

　　　　一、基礎研究

　　 第一，翻譯了一些西方古代哲學的基本典籍。

　　　　嚴群在八十年代初編譯出版了柏拉圖的若干對話錄，如《游敘弗倫•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
郭斌和與張竹明翻譯了柏拉圖的《理想國》；
吳永泉翻譯了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
吳壽彭編譯了亞里士多德的若干著作，如《動物志》、《動物四篇》、《天象論•宇宙論》和《靈魂論及其他》。這些譯著的出版以及一些舊譯（如陳康的《巴曼尼得斯篇》）的再版標志著希臘古典哲學原著翻譯事業(yè)的恢復。進入九十年代以后，翻譯事業(yè)得到大力推進，最引人矚目成果當屬苗力田主持翻譯的十卷本《亞里士多德全集》和王曉朝翻譯的四卷本《柏拉圖全集》。盡管這兩部譯著在精確性上都存在不少缺陷，但無疑給不能直接閱讀原文的讀者帶來了巨大方便，它們的出版可算是漢語哲學界的盛事。王太慶翻譯的《柏拉圖對話集》（2004年）盡管只涉及柏拉圖的部分對話錄，但仍不失為一個很有價值的中文版本。2000年以來，劉小楓主持的“經典與解釋”叢書推出了多種古典西學經典著作的譯注和疏解，其中涉及古希臘羅馬時期重要哲學家（如柏拉圖、斐洛、盧克萊修等）的經典，計劃中的“柏拉圖注疏集”將提供“足本漢譯柏拉圖全集”（36種＋托名作品7種）以及詳細注疏；
該注疏集已有吳飛譯疏的《蘇格拉底的申辯》面世，余作值得期待。據(jù)國外經驗，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全集的現(xiàn)代文版本都存在一個長期的反復磨礪和修訂的過程，因此中文譯本的完善仍是一項未來應繼續(xù)努力的事業(yè)。近年來，希臘化與羅馬哲學的典籍也得到了更多的翻譯和介紹，主要代表是包利民和章雪富主持的“兩希文明哲學經典譯叢”，其中收入了伊壁鳩魯、斐洛、普羅提諾、普魯塔克、恩披里柯、奧古斯丁以及其他一些代表性哲學家的重要著作。王曉朝翻譯的《西塞羅全集》（已出第1卷）和《上帝之城》也屬于拉丁哲學的經典。此外，晚期希臘哲學史家第歐根尼•拉爾修的代表性著作《名哲言行錄》也有了中文譯本。

　　　　上述譯著的出版填補了不少空白領域，有助于人們深入了解晚期希臘哲學的精神實質。然而，從總體上說，在原典的翻譯和注釋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首先，原典翻譯涉及的范圍還很不夠，尤其是大量晚期希臘哲學的重要著作尚沒有中文譯本，現(xiàn)有譯著只是冰山一角，因此需要有計劃、持之以恒地組織研究力量來翻譯；
其次，原典翻譯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現(xiàn)有的中文譯本，無論涉及前蘇格拉底殘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著作還是晚期希臘哲學著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主要的問題是過多依賴英譯本、德譯本等現(xiàn)代文本，難以充分貼近希臘文和拉丁文原本，而且在譯名的嚴謹性和統(tǒng)一性問題上還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最后，多數(shù)經典譯著都缺乏詳細注解和詮釋，這無疑是亟需加強的。

　　　　第二，翻譯和介紹了若干現(xiàn)代西方學者在古代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不過，仍然未能反映出其總體圖景。

　　　　在哲學編史類著作方面，翁紹軍和陳修齋分別翻譯了策勒的《古希臘哲學史綱》和羅斑的《希臘哲學與科學思想的起源》。此外，讓－皮埃爾•韋爾南的《希臘思想的起源》，特倫斯•歐文的《古典思想》，柯費爾德的《智者運動》，泰勒的《柏拉圖——生平及其著作》，伽達默爾的《伽達默爾論柏拉圖》，梅林的《理解柏拉圖》、羅斯的《亞里士多德》和尼采的《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等一批專題研究著作也都被譯成中文出版。西方學者關于古代哲學的研究性著作十分豐富，而且不乏深刻而有影響力的作品，這類著作有助于國內讀者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學一脈相承的歷史線索，了解古代思想以何種方式傳承和滲透到現(xiàn)代西方的思想界，并且也為我們如何看待西方古典學術提供了一種參照系。然而，可惜的是，這類著作的中譯本數(shù)量太少，而且一些當代重要思想家和古典學家（如第爾斯、里特爾、那托普、海德格爾、德勒茲、J. 伯奈特、F. M. 康福德、C. H. 卡恩、G. E. L. 歐文、G. 弗拉斯托斯、M. F. 伯南耶特、M. 弗雷德、A. A. 朗和D. 塞德利，等等）關于希臘哲學的許多詮釋著作和論文尚沒有中文譯本，因而難以反映出當代西方學者在古代哲學研究方面的總體圖景。

　　　　第三，在資料選輯和編史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績。

　　　　資料選集類著作方面，苗力田和陳村富分別主持編譯了《古希臘哲學》和《古希臘名著精要》，前者是繼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譯的《古希臘羅馬哲學》（1957年）之后又一本原著資料選輯，后者則是一種摘要式的介紹和評論。這些資料選輯類著作為高等院校的哲學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有力地推動了古希臘羅馬哲學的學科建設。然而，應該看到的是，我們在資料匯編方面的工作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且不說近代以前的各種“學述”（doxography）和哲學家傳記，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學者早在十八世紀就開始利用古典語文學的方法對古希臘語和拉丁語文獻進行系統(tǒng)整理、校訂、注釋和翻譯，積兩百余年之功，終于奠定了今天的古典學（Classics）基本框架。但是，就國內學界而言，由于原始資料的缺乏、對古典語言的不熟悉以及資金技術的不到位，使得這個領域極少有人問津。

　　　　在編史類著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汪子嵩、范明生、陳村富和姚介厚合著的四卷本《希臘哲學史》（已出版前三卷）。對于西方斷代哲學史著作而言，該書在體例上是空前盛大的，平均每卷約有八十多萬字，一千一百多頁。該書第一卷論述了從希臘哲學的產生到前蘇格拉底自然哲學這一時期的哲學發(fā)展，包括希臘哲學興起的社會歷史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背景、米利都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赫拉克利特、愛利亞學派和公元前5世紀后半葉的自然哲學家；
第二卷論述了智者、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
第三卷論述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并簡單介紹早期漫步學派的情況；
即將出版的第四卷論述后亞里士多德時期的希臘化－羅馬哲學。這部巨著參考了豐富的希臘哲學文獻，注重探索希臘哲學思想演進的內在邏輯，吸收近現(xiàn)代西方主流學者的研究成果并比較分析他們的見解，詳盡地研究了希臘眾多哲學家與流派的思想，在史料鑒別、人物與思想評價、探究希臘哲學思想演變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見解。

　　　　楊適的《哲學的童年》（1987年）細致追溯了從泰勒斯到亞里士多德的希臘哲學螺旋式上升的發(fā)展線索，多有深刻的獨特見識。他的新作《古希臘哲學探本》（2003年）可以被看作“希臘哲學簡史”，敘述了從希臘哲學前史到羅馬斯多亞派哲學這一千余年的哲學基本脈絡，不過其著眼點并不在于歷史事實的探究和歷史線索的梳理，而在于哲學觀念的詮釋和闡發(fā)。該書表達了作者在《哲學的童年》以后對希臘哲學的新理解，其最大特點是強調了Ontology問題在希臘哲學中的特殊地位，并且在開頭部分用大量篇幅重點分析了Being概念的語源學意義。姚介厚的《西方哲學史》（學術版）第2卷“古代希臘與羅馬哲學”部分（2005年），王曉朝的《希臘哲學簡史——從荷馬到奧古斯丁》（2007年）和鄧曉芒的《古希臘羅馬哲學講演錄》（2007年）也各有特色，分別代表了國內學者新近關于希臘哲學的三種理解方式。前兩者特別強調從文化和歷史的視野來考察哲學史，而后者則從黑格爾主義視野出發(fā)更加關注觀念之間的邏輯關聯(lián)。

　　 二、熱點問題與理論創(chuàng)新

　　　　1、Being問題研究

　　　　“Being”（希臘文to on，德文Sein）是西方形而上學的核心概念。關于這個概念的翻譯和理解問題一直是漢語學界的難題。二十世紀上半葉陳康等人曾就此做過一些探討，但未形成定論。到了九十年代，這個問題終于成為爭論熱點，引起了國內西哲界的大討論。這場爭論的主要表征是“是派”（主張用漢語的“是”來翻譯和理解 Being）迅速崛起，并且對“存在派－有派”（主張用漢語的“存在”或“有”來翻譯和理解Being）展開激烈批評，強調必須用“是/是者”取代原來主導性的譯名“存在/有”。然而，多數(shù)“存在派－有派”并不否認Being有“是”的含義，他們往往是“調和派”（主張Being具有“存在”和“是”等多種意義，不可偏廢），并且對極端“是派”的觀點進行了一定的修正。語義學層面的爭論只是問題的表面，各種思想立場之間的差異與對立才是這場爭論的實質。這種對立歸根到底是“形而上學”與“邏輯學”進路之間的分野。“存在派”基本上立足于形而上學（實在論）視野，因此強調Being表示“存在”、“存有”、 “本體”和“活動/生命”等方面的涵義，而“是派”則多少帶有一些邏輯學前見，強調Being直接關聯(lián)于系詞to be，并且在“S is P”這樣的命題結構中表示“同一性”與“真”等方面的涵義。在爭論過程中，一些學者圍繞這個問題對西方哲學史上重要哲學家的相關論述進行了重新梳理，使困難重重的Ontology得到了多方面的澄清。值得注意的是，爭論雙方都試圖到古希臘哲學的原典中尋找有力的證據(jù)，多位學者對巴門尼德、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相關文本進行了重新解讀，對關鍵術語進行了重新詮譯，得出了不少新的結論。總之，這場討論的意義不限于一個哲學范疇的譯法，它一方面表明了古希臘哲學確實關涉西方哲學的全局，另一方面表明了西方哲學的終極視閾正在向漢語敞開。（參考汪子嵩、王太慶《關于“存在”和“是”》；
王曉朝《讀<關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幾點意見》；
王太慶《柏拉圖關于“是”的學說》，《我們怎樣認識西方人的“是”？》；
葉秀山《中西關于“形而上學”問題方面的溝通》，《論巴門尼德的“有”》；
楊適《希臘哲學中的on（being）的幾個基本含義的來源和相互關系》；
陳村富《關于希臘語動詞eimi研究的若干方法論問題》；
王路《巴門尼德哲學研究》，《亞里士多德的“是”和“是其所是”》，《對希臘文動詞“einai”的理解》；
俞宣孟的《論巴門尼德哲學》；
余紀元《亞里士多德論ON》；
趙敦華《“是”、“在”、“有”的形而上學之辨》；
黃裕生《論“是”》；
鄧曉芒《Being的雙重含義探源》；
詹文杰《虛無與虛假之辨：柏拉圖的Not-being概念》。上述論文大多數(shù)收入宋繼杰編《Being與西方哲學傳統(tǒng)》，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

　　　　2、早期希臘哲學

　　　　哲學發(fā)端時期的許多開創(chuàng)性思想對后世思想起著重大影響，早期哲學家的一些術語和思想模式甚至成為了后來希臘哲學乃至整個西方哲學的“內核”。國內學界對早期希臘哲學一直都比較關注，發(fā)表了大量學術論文。從總體上看，關于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和巴門尼德的“Being”概念的討論最為熱烈。多數(shù)人仍然從“ 對立統(tǒng)一”的所謂“樸素辯證法”角度去解釋和評價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學說，并無太多新意，而另一些學者試圖把“邏各斯”和老子的“道”溝通起來，比較分析中西形而上學在開端處所反映出來的同一性與差異性，頗多創(chuàng)見。（參考陸沉《老子的“道”與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之異同》，《天府新論》1999年第6 期；
張廷國《“道”與“邏各斯”：中西哲學對話的可能性》，《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邏各斯”與“真理”、“存在”、“自然”等希臘哲學的核心概念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性以及它在形而上學和邏輯方面的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關于巴門尼德“Being”概念的討論幾乎成為了西方哲學史研究中的一個“ 漩渦”，諸如“論巴門尼德的‘存在’”或“巴門尼德存在論研究”這樣的文章多達數(shù)十篇。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它關涉到Ontology的起源和本質涵義，還關涉到主謂詞邏輯問題。前文關于“Being”問題的研究綜述中已有提及，不再詳論。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從形而上學還是從邏輯學進路出發(fā)考察巴門尼德的思想，都應該回到原始文本進行細致的分析和解釋，把巴門尼德殘篇考慮為一個統(tǒng)一體并且置于早期希臘哲學的整體語境，避免“隔靴搔癢”，在一些偽問題上浪費功夫。

　　　　關于早期希臘哲學研究領域，除了汪子嵩等撰寫的《希臘哲學史》（第1卷）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葉秀山的專著《前蘇格拉底哲學研究》。該書梳理了希臘早期哲學發(fā)展的基本線索，一方面深入剖析了各個哲學家和哲學流派的基本特征和思想淵源，另一方面圍繞核心的哲學范疇（如“始基”、“存在”、“邏各斯”和“努斯 ”等）展開了細致入微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作者既能直接面對古希臘哲學殘篇的具體文本進行分析，又能與西方現(xiàn)代闡釋者展開對話并且提出不少獨到見解，使得本書從形式和內容上都堪稱古代哲學研究的典范之作。

　　　　3、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哲學

　　　　蘇格拉底在希臘哲學史上的特殊地位被許多研究者所認可，通常認為他把哲學“從天上拉回到人間”，盡管也有人主張這個“榮譽”屬于早些時候的智者學派。國內學界關于蘇格拉底的研究也是一個熱點。在討論中，蘇格拉底的形象游移于理論家與宗教改革家之間。不難理解，人們更強調蘇格拉底在倫理學而不是形上學方面的貢獻。葉秀山的《蘇格拉底及其哲學思想》是國內蘇格拉底研究的代表作。作者以中國學者特有的立場深入地探討了蘇格拉底的政治立場與社會活動，同時從現(xiàn)代哲學視野出發(fā)對蘇格拉底的哲學思想（如“自識”問題、理念論和辯證法）展開細致的討論，高度評價了蘇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貢獻。

　　　　柏拉圖是第一位有“著作”而不是“殘篇”傳世的希臘哲學家，而亞里士多德則留下了大量哲學論文而不是文學性的作品，這兩位是西方哲學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具有典范意義的哲學家。漢語學界關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研究開始得比較早，陳康和嚴群等人的開拓性工作為后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這個領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進展。

　　　　關于柏拉圖哲學的研究有兩種基本的路徑，一種是按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政治學等等進行分類研究，另一種是把單篇的柏拉圖對話錄當作獨立的統(tǒng)一體進行逐一詮釋和論述。范明生的專著《柏拉圖哲學述評》采用了前一種路徑，而他與汪子嵩合撰的《希臘哲學史》（第2卷）中關于柏拉圖的論述則采用了后一種路徑。《柏拉圖哲學述評》集中反映了八十年代國內柏拉圖哲學研究的成績，盡管一些觀點現(xiàn)在看來顯得陳舊了。作者本人在后面的著作中做了許多新的闡釋和調整，其論述在總體上更加貼近原始文本，更能反映出柏拉圖哲學的實際面貌。除了上述兩種著作，還有論及柏拉圖哲學的若干著作和許多論文。綜觀國內學界關于柏拉圖哲學的研究，應該說，其涉及領域比較全面，盡管有些被疑為偽作的對話錄仍受冷落。從總體上看，“理念論”（或“相論”）視野仍然是柏拉圖形上學研究的主流視野；
發(fā)生學方法對于系統(tǒng)論方法而言仍然占據(jù)主導地位，所謂前期理念論與后期理念論的關系問題仍然是一個熱點；
《理想國》仍然被看作柏拉圖的“代表作”，因而其“政治哲學”受到突出關注。但是，一些新的解釋進路也開始出現(xiàn)，分析哲學、現(xiàn)象學、哲學解釋學、古典語文學和比較哲學等方法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致使傳統(tǒng)視野受到一定沖擊。有些學者試圖探尋柏拉圖對于數(shù)學、心理學、邏輯學和文藝理論等方面的具體影響，而另一些學者告別以往宏大敘事式的整體性研究，開始對柏拉圖對話錄進行單篇的注解和詮疏，挖掘其中的深層涵義和“隱微教誨”。不難預見，柏拉圖研究的新時代即將來臨。

　　　　亞里士多德哲學研究一直是古希臘哲學研究中的重鎮(zhèn)。亞里士多德哲學的體系龐大，論者往往針對某一領域或某一著作進行專門研究，論題涉及形而上學、認識論、邏輯學、倫理學、政治學、美學和自然哲學等各個領域。汪子嵩的《亞里士多德關于本體的學說》（1982年）在仔細分析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文本的基礎上，以“本體”（ousia，也譯作“實體”）概念為線索，對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思想的發(fā)展作了深刻的解釋。他和范明生、陳村富和姚介厚合著的《希臘哲學史》（第3卷）對亞里士多德哲學做了更為具體的論述和評價，既吸收了現(xiàn)代西方主流學者的觀點，又貼近希臘原典進行獨立分析，內容非常翔實。此外，王路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和廖申白的《亞里士多德友愛論研究》分別對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和倫理學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多有創(chuàng)見。隨著中文版《亞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現(xiàn)，亞里士多德研究勢必得到更大的推動。

　　　　4、晚期希臘哲學

　　　　晚期希臘哲學是指從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被刺到公元529年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下令關閉雅典的哲學學校這一漫長歷史時期中的哲學思想。在傳統(tǒng)的希臘哲學研究中，這個階段被認為不具有太大價值，一向不受重視，不過，這種情況正在得到一些改善。總的來說，國內學界對教父哲學的研究有很大的突破，而對希臘化時期哲學和新柏拉圖主義的關注相對較弱。

　　　　希臘化時期哲學主要有伊壁鳩魯學派、斯多亞學派和懷疑主義。就伊壁鳩魯而言，人們漸漸淡化了伊壁鳩魯對原子論的貢獻，而更關注他在倫理學方面的成就。王來法的博士論文《前期斯多亞學派研究》描繪了前期斯多亞派的概況，分析了前期斯多亞派的邏輯學、自然哲學、倫理學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以崔延強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追溯了“懷疑主義”的詞源，指出“skepsis”的本原含義是“探究”，并且梳理了希臘懷疑主義的歷史和邏輯線索，為懷疑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做了辯護。（參考：崔延強《存疑與寧靜——希臘懷疑主義的精神歷程》，《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6年第2期，《懷疑即探究：論希臘懷疑主義的意義》，《哲學研究》1995年第2期）

　　　　范明生的專著《晚期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東西方文化的匯合》（1993年）論述了希臘化－羅馬哲學和早期基督教神學的發(fā)展脈絡，重點討論了新柏拉圖學派和基督教神學的先驅、猶太神學家斐洛以及給基督教神學以巨大影響的普羅提諾，把斐洛和普羅提諾看作希臘主義和猶太主義結合的兩個典型，并且把奧古斯丁看作多股思潮的集大成者。該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觀察晚期希臘哲學的有益視野。葉秀山在《希臘哲學從宇宙論到倫理學的過渡》一文中討論了希臘哲學經過懷疑論沖擊以后所出現(xiàn)的由知識論－宇宙論到倫理學的論題上的轉化，在這個視角下研究了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意義，試圖闡明不同于“主－客”關系的“主－主”關系的特點，并由此引導出斯多亞學派與伊壁鳩魯學派之間的關系，以及哲學倫理學的興起對于基督教及其神學在羅馬的傳播所產生的作用，很富有啟發(fā)意義。（參考：葉秀山《希臘哲學從宇宙論到倫理學的過渡》，《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1－2期）

　　　　章雪富的博士論文《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2001年）對亞歷山大里亞的早期基督教教父（尤其是克萊門和奧利金）的神學思想以及它們與諾斯替主義、新柏拉圖主義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細致的探討。他的新著《希臘哲學的Being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觀》（2005年）利用語義學和歷史學等方法探討了希臘哲學中的 ontology問題以何種方式影響了教父哲學中的theology問題。作者認為，“希臘基督教與拉丁基督教在上帝觀問題上形成不同神學范式的原因，乃在于對希臘哲學的Being的不同解釋”，而這種不同解釋主要是緣于柏拉圖主義與斯多亞主義在ontology層面上的差異。然而，這種因果關系的確認可能片面強調教父神學對希臘存在論的“繼承關系”而忽略了其中的“扭曲與斷裂”。

　　 總結與評論

　　　　在研究內容上，以往對希臘早期和古典時期哲學的研究比較多，而希臘晚期哲學研究略顯薄弱，不過這種情況正在得到一些改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的經典性地位應該得到強調；
但是，對前蘇格拉底哲學和后亞里士多德哲學的研究不能偏廢，因為前者能讓我們看到原創(chuàng)性思想的獨特力量，后者則能幫助我們看清楚各門科學分化的邏輯線索，以及思想介入實踐領域之后的各種可能性。在研究方法上，以往主要從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二元對立的解釋模式中來分析古代哲學，后來逐漸擺脫這種情況，越來越重視對重要哲學家和經典著作進行深入考察，力圖刻畫出古代思想的原貌。由于原始資料的欠缺和對希臘－拉丁語言的不熟悉，導致國內學者從哲學史的角度進行大視野研究的情況比較多，對經典文本的細致注解與深度詮釋相對缺乏，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應該加強專人和專題的研究，并且注意到古代哲學研究的特殊性，在哲學殘篇和經典著作的注疏方面多下功夫。此外，要切實提高對西方古代哲學的解讀能力，既要充分吸收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又要堅持中國學者獨立的視野。國內學者的許多研究都借鑒了當代西方主流學者的意見，與之進行對話，這是應該提倡的；
但是，如果照搬現(xiàn)成觀點，人云亦云，則是不可取的。作為中國學者，我們首先應該恰當?shù)卦u估希臘哲學的價值，不應該把它當作外來異端或無用的古董擺設，反之，我們要把它放到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來解讀，凸顯它在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兩方面的奠基性地位，從而將其中蘊含的巨大生命力闡發(fā)出來，以促進當代漢語思想文化事業(yè)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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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古希臘]第歐根尼•拉爾修：《名哲言行錄》，馬永翔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德]策勒爾：《古希臘哲學史綱》，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

　　[德]伽達默爾：《伽達默爾論柏拉圖》，余紀元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年。

　　[英]戴維•梅林：《理解柏拉圖》，喻陽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

　　[英]泰勒：《柏拉圖——生平及其著作》，謝隨知等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美]特倫斯•歐文：《古典思想》，覃方明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來源：哲學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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