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民主政治的功效差,但不會闖禍”
發(fā)布時間:2020-06-16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動蕩的時代給你的人生和學術帶來什么影響?”在南京大學許倬云的辦公室,南方周末記者提的一個尋常問題,79歲的許倬云在回憶上世紀抗日戰(zhàn)爭中的遭遇時情不能已,眼淚突然落下來,滴答掉在黑色書桌上,全身顫抖。
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曾經大力推廣儒家倫理道德。應當時新加坡政府的邀請,許倬云等8人去新加坡工作。許倬云工作一段時間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一種道德倫理的教育能依靠官家推行的,道德教育必須由潛移默化完成,全是民間社會自然形成的。官家推行的道德倫理,必定成為教條!
六年后,許倬云在澳門又遇到新加坡前第一副總理吳廷瑞,他說,“許先生,我覺得你說的很對,我們選下來的第二代、第三代梯隊,我看都不是有眼光的,都是聽話的,沒有遠見!彼MS倬云能夠為新加坡復制在臺灣的高級干部訓練班,許倬云回答他說:“不行,你們前提是要以李光耀為主,前提是執(zhí)政永遠對的,我沒有辦法幫你做這件事!
許倬云認為,站在現(xiàn)在看歷史,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的特色是秉持儒家道德價值觀的文官系統(tǒng)。它是惟一能夠與今天的現(xiàn)代政治接軌的。不能接軌的是傳統(tǒng)的君主制度,不合理處是任命來自上面,不由人民決定。這個道德教條是中國文官制度與韋伯的純粹工具理性不一樣。中國的儒家理性里面,永遠有忠誠有抗爭。宋朝集權,皇帝向士大夫讓步了;
漢朝的制度,皇帝向文官系統(tǒng)讓步。從漢到宋,沒有宰相的附署,皇帝詔書不算數(shù)。明清以后,皇帝直接下命令,尤其明朝,是太監(jiān)代表皇帝下命令。
在許倬云看來,所有理想的政治制度,要么放在過去,要么放在未來。人不能不做夢,不做夢就完了。問題是做夢放在過去,你可以描述它,說我們要改正現(xiàn)在的墮落。你那美好放在未來,從而有一個努力的方向;
然而,領導人不應強迫大眾,只向這一理想的方向走。假如他有權,而且以生殺大權,接受夢里的理想國,然后,大家俯首聽話。那就成為災害了。
許倬云說,價值觀念的約束是需要的。今天我們?yōu)槭裁从薪洕L暴?因為大家沒有價值觀念的約束。資本主義在西歐出現(xiàn),從瑞士到荷蘭到英國,這批人信仰新教倫理,有為上帝服務的使命感,賺錢了不是自己享受,而是全部獻到社會。他們是為了榮耀神而努力奮斗。目前上帝死亡,諸神隱退,沒有人能夠約束美國華爾街那些大金融企業(yè)的CEO。證券企業(yè)制度類似于民主制度,股票市場股權分散,股民無法結合成整體約束那些CEO,只能看著他們傷害了大眾利益,卻無可奈何。貪欲造成的后果就一定是浪費。全社會整體的貪欲,造成了今天的經濟危機。
許倬云的新著《萬古江河》寫中國的歷史文化,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到近代:“中國文化的特點,不是以其優(yōu)秀的文明去啟發(fā)與同化四鄰。中國文化真正值得引以為榮處,乃在于有容納之量與消化之功!
其實儒家是革命的理念
我看西周不是什么黃金時代,從武王開始,一直到幽王,三百多年歷史里,變化多端,大致是貴族社會,平民的日子未必好過。道家的小社會,百姓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儒家的禮運大同篇,都是一個理想,放在被人忘記的時代。更遠的就放到黃帝時代去了,什么三皇五帝,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放在遙遠的過去。
到了西周晚期,最后四個王的時代,社會經濟改變促使政治本身的改變,出現(xiàn)了一批新興的成分。裘氏家族原本是在樹林里面打獵和販賣皮毛的商人,他們以財富換取地位,以地位換取權力,和仕途人家聯(lián)結婚姻,換取在政治制度里的地位上升。這不是選賢與能,也不是王道。封建的貴族社會,卻是改變了。
另一個改變的原因,也是因為西周晚期中央政府要給貴族的子孫封邑,后來中央直接掌握的資源、領土越來越少,王室的領土分裂,王室的力量弱了,封建網絡也不能有效地運作了。
秦統(tǒng)一天下,建設水陸交通系統(tǒng),全國道路都打通了;
統(tǒng)一了文字系統(tǒng),統(tǒng)一度量衡,為后來的經濟發(fā)展打下基礎。但是,秦政是集權政治制度,統(tǒng)一治理,就是不許自由思想。
漢代,《禮記》這部書,是許多儒家理想的來源。其中的禮運大同篇,講的理想境界,又配合上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人做錯事,天會反應。兩者合而為漢儒關于統(tǒng)治者能以道德自我約束的思想。用道德來制裁君主:就是孟子講的,一個不好的君主,老百姓有權利革命,有權利反對,任何政權到了不孚民意的時候,就要換屆。這個思想,后來在漢武帝時候,流行到這樣的程度:漢武帝每四年換一次年號。為什么?那是他自己換屆。時運到了,我重新開始。這個思想一直都存在。靠什么存在呢?靠一些儒家堅持。董仲舒的學生上書皇帝,說你們漢朝劉家時運到了,天象啟示天災人禍不斷,你們已失去天命人心,應該要找賢人代替你;实圻不得不假裝禪讓,假裝換個帝號名字,甚至假裝換個朝代名稱,一直到王莽出現(xiàn)。王莽也是跟著這個朝代,說劉家氣運已經走完了,應該王家上來了。這一信仰,竟持續(xù)了好幾代,靠的是天命跟人事之間的呼應關系。
到了東漢,光武定了天下,漢光武的兒子還在相信這個東西。漢光武說你不能相信這個東西,我們玩可以,別人不能玩,再玩我們就走人了。從此禁止預言,預言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預言,是根據(jù)董仲舒天人相應的思想,天跟人之間的一個變化,也可說是對統(tǒng)治者的警告。人間有權利根據(jù)上天的警告改變人間的秩序——革命有理。春秋公羊谷梁兩傳,把裁判權放在史家手里,放在知識分子手里。東漢今文學派一蹶不振,政府鼓勵學者作考證、訓詁,不鼓勵他們討論義理,因為義理有道德批判。
我以為儒家本身不是保守的,儒家是革命的理念。但等到這一波兩波三波以后,政府把考試權掌握在手里,把教育權掌握在手里,儒生屈服了,聽話了。不過,東漢儒生還是有抗爭的努力,太學生還是起來抗議皇權。儒生反對太監(jiān),打狗不打主人。主人受不了,打擊儒生。中國歷史上每隔一段時間,抗議分子就出現(xiàn)一次。平時,也會有人寧可不做官,教書著作,傳道批判。寫的書在沒印刷的時候,單靠傳抄,流傳不廣。等到宋朝,印刷術一發(fā)達,書廣為流傳,政府也怕了。一印多少本,有人看,影響也大了。到了明清,明太祖禁孟子,清朝的四庫全書不收禁書。明朝晚年,民間印刷業(yè)非常盛,清朝到康熙以后,書禁很嚴,印刷業(yè)就不能有發(fā)展了。
但無論怎么管,總會有人反。端著孔子反也是反。王陽明也是端著孔子造反,只有朱夫子君君臣臣的規(guī)矩,定死了秩序,不許反,王陽明不靠外面的規(guī)矩,卻是靠內心的反省,從反省爭得自由。黃黎洲講的是個理想國,天下不是天子一個人的天下,學校的民意,強調民間的輿論,再進一步,幾乎可以發(fā)揮為民主的理念了。學校是議會,知識分子是議員,地方首長有其獨立性。社會輿論和地方分權制,都不是清廷能接受的。
顧亭林《日知錄》,表面上是一段一段的散論,這一條討論鹽政,那條討論科舉,其實他在檢討當代,批判政治。在批判的后面,常有議論;
那是他在設計更好的制度。在清代,官方也不喜歡人讀他的書。清代的經學,今文學派又出來了。清末,康有為的大同書根本就是一個新的世界,新天新地?涤袨楹髞韽捅僮冋悄敲幢J,那是他后來的改變,前面卻很開放,很激烈。到梁啟超提出“新民說”,才是劃時代的新觀念。
遼代、金代、元代,這幾個征服王朝,華北都是“胡人”統(tǒng)治,地方上的治安、教育、建設,卻往往有相當?shù)淖灾。這些政府本來拿不出政策。民間的領袖,有的地方由地方領袖帶頭,有些由和尚、道士帶頭,來管理一方,從事地方建設,教育自己子弟,根本不理會統(tǒng)治者。
金庸書里全真教的那批人,河北、山東那條線上,從正定開始,一直拉到魯南,都是他們的天下。我在這些地方還見到許多文物。蒙古政府管不著,女真政府管不著,地方領袖各據(jù)一方,不能管天下,至少保全鄉(xiāng)里。既然不能兼善天下,也努力獨善其身。獨善其身,是不向利祿功名權力屈服的人!度辶滞馐贰分校陀幸慌蚪y(tǒng)治者屈服,另有一批則不肯屈服。
從歷史上看,中國這些帝王幾乎沒有合格的,都不配天命。唐太宗名聲很好,卻也頗有歷史造作之處。魏征的墳被他鏟掉了。他當權的時候,好幾年不見魏征的。玄武門之變是政變,不是合法的。他開啟了很壞的例子,唐朝好幾代都是宮廷革命,不穩(wěn)定。中國歷來的皇帝中,劉邦小老百姓出身,朱元璋也小老百姓出身,但劉邦心沒那么狠,朱元璋殺功臣,心狠手辣。但呂后殺韓信,你說劉邦沒答應,她敢殺?劉邦基本上相當在意老百姓的生活,也在意打聽民間的想法。他要換太子,但在看見太子旁邊大量知識分子擁護他,他就覺得不能換了。漢宣帝也是民間出身,他是流亡在民間的皇孫,了解民間疾苦,用的都是民間起來的新晉的新人,而且他在意民間的聲音。
漢朝對民間的接觸相當靈活,經?吹胤剿蜕蟻淼膱蟾。在宮廷開會的時候,大小官員和來自民間的孝廉一起討論,人人都能發(fā)言。宋朝皇帝相當尊重文官系統(tǒng),但是宋朝文官分黨分得太厲害了,皇帝常常沒有辦法約束,往往就是找一個自己喜歡的人掌權。秦檜就是一個權相。宋朝皇帝最接近虛君,除了開國兩代以外,皇權不很強大。整體來說,比較向文官系統(tǒng)讓步。
中國政治由皇權和文官權共同治理
中國的政治制度起源不是從三皇五帝開始的。而是從秦始皇才正式開始的。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正式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實行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全國大大小小的官員,一律由中央考核任免,郡縣長官由皇帝本人任命。全國的組織人事大權集中于朝廷,甚至集中于帝王一人之手——發(fā)布了一系列配套的監(jiān)察、考核法規(guī),開創(chuàng)了此后一千五百年間全球最有效的行政制度。
在王朝和文官制度上,中國的王朝和歐洲的王朝不一樣。它主要從孔子、墨子選賢與能的觀念以后,法家繼承儒家和墨家理念,鼓吹專業(yè)的人員管專業(yè)的事;蕶嗪头夜仓翁煜拢瑥拇诵纬闪酥袊厥獾恼沃贫。
客觀來說,在當時,中國這一套政治體制在理論上很合理,中國的文官制度也比歐洲的貴族專政要高明;
也比日本武官的武士精神和朝鮮的世襲制度要高明。但是法家從古到今,一直沒有討論主權,法家的主權在皇帝,皇帝是天命的。當文官制度碰到皇權,就卡在那兒,一籌莫展,永遠為他所累。
從董仲舒開始,建議察舉選賢以后,不算蠻族內侵的時代,中國的政治,基本上是由皇權和文官權共同治理。按常態(tài)論,皇權至上,文官權是幫助皇權的。但是文官系統(tǒng)自成體制,皇權通常不能干預太多。因此列朝都有黨爭,代理皇帝利益的代表和文官集團之間斗爭,前者代表皇權,代表中央權力;
后者往往以清流自居,代表賢能。這種爭斗不斷出現(xiàn)。改朝換代,從新建立的皇朝到皇朝衰微,中間經常有這一過程。
新皇朝最初設計的制度,剛開始的時候做得都不錯,它的設計一定是為了糾正上一個亡了的朝代錯誤而設計的,但循環(huán)了一段之后,就會出問題。從幾千年的文官組織制度來看,它并不完美。為什么?法不能離人,制度的落實,還是靠那些放在權力位置上的人。把某人擱在一個固定位置上,他30歲的時候和60歲的時候就有不同,30年在位,駕輕就熟,但也許就無所事事,也許就懶了,力氣衰了,更常見的情形,習慣保守,不肯改變。再者,如果是一個文官集團,從父親到子孫,從師傅到徒弟,這個集團因此擁有既得利益,到后來,傳統(tǒng)的制度不許變,往往遇到困難,卻不能調節(jié)。
我最喜歡用的一個比喻:大廳懸掛的動片,大部分時候不動,但當為風吹拂,一動全身都動。文官制度都是平衡體,有一個環(huán)節(jié)出問題,全體跟著動。你試圖調節(jié),硬要扳回原來的樣子,是扳不回去的,徒然增加更多的糾紛。一個制度衰老了,即使有了能干的人,他無能為力,因為原來的那些人會掣肘,王安石改革也罷,張居正改革也罷,都是這樣失敗的。
一個平衡體在變動時,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不能出問題。所有的環(huán)節(jié),不能同步地改變,同步地換人。一個制度,經常因為人的因素,利益的分布,會有各部分之間比重的變動。所以文官制度往往到了第二代就開始出問題,到了第三代一定出問題。它就慢慢不能運作如常了。
皇權和文官之間的斗爭,拿明朝的“東林黨”事件來說,顧憲成、高攀龍等人,結社講學,匡正時弊,諷議朝政,評論官吏,要求當時的政府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墒翘O(jiān)背后是皇權,沒有皇權就沒有太監(jiān)。顧憲成等“東林黨”人拋頭顱,灑熱血,還激發(fā)了群眾運動,但最后徹底失敗,因為皇權至上不能犯。
以中國人最熟悉的清朝為例,從滿洲進來,掌權以后,它不用漢人的文官制度,用親王大臣來平衡,剛開始的時候,那些親王大臣年輕勇銳,不為自己謀利益,為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團謀利益;
到了第二代就開始爭權力了?滴跽{節(jié)很適當,把漢人引進來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起用文官制度,一切上了軌道。但到了乾隆60年,當時的皇朝表面上繁榮,底下毛病百出,貪污腐敗現(xiàn)象很多,滿、漢大臣的比例改變,漢大臣越來越多,滿大臣越來越少,漢大臣和滿大臣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多,出現(xiàn)了很多糾紛。
文官制度實際上就是韋伯主張的“工具性的合理”。結構運作之中會發(fā)生失調,換一些零件,也許就好了。但是人不是零件,擺進去的人和上上去的人肯定不一樣。中國文官幾千年下來,就是在人身上出現(xiàn)了問題。英國殖民時期,東印度公司采用了中國的文官選拔制度,考選職員,使用文官,職員運作非常好,但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也不行了。美國聯(lián)邦政府,政務官是選舉來的,常務官是考試來的,但是現(xiàn)在運作也不行了,因為政治使命,會改變選拔常務人員的條件,例如,必須照顧錄取若干比例的黑人,若干比例的婦女,這樣一來,最優(yōu)秀的第一名,可能讓給不優(yōu)秀的第二名,工具理性不見了。
以中國近代的歷史為例,蔣介石離開大陸去臺灣,帶去一批很能干的文官,在大陸時代,他們施展不開,因為受到當時許多利益集團的牽制,比如地方的勢力集團、蔣介石親信,都使技術官員施展不開手腳。到臺灣以后,這些絆腳石都丟掉了,這些文官幫助蔣介石做了許多事情。尤其到了蔣經國時代,他起用了一批年輕的專業(yè)文官,讓臺灣富起來了。
但蔣經國一死,情況又有了變化。李登輝、陳水扁上臺以后,大力提拔本省人,排擠外省人,在文官系統(tǒng)里提高本省人比例,本來應該以才用人,按成績高低來做。李陳不管能干不能干,提拔本省人,把蔣經國時代建立起來的專業(yè)隊伍全部給破壞了。于是,今天臺灣的政治就不行了,甚至馬英九上來,也不能恢復原來的樣子。
美國的民主制度已百孔千瘡
全球各國的政體,獨裁、寡頭、選舉是三種最簡單的分類。它后面有主權在君、主權在群、主權在全民三種形態(tài)。主權是一個事情,管理是另外一個事情,永遠沒辦法完全協(xié)調好。
獨裁的皇帝制度是世襲,皇帝死了,兒子繼承,繼承人不一定能干,每個人身邊都有他的親戚,包括太監(jiān),他們假借皇權,有自己明確的利益目的。寡頭和皇權是一線之隔,這個集團本身有選拔制度,也未嘗做不了事,但是他有一定缺陷,經常不公開、不開放,在小圈子內部操作。
民主政治,由民選建立主權。民主的好處是全民皆可參政。實際上也未必,因為不可能全部參政。比如這次美國選舉,在投票環(huán)節(jié)我就已經看到有不合理的地方出現(xiàn)了。理論上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但是運用選舉權的人們,他們判斷的能力高下和自身偏見,會使得他做出錯誤的決定,F(xiàn)在美國媒體無孔不入,壟斷訊息,媒體背后的財團本身是有利益訴求的,誰有錢,他在媒體上登的廣告就多,這樣的報道,也會因此出現(xiàn)不公平的現(xiàn)象。而有選舉投票權的公民,他們對獲選人的消息全部來自媒體。因為獲得的信息不對稱,所以他的投票會被誤導。現(xiàn)在美國的資訊實際上是掌握在三個大的財團手上。所有的報紙、電臺,不屬于這個就屬于那個。
今天的美國民主制度已經百孔千瘡了。吊詭的現(xiàn)象是,當年美國人選舉權沒能普及的時候,選民是相當有判斷力的,每次選舉的執(zhí)政機構也表現(xiàn)很好。后來選舉權擴大一次,選民的人數(shù)增加一次,選民的平均質素就降一次,選舉的執(zhí)政機構的水準也高低不一,落差較大。
所以,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相對而言,民主政治的功效差。邱吉爾說過,民主不夠好,但是民主是很安全的制度,不會闖禍。英國執(zhí)行的是政官制度,政務官三個月你不見成效,請你走人,換一批,闖不了大禍。
日本也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包括現(xiàn)在的首相麻生在內,麻生家是第五代做首相。從日本明治一直到現(xiàn)在,日本的當政者是出自很緊的小圈子,日本的金權、軍權、政權都在這個小圈子里。日本政治制度的調節(jié)適應能力甚差。日本國家很富,百姓很窮,百姓日子很苦。日本老百姓吃飯吃一點點,住房住一點點,但全國累積財富很多,都累積在上層。
新加坡是寡頭政治的例子,因為李光耀的能干,他能避免火并。他是英國教育出來,重視法律。立法苛細,但是執(zhí)法干凈。李光耀同時一起起來那批人,不聽話的老伙伴都下野了,留下來的都是聽他話的領導人。就像是一個大公司一樣,他就是CEO。現(xiàn)在是兒子執(zhí)政,他當資政。如果他還想要孫子接班,一代代地走下去,能不能維持長久,那就成為朝代了。
新加坡這個執(zhí)政集團逐漸縮小,有些人已是家族的第二代了,包括李顯龍在內。這很危險,一旦要家族化,這個體制就壞了。新加坡不相信人治,靠法律去防范所有人的貪欲和缺點,用法律來消除人性不好的方面。這種制度可以剎車,只要不要跑太遠。但它現(xiàn)在也面臨許多問題:比如法律執(zhí)行與法律的修改,就是難題。
因此,工具性理性和目的性理性不一樣,目的性理性要有民主制度節(jié)制,兩個要配套。
從新加坡的個例,我們已經看出兩個事情。第一,新加坡老百姓里,中等智力以上的基本都不快樂,很多老百姓都移民去了澳洲和歐洲、美洲;
第二,它的制度里選拔上來的人,越來越乖,聽話,官員沒有創(chuàng)造才能。因為人才匱乏,新加坡現(xiàn)在開始在大陸、臺灣、香港和全球吸納人才,希望能夠保證國家的創(chuàng)新動力和新生血液。
臺灣人口100個人里面80個人會投票,美國100個人只有60%投票?墒,臺灣的公眾論壇,跟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不能比。
但臺灣有個先天的缺陷,就是族群情緒化。本土情緒是個很大的結,這是它的先天缺陷,在用人、施政上都是情緒問題,明明跟大陸和平來往是臺灣最好的選擇,但臺灣綠營就是不肯這么做,就是情緒化的后果,不合理了。一旦不合理,“立法院”的立法就不能上軌道,“議會”和行政單位無法接軌,各干各的,“議會”里面討論出來的法規(guī),無法執(zhí)行。行政單位就干脆不執(zhí)行。臺灣的民主政治最大的缺陷,是一切為了選舉。臺灣的民主不足為法,惟一可以為法的是,你可以在街上罵“總統(tǒng)”,還可以,起訴“總統(tǒng)”。
世界上沒一個國家有完美的政治制度!
拿德國來說,其德意志的日耳曼精神,國家至上。德國的地方分權力量很強,各州各邦的權力很強。美國制度的毛病,是民主庸俗化,論壇逐漸枯竭,現(xiàn)在只有《紐約時報》一家了,選民素質不夠,財團的影響過大。
理想政治是由公民選出一個超越黨派的總統(tǒng),由他來協(xié)調行政和議會和法律三個單位。他沒有特定的主張,出現(xiàn)糾紛的時候,按法律執(zhí)行。議會不能通過行政方面要求事情,或者議會解散,或者內閣解散。重新選舉,由公民決定對錯。選舉過了,翻了盤,議會錯,新的議會配合政府的條件;
或則,新的內閣,執(zhí)行議會的政策。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假如要講工作效率,蜜蜂和螞蟻的社會不求理想,可是很有效率。但是,那是我們的選擇嗎?我們都必須好好想想!
南方周末記者 張英 發(fā)自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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