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曲：論歐美政黨組織形態(tài)和權力結構的變遷

　　[內容提要]本文沿著歐美政黨組織形態(tài)變遷的基本路徑，對其內部的權力結構和配置進行了分析，指出在精英型政黨、群眾型政黨、全方位型政黨和卡特爾型政黨的這四個階段的發(fā)展過程中，黨的中央、基層組織和黨的公職部分之間的權力關系也在不斷發(fā)生變化，并闡明了權力轉移過程和黨的公職部分取得優(yōu)勢地位的原因，與此相關的是黨的中央和基層組織從群眾型政黨時期在黨內居統(tǒng)治地位到邊緣化的過程。

　　[關鍵詞]組織形態(tài) 權力結構 精英政黨 群眾政黨 全方位政黨 卡特爾政黨

　　一、精英型政黨組織形態(tài)和權力結構的形成和變化

　　作為政黨最初形態(tài)的精英型政黨產生于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美等國的議會中，由于是僅限于議員的派別組織，所以，從內部結構來看，這種政黨只有黨的公職部分而沒有黨的中央和基層組織。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fā)展，它首先是在地方層面上進而也在中央層面擴展了追隨者，盡管人數(shù)還很少，相互之間的聯(lián)系也很松散，但已經形成了由黨的中央、基層組織和公職部分組成的內部結構。

　　這種變化的基本路徑是：在地方層面上，由社會分化引起的利益和觀點的差異引發(fā)了地方精英的分化，他們在一個地區(qū)或選區(qū)中為競爭議席而不得不組建自己的政治組織；
在國家層面上，最初自然是在國會中，對立的利益和觀點日益常規(guī)化，而一些議員發(fā)現(xiàn)相互之間經常有共同的觀點，因而逐漸組織起來以協(xié)調和促進自己的要求。當這兩種原型組織開始相互接觸和碰撞時，即隨著地方政治勢力對國家議席的競爭加劇，它們與議會中的相應的議員或組織就會進行合作和協(xié)調，以與其它的地方組織和議會中的其它派別進行競爭，以改變議會和地方政治勢力的力量對比，這就導致了現(xiàn)代政黨組織的形成。這種精英型政黨有三個特點：

　　第一，黨組織的制度化水平低。19世紀中期以前，大多數(shù)歐洲國家對公民的選舉資格有嚴格的限制，對議員資格的限制更為嚴格，政治參與有限，因而黨的組織規(guī)模很小，也沒有忠誠的黨員，所以這種精英型政黨的國會議員，不僅是選區(qū)的代表，自然也成為黨的領袖，至少是領袖的代理人，實際上也是黨的最早的公職人員。不過他們只是一個松散組織的召集人，因為當時黨的“基層組織”只是在選舉時才被臨時召集起來，目的只是選舉，選舉之后就消失了�？梢哉f這類政黨沒有常設的基層組織，沒有固定的黨員和制度化的運作，黨的成員或支持者之間的“組織關系”實際上與私人之間的網絡和庇護關系相比沒有本質性的區(qū)別①。

　　第二，黨的基層部分和公職部分并沒有明確的區(qū)分，保持著一種私人化而非制度化的關系。當然，政黨的地方組織和公職部分并不簡單的是同一部分人，它們的連結點是在選區(qū)層面上，通過組織選舉和推舉候選人而在選舉時相互聯(lián)系并日益發(fā)展成經常性的帶有組織特征的關系。它是一種小的私人性的政治核心組織，具有相對獨立的組織形態(tài)，同時又具有能夠把他們的代理人選進議會進行政治參與的能力②。因此，這種精英型政黨的本質特征是它的私人性和現(xiàn)代政治的結合。

　　第三，以上兩個特點決定了黨的內部結構或權力關系的特點。黨的公職部分與黨的地方組織在地方層面上、也就是在選區(qū)層面上的結合使這兩部分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因而較為發(fā)達，而黨的中央極為弱勢。實際上這時還沒有具有獨立形態(tài)的中央，即使在19世紀中期黨的中央初步形成時，也是依附于黨的公職部分，其組織選舉的功能也主要是由議會中的議員組織發(fā)揮的。這時還從未出現(xiàn)過像后來群眾型政黨那樣獨立而發(fā)揮真正領導作用的“中央”。這一時期，由于黨的公職成員可以依靠自己的資源，或者說依靠自己在地方上的人脈，也就是地方的支持者，因而黨的組織實際上也就是公職成員的私人組織，這就使他們不依賴于黨中央的資源，因而也就不需要建立專門的中央機構。盡管后來也建立了某種中央辦公機構以協(xié)調他們在議會中的活動，但那只是一個完全服從于黨的公職成員的服務性機構，而不是像以后的黨的中央那樣可以限制和指導黨的議會黨團。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組織”是由名士們主導的，都是有能力和財富的人，也不依賴于黨的中央和公職部分，因而也有較大的獨立性。由于他們組織起來的目的就是選舉，因而他們與黨的公職部分有著一定的相互依賴性，但并不是上下級的領導關系。

　　二、群眾型政黨組織形態(tài)和權力結構的形成和變化

　　在群眾型政黨出現(xiàn)以后，黨的組織形態(tài)和權力結構都發(fā)生了變化。

　　群眾型政黨產生于19世紀末的西歐。早在19世紀中期，甚至在選舉權擴大之前，某些有助于群眾型政黨生成的環(huán)境已經開始形成了。政府作用的擴大和政府的概念和責任延伸到議會③，增加了人們對政黨公職部分的期望和信心，增加了對它的依賴和向心力。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加之社會有機聯(lián)系的增強，不可避免地使過去各地相互獨立的選舉開始有了相關性，因而也就有了全國性，這就激發(fā)了超越基層和地方范圍而促使政黨在更大或全國性范圍內進行交流和協(xié)調的動力。在此推動下，以個人人脈為基礎的小選區(qū)的重要性下降了，政黨的活動范圍擴大了，不再完全依賴于少數(shù)的名士和選區(qū)，開始吸收更多的人參與選舉，這導致了精英型政黨內部力量向更有利于公職部分而不利于基層部分的方向轉移。不過，只要選舉參與仍然維持在一個狹隘的社會階層的基礎上，即選民資格仍有較大的財產限制并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庇護關系和其它個人化關系而被動員起來參與選舉的，那么精英型政黨的公職部分和基層部分在人事上、利益上和等級上就仍然是混淆的，誰處于支配地位也就難以斷定。

　　19世紀中期以后，隨著選舉權的擴大，選民從數(shù)千人擴大到數(shù)十萬人，人數(shù)本身就成為一種很有價值的政治資源，在這種情況下，以個人人脈為基礎的“組織”的作用消失了，而通過精心設計的制度化組織把這種選舉資源集中起來就成為非常必要的了。這時，由于潛在的政治資源和力量是存在于眾多的支持者而不再僅僅是少數(shù)精英之中，例如存在于工人階級和天主教基要主義組織之中，所以精英型政黨及其狹隘的社會基礎顯然已經不能適應政黨政治的要求了。

　　這時一些政黨的發(fā)展路徑是：在地方層面上黨的組織不斷擴大，在黨內和黨外的代表性和力量也逐步增強；
還有一些從地方發(fā)展起來的政黨最初并沒有自己的公職部分，因為它們過去被排除在選舉之外。由于群眾資源具有了空前的重要性，因此，無論是原有的從議會中產生的政黨，還是后來從地方選區(qū)發(fā)展起來的政黨，無論它們有無當選的國會議員，其基本任務除了周期性地動員支持者進行選舉外，更重要的是發(fā)動群眾建立制度化而龐大的組織，先是爭取投票權，然后是盡可能多地爭取選民和相關資源。盡管通過選舉進入國家政權仍然是重要的目標，但已經不是唯一的目標，通過大規(guī)模的黨的群眾組織向執(zhí)政者施加壓力也是重要的參與手段。正是由于選票等資源的積聚已經主要不是來自于少數(shù)精英，而是來自于普通群眾，所以，必須通過建立具有實質性作用的黨的基層組織來積聚和整合這種資源。進而，隨著這些組織的建立、發(fā)展以及利益表達越來越大或“國家化”，就推動了它們超越選區(qū)而建立協(xié)調機制，即建立黨的中央機構。同時，由于選舉動員與像提供基本的福利服務這樣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這又促使黨擴展自己的功能并建立與之相關的附屬組織④，這又使黨中央的作用更為豐富而不可或缺。

　　設立黨的中央機構的目的就是為了協(xié)調各基層組織和各選區(qū)的活動，并進一步建立和擴展基層組織；
指導和協(xié)調參與到政治和選舉活動中的像教會和工會這樣的群眾組織的活動，為其活動提供保護傘。黨的中央一經建立，就與群眾黨員和支持者具有了一種共生關系。這表現(xiàn)在，黨的中央為基層組織的擴展提供方便，協(xié)調它們的活動，而黨的基層組織為中央提供其生存和運作所需要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資源，因此，像任何共生關系一樣，很難說中央和基層哪一個居于支配地位。在群眾型政黨的正式結構和概念中，黨中央被看成是基層組織的代表。由于其主要領導人是作為群眾黨員的代表、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所以有人認為他們是受黨的基層組織支配的；
黨中央的領導人是被全體黨員授權來治理全黨，由此也可以推定他們是為基層制定規(guī)則并提供指導。這就是說，盡管黨的中央已經取得了統(tǒng)治地位、已經具有全國性并得到基層組織的授權，基層組織只有通過中央才能進行政治參與，但黨的中央仍然承認它的政策和實踐是受基層組織決定的，是全體黨員意愿的反映。當然，實際上中央的決定并不總是受基層組織或黨員代表大會的制約。

　　盡管群眾型政黨的中央和基層相互之間的關系即權力結構有點含糊不清，但在組織結構上這兩部分之間卻有明確的界限，不再像精英型政黨那樣難以區(qū)分。此外，中央領導和工作人員是全職的，而基層組織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卻完全是由臨時性的志愿者組成的；
在中央工作的人是領薪水的，而基層領導只有一些臨時性的補貼⑤。

　　群眾型政黨的基層組織和中央與黨的公職部分也同樣是有明顯界限的。這時的黨的基層組織已經不再是由幾個人組成的非常規(guī)的黨的委員會，而是發(fā)展成有數(shù)百或數(shù)千正式黨員的組織。同時，議員也不再被看作是黨的精英或核心，而被看作是黨的一部分，議會黨團是黨的一個基層組織，盡管它可能是一個不同一般的基層組織。它要明確地服從于“黨組織”或中央。在精英型政黨中，黨組織是達到少數(shù)公職成員或核心成員個人目標的工具，而在群眾型政黨中，黨的公職部分是黨組織的工具，群眾型政黨的中央的功能之一就是代表基層組織監(jiān)督和和指導黨的公職部分的活動。

　　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群眾型政黨中議員是黨的工具的涵義與精英型政黨中議員是一個公共角色的涵義之間的差異。盡管精英型政黨代表的是特殊群體的利益，但它卻總是聲稱自己代表的是國家整體的利益，其擔任公職的黨員聲稱他們是代表選區(qū)中所有人的利益的。精英型政黨的這種意識形態(tài)與它是以擔任公共角色的“黨的公職部分”為主相吻合的，因為“公職”本不應是代表特殊群體利益的，否則就失去了合法性。不過，在精英型政黨時期，社會的橫向分裂并不明顯，這也是它們總是聲稱自己代表全社會利益的一個客觀因素。而群眾型政黨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表明自己只是一定的階級或階層的代表，或者說它只是代表社會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每個出任公職的成員都要同時對兩個組織負責，即黨組織和全體人民；
受兩套激勵或限制因素的影響，即希望保持和增強自己在黨內的地位的思想與行為和希望贏得全體選民和選舉勝利的需求的影響；
受兩種合法性來源的影響，即作為黨的代理人和作為公眾的受托人的合法性的影響。簡言之，群眾型政黨的公職成員具有雙重身份，作為黨的代理人他們是黨的工具，而黨只代表社會的一部分；
作為公職成員他們應服務于全社會，表達全體人民的利益。比例代表制的引入部分地調和了這一矛盾，即每個選區(qū)按得票的比例確定各政黨當選議員的人數(shù)，通過組成選區(qū)的議會代表團作為一個整體來代表整個選區(qū)的利益，而不再是由個別議員來代表自己的政黨和階級，這就使對黨和對選區(qū)或整個“國家”的忠誠部分地達成了一致。由此看來，精英型政黨的“全民性”的社會基礎比群眾型政黨的“階級性”的社會基礎更為狹隘。

　　隨著群眾型政黨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人們先是在經驗上而不是從理論上看到了群眾型政黨三個組成部分在結構上的明顯差異：它們分別由不同的人所組成；
受不同的經常是相互矛盾的黨內和黨外激勵因素的影響；
其組織過程是由黨的附屬組織不斷提供組織資源以補充黨的基層支部，再由黨的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進行領導；
并由黨的基層或中央推舉出參加各級議員競選的候選人。同時，它也依賴于在黨的三個組成部分之間形成一種特有的平衡，以維持自己的相對穩(wěn)定。一般來說，在群眾型政黨的初期，由于各種不同的激勵和需要，黨的中央可能居支配地位，控制著資源，而不管它宣稱自己是否是基層組織的代理人；
在群眾型政黨的鼎盛時期，黨的基層組織的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視；
此后，由于公職部分逐步獲得了掌握政府資源的能力，因而越來越具有獨立性和支配性，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組織結構和力量配置。

　　像精英型政黨一樣，群眾型政黨在歐洲的不同地區(qū)也有很大的差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樣的國家中，由于能夠有效地控制選舉和抑制競爭，所以它更可能是借助壓制而不是合作的方式來對待政治參與的要求。這種制度環(huán)境決定了政黨的結構，其主要特征是黨的權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公職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央的控制，基層組織在黨內處于從屬地位。與此相反，在工會早已取得合法地位的國家中，例如英國，在工人階級取得選舉權之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工會通常成為黨的組織基礎。黨與工會這種組織上合作的后果是以工會會員集體進入政黨的黨員在黨內占據多數(shù)地位，他們往往代表工會的利益，而不是作為個人黨員服從黨的組織。這既可能由于黨的中央在人數(shù)上被工會控制和依賴工會給予經費上的支持而導致黨的基層組織的衰弱，因為工會已經取代了原本是基層組織的功能，也會削弱黨中央要求黨的議員效忠的能力和合法性，這些議員更為依賴工會或工會的選票，這最終會使黨的公職部分更加獨立于黨的組織，或者說使黨的中央從屬于黨的公職部分。

　　從議會內生成的精英型政黨向群眾型政黨的演變及其內部的權力轉移和從議會外發(fā)展起來的典型的群眾型政黨的發(fā)展路徑及其內部權力轉移的路徑有所不同。議會內生成的精英型政黨轉變的路徑是，黨的領袖或公職部分在需要動員群眾的選舉支持使自己獲得來自大量選民的越來越不可或缺的競選資源的同時，又不愿放棄它從前享有的自主性，不想使自己受制于基層組織。他們積極參與甚至主導了基層組織和中央機構的組建和發(fā)展，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的黨內三個有機組成部分中，黨的公職部分一直占有較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議會外發(fā)展起來的群眾型政黨的典型的發(fā)展路徑是先有黨的中央，進而組建基層組織，再最大限度地爭取公職。這顯然與議會內生成的精英型政黨是由黨的公職部分建立黨的中央，再創(chuàng)建黨的基層組織是不同的。由于轉變路徑的不同，其黨內的權力轉移也就有所不同。議會內模式最初是由黨的公職部分居主導地位，而議會外的模式是由黨的中央居主導地位。但是基層組織一旦形成，或者說一旦形成群眾規(guī)模，它自然會產生一種群眾型政黨的意識形態(tài)，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原則，從而要求黨的公職成員對黨的基層成員負責，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服從于黨的中央。其結果是，盡管議會內模式的黨的公職成員仍然在黨內居支配地位，但這種統(tǒng)治地位會不斷地被削弱，而議會外模式的黨的中央的權力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會得到加強。

　　三、全方位和卡特爾型政黨組織形態(tài)和權力結構的形成和變化

　　社會結構的變化是推動群眾型政黨興起的重要因素，到了群眾型政黨的成熟期，它又成為推動群眾型政黨向全方位型政黨演化的一個因素。在西歐，群眾型政黨是一種具有階級性和排他性的亞文化群政黨，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支撐精英型政黨的貴族上層階級和支撐群眾型政黨的傳統(tǒng)的階級分野及其排斥性瓦解了；
中產階級的壯大和福利國家的建成，也使群眾型政黨以往的斗爭目標和斗爭方式失去了動力和社會基礎。這種社會變遷不但從外部瓦解了群眾型政黨的社會基礎，而且引發(fā)了黨內權力結構的變化。這表現(xiàn)在，由社會變遷導致的傳統(tǒng)的上層階級的失寵和階級分野的弱化，使人們越來越感到把政黨的領袖看成是處于社會等級頂端的人物已經不那么合適了，普通黨員或支持者也不再愿意盲從于黨的領袖；
政黨領袖像其它社會組織的領袖一樣，其領導地位越來越取決于他們是否能滿足追隨者的需要，追隨者也越來越有能力和意愿表達自己的需要。這實際上是削弱了黨中央的地位。

　　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這一趨勢繼續(xù)發(fā)展。公民組織和公民社會的日益發(fā)展和越來越具有獨立的利益和力量，在政黨之外給公民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政治參與和進入政府的管道，這實際上是削弱了黨的基層組織向上輸送領導人或組織選舉的某些功能，因而也就削弱了黨的公職部分對基層的依賴以及它們之間的共生關系，從而削弱了基層組織的地位。這就壓迫政黨內部的權力結構發(fā)生向有利于黨的公職部分的傾斜。與此相適應，其結果是導致了全方位型政黨的出現(xiàn)⑥。

　　無論是公職部分與中央的關系還是與基層組織的關系的變化所引發(fā)的黨內的權力轉移都是沿著增加公職部分的發(fā)言權或權力這一方向而變化的。一旦看到可以通過選舉而對政府施加重要影響或進入政府，政黨的領袖們就會想方設法使自己贏得選舉。這時，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選票，他們往往不是根據黨的要求和利益而是根據最大多數(shù)選民的要求來制定政策和綱領，并且，黨的基層組織不再是選舉時唯一依靠的對象，其他各種更為靈活和方便的選舉組織以及群眾組織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導致黨的基層組織由于重要性下降而指控黨的領導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賣黨的原則，從而加劇黨的中央和公職部分與基層組織之間的緊張關系。但是為了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為了取得執(zhí)政地位，黨就必須做出改變。英國工黨在1990年代中期對黨的路線所做的重大調整是它長期處于在野地位后重新上臺執(zhí)政的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制定全方位的政策和全方位的爭取選民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歐美政黨變化的主要趨勢，這一趨勢的后果不可避免地是黨的公職部分在黨內提高自己的地位并處于支配地位。

　　有人認為，現(xiàn)代西歐有一些政黨已經有超越這一階段的趨勢，正在進入卡特爾型政黨階段⑦�？ㄌ貭栒�黨是一種黨的公職部分具有特權地位、尤其是這種地位的確立不依賴于黨的其它部分的支持，而是依賴與國家的密切聯(lián)系。

　　政黨內部這種新的權力配置模式形成的第一個原因是政黨的財源和分配方式的改變，尤其是與國家補助金的出現(xiàn)和分配有關。自1960年代開始西歐少數(shù)國家開始發(fā)放政黨補貼，現(xiàn)在幾乎所有國家均以各種方式和管道對政黨進行補貼。在大多數(shù)國家中，國家的補貼首先是分配給政黨的議會黨團，后來擴大到黨的中央。從國家補貼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來看，這種補貼或預算分配是向黨的公職部分傾斜的。最初，國家只是給政黨的議會黨團提供補貼，即使是現(xiàn)在，也是黨的議會黨團繼續(xù)分享大部分的補貼，并且只有國會享有最終決定獲得多少和如何使用國家補貼的權力，而國會是由各黨的議會黨團組成的，因此，它們實際上掌握了國家補貼的分配權，這一事實告訴我們日益增加的國家補貼是黨的公職人員掌握黨內優(yōu)勢的關鍵性因素。即使國家補貼也部分地用于黨的中央和基層，但由于它們得到多少要由議會來決定，并且其使用的目的也主要是選舉和爭取選民，因而它們還是受制于黨的公職部分。

　　政黨的公職部分逐漸執(zhí)掌黨內大權的第二個原因，部分地也是使用國家補貼的后果，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在政黨組織內部黨的工作人員的流動和配置發(fā)生了明顯的向有利于公職部分的傾斜。就黨的全職工作人員而言，各國的共同趨勢是黨的議會黨團雇傭的人數(shù)已經超過黨的中央所雇傭的人數(shù)。實際上，政黨之間可比的數(shù)字就是全職人員，臨時人員是很難計算在內的。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議會黨團雇傭的全職人員占黨的工作人員總數(shù)的25％以上，到1980年代后期這一數(shù)字則高于50％。這些數(shù)字說明黨的工作人員或主要組織資源的配置發(fā)生了向有利于黨的公職部分的轉移。

　　政黨公職部分占優(yōu)勢的第三個原因是西歐一些主要政黨近些年來已經長期執(zhí)政或參政，并且絕大多數(shù)政黨已經把占據公職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換言之，在西歐各國中幾乎已經不存在真正的反對黨，至多存在著那種只在有限的時間內沒有進入政府的政黨，那些長期被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政黨是那種或多或少地處于政治邊緣的政黨，是代表極右或極左勢力的小黨，是少數(shù)民族的地區(qū)主義政黨，這些政黨的作用都不大。主流的政黨，包括有大量成員的綠黨，近年來已經聯(lián)合控制了議會和政府的公職，這是歐美現(xiàn)代政黨制度的一種重大轉變。

　　黨的公職部分和中央之間的過去的那種權力和利益沖突已經越來越少了，這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公職部分已經越來越多地替代和發(fā)揮著原本是中央的作用，因而它在黨內的影響越來越大；
相反，黨中央的作用越來越小。黨的議會黨團所掌握的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如工作人員和金錢，相對于中央都已經處于明顯的優(yōu)勢地位。與過去相比，現(xiàn)在議會黨團的領袖們已經在協(xié)調和負責黨的事務方面發(fā)揮了更大的作用，黨中央的地位已經很明顯地不如群眾型政黨和全方位型政黨時期那么重要。由于黨的中央漸趨于從屬地位，因而與黨的公職部分的沖突也就減弱了。盡管這種趨勢不是反映了所有的情況，但也足以說明黨的公職部分比以往更多地控制著黨和國家的權力。這些都反映了現(xiàn)代政黨組織變遷的總的趨勢。

　　四、歐美政黨組織結構和權力結構轉移的原因⑧

　　歐美政黨組織結構和權力結構變化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選舉體制本身的變化和與選舉體制相關的政治與社會環(huán)境變化。實際上，隨著工業(yè)化和社會變遷而日益擴展的公民權一直是被用來解釋政黨變遷的重要因素。在歐洲，現(xiàn)代政黨之所以要擁有一個正式和龐大的組織通常被歸因于選舉權的擴展，黨的官僚機構之所以必要是由于需要把數(shù)以十萬計而不是百計的選民組織起來并與之進行交流，而群眾性組織有助于黨對選民及其相關資源的吸納，這些都是與選舉權的擴展或選舉體制的變化相伴而發(fā)生的。在選舉法上的其它變化，像選舉規(guī)則的修改，包括選民門檻的降低和選區(qū)的擴大，允許或不允許黨內進行競選和有選擇的投票等都可能導致黨內權力關系和組織關系發(fā)生變化⑨。在某些情況下，憲法、政黨法或其它相關法律甚至會直接導致政黨的變化，例如對政黨的公共補貼的變化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政黨的結構、黨內和黨外關系。

　　二是傳媒的變化。為了適應傳媒的變化，政黨自身必須做出調整。在過去，政黨對某些出版業(yè)的介入甚至控制使政黨的領導層可以與眾多的黨員和支持者進行交流，并使其不能像獨立的出版者那樣對黨的領導層提出批評；
另一方面，政黨辦出版業(yè)也加強了出版者在黨內的重要性，因為要傳播領袖的聲音，就必須使出版者與黨的領袖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或者成為黨的領導層中的一員。同時，由于它們成為黨的專門的工具和組織，所以這實際上是強化了黨的官僚和基層組織的地位，而不是黨的公職部分的地位。然而，廣播、尤其是電視和網絡中心地位的普及改變了這一狀況。電視和網絡允許黨的中央領導人尤其是那些擔任公職的人進行演播，他們的演播已經被看成是與公眾進行直接交流的最有個性和吸引力的有價值的政治新聞。在歐美，政黨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傳媒進行直接的參與或控制，因而這種新的交流方式與其它選舉活動一樣進一步推動了服務于黨的公職部分的工作的職業(yè)化，這些都推動政黨內部的權力配置發(fā)生向公職部分的轉移。

　　三是公共補貼的產生和增加。在提供公共補貼之前，許多政黨的財政幾乎完全來自于黨費和捐贈，提供者借此購買影響黨和政府政策或向上升遷的通道，而失去這一財政來源會給黨的運作和官僚升遷帶來嚴重的后果，因為這種支持提供了他們的競選費用和薪水。國家補貼不但使政黨減少了對外部利益集團的依賴，而且也減少了對自己的草根成員的依賴，這使黨的群眾性組織對黨的其它部分的價值降低了，因而那些在黨的群眾性組織中控制黨的辦公系統(tǒng)的干部的地位和影響也下降了。

　　四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傳統(tǒng)上群眾型政黨是以特定或分裂的社會結構為基礎的，它是以階級、宗教和種族等為組織邊界的，這種結構或分裂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可逾越性，很難在它們之間進行交流，因而一個政黨的建立并聚集其支持者的行動實際上不過是對已經存在的社會現(xiàn)實的明確化和強化。然而，由于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的消融和中產階級的突起，由于受到日益普及的高等教育和大眾傳媒、大眾消費帶來的文化趨同化的影響，傳統(tǒng)的群眾組織和政黨的社會基礎削弱了，政治意識也發(fā)生了變化，例如，由這些基礎條件變化所導致的群眾組織凝聚力的削弱使黨的意識形態(tài)不得不更為超脫和兼容化，也要求黨的領導人具有這種兼容性。這一變化使得黨的領袖沒有必要依靠黨員群眾，而要面向更為寬廣的全社會支持者，即黨的領袖不得不尋找和依靠一種更為安全的資源通道。

　　概括說來，教育和知識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大眾的政治參與能力，信息的迅捷使政治表達更加通暢，福利的提高也使公民有了更多的閑暇時間，這些都使選民可以更多地直接參與政治決策而對政黨組織的依賴大為減少，他們也越來越不愿意接受傳統(tǒng)的群眾型政黨所賦予自己的普通黨員的那種相對消極的角色⑩。隨著黨員不再被動地追隨黨的領袖，那些地位根植于眾多黨員和基層組織基礎上的黨的中央的地位自然也就下降了。此外，隨著黨的組織結構的簡化，過去那種與黨的外圍組織的聯(lián)系也就減弱了，與此相反的是黨的全民性認同和功能被開發(fā)出來并逐步增強，這同時意味著政黨認同及其功能衰弱了。但是由于政黨的認同過去不僅是起到一種使黨從挫折中重生的緩震器的作用，而且也是一種對其成員的一種回報，而這種變化使這兩種功能都減弱了，因此這也就必然會削弱黨的中央和基層組織的地位。

　　政黨的卡特爾化是黨的公職部分確立其優(yōu)勢地位的動力、路徑和體制，它與國家的融和進一步推動了黨的公職部分優(yōu)勢地位的確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首先，政黨對國家補貼依賴的日益增強，本身就是一個不斷促進其公職部分優(yōu)勢化和國家化的過程。其次，隨著政治本身的日益職業(yè)化，隨著各政黨之間在組織結構上和意識形態(tài)上差別的褪色，以及共同分享政府權力，使各主流政黨的領導層有形成一種政治共同體的趨勢，他們發(fā)現(xiàn)與其它黨的同行達成妥協(xié)要比與本黨的基層組織達成妥協(xié)更為容易。現(xiàn)在的情況是，在一個政黨內部的兩個部分之間，只要有一個部分是公職部分，那么它們之間的共同性是較少的，與此相反，不同政黨的公職部分則有著較多的共同性。不過，政黨的這種國家化和趨同化弱化政黨之間的競爭，而這種競爭本來是增加黨的表達功能的重要前提，而表達功能的弱化會進一步削弱政黨本身。

　　結論

　　在精英型政黨中，政黨的公職部分在黨內很明顯地居于統(tǒng)治地位，政黨是以公職部分為中心形成的，基層組織和獨立的中央還沒有完全成型。在群眾型政黨中，黨的基層組織和中央共同居于主導地位，盡管產生于議會中的政黨和從地方發(fā)展起來的政黨是有差別的，前者公職部分的作用較大，而后者較小，無論如何，其鼎盛時期更多的是黨的中央處于統(tǒng)治地位。與這兩種型式不同，全方位政黨的本質是黨內這三個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是相互沖突而處于轉型之中，矛盾的焦點集中在黨的中央。在這一階段，黨中央是基層控制黨的公職部分的代理人，還是作為公職部分的代理人以指導基層組織或支持者，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而在卡特爾型政黨中，黨的公職部分已經明顯處于優(yōu)勢地位。由此看來，全方位型政黨是由群眾型政黨向卡特爾型政黨的一種過渡形態(tài)。

　　從政黨卡特爾化的過程中可以找到公眾疏離政治和政黨的原因。在這一過程中由于黨的領導層或公職部分越來越獨立于他們的基層組織和追隨者，加之他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國家事務和形成自己的圈子以及忙于自己的事務，從而使黨的傳統(tǒng)的支持者感到不滿，因而不可避免地疏離于黨的領導層，最終還會導致疏離政治。同時，由于黨的公職部分所享有特權并主導政黨的運作，可以使用國家補貼、雇傭專職人員、利用贊助和自己的政治權威等資源以加強自己的地位，從而使政黨在整體上被看成是特權集團；
與此相伴的自然是黨的基層組織的減少和弱化，以及各政黨為了保存自己的組織和力量而或多或少地融入國家，因而降低了自己在公眾心目中的合法性。

　　注釋：

　�、佟�A. Ware, Citizens, Partie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p. 120～121.

　�、� M.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 Methuen, 1954 : pp. 62～67. Trans. Of Les Partis politiques. Paris : Armand Colin, 1951 ; M. I. Ostrogorski,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Macmillan, 1902:i.

　　③ I. ,Jennings, Cabinet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7～18.

　�、� G. Roth,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A Study in Working ClassIsol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Totowa, N J: Bedminster Press, 1963 : p. 32.

　�、� A. Panebianc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 ～11, pp. 24～25 ,　pp. 30～32.

　�、� L. Sv sand,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Norwegia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 S. Katz and P. Mair(eds.), How Parties Organize :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London: Sage, 1994: p. 15.

　　⑦ Richard. S. Katz and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995 :p. 202.

　�、� 李路曲：《導致歐美政黨權力結構變遷的原因及相關爭論》，《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6年第3期。

　　⑨ R.S. Katz, A Theory of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 Balr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pp. 31～32.

　�、� S.E. Barnes and M. Karnse, et al., Political Action: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9: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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